從歷史發展來看，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一是經濟發展，二是隨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而產生的中產階級的崛起與壯大，而目前西方國家經濟的長期停滯與衰退，以及隨之出現的中產階級貧困化無疑是西方民主制度危機的根源。大多認為香港“占中”是一場顏色革命秀，實際上香港占中與美國占領華爾街等是如出一轍，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說是民主制度的危機，而這種危機都源于現代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危機，而現代社會經濟結構或者講世界發達國家與地區的資本主義危機又源于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全球化導致了資本與分工的再分布，特別是加速發達國家與地區資本與產業的外流與轉移，由此結果是經濟增長的停滯，失業率的上升，中產階級的貧困化，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以及高工資，高稅收與高福利體制的難以為繼。所以，香港占中與美國占領華爾街都是這一危機與問題的表現，它們反映的都是人們特別是中產階級對民主制度的一種迷失。

　　現代社會應該以資本還是應該以社會福利為中心?一般認為兩者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資本投資，經濟才能增長，經濟增長才能推動社會就業，政府財稅以及提高社會福利。但是，事實上兩者又是矛盾對立的，因為工資，財稅與社會福利提高意味成本提升，利潤下降，結果資本投資就會萎縮，資本投資萎縮，經濟增長就會下滑停滯。反之為了吸引投資，政府就要控制成本，控制福利與工資，讓資本投資有利可圖。現代經濟這種矛盾產生的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現代經濟與社會是建立在私人投資基礎上的，而私人投資是建立在利潤驅動基礎上的，沒有預期利潤就沒有私人投資，沒有投資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經濟就衰退，經濟衰退，社會矛盾就會激化。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成本在不斷提高，預期利潤在不斷下降，由此結果是私人投資的停滯，顯然這是現代經濟與社會陷入困境的根源。美國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我們所了解的世界的終結：21世紀的社會科學”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正在受到一種結構性的制約，人們已經不再能夠駕馭，而這種結構性的制約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農村化的結果，這是非常超前的現象，將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體完成。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成本在全部創造價值中的比重將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長期后果，這導致了生態的枯竭，這就使投入到全部創造價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結果，它對公共開支不斷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衛生保健和終身收入的保障上，這就使稅收開支在全部創造價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種力量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大規模的長期的對生產利潤的結構性壓縮，而且使資本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贏利。由于資本的無限積累是定義資本主義作為歷史體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種制約使這一體系的最初動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資本主義面臨結構性的危機。

　　根據工資鐵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工資不可能絕對提高，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但是從資本主義發展來看，實際平均工資水平在整個世界經濟中所占生產成本比例是不斷提高的，其原因一是由于工人的政治覺醒與不斷斗爭。二是由于資本主義國家選擇了一條改良主義道路以避免革命的爆發，所以馬克思與列寧預測的無產階級革命并沒有最終發生。三是資本家認識到如果生產汽車的工人買不起汽車，那么我生產汽車賣給誰呢?他們認識到通過提高工資可以增加社會購買力，擴大內需。但是目前問題是工資上漲了，利潤下降了，沒有利潤，資本家也就失去了資本積累的基礎與投資的興趣，或者他們選擇將生產轉移到工資低的國家去，由此結果自然是不僅高工資難以維持，而且失業率居高不下。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瓶頸來自于成本外化或者講環境破壞極限的制約，對于這個制約事實上我們也不陌生，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正在導致環境破壞的加劇。不錯，發展是一件好事，但是發展總是有代價的，如果代價大于發展的好處，那么這種發展就到了極限，或者說這種發展事實上是一種破壞。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發明出一種無污染的發展方式，那么在現有的情況下，就存在由誰來承擔環境污染的成本問題，是成本外化，讓政府與社會承擔還是應該成本內化，讓企業公司承擔。如果是前者，就要大幅度增加納稅，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會加大公司的利潤壓力，構成對資本積累的制約，最終結果往往是公司將工廠從城市轉移到城市邊緣，從城市邊緣轉移到農村，從農村再轉移到欠發達國家。

　　對資本主義的最后一擊來自于資本主義體制內政府功能的擴大與稅收的不斷增加，小政府，大市場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征，但是從資本主義發展來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縮小而是不斷擴大，特別是隨著福利國家的產生，政府已經儼然成為社會的保姆，之所以產生這種反向發展趨勢一自然是西方國家民主化的發展，是階級斗爭的結果，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功能的擴大與社會福利的發展可以說成是為了馴服危險階級而付出的費用，這也就是為何馬克思預見的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的原因，因為資本主義自己改良了。二是由于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經常性經濟危機迫使或者不得不要求政府出手拯救，事實上資本危機往往通過政府之手，然后將危機轉嫁于社會，由社會來承擔危機的成本。而政府功能的擴大意味而且必然意味國家稅收的提高，因為政府不是生產性機構，它沒有錢，要錢就要增加稅收，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那么，政府能夠向誰征得稅收呢?只能是富人，但是政府向富人征稅，在達到一定水平時自然會嚴重影響進行資本積累的能力，稅收增加，利潤下降，反之亦然，富人或者公司往往選擇如何避稅，逃稅或者選擇一走了之，于是政府不得不把眼光再轉向那些留下來的富人與公司，直至最后一個富人。

　　從歷史上看，西方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的，特別是隨經濟發展而出現的中產階級的崛起與壯大顯然是民主制度發展的基礎。而目前發達國家與地區由于資本和產業的轉移，經濟增長的停滯顯然是導致中產階級貧困化與民主制度危機的根源。誰掌控資源和生產資料，誰將決定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以及財富的分配，無疑在現代社會結構中是資本而不是國家和社會控制資本與生產資料。在過去的20年中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掌控資本和技術，它們為了追逐利潤，一方面推動了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整體經濟的增長，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又導致了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因為發展和增長是以犧牲國家利益和中產階級貧困化為代價的，財富正以幾何級數集中于全球少數跨國公司，它們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生產，70%的對外投資，三分之二的世界貿易，70%以上的專利和其它技術轉讓，在美國1%最富有的人掌控了社會財富的40%，由此正在把世界推向一個動蕩和危機的時代，推向一個當公司統治世界的時代，公司已然成為世界和國家的幕后主導者和統治者。對此人們必須不得不反思何種制度才能代表民眾的利益?我們要怎樣才能建立起一個更具可持續性，同時在經濟和社會上也更公平的世界呢?所以，無論是美國占領華爾街，還是香港“占中”反的正是資本以及政府對資本的軟弱無力，本質上恰恰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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