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政府”是19世紀英國思想家密爾提出的。他在《代議制政府》一書中對“好的政府形式的標準”進行了深入探討。在密爾眼中，最好的政府形式莫過于代議制，因為在代議制下，公民有發言權，可以參加政府、擔任公職。可以說，公民是支配政府行為的主人。但他同時也承認，已經確立了代議制的英國，仍有許多弊病和危險。

　　時代在發展，人們對“好政府”的認識也在進一步深化。多年來，各國的政治實踐告訴我們：即便代議制下的選舉賦予政府形式上的合法性，卻未必能實現良政善治，成為名副其實的“好政府”。一個想當“好政府”的政府，除了民主要素外，還必須具備足夠的權威，進而拿出漂亮的執政成績。以為搞了自由選舉和多黨執政，就自然而然產生“好政府”的想法，是犯了“幼稚病”。

　　多年來，西方國家在向世界輸出民主的時候，片面強調競爭性選舉，卻刻意回避這種選舉能否給該國帶來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一些非西方國家對此認識不足，盲目引入西方民主。雖然競爭性選舉的規則和程序賦予這些政府形式上的合法性，使之不至于完全崩潰。但因歷史和現實等原因，這些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威推進有利于國家發展的政策，成為政治上的“跛腳鴨”，最后不得不寄希望于西方的經濟援助、政治支持。

　　從西方國家自身來看，它們雖然搞選舉、搞制衡，但政府其實并不弱勢。以美國為例，總統雖經選舉產生，也受到立法、司法機關的制約，但權力依然很大，是“自由世界最有權勢的人”。根據美國憲法，總統不僅是最高行政首長，還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國會通過的任何立法議案，總統不簽署就會被打回。總統提名和任命內閣官員，雖需國會認可，但官員任用的權力事實上仍集中于總統;即便是行政權內部，權力也日益由內閣部長、官僚系統向總統集中。比如，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是負責外交事務和國防事務的最高行政官員。但自20世紀60年代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影響日漸提升，有時甚至凌駕于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之上。作為總統的高級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任命不需經國會批準，也只“忠誠”于總統。人們熟知的基辛格、賴斯等，都是從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做起，獲得總統信任后，再走馬上任擔當國務卿的。

　　政府擴權不獨在美國出現，它是20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政治的一個普遍特征。英國首相的權力在二戰后大為拓展，不僅控制內閣，而且通過執政黨的多數席位掌握國會，在事實上集中了行政和立法大權。日本在1955年形成了自民黨一黨獨大的“1955體制”，使自民黨長期占據執政地位。所謂的“十年九首”，多是自民黨內各大派系之間斗爭的結果。

　　西方國家自由選舉、權力制衡外衣之下的權力集中現象，值得我們深長思之：不管在哪個國家，選舉和分權都不是政治萬靈藥。要想產生“好政府”，必須有相應的程序確保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民主性，又要有相應的辦法確保其具有權威性。二者之間的平衡點在哪里？這需要各國結合自身的歷史和現實國情去探索、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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