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認為，國家的經濟增長有賴于高質量的制度，這種制度的核心特征包括：私有財產、市場主導、政治民主與法治等。在正常情況下，通過這類制度，投資者可以對該國的宏觀經濟有穩定的預期，對其財產有足夠的安全感，不可避免的私人風險也可以通過社會保險機制予以一定的化解;在國家層面上，這類制度保障私人利益和社會目標的協調一致，從而在個人競爭的基礎上看似實現了社會的最佳效益。這種所謂“最佳”的制度安排目前是自由主義的根本吁求，也是西方國家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華盛頓共識的主要內容。

　　問題是這類藥方在現實中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方面，實行這些制度的西方國家走在繁榮、富強的道路上，人均GDP和收入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至于某些西方學者自詡為已經是“社會主義”，盡管西方國家正面臨資本主義固有弊端所帶來的長期困擾;另一方面，奉行這類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卻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國民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城市中貧民窟林立，貧富分化日趨加大，匆忙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也極其脆弱，隨時面對反對黨、軍閥和敵對國家的威脅。同一張藥方，為什么效果截然相反?

　　最有說服力的答案包括兩個，一是這類制度并不是中性的，對于西方國家它可能是繁榮的原因，對于發展中國家則可能是災難的禍首;二是這類制度并不是西方發達的根本原因，而是發達的結果，處于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無力支付這套制度。肯定第一個答案意味著尋找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結構性聯系;肯定第二個答案則意味著要從歷史中尋找新的發展路徑。在二者之間尋求“非此即彼”的選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運的是，現有的世界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同時肯定了以上兩個答案。

　　從歷史上說，雛形中的西方制度是對內、對外剝削掠奪的結果。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堅船利炮，燒殺搶掠，從亞非拉國家掠走了大量的土地、財富和勞動力;與此同時，作為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又對國內的工人和農民極盡剝削、掠奪之能事。這一切都是發生在19世紀的真實歷史，這個時期中國在一次次的戰爭中被迫割地賠款，而馬克思、恩格斯則對西方的資本主義本性進行了深刻的揭露，撰寫了《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這個過程的結果是：一方面，西方國家確立了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地位，他們擁有大量的財富、經驗和技術;另一方面，這些對內、對外的掠奪及其利益使得占據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獲得某種共識，從而建立起屬于資產者、貴族和白人的“民主”雛形。

　　這種歷史是如何結束的，又是如何走到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西方的暴力掠奪激起了亞非拉國家的反抗，最終爭取到各自的獨立主權。在新的環境下，西方國家改其道而用之，將以自由市場和民主選舉為核心的西方制度作為取代暴力掠奪的主要工具。他們通過老牌帝國主義手段建立起來的貿易優勢，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源源不斷地從世界各地攫取財富，用于本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建設，包括提高社會保障、緩和階級沖突，在國民內部樹立自由市場的共識，擴大民主權利的人群范圍。與此相反，邊緣國家則由于財富的被剝奪，陷入日趨嚴重的貧富對立，沒有足夠的共識自然難保民主的穩定性。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認為：“高質量的制度不僅是經濟繁榮的原因，同樣也是其結果。”這種反向性的因果關系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現存的“西方制度崇拜”。綜合上文的闡釋，我們可以對制度與繁榮的關系得出更精彩的結論：對于西方國家來說，西方制度在歷史上更多的是掠奪暴富的結果，在今天則成為維持發達的原因;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西方未崛起之前，采用西方制度也許能夠使他們繁榮，但是在現存的“中心—外圍”式世界體系中，西方制度更可能是致命的毒品，是他們欠發達的原因。

　　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里成功抵御了西方制度的壓力，實現了自身的高速發展，那么發達之后的中國會重復西方制度嗎?答案是否定的。西方制度并不是永遠有效的，在資源、環境和生態約束越來越大的今天，西方制度的可持續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認為西方制度已經“病入膏肓”，“如果我們繼續目前的‘常規道路’，我們將迎來噩夢般的世界”。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東方大國來說，以消費主義為主導的西方制度不可能實現中國持久的社會和諧與人民幸福。未來，社會主義中國將具有更宏大的世界意義，更為強調生產和消費的計劃性和節制性，在公平與發展之間尋求一種“中庸”的智慧，更多地為本國以及世界民眾提供保障和福利。這將是中國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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