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光的文章提到階級斗爭和專政，這大大地刺激了黨內外公知們的神經，引起群咬和圍攻。其實，王偉光的文章對于現實和轉型過程的揭示，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群策群力加以展開討論，本文是老田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經驗，作出的一點初步的判斷。其實，被統治階級組織起來反抗，那種形態的階級斗爭在人類社會和歷史中間是偶然的反常形態，通常的階級斗爭體現為統治階級如何看待被統治階級最基本的政治利益利益訴求，這是階級斗爭的常態。所以，分析階級斗爭最好是把統治階級放在視野的中心位置來進行觀察。

　　1、毛澤東1942年提出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知識存在形態的“二分法”：“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到了1963年他在這個二分法基礎上，分出一個科學實驗，成為三分法：“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毛澤東：人的準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在毛澤東那里，階級斗爭就是社會科學的內核，是人類關于社會知識的全部。而一個社會的階級和社會結構，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具有最優先的位置和最高說服力。

　　2、統治階級的再形成過程：1978年以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搞活”，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先貴并且擁有了超額話語權，與這個最主要的社會結構變化相對應的是：占有較多份額經濟資本、權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資本精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確實已經成為高踞于大眾之上的統治階級。把改開搞說成是欠缺政治改革配套的經濟改革，并不能完整反映三十多年來社會轉型的全面變化，而從社會結構的演變出發，得出結論則是更為全面和準確。

　　3、統治階級對于被統治階級利益的不兼容程度很高：階級分析作為一種觀察視野，僅僅是對社會結構和精英階層對于資本、權力和話語權占有狀況的確認，尚不足以闡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性質，要加上統治階級如何對待被統治階級的基本政治經濟訴求之后，也就是說，統治階級是否兼容被統治階級的基本政治經濟利益決定了階級矛盾的對抗性，僅僅描述作為社會結構的階級現象，還不足以得出真正的結論：階級斗爭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種方式和程度存在，而作為政治沖突的階級斗爭性質，完全依賴統治階級是否兼容被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目前，中國的統治階級對于被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的兼容程度極低，不僅剝奪體力勞動者(工人農民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使其感到沒有出路，而且對于統治階級的替補和候補成分——小資白領的大多數——的剝奪程度也相當高，使其中大部分人感到當今社會毫無出路。也就是說，中國的階級矛盾是很尖銳的，階級矛盾的對抗性程度較高。如果階級分化和利益對立，無法被人們確切地感知，顯然談起階級斗爭真有可能“撕裂”社會，而掩蓋階級斗爭說不定真的有助于建設和諧社會，假如階級分化和對立特別是對于被統治階級利益不兼容的狀況很嚴重，很容易被感知，就不存在所謂的撕裂問題——畢竟會原本就已經被撕裂為互不兼容的兩大群體。毛教員說“階級斗爭為綱，其余都是目。”不僅包括階級分析法，還包括統治階級對于被統治階級基本政治經濟利益的兼容性判斷，兩者合起來才構成完整的“綱”，與“目”成為對稱。

　　4、統治階級排斥的社會階層非常多：站在統治階級對立面的廣大民眾，不僅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白領的大部分，這兩撥人對于階級矛盾的感受大部分相同——統治階級那里沒有出路，但是對于解決階級矛盾的取向則截然相反。CJQ教授曾經精辟地指出：當權派形左實右，小右派形右實左。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條件下，政府形象往往極差，處于動輒得咎的地位上，網絡和媒體上批判政府的聲音都擁有大批熱情的聽眾，不管這些批判的聲音到底是“左的”還是“右的”，換言之，階級矛盾尖銳化時代的主旋律是：政府喪失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的領導權。

　　5、統治階級再形成如何可能：改開搞年代是承接文革時代而來的，所有的官方敘述都是從“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這是一個有待梳理的重大轉折，其思想和政治內涵尚未得到充分清理。不過，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指出：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同盟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性是根本性的，五一六通知的措辭是“黨閥”和“學閥”，十六條的措辭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是公有制社會里頭的統治者。著名的蕭功秦教授所宣揚的“新權威主義”，完美繼承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敘述的走資派理論，不過蕭教授也不是簡單抄襲，而是一種“倒過來”的走資派理論，張姚等認為黨閥和學閥聯手搞資本主義復辟是壞事，蕭教授則認為這是好事，而且，還需要把權力集中地掌握在權力精英階層手里(蕭教授還說要是民主化的政府就沒有能力把幾千萬工人下崗)，話語權由知識精英壟斷起來以“培養公民文化”，整個社會關系的改造則交由資本家群體去培植所謂的“契約精神”，這樣才能夠保證復辟事業的順利推進。應該如實地說，就社會結構轉型和再造的推動者而言，蕭功秦教授與張春橋姚文元的看法沒有區別，只是張春橋姚文元否定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按照其階級本能去擠壓平民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由此推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而蕭教授則反過來予以全盤肯定和褒揚，并且說為了避免“紅衫黨”和“黃杉黨”的互毆，還需要由精英階層繼續壟斷權力和話語權，不能開放民主。綜合張春橋姚文元和蕭功秦教授的內在共識，中國近三十多年的轉型最初是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推動的，當今中國階級結構的形成就是權力和話語權主導的，按照蕭功秦教授的看法，這個過去存在的現象還是繼續下去的必要，否則國將不國。蕭功秦以新權威主義曲折地重申張春橋、姚文元曾經全面表述過的走資派理論，在反面證成了那種社會結構分析法的有效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那種社會結構分析法的理論預見性，一些網友研討繼續革命理論被一些自由派指斥為“文革余孽”，但蕭教授就不同，他能夠更大程度地提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學術信譽”卻沒有余孽的帽子，這將使得他能夠比任何一個人都能夠更多地證成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學術信譽(當然是從反面進行的)。

　　6、統治階級不妥協的階級意志：組成阿拉善協會和壹基金會的資本家群體，業已提出“官學產煤”四大同盟的政治主張，這個主張的背后折射出一種堅決不對社會下層“妥協和讓步”的堅定意志。任志強長期堅持房價還不夠高、還能夠繼續上漲的預測，這種預測是否正確毫無價值，有價值的是：作為資本家對于利潤的欲望與多數小資白領成為“房奴”的矛盾對恃中間，資本家群體根本不考慮讓步和妥協。高房價背后，是由地方政府、銀行和地產商組成的“三頭分利同盟”，因為城市中間底層勞動者業已不可能成為合格的購房者，所以，實際上站在這個三頭同盟對面的是小資白領階層的大多數。朱镕基任上曾經提出要壯大中產階級的政策目標，而三頭同盟的主要受害者群體發言之前——例如鄒濤在網絡上聲稱組建“不購房同盟”之前——中央政府業已主動關注中產階級的疾苦，多次主動出臺政策要調控房價，但是，房價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系列調控中間一路走高。這個事實說明：不僅是資本家群體主張實行強大的“官學產煤四大同盟”，證以房地產業的現實，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商、銀行和地方政府確實是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分利同盟，這個同盟力量之強大業已超出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范圍，能夠毫無顧忌地實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絲毫都不考慮對候補統治階級群體(小資白領)的讓步。xxx作為統治階級內部有覺悟的人士，注意到社會矛盾激化的危險，提出在經濟上要向底層讓步，在思想上(至少是在唱紅歌方面)要小小地迎合一下底層反抗所選擇的政治文化符號，結果被統治階級內部強勢之手構陷和大V扣上“左派”帽子，予以肉體和精神上的全面鎮壓。xxx的認識起點其實與作為地主階級改革家的王安石很相似，其結局也很相似，其遭遇都一樣體現了統治階級不妥協的意志。

　　7、被統治階級反抗意識形態的分散化現象：統治階級的強大和強勢，與被統治階級的渙散和無力，互為因果。中國統治階級所排斥的界限，大大高于傳統統治階級，把大部分小資白領都納入受排斥的對象。但是，三十年來學術西化的結果，使得小資白領和底層民眾分別選擇了兩套互相對立的反抗符號，小資白領竭力高舉民主和市場化的大旗，而底層民眾則回歸毛澤東這個政治符號。在網絡上，這兩個符號相互沖突，構成一種“文革余孽”和“美分黨”的對立和口水戰。除了那些統治階級內部的聰明才智之士外，大多數“美分黨”是那種“形右實左”的受壓迫者受剝削者。這種反抗符號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種反抗行動歸于無效，在反面促成了統治階級的強大和強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統治階級的不妥協意志，還因為存在著實際上的“李代桃僵”策略而強化，主流經濟學家說中國的市場化還不徹底，政治學教授說中國還沒有走到民主化政治的時間段，這種種符合統治階級需要的學說，都把社會怨恨集中到政府和權力精英身上，使得資本邏輯下的擴張和壓迫行為得到很大程度的遮蔽，也因而變得更加毫無忌憚。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占據高校講壇，大量小資白領都是從高校這樣的社會生產性加工過的，因此，就自然地認定政府干預的存在是社會不公的源頭，由此形成了那種“形右實左”的反抗話語，并發自內心地與傳統共產黨意識形態符號對立起來。這正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間指出的那種現象：在物質生產領域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精神生產領域同樣占據著統治地位。

　　8、資本不愿回憶交稅將導致“人頭稅”的復歸：經過十數年的無效房價調控之后，業已在輿論宣傳方面完成了“人頭稅”復歸的動員工作，普通民眾逐步提高了接受收取房產稅的心理承受能力。從統計數據看，購房信貸在房地產業資金來源中間不到六分之一，而所有出臺調控房地產的政策措施，都是把購房者的購房相關行為作為調控對象，從來不以“三頭同盟”為政策調控對象。這個事實深刻地揭示了：中央政府對于最強大的地產分利同盟毫無政策調控能力。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大地產商人王健林夸獎中央政府說：這次沒有提調控房地產是一個進步。預測以后稅收政策演變中間，對于利潤和經濟流量征收的稅負將會逐步減少，而針對生存條件——首先是住房——征收的稅負將會增加，不出意外的話，房產稅的征收將會逐步地擴大到全部住房，這首先可能會經過幾個階段過渡：首先是對單個家庭擁有一套以上的房產征稅，逐步過渡到單位人均面積以上征稅，最后實現對全部房產征稅。估計中國以后的地方稅中間，會逐步地變得與美國相仿：房產稅將會成為最重要的部分，而由地稅支持的各項公共事業例如教育等，都將由以房產稅為中心的“人頭稅”來解決。從長期后果看，資本不愿意交稅，也將有能力把稅負轉嫁給民眾，央視曝光暴利行業——地產商——高額欠稅數字，這是地產商階級本能的體現，同時也檢驗出地產商與官員緊密結盟的法律后果(不交稅卻不會受到追究)，是檢驗“官學產煤四大同盟”緊密度的重要指標。稅負轉嫁的長期趨勢和平民心理接受程度提升，體現的是“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力量及其不妥協階級意志。也就是說，房地產三頭同盟及其不受中央政策調節的事實，體現了中國國內階級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程度。嚴重的階級力量對比失衡，讓統治階級成員看不到對下層讓步的必要性。

　　9、階級斗爭中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毛澤東《矛盾論》中間提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其實是映射真實社會中間的階級斗爭狀況，那些擁有權力、金錢和武力的統治階級是有優勢的一方，占據主導地位，階級斗爭的對抗性質和斗爭的方式都將由統治階級決定，近似于物理學中間的作用力;而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只是反作用力。主要和次要的措辭，其實意味著社會中間無法實現物理學那樣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對應和均衡關系，統治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作用力，遠遠大于和早于反作用力，因此，統治階級有能力向外擴張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直到被統治階級無法生存不得不奮起反抗的那一點為止。不過，社會和歷史中間缺乏均衡，反作用力一旦被組織和凝聚起來，就必然地要大于作用力本身，最終達到徹底葬送統治階級的一切優勢為止，這其實就是歷史上王朝循環所揭示的“階級斗爭邏輯”：先是統治階級依仗政治、經濟、文化和武力方面的優勢，毫無節制地壓榨被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難于生存的客觀條件導致其反抗成本接近于零，這就滿足了被統治階級全面覺醒和反抗的門檻條件，結果，在長期的階級搏斗中間被統治階級曲折地完成自己力量的組織和凝聚過程，最終達到全面壓倒統治階級力量的優勢并埋葬之。

　　10、毛時代的階級斗爭史和斗法：毛時代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雖然確實結成了要葬送社會主義制度的神圣同盟，但還不能夠說這兩撥人就已經成為統治階級了，還只能說是“準統治階級”。不過，在基層政治生活中間，當權派(權力精英)往往和民眾中間投機性最強的那一部分(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結合起來，損害多數人的政治狀況，這個壞干部+馬屁精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在每一個單位內部都構成封閉的小圈子，其中圈子內的少數人可以毫無節制損害圈外人的利益，這種狀況也不能夠說就是標準的階級斗爭，但是確實在每一個單位內部復制了少數人得益和多數人受損害的沖突結構，這在反右擴大化、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資反路線”中間都有普遍而典型的表現，這也只能說是“準階級斗爭”。這種“準階級斗爭”寄生在毛時代的群眾路線中間，把群眾路線徹底異化為一種壓抑多數人的小圈子利益。文革期間，毛澤東和文革小組包括周總理支持那些受到損害的人群起來造反，結果是重新打開了一個新型的公共政治領域：在這個公共領域中間，造反派批判走資派和保守派的資反路線，當權派和保守派聯合起來鎮壓造反派，文革結束之后，鄧小平說“兩派都錯了”是重新封閉這個曾經開放的公共政治領域，把造反派鎮壓下去(胡耀邦領導“兩案領導小組”主導全國的揭批查運動鎮壓人數超過2000萬，其中浙江一省就超過400萬人，云南超過150萬人)，給保守派中間少數人提干補償之后讓大多數保守派也滾到一邊去、在政治上徹底邊緣化，此后就開始了當權派壟斷權力不受群眾監督的權力膨脹過程，封閉了那個文革期間到處存在的公共政治領域。在文革期間曾經開放的公共政治領域中間，當權派和保守派的神圣同盟也是血債累累，據自由派人士宣傳說胡耀邦和葉劍英都說過文革整了上億人，那么，這個上億人中間被鎮壓或者挨整的造反派人數要占據百分之七十以上，剩下還有百分之二十幾是當權派和保守派迫害“非文革派”(例如陳小魯等人積極參與的“打黑五類”)。文革是毛時代階級斗爭最為典型的時期，這個運動的演變中間，是那些準統治階級操作的準階級斗爭，去鎮壓異己或者傷害無辜，如果說整人或者鎮壓行為看起來還帶點偶然性的話，那么封閉向普通民眾開放的政治領域則具有必然性。要說文革證明了階級斗爭理論有什么不準確的地方，那就是：文革期間曾經被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復辟力量的知識精英，絕大多數是參加了文革派一方，反對當權派和保守派神圣同盟的倒行逆施。在文革結束之后，知識精英階層才更為緊密地與權力精英階層結合在一起，共同編寫謠言基礎上的文革史，把文革期間“反文革派”所做的一切法西斯行為都蓋在“文革派”頭上，也許這是一種入伙的“投名狀”，或者這也是體現階級斗爭規律的現象，畢竟法國學者布迪厄說過知識精英是統治階級中間的被統治階級。

　　11、革命年代的階級斗爭斗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在共產黨革命的年代，農村社會中間地主富農階級擁有可出租的土地和余糧，也就是說具有經濟優勢，而貧下中農擁有人數方面的優勢，也就是說人多，雙方的斗爭方法，直接地與各自的優勢聯系在一起。1925年韶山大旱，地主富農利用糧食絕對短缺的時機，操縱糧價放高利貸牟取暴利，貧下中農在毛教員的領導下組成“雪恥會”開展“阻禁平糶”的斗爭。按照博弈論的概念，統治階級(地主富農)擁有經濟優勢，所以可選的策略集合是市場和物價方面的策略，而貧下中農人數多，其可選策略是組織起來并開展輿論宣傳攻勢來討論什么是正當的什么是不正當的，這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策略，換言之，組織起來搞好宣傳攻勢是與人數多聯系在一起的，強調產權和交易自由操作物價和市場則是與經濟優勢相聯系的。后來八路軍在抗日根據地也是這么干的，雖然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不再分田了，但是組織群眾和顛覆剝削有理思想這兩個方面，是決不讓步的，各個根據地普遍組織“農民抗日救國會”，這樣就形成了多數人的政治和輿論優勢，有了這個方面的優勢，共產黨人才能夠實施國民黨頒布卻沒有能力貫徹下去的“減租減息政策”;建國后的“五反運動”也是這個原理：把工人組織起來再宣傳宣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資本家就迅速混不下去了，自覺要求公私合營。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也指出：沒有政權和輿論的積極脅從，資本主義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這樣，毛教員就概括了平民階層進行階級斗爭的一般規律：組織起來形成政治優勢并開展輿論攻勢，建設起政治和思想方面對統治階級的壓倒性優勢，是平民階層進行階級斗爭的不二法門，或者說僅有的“策略選擇集合”，這個策略選擇集合按照馬列的語匯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論，對于執政的共產黨而言，意味著要長期堅持扶持平民階層的政治優勢和輿論優勢，1962年毛教員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間公開指出：中共不是“全民的黨”必須堅定地站在95%的人這一邊而不是站在5%那一邊。文革的實踐中間，就體現為毛教員、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群眾造反，還辦起各種小報掌握輿論宣傳，批判當權派和保守派的機會主義同盟及其異化群眾路線的行為，目的是防止準統治階級向統治階級的蛻化變質。

　　12、先秦儒家有一個內在的“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論語》中間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荀子說“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儒家把被統治階級狀況看作是統治階級正當性的依據，這個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學的首要命題——必須聯系被統治階級的生存狀況和感受來看待統治階級的優勢地位，隱含的威脅是：那些讓老百姓過不下去的統治階級絕對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對這個思想的翻譯最為傳神“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不像社會學教授那樣強調個人的資產狀況，但卻是整體性地把統治階級的正當性與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感受聯系起來看待，因此，這個思想就不僅僅是一種主張，還是一種政治和社會觀察框架，有著方法論的地位。儒家這種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是從維護統治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出發去看問題的，可以稱之為“敦促統治階級的自我覺悟”，而統治階級采取各種“主動向被統治階級的讓步政策”則是真正意義上的改良和緩和階級矛盾，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改良派就是確實具有“統治階級覺悟”的人。如果認識到統治階級中間的絕大多數拒絕“覺悟”是一個經久不變的現實，那么，組織被統治階級力量對統治階級進行文化和思想上的“斗爭”，視為通過外在壓力逼迫統治階級進行“非自愿的讓步政策”，這其實就是毛教員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在社會矛盾尚未激化的早期就主動組織民眾進行低烈度的政治博弈，試圖以此求得一個社會矛盾的緩和或者矛盾積累過程的中斷。由此可見，儒家希望透過“內圣”路徑培訓出有覺悟的統治階級成員(關注統治地位與被統治階級狀況的內在聯系)去實現“外王”事業，而改良派就是具備統治階級覺悟的人，但歷史上一切真正的改良派都與統治階級無限擴張欲望迎頭相撞而失敗(王安石、張居正莫不如此)，結果，如果要把改良進行到底的話，在邏輯上就要走到如何組織被統治階級的力量去制約統治階級的無限擴張趨勢，這就肯定要成為革命家了。由此可知，因為統治階級個別成員可能有覺悟，但是，其主流或者絕大多數很多是無覺悟的，因此，一切改良派不僅不能實現改良而且還因為其得罪了多數統治階級肯定不會有好下場，在改良派失敗的邏輯道路上走到頭，革命家就出現了。

　　13、目前的階級斗爭新動向是：資本家群體主導下的“官學產煤四大同盟”，要把“李代桃僵之計”進行到底。上世紀八十年代主流經濟學家戴園晨說：改革本來是要到天津的，但只說到通縣，到了通縣之后再說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后才說去天津。這也與姚文元1975年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間預言的“復辟三步走戰略”：復辟派先是要大大地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然后把公有制變成一個空殼再化公為私，第三步是建設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目前的狀況是化公為私已經實現了，今天中國工業公有制比重不僅低于1949年，也遠低于抗戰勝利后的國民黨政權時期(當時工業固定資產公有制比重高達65%左右)。按照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需要改變上層建筑來適應完成了質變的經濟基礎，目前，黨外公知和黨內普世派，正在努力推進這一步，2006年的“新西山會議”上，北大教授賀衛方(同時也是美國線人)概括了改革第三步的大方向：就是軍隊國家化、共產黨非法。整體上看，改革的最新步驟就是“到了天津怎么辦?”不僅中國的南方系是力推這個方向，就是海外的輿論宣傳，都助推這一努力方向，按照姚文元的措辭就是要“建設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后的某一天，可能會有人出來說，姚文元比海內外任何一個人都更為準確地預見到了后幾十年的中國演變邏輯，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說法，那可不是什么左派捧出來的，而是海內外公知、黨內外普世派聯手追捧的成績。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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