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新左翼文藝群

　　（4新-4）

　　楊 魯：主義之辯兼評時事

　　引子：筆者自9月23日在《紅旗文稿》上看到這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文章，旬月之余，口誅筆伐者有之，主張正義者有之，林林總總，時至今日，筆者粗略統計一番，衍生出來的各種文字不下五十余篇，圍繞《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的爭鳴，其已遠遠超過了所謂的學術爭鳴的范疇，無論是擁護者，亦或反對者，本身就自動分化為了兩個陣營，其實質還是“主義之爭”，亦即文中作者所強調的要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當前社會存在的主要矛盾，以求解當前社會大量存在的“主要問題”，而這些“主要問題”，仍然不過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兩個階級”的斗爭，如此，用“階級分析方法”這條總綱便能撥開云霧見天日，便能解釋了“房子不是為窮人所蓋”之驚天“豪論”底氣何來？正如一段時間以來，甚囂塵上的所謂“占中”運動，“撕裂”的不僅僅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歷史的規律早就告訴我們，每當出現重大歷史事件時，社會必然會“自然”的分化--它本身存在著的不同的階級，這是由于階級社會自身的階級屬性所決定著的，這也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由此，筆者不禁有三問，一問堂堂“人民共和國”為何堅持人民之國體反遭撻伐?二問何人“授權”膽敢肆意圍攻一個國家級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帶頭人?三問如此明火執仗的惡意中傷文章作者的行為是不是“文革余孽”?

　　筆者認為這是一場事關“國體”的關鍵之爭，事關習總書記提出的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中國夢”的“國運”之爭，事關新時期文藝工作者踐行黨的“兩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根本大計。試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之不存，民何以堪?值此黨的四中全會召開之際，更加彰顯了兩條道路斗爭在新時期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突出反映，這是一場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聚焦在一起的斗爭，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這場斗爭還在繼續，一百年也還會有。筆者也湊個數，大概從兩個方面簡要談談個人的一點淺見，權當拋磚引玉之論罷了。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三十年來，為我們的敵人所發揮的淋漓盡致，反倒是被我們自己丟棄的一干二凈的一個觀點。曾經為我們自己信手拈來，為我們的敵人所廣為熟知的“凡是敵人所擁護的，就是我們所反對的;凡是敵人所反對的，就是我們所提倡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武器，這把“刀子”，現在已經被我們弄的丟盔卸甲，甚而面目全非。當敵人對我們發動猖狂、激烈的進攻時，我們反而不知所措，甚至主動放棄自己的陣地，這也就是王偉光院長此文誕生的“社會存在”的重大積極意義，本來是“并不輸理”的一件事，怎么就變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和“義正詞嚴”了呢?倒是那些反對的聲音真真是“理直氣壯”，何其怪哉?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呢?!因此，我們今天領會此文，特別是習總書記近期的“兩個講話”精神，就更要活學活用這把“刀子”，打蛇要打七寸，敵人對我們“直搗黃龍”，我們就要“針鋒相對、寸土不讓”，我們也要直插敵人的心臟。

　　同樣的，我們所堅持的路線、方針、政策，必然會反映在三十年來的社會實踐中來。三十年來，每一項具體的“摸著石頭”的探索如果算是“偶然”的話，這一項一項的“偶然”則匯聚成了今天的“必然”。當肇始于“大包干”的農村改革，如果說的確曾經讓農民兄弟過上了日日枕著白面饅頭睡的“好日子”，那么，誰來反思其實早就注定了今天“失地農民”頻頻出現的必然結局，當然，這也是歷史的辯證法吧，不過是再次驗證了何為小仁小義、何為大仁大義?當“一股就靈”大行其道，作為“老大哥”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的力量被逐漸瓦解、消融，就注定了下崗、再就業、顛沛流離的無產者生活;當教育變成了市場化的工具，我們的孩子們每日間“吼吼哈哈”、“卿卿我我”，而不知“國人的脊梁”為何物，也就必然面臨著畢業即失業、就業即打工、有奶便是娘，不過如此。諸如醫療市場化，又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呢?還有那本該千刀萬剮的住房市場化、主糧市場化、金融市場化，凡此種種，商人逐利乃本分，社會逐利，非取亡國滅種之道，不知為何?遙想當年“美好”的“民國范”：三毛流浪于十里洋場，輾轉于漏船破屋，即使是給“富人”當干兒子，終難逃“黑手高懸霸主鞭”的凄慘命運;“小開”們徜徉于霓虹燈里，三棲明星流連于洋房溫床，衙內衙外、廟堂之高、明鏡之懸，猛然間，猶憶起，當年新中國之初，岸英一次對思齊所講：“三毛的種種遭遇，我和岸青兄弟三人在‘大上海’是都‘品嘗’過的，唯獨沒給資本家當過干兒子。”每當想起這些，如歷歷親見，如感同身受，如淚流泉涌。不由得想問問，時人再次唱響“女人花”時，作何感想?那個“大上海”是窮人的“大上海”嗎?這些，離我們似遠而近。

　　反觀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這個觀點，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是能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是在斗爭中實現的，而不是無為而治的。幾千年的中華文明，無論是人治，還是“法治”，都是在乎一個“治”字，最終的落腳點在乎一個“人”字。正如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講話中指出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做“先覺者、先行者”，那么，我們怎么樣才能更好地發揮“社會意識”的反作用呢?發揮出“正能量”呢?一要腳踏實地接地氣。要樹立“兩為”方向，這是一個根本。只有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和怎樣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才能夠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不然，就變成了“知識越多越反動”。多年以來，我們只要一提落實黨的文藝工作政策，似乎就是什么“雙百”方針，有的人是忘記了，有的人是回避了，有的人是害怕了，有的人是歪曲了，但是不管怎么忘記、回避、害怕、歪曲，都改變不了一個注定的事實：一旦背離了或丟棄了這個根本性質的方針，我們也就變成了不辨是非、不辨真假、不辨美丑的“應聲蟲”、“變色龍”。沒有毒草，何談香花，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毒草”終究是毒草，就好像農民不拔除“雜草”，焉能收獲“五谷”，工人不給機械“除銹”，則機械必然變成廢鐵。二要雙百方針求發展。“兩為”、“雙百”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過程，二者自然不可偏廢。只有懂得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根本性，只有堅持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性，才能夠在“社會存在中”踐行文藝的“雙百”方針;同時，堅持文藝的“雙百”方針，就是要團結最大多數的工農兵群眾，而絕不是盲從于此，作為文藝的“先覺者、先行者”，就要走一條團結群眾——站在時代的前沿——為著文藝的新勝利而斗爭之路，這才應是主流的文藝意識，而不應是那些“笑過之后留下一片白地”的“三俗文藝”。新時代的“社會意識”除了應是知道哭是為誰而哭、笑是為誰而笑，我們還要將這戰斗溶于這哭笑之間，并告訴人們有產者是絕不會真心哭著無產者之哭，更不會笑著無產者之笑的。談到這里，不禁令我再次想起那個“房子本就不是為窮人所蓋”的典故，當三世房奴遍人間的時候，我們“先覺者、先行者”更要負擔起“喚醒工農千百萬”的責任，用蘸著鮮血的“饅頭”作“藥引子”，來給人以希望，來療世救人，因為“無產者砸碎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

　　（甲午年閏九月初四三稿 鄂爾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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