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自稱“患病多年，思維能力遲鈍”的何新，在博客上發表《重彈“階級斗爭、專政”老調將撕裂社會葬送改革開放——重新認知階級問題20點論綱》（下稱《20點論綱》），積極地投入了當前思想界“關于階級斗爭學說”的論爭。他認為“這個問題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因此，即使“勉為其難”，也要發表自己的“基本看法”。

　　綜觀《20點論綱》，全文可分為三個部分：一、1——6點，宣布拋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主張走“第三條道路”;二、7——13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與“批判”;三、14——20點，宣揚五千年剝削、壓迫的傳統私有制社會有理!整篇文章，就是一份狂妄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言書。

　　習近平同志就任黨中央總書記后，面對13億人民的不少迷茫，先后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論述，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作了明確的界定，澄清了不少模糊觀念。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分析國際問題和社會現象，應該秉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習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黨校開班上的講話》)

　　可是，何新的《20點論綱》，否定的恰恰就是社會主義道路，批判的恰恰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聲討的恰恰就是習總主張秉持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分析”法，這究竟說明了什么？

　　資產階級右派出于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重新回歸的恐懼，害怕未來中國歷史會沿著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發展，這促使一切要求維護五千年傳統秩序的人們聯合起來，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跳將出來，以求一逞。

　　《20點論綱》的出現，無疑就是當前政治思想領域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表現，是對以習近平為首黨中央權威的一種公然挑戰。非如此，又能作何解釋？

　　宣布拋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鼓吹走“第三條道路”

　　何新《20點論綱》的第1——6點內容，以“回顧”、“總結”方式，否定“前30年”;鼓吹“改旗易幟”，走“第三條道路”。何新認為：

　　“當前中國主流政治理論和學術思維中存在三種思想道統：一是傳統馬克思主義，一是毛澤東思想，一是傳統自由主義(包括個人自由、自由市場和票選政治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思潮)”。(按：實際上只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道統)

　　何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地歪曲為：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簡稱‘階斗論’)”。為了維護自己的“道統”，毛發動文革，“基本目標是反修防修”，搞“極左路線”。

　　什么是“修”?何認為，“就是試圖變更、改變上述毛澤東‘階斗’理論的政治路線”。文革后“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將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即‘階斗論’)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鄧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對毛澤東基本路線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鄧小平以來改革開放路線的根本基礎。”

　　接著，他采取夸張的筆法，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宣稱“70年代末國人所憧憬的所謂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與科技的現代化)目標，現在都基本實現。中國經濟各項指標都已經實現‘超英趕美’(1958年毛澤東提出的目標)。在物質生產領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產出的第一大國，GDP的第二大國。”

　　至于“改革開放中發生的某些政策失誤，導致當今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銳。未來隱伏社會分裂、思想迷茫、民族關系復雜的風險性。”雖也引出了“極其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理論方面的諸多問題”，但只要能“反思、總結和研究”就行。

　　那么，“中國的未來是沿著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按：資本主義]的路向繼續前進(這個方向已經受到中國相當多數百姓的反對)，還是回歸傳統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路向(這個方向有可能導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極左路線的回歸)”?何新的結論是：

　　“傳統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這兩種思潮都是外來的，都是不切合當今中國國情與世界現實的理論。”“這兩條舊路都走不通。中國必須找到第三條道路。這第三道路，就是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復興中華民族之路。”

　　表面看來，何新打出的是擁護習總“中國夢”的旗號。其實不然！

　　人所共知，習總提出的“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句愛國主義口號，也是團結一切愛國人士共同奮斗的一個目標，“中國夢”本身并不是發展道路。這里，何新故意把“目標”混同于“道路”。

　　近代中國歷史早已作出結論：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

　　“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以抽象肯定習近平的“中國夢”方式，卻把習總主張的社會主義道路，篡改成為第三條道路——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因為“回歸傳統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路”已被何新否定!)。這就是何新的主張。

　　習總一直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并早就明確，這是一條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道路!

　　當今世界，雖然有形形色色的“主義”和社會制度。但說白了，其實只有兩家：一家是資本主義；一家是社會主義（盡管現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多）。哪有什么“第三條道路”——即第三種社會制度存在？所謂“混合經濟”也好，“民主社會主義”也好，你不姓“社”，就必然姓“資”，關鍵要看政治路線導向。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排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

　　對馬克思主義的狂妄攻擊

　　何新《20點論綱》的第7——13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肆意攻擊與“批判”。通過否定馬克思主義，竭力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宣揚階級調和。在這部分，他著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進行了攻擊：

　　第一，攻擊馬、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論斷，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

　　何新說：“1840年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19世紀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全面危機與世界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內繼續發展。因此未來屬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1840)。”可是，“事實上，近二百年里資本主義生產力一直在蓬勃發展。當今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仍然是擁有最強大資本、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經濟體系。”

　　先指出一下，引文中有兩個“1840年”，這在史實上都是錯誤的。因為《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年代是1848年而不是1840年!

　　學人一旦變壞，學風也會跟著變壞。1990年初，筆者讀到何新的新著《龍：神話與真相》，當時認為他像是一位“做學問”的人。以后又看過他的一些文章，特別是他幾篇對毛澤東的評論（典型的如《毛澤東是不可思議的神話》），更是言之有據，說理透徹，不由不讓人產生好感；感到他不是個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是一位實事求是、為文嚴肅的學人。如今何新變了，行文也就隨意了，不嚴謹了，以致連文中不應出現的低級錯誤亦隨處可見。

　　何新對馬、恩的攻擊是蒼白無力的，是不符邏輯的。

　　誰都知道，正如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

　　馬、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斷言“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是鑒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它可以預言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的發展趨勢，自然也不可能為它的滅亡規定具體的時日。

　　事實上，自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馬克思主義很快就成了國際工人運動中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洶涌澎湃地沖擊著舊世界。僅僅經過69年，世界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

　　從1917年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俄國誕生，到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形成一個由14個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這難道不正是“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全面危機與世界革命的時代”的明證?

　　當然，新生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在與具有五千年歷史的私有剝削制度的較量中，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直線發展的。因此，在這一斗爭過程中產生反復、歷經曲折，是很自然的。如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雖處于低潮，但這否定不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斷。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至今不過166年時間，這比之長達五千多年的私有剝削制社會的歷史，僅為它的1/30!不錯，在第一個回合的交鋒中，共產主義運動暫時受到了挫折，但無產階級還在，斗爭還在繼續。別忘了，我們同何新的論爭，難道不正是這一斗爭的生動表現?何新憑什么說馬克思主義的判斷是錯了呢?

　　馬克思主義不是唯生產力論。衡量社會制度是否合理?關鍵是要看社會的人，要看絕大多數的社會成員的處境?而絕不只是看總體社會生產力，只看有多少GDP?生產力的發展總是遞進的，后一個社會形態的生產力總是要超越前一種社會形態的。

　　第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宣揚階級調和論。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非常豐富，包括“階級分析”、“階級斗爭”、“階級專政”等內容。何新對這三個部分進行了全面的攻擊。

　　首先，他否定“階級分析”的必要性。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釜底抽薪。

　　何新認為，“所謂階級分析，不過是一種識別敵、友、我關系的社會分類方法。舊的分類標準，一是根據收入來源，一是根據經濟地位，一是依據政治思想(康生)”;“依照政治思想劃分階級是荒謬的，勢必導致階級斗爭的擴大化，這方面已經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車之鑒。”“依據收入來源或經濟地位劃分階級和敵我關系，也是荒謬的”。因為“有錢人中有好人。社會的無產者中有不少反社會分子，即流氓無產者(馬克思曾經說流氓無產者最反動)”。

　　“階級分析”，是馬克思主義認識社會的一種基本方法論，它是由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所決定的。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人所處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思想表現盡管各不相同，但就其階級利益卻是最為本質的。因此，只有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社會現象，才是科學的。

　　何新先用文革“資反”路線推行的極“左”政策——會“導致階級斗爭的擴大化”，來否定“依政治思想劃分階級”;進而又以“有錢人中有好人。社會的無產者中有不少反社會分子，即流氓無產者(馬克思曾經說流氓無產者最反動)”，來否定“依經濟地位”來劃分階級，這能成為嚴肅的立論嗎?

　　也許何新因“患病多年”降低了他的智力，竟然會以三歲小孩式的“好人、壞人”論來否定“階級分析”法。

　　他更反對列寧的階級定義。認為依“占有”他人勞動成果——剝削——來劃分階級，“當今非勞工階級的眾多社會集團(包括官僚集團)，都有被認定為剝削者的嫌疑”，那會造成打擊一大批!

　　一句話，不管用什么標準，何新他一概反對社會上的人們進行階級劃分。因為他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

　　其次，他反對“階級斗爭”理論，認為革命斗爭是一種“禍國殃民”。

　　人所共知，階級斗爭是社會歷史的一種客觀現象。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與被統治階級的不同形式的反抗、斗爭，都是階級斗爭的具體表現。“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剝削，哪里就有斗爭。”這就是鐵律，誰也無法改變。要消滅階級斗爭，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消滅階級，才能消滅階級斗爭。

　　列寧關于階級斗爭的定義，只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對無產階級反抗的表述：“什么是階級斗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斗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斗爭,雇傭工人或無產者反對私有主或資產階級的斗爭。”

　　何新卻把這一表述，看作：革命是可以不講條件，是可以人為制造的一種社會動亂。這只能說是對歷史的無知，才會得出“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掀起新的階級斗爭——則中國社會必將再度被撕裂，經濟發展進程將中斷，中國將發生新的內戰和革命。這是禍國殃民之論”。

　　再次，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大肆污蔑工人階級。

　　“階級專政”，在近現代史上，實際上有兩種，即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包括人民民主專政)，非此即彼。右派精英們總是諱言資產階級專政，美化資產階級民主;反之，又竭力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而諱言無產階級(人民)民主。何新既然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自然就不能例外。

　　何新認為，中國不能行無產階級專政。為什么?因為在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了多數。這話聽起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這里，何新無意中又把中國社會定性為資本主義社會，從而否定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何氏從“批判”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將消滅中間階級，最終只能存在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論斷著手。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實際上大多數是“中間階級”(何稱之為為“中產階級”)。在他看來，“中間階級”就是“有產階級”。于是就睜著眼睛說瞎話：

　　當今世界，“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中國，今天都是中間階級(中產階級、小中產階級)人數居多。”“根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專政的對象是資產階級。那么現在中國的多數有產者(資產階級和中間階級)都成為被國家暴力專政的對象。”

　　中國有13億人口，根據“人數居多”的判斷，我國至少得有7億以上的人是資產階級(包括中產階級、小中產階級)?這么多的資產階級，一下子就被何新“制造”出來了，真厲害!這就是何新的“學術”本領。

　　用何新自己的話說，當今中國不是存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情況嗎?那怎么可能有“多數人”上升成為資產階級的呢?這不是成了“共同富裕”了嗎?

　　今年7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其中數據顯示，2012年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奧妙在哪里?在于何新偷換了一個“產”字的概念。他故意把對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改換成為“手有余錢”。

　　何新表面上贊成“人民民主專政”，因為“人民”中包含了資產階級。認為改“無產階級專政”為“人民民主專政”“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進步”。殊不知，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而實現的，只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變，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還是無產階級專政。

　　何新認為，中國不能行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據說“無產階級是一個復雜的窮人集合體，其中多數為缺少生存資源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底層藍領工人，也包括大量的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階級具有強烈的反社會性和破壞性。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成為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這種論斷不合時宜”。

　　何新認為，中國不能行無產階級專政。還因為中國必須同國際“接軌”。

　　“在國際上，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根據舊的階級斗爭理論，那么這些國家就都是中國的敵對國，是中國在國際上進行階級斗爭的對象——這種國際關系理論無比荒謬!”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它所實行的外交政策就得同國際上的資本主義國家“接軌”?笑話!

　　難道美帝國主義搞霸權主義，我們也得搞霸權主義與它“接軌”?

　　難道美帝國主義到處干涉別國內政，我們也得去到處干涉別國內政與它“接軌”?

　　難道美帝國主義到處發動侵略戰爭，我們也得到處去發動侵略戰爭與它“接軌”?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得執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

　　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各國人民的命運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我們不需要輸出革命，也不容許帝國主義來侵略我們。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我們執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

　　中國是一個由13億多人口組成的社會主義國家，擁有相當整個歐洲那樣大的國土面積，我們只要自己團結一致，何懼之有?

　　鼓吹“剝削、壓迫有理”，為資本主義大唱贊歌

　　何新《20點論綱》的14——20點，竭力鼓吹五千年剝削、壓迫的傳統私有制社會有理!為資本主義制度大唱贊歌。為此，他拋出了以下“三論”：

　　一是拋出“人類社會不平等”天然合理論，為保持剝削制度辯護。

　　何新無法否認人類社會五千年剝削、壓迫不平等的事實，但卻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認為這是天然合理的社會現象。

　　“人類社會確實是不平等的。社會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級、階層和利益集團，這是幾千年來一切人類社會的實際情況”。他甚至以文革失敗為例，力圖證明這一現象是無法變更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試圖消除這種不平等。但是，這個目標即使在文革過程中也沒有實現(所謂‘走后門’就也是特權現象)”。

　　人類社會的發展真的是像何新所講那樣的嗎?非也。

　　現今的歷史考古學已充分證明，在長達兩、三百萬年漫長人類發展史上，人類一直是生活在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原始社會里。在原始社會里，原始公社成員之間大體都是平等的，包括氏族公社領袖在內，沒有特權，一無例外。

　　私有制的階級社會，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近五千年才形成的。這是人類社會在低級、感性階段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五千年時間雖長，但比之人類兩三百萬年的原始社會史來講，那僅僅是1/600的瞬間!

　　隨著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問世以后，人類必將從低級、感性階段的私有制社會，向高級、理性的階段的公有制社會過渡，進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事實上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至今已存在了97年時間!憑什么講私有制社會就是永恒的呢?

　　文革的失敗能證明私有制社會的永恒嗎?也不能。

　　文革失敗有種種原因，歸根到底，它是世界范圍階級力量對比(包括五千傳統勢力)問題造成的。誠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在社會斗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并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斗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后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空難的?》)

　　顯然，何新的“人類社會不平等”天然合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二是拋出“文革翻案”論，妄圖以此鎮住論敵。

　　何新把文革中由于走資派瘋狂反撲，為混淆敵我，搞階級斗爭擴大化、制造政治混亂所造成的種種弊端一律歸結是文革的“罪過”，從而把文革妖魔化，并把“文革復辟”變成媽媽嘴里嚇唬孩子的“口頭禪”——“狼來了!”這是他在論戰中因理屈詞窮，借助“極左分子”這頂政治帽子來壓住對手的最下三爛的一招。

　　“現在少數極左分子仍要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發動第二次文革”。“然而文革的理論目標是完全錯誤的。文革的指導理論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核心目標是“反修防修”，“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證明，劉鄧的修正主義路線實質就是改革開放路線，是對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為綱撕裂社會的斗爭路線的修正——這種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動歷史進步的、是真正的革命運動。”

　　何新把“改革開放”說成就是“劉鄧的修正主義路線”，我不知道已作古了的劉鄧是否會同意?不過據鄧小平能夠在1979年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事實來看，至少鄧小平是不會認同的。這只能說是何新所強加于鄧的。

　　歷史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社會運動——特別是像文革這樣的、作為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社會運動，不管當事人怎么評價，不管評價的人是什么樣的“權威”，說到底，都必須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它絕不是憑何新宣布一下“錯誤”就能完事的。

　　文革初衷是否正確?當時提出反對修正主義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究竟是無的放矢，還是確有這種危險?現在經過近半個世紀時間的流逝，結論已很明白!它已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還不清楚嗎?

　　何新自己不是也承認，上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新自由主義成為市場改革的主要引導思想，導致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銳。未來隱伏社會分裂、思想迷茫、民族關系復雜的風險性”，“引出了極其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理論方面的諸多問題，亟待反思、總結和研究”嗎?這難道不是反證文革有它的合理性的一面嗎?

　　作為一名學人，為什么就不能客觀地研究一下文革，而非要妖魔化文革，并把它作為洪水猛獸來對待呢?

　　真理總是越辯明的。越是把文革當作禁區，并把它當棍子打人，越說明文革問題需要研究、反思與總結。“文革翻案”論嚇不倒真正的學人。

　　三是拋出“盲從”論，重彈“不爭論”老調。

　　何新似乎是不主張重彈老調的。他本次文章的篇名就是“重彈‘階級斗爭、專政’老調將撕裂社會葬送改革開放”。可是他在17點中卻竭力主張重彈“不爭論”的老調，這就是當前何新主張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何氏寫道：

　　“不爭論，就是回避意識形態的爭論，從而避免由此導致嚴重的政治斗爭和社會分裂。這一方針大智若愚，極其英明。不如此，就不會有近三十年來中國的進步和經濟發展”。“繼續避免陷入和糾纏于錯綜復雜、永遠難以理清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路線爭論，以至使社會再度分派、分階級而陷入嚴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針”。

　　一會兒反對“重彈老調”，一會兒又主張“重彈老調”，這就是何新的邏輯。此種邏輯混亂出現在同一篇文章中，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它只能說明何新已經徹底撕去了“學人”的外衣。

　　借口會“撕裂社會”，反對重提階級斗爭，無非就是掩耳盜鈴的把戲。事實上，隨著兩極分化的不斷加劇，中國社會早就被“撕裂”了!唯一的問題是怎樣彌合。

　　所謂“不爭論”，說穿了，就是你只要“跟著干”，不必問“為什么?”就是搞愚民政策，讓人盲從，推行奴隸主義。這究竟是正道，還是邪道?

　　堂堂一個“著名學者”，居然公然提出這種主張?這只能證明一點，“不爭論”里面一定包藏著見不得人的“臟東西”。

　　何新主張“社會中有什么問題，就應當解決什么問題，但是不要用意識形態的虛擬政治帽子去上綱上線(什么反動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隨意戴什么階級帽子”。

　　一句話：不能階級分析，不能階級斗爭，更不許無產階級專政。這樣，自然容許貪腐分子搞腐敗，自然容許資產階級喪天害理地進行資本增殖，自然容許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階級內外勾結掠奪全民資產，自然容許把一個好端端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平靜地”蛻變成為一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附庸。這就是何文的最終目的。

　　附：何新文章：重彈“階級斗爭、專政”老調將撕裂社會葬送改革開放

　　         ——重新認知階級問題20點論綱

　　【本文提要】

　　古今中外社會中的階級矛盾確實存在。但政治路線不能以階級斗爭為綱。中國今天需要倡導階級合作而不是煽動階級斗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走向民族復興，這是18大以來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所倡導的“中國夢”。在這個時期，重彈過時的“階級斗爭論”和所謂“專政論”，會召喚各種反社會力量和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力量(包括流氓無產階級)，在反對國內外資產階級以及進行新階段階級斗爭的名義下集結起來。“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不合時宜。重彈“階級斗爭”老調，不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因素共同致力于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將再度撕裂中國社會，葬送30年改革開放的全部成果。

　　【何新的說明】

　　我患病多年，思維能力遲鈍，因此久已不能作長論。但是，注意到近期關于階級問題的政治思想辯論。這個問題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茲勉為其難，略述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階級問題論綱】

　　1、當前中國主流政治理論和學術思維中存在三種思想道統：

　　一是傳統馬克思主義，一是毛澤東思想，一是傳統自由主義(包括個人自由、自由市場和票選政治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思潮)。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古典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關于社會的階級分析、以階級斗爭為綱(簡稱“階斗論”)以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至于“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

　　2、文革的基本目標是反修防修。

　　“修”即修正主義，就是試圖變更、改變上述毛澤東“階斗”理論的政治路線。而所謂修正主義者，即試圖改變毛澤東階斗路線的政治代表人物，文革前被認為是劉少奇，文革中是林彪、陳伯達，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時代是鄧小平(他們也確有此心，并不冤枉)。

　　中共11屆3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將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即“階斗論”)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鄧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對毛澤東基本路線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鄧小平以來改革開放路線的根本基礎。

　　鄧小平1975年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就是要修正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

　　[附錄：1975毛澤東的三項指示：文革已經8年，今后以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當時鄧小平命鄧力群撰文，認定這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總綱。后遭毛澤東批判曰：鄧小平不要階級斗爭。]

　　3、中國改革在80年代是摸著石頭探路的實驗性改革，一度曾經以東歐國家的改革作為范本。

　　90年代以后，基于傳統自由主義(即洛克、邊沁、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滲透中國思想界成功，新自由主義成為市場改革的主要引導思想，而自由主義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即各種“普世價值”理論)也乘機而大肆進入。

　　我是國內最早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市場理論并且與其辯論的人之一。我認為近年改革政策的一些重大失誤與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的市場誤導有關。新自由主義理論不應作為經濟政治改革的指導理論。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認為自由主義作為西方學術理論毫無可取，只應當批判、抵制而不應研究、學習和借鑒。

　　事實上，西方自由主義的許多思想內容是重要的、有意義的思想資源，對于改革開放也并非完全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

　　4、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改革和對外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70年代末國人所憧憬的所謂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與科技的現代化)目標，現在都基本實現。中國經濟各項指標都已經實現“超英趕美”(1958年毛澤東提出的目標)。在物質生產領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產出的第一大國，GDP的第二大國。

　　改革開放中發生的某些政策失誤，導致當今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銳。未來隱伏社會分裂、思想迷茫、民族關系復雜的風險性。

　　5、改革開放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也引出了極其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理論方面的諸多問題，亟待反思、總結和研究。

　　但是中國主流政治思想界淺薄無能，一百年來始終無能力形成政治思想體系的新資源。因此中國至今仍然主要只有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自由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三種政治思想資源。

　　當前，中國的未來是沿著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路向繼續前進(這個方向已經受到中國相當多數百姓的反對)，還是回歸傳統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路向(這個方向有可能導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極左路線的回歸)，再次成為當前的政治理論辯論的焦點。這兩種思潮的泛起和交鋒，都直接關系當今及未來中國權力、資源與財產的重新分配問題。

　　但是，這兩條舊路都走不通。中國必須找到第三條道路。這第三道路，就是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復興中華民族之路。

　　6、傳統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這兩種思潮都是外來的，都是不切合當今中國國情與世界現實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思想系統，其中包括正統馬克思主義(又分為青年馬克思，成熟馬克思和晚年人類學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反杜林論》，《論費爾巴哈》、《自然辯證法》是三部代表作)，普烈漢諾夫主義、列寧主義、托洛茲基主義，布哈林主義、斯大林主義，以及歐洲(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等等錯綜復雜的思想脈絡。

　　毛澤東思想體系以及鄧小平思想體系，對于傳統馬克思主義實際都是一種異端。因此30年代的共產國際主流派，以及60——70年代的蘇聯學派(包括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主義)都把中國馬克思主義看作異端，進行過激烈的理論辯論。

　　7、1840年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19世紀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全面危機與世界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內繼續發展。因此未來屬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1840)。

　　但是事實上，近二百年里資本主義生產力一直在蓬勃發展。當今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仍然是擁有最強大資本、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經濟體系。而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變革，也是在引入了大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如競爭性市場制度)、生產力和技術后取得的。

　　列寧在20世紀初認為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即一個或幾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世界戰爭謀求建立世界帝國的時代。這種判斷在20世紀初葉是正確的。但在二戰以后，新帝國主義已經具有跨國性、超國家主權的整體化聯盟的新的特征，即進入了“后帝國主義”或“超國家的新帝國主義”的時代。

　　因此，不根據新的世界形勢發展馬克思主義，仍然簡單化地重新照抄、照搬舊日理論作為認識現實的工具，就看不清當今中國與世界所面臨的極其復雜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深刻變革和真實狀況。

　　8、所謂階級分析，不過是一種識別敵、友、我關系的社會分類方法。舊的分類標準，一是根據收入來源，一是根據經濟地位，一是依據政治思想(康生)。

　　依照政治思想劃分階級是荒謬的，勢必導致階級斗爭的擴大化，這方面已經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車之鑒。

　　依據收入來源或經濟地位劃分階級和敵我關系，也是荒謬的。

　　有錢人中有好人。社會的無產者中有不少反社會分子，即流氓無產者(馬克思曾經說流氓無產者最反動)。

　　列寧對于“階級”的定義是：“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他還說：“階級是這樣一些集團，其中一個集團可以靠另一個集團的勞動為生，可以把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攫為己有。”

　　據此，定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及分類的原則是關于經濟剩余物的占有，即剝削。

　　但如果據此，當今非勞工階級的眾多社會集團(包括官僚集團)，都有被認定為剝削者的嫌疑。

　　實際上，體力勞動并非創造財富與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智能財富即無形資本是創造有形社會財富的重要源泉，這正是剩余價值理論所忽視的一個重大疏漏。勞工階級不是唯一的社會財富創造者和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因此，傳統的所謂剝削理論也需要重新估價。

　　9、關于“階級斗爭”問題，列寧還有這樣的定義：“什么是階級斗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斗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斗爭,雇傭工人或無產者反對私有主或資產階級的斗爭。”

　　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掀起新的階級斗爭——則中國社會必將再度被撕裂，經濟發展進程將中斷，中國將發生新的內戰和革命。這是禍國殃民之論。

　　10、馬克思曾認為，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將消滅中間階級(中產階級)，最終只能存在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這種判斷與今天世界與中國的現實完全不符。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中國，今天都是中間階級(中產階級、小中產階級)人數居多。

　　根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專政的對象是資產階級。那么現在中國的多數有產者(資產階級和中間階級)都成為被國家暴力專政的對象——甚至需要實行對資產階級從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張春橋理論)。

　　這種理論如果付諸實踐后果會非常嚴重。不可忘記，正是這種極端理論的政治實踐，在文革期間導致社會生活的法西斯化，導致文革后期政出私門、毛澤東個人專權的政治狀況。

　　11、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不代表先進生產力，而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新生產力的唯一先進的革命性代表，是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集團。

　　實際上，無產階級是一個復雜的窮人集合體，其中多數為缺少生存資源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底層藍領工人，也包括大量的流氓無產者。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藍領工人地位日益降低的智能經濟時代。新的產業革命(后工業革命)發展迅速，包括機器人在內的新興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而推進這一信息化革命的主要代表并不是藍領勞工，而是白領技術知識精英。藍領勞工階級并不是當代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鄧小平80年代說科技也是生產力，知識分子屬于工人階級——這一論斷拓寬生產力和所謂勞工階級的概念外延，這是鄧小平理論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

　　12、流氓無產階級具有強烈的反社會性和破壞性。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成為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這種論斷不合時宜。

　　實際上，今天的多數中上層工人、勞工階級也并不是無任何資產的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多數人有房、有車、有固定收入。現代勞工屬于中產階級。而所謂無產階級，即一無所有的赤貧無產者和流民階級，不可能也不應當承擔領導社會的責任。

　　因此，重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或“工人階級專政”的舊提法，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對今天的社會現實、社會和諧并不具有任何建設性意義。相反，只可能導致思想混亂和社會分裂。

　　在國際上，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根據舊的階級斗爭理論，那么這些國家就都是中國的敵對國，是中國在國際上進行階級斗爭的對象——這種國際關系理論無比荒謬!

　　如果將這種階級斗爭謬論付諸外交政策，則政治經濟后果將不堪設想(1968年毛澤東下令抓捕外交部紅衛兵頭子姚登山，表明連他當年也無法容忍這種國際問題的極左造反派)。

　　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可能通過在國內讓一個階級專政其他階級，在國際攻擊外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自絕于全世界來實現。

　　13、改革開放以后，由“無產階級專政”的舊提法轉變到“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進步。“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把多數人民(包括社會各個階級)，而不是單純把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放在政權主導者的地位上，這是符合人民民主方向的。

　　“人民民主專政”一詞，最初是中共在40年代構筑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理想時所提出的。但在1949年，毛澤東將這個提法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簡單合一，認為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這在當時可能有意義，但今天已經不能適合當今中國混合經濟的新現實情況。

　　14、人類社會確實是不平等的。社會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級、階層和利益集團，這是幾千年來一切人類社會的實際情況。

　　改革前的中國和蘇聯的社會體制雖然名曰“社會主義”，也并非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社會中也存在各種特權制度和“資產階級法權”。

　　因此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試圖消除這種不平等。但是，這個目標即使在文革過程中也沒有實現(所謂“走后門”就也是特權現象)。文化革命與極權專政，都不是消除社會不平等的方法。

　　15、社會的不平等，當然會導致階層的劃分、利益集團的區分以及階級矛盾和斗爭的存在。

　　恩格斯說：國家是社會矛盾和對立到不可調和的產物。這種論斷符合歷史。

　　國家機器的建立不僅是為了鎮壓，也是為了避免激烈的內部階級斗爭，導致社會的自我毀滅。國家不僅是一個暴力的強制機器，同時也是一個利益分配的調解機構，即各個階級利益關系和社會矛盾的調節機構。

　　而列寧將恩格斯的論斷極端化，提出國家調節社會矛盾的功能是虛偽的，國家機器只能屬于統治階級。列寧關于國家即暴力專政機器的理論，片面地強調了國家的階級鎮壓職能(《國家與革命》)，這一點后來被林彪簡單化為一句話——“政權就是鎮壓之權”!(1966年518林彪政治局講話)

　　但是這種片面強調國家專政暴力性的鎮壓理論，就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在今天鼓吹這種理論，實質是對改革開放和人民民主潮流的逆反，是極其危險的。

　　16、現在少數極左分子仍要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發動第二次文革。

　　然而文革的理論目標是完全錯誤的。文革的指導理論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核心目標是“反修防修”。

　　究竟什么是“修”?50——60年代以來，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緩和國內階級矛盾、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的劉鄧路線，曾經被毛澤東認為就是“修”，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證明，劉鄧的修正主義路線實質就是改革開放路線，是對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為綱撕裂社會的斗爭路線的修正——這種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動歷史進步的、是真正的革命運動。

　　17、90年代鄧小平提出對于意識形態問題的“不爭論”的方針。

　　不爭論，就是回避意識形態的爭論，從而避免由此導致嚴重的政治斗爭和社會分裂。這一方針大智若愚，極其英明。不如此，就不會有近三十年來中國的進步和經濟發展。

　　繼續避免陷入和糾纏于錯綜復雜、永遠難以理清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路線爭論，以至使社會再度分派、分階級而陷入嚴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針。

　　當今中國仍應堅持鄧小平的務實方針。中國應當按照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的向建立現代法制社會和人民民主的國家的方向前進。

　　18、社會中有什么問題，就應當解決什么問題，但是不要用意識形態的虛擬政治帽子去上綱上線(什么反動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隨意戴什么階級帽子。

　　任何國家的國內外，都會有反社會分子和集團，都會有敵對勢力。國家機器有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對之進行暴力鎮壓的權力和職能。但是對這種反社會勢力打擊就打擊，鎮壓就鎮壓，不必援引疑義紛紜的意識形態去戴什么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帽子。

　　特權勢力(包括奢侈無度、欺壓工人的土豪金分子)的問題是搞特權。貪污腐敗分子的問題是貪污腐敗。社會上各種犯罪分子的問題是違法犯罪——并非由于什么他們是不是什么資產階級分子，或者什么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用說不清的階級性給思想貼標簽，例如說孔子代表什么封建地主思想，康德黑格爾是資產階級思想之類階斗論的說法，這是30年前的笑話，現在老調重彈不僅嚇不倒誰，而且顯得更加滑稽荒謬。

　　19、中國今天應當重視研究1940——1950年代毛澤東、劉少奇關于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團結全社會一切可以團結的階級和力量，致力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列寧曾經說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就是蘇維埃搞資本主義。建國初期不那么左的毛澤東也曾說，新民主主義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可以搞資本主義。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是可以調和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系。(詳論見何新的《新國家主義經濟學》、《奮斗與思考》)。

　　20、我認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過時的口號。讓現實中的無產階級(無業流民)對全社會實行專政既是不可能的，也極其荒謬。應該充分發展人民民主，僅僅對少數反社會的恐怖分子、各種犯罪分子包括腐敗分子和破壞國家安全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

　　走向民族復興必須”團結全社會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國家，不是僅僅由任何一個階級壟斷權力的國家。國家對公民利益應當一體公平維護，依法行政，不應區別違法者的地位、階級和身份。

　　古今中外社會中的階級矛盾確實存在。但政治路線不能以階級斗爭為綱。中國今天需要倡導階級合作而不是煽動階級斗爭。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需要全中國各個區域、各個階級的和諧合作，共同奮斗——這也正是18大以來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所倡導的“中國夢”。

　　在這個時期，重彈過時的“階級斗爭論”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論”，會召喚各種反社會力量和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力量(包括流氓無產階級)，在反對國內外資產階級以及進行新階級斗爭的名義下集結起來，否定30年來的改革開放事業。這種老調，實際是對11屆3中全會以來中共改革開放路線的逆動。

　　予非好辯，不得不言也。

　　發表于2014年9月28日“新浪網。何新博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