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不能變成制度迷信

　　——在“《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學術研討暨新書發(fā)布會”上的發(fā)言

　　潘維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胡鞍鋼教授一直在做最前沿、最重要的事。前些年中華體制遭到大量質疑時他出書為體制辯護，為制度和道路自信鼓與呼，講制度和道路的優(yōu)越性。而今談治理，鞍鋼教授又率先推出《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一書(胡鞍鋼等著，中國人民大學2014年9月出版)。而且，他總是帶著年輕學者和學生一起來做，這對年輕學人能力的培養(yǎng)至關重要。所以，他在學界始終領風氣之先。

　　作為學術討論，我也想指出問題的另一面：制度自信不能變成制度迷信。制度不是永動機，不能自動保障善治。在全國推廣郡縣制的秦朝僅得14年壽命;創(chuàng)科舉的隋朝僅得了37年壽命;民國開創(chuàng)憲政，五權分立，也只得38年壽命。盡管毀制度顯然將導致國家的災難，但國家的成功主要不是靠制度。制度沒變，克林頓把美國帶到了巔峰，接班的小布什把美國帶向了急劇衰落。依舊是共產黨領導制，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變了，局面就完全不同。而今的局面怎么來的?三十多年前，我們的大政方針從無產階級革命變成了改革開放;政治路線從階級斗爭為中心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路線從無產階級專政改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組織路線從看辦批判會的本領來提升干部改為看發(fā)展經濟的本領來提升干部。從此，局面就大不一樣了。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這四條是治國的根本。出了問題，不能像王莽那樣急于照書本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是要檢討我們的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毛澤東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我也想在制度之外談談國家治理問題。中央提出國家治理問題確實很重要。我暑假期間去了包括新疆在內的不少發(fā)達和不發(fā)達地區(qū)，剛回北京。我切實感到了治理問題的急迫。不少官員拿老百姓的錢不當錢，路邊上今天種這個樹，明天拔了改種那個樹，整天做表面文章。漂亮大路的背后就是居民區(qū)里遍布的臟亂差。官員不去管人民的冤屈，假裝沒聽到群眾的抱怨和咒罵，不愿意也不敢直面群眾，直面群眾生活的艱辛。

　　這里，我想提出有關國家治理的一個學術問題：我國的經濟發(fā)展突飛猛進，但為什么我國政府的質量卻越來越低?官員的學位越來越高，從三十年前的本科學位都普及到博士學位了。但中高級官員們越來越缺乏道德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胡作非為、甚至貪污腐敗。這不僅是個悖論，而且構成了我國嚴重的治理問題。面對一盤散沙的群眾，嚴密的科層體系非但解決不了群眾五花八門的問題，而且還沒了對自己行為的制衡。共產黨搞革命需要人民，需要依靠組織起來了的、有權力的人民。執(zhí)政搞建設需要資本和專家，但還需要人民和人民的權力嗎?在市場條件下，人民可不可能組織起來，讓人民的權力制衡政府官員的權力?

　　這里，我還想提出第二個有關國家治理的學術問題：百姓的生活質量無疑在飛速提升，但為什么生活比以往艱難多了?我國的國民生不起，養(yǎng)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為了改善養(yǎng)小送老的條件，我們每天勞作十幾個小時，瘋狂追求金錢，既傷害了身體、又扭曲了精神，還幾乎沒有了體育和文化活動。比起老一代，全國勞動者的文明素質顯然大幅度下降了。可肉食者們還在指責群眾，“何不食肉糜”——干嘛那么玩命掙那點小錢?我們在北大、清華、人大工作，體會不到百姓的艱辛，因為我們教職工子弟可以讀附屬小學，這些附屬學校都是“一流”。但在其他單位，年輕人養(yǎng)個孩子難啊，花七八十萬就為孩子上個“一流”小學。七八十萬是很難掙到的，那是日夜勞作、斤斤計較、彼此死掐才搞到的。我們不反對生活競爭，甚至不反對貧富差距擴大，但能不能讓咱中國孩子們擁有生活起點的公平?能不能讓咱中國老人們在生命終點有平等的尊嚴?若喪失了特權和腐敗機會，廉潔的高官們會支持醫(yī)療和教育市場化嗎?經濟發(fā)展真的與教育和醫(yī)療均等化是悖論?

　　這里，我還想提出第三個有關國家治理的學術問題：為什么我們學界總也說不清楚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之間的關系?今天的國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被說成了“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之間關系的問題。但抽象地說能說清楚嗎?我們可能抽象出一個亙古不變的“正確”關系嗎?經濟學家做的是純市場機制的學問還是“經世濟民”的學問?應該是人民的需求左右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平衡是動態(tài)和宏觀的。有三才有萬物，市場與政府兩者之外還有第三者，就是人民的需求。若“現代化”只惠及少數人，我們多數人憑什么支持呢?市場化導向的改革越來越難，因為惠及的人越來越少，群眾的抵制越來越頑強、激烈。而今高速增長沒有了。為什么?人民日常生活的小事辦不好，缺少公正，人民就喪失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國家建設的大事就逐漸辦不到了。共產黨改善百姓生活，所以百姓支持共產黨。這改善不是抽象的或者過去與將來的，而是具體的、現在的。

　　我與鞍鋼教授的感覺一樣。我們都看到了經濟突飛猛進的種種成就。我去美國留學時中國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沒有。我2000年去印度，那時的印度也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沒有。去年我國高速公路里程超過了美國，而美國還一公里高鐵都沒有。我去美國時口袋里只有20美元，對今天出國的孩子們來說那是傳奇。我很自豪，我們這代人不僅享受到了經濟奇跡，而且這奇跡就是我們這代人在黨的領導下拼命干出來的。然而，舊問題解決了，新問題又出現了。過去的功勞屬于過去。我們黨需要在不斷解決新問題中把國家?guī)蜻M步、帶向文明。

　　在人民共和國65年大慶前夕的今天，我國的治理問題非常嚴峻，相當一部分原因是我國經濟水平依然低下。我們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發(fā)達國家是4到5萬美元，我們是人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這巨大差距里包含了我國無數的落后現象，也蘊藏著我國高速發(fā)展的巨大空間。我們東北亞地區(qū)沒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鞍鋼教授的這本書在繼續(xù)給我們信心和希望。我在這里套用好萊塢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片尾的那句話作為結尾：“希望是個好動西，也許是最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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