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經證明

　　我們最大的愚蠢

　　就是沒有讀過《資本論》

　　卻相信了這樣的口號：

　　‘告別卡爾·馬克思’

　　歷史還將證明

　　當永別了卡爾·馬克思

　　我們就將與永無休止的危機相伴”

　　——韓毓海：《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序詩)

　　“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毛澤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1964年9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24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一、前言：一萬年來誰著史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

　　作為社會發展的主體，人是書寫歷史的主角。

　　人類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2】，究竟是誰在改變社會、改變歷史?是那少數“封侯”的人，還是那無數的人民?

　　在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史書上，也許只有那短暫的20世紀，才是無數人民創造的。除此之外，就是所謂“歷史的終結”：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標志著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成為“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人類社會史是由少數精英創造的，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3】然而，所謂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其實并非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那幾個神學家或“人文學者”，而是肇始于勞動人民為減輕勞動負擔而改進機器的愿望和行動;所謂的民主共和，更不是起源于古希臘、古羅馬，而是來自那無數為抗拒宗教迫害而組成的勞工大聯盟【4】。

　　另一方面，古典的中華文明，則如黃仁宇所述【5】，從三皇五帝時就始終追求給人民和土地以最大限度的關懷，動員人力、物力展開治水和國防，以實現人民和土地的長期協調發展：大禹治水成功，只因其建立了更有效的部落集權;西周封而建之，是建立了比夏、商更有效的邦國集權;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起了空前的中央集權;直到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對秦制進行了揚棄，建立了全新的中央集權——人民民主專政。恰恰正是在這“歷史的終結”處，在東方的人民共和國，人民的群眾路線正在創造新的歷史。不久前，一位老干部在新春團拜會上激動地說：“中央向老虎蒼蠅動真格，正像群眾贊譽的‘蘇區干部好作風又回來了’!希望就在前頭，哪怕虎蠅擋道。圓夢之途坎坷，鞭策快馬不移”。

　　是呵，人心似水，民動如煙。

　　眾所周知，十八大以來，八項規定出臺，各地掀起反對四風的熱潮，少數一些貪污、腐化的領導干部紛紛落馬，黨風為之一新，民心為之一振。筆者所在的瑤鄉也不例外：公車不再隨意使用，開會不再煙霧繚繞，連最頭痛的迎來送往也少了許多——正月初八早上全鄉干部職工準時上班，引來各族群眾一片驚訝和欣喜。

　　身處偏遠民族地區，每天與各族群眾面對面打交道，每時每刻都在處理龐雜瑣碎而又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事，要做好平凡而特殊的基層工作，就必須牢記偉人的話——牢記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只有明白了為什么走群眾路線、什么是群眾路線、如何走群眾路線，才能做一個合格的基層干部;只有千千萬萬的基層干部都明白了怎么做群眾工作，共和國的基石才能立千秋，人民的江山才能傳萬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6】

　　二、為什么走群眾路線

　　毛澤東把群眾路線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7】，追循馬克思的足跡，就是追循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源泉，就是追循黨的群眾路線的實質：為什么走群眾路線。

　　（一）馬克思的事業

　　身為普魯士史上最年輕的博士，馬克思長期沒有固定工作、窮困潦倒;身為普魯士總理的姐夫，他卻一再被各國驅逐、流浪歐洲。在那個不起眼的歐洲小城布魯塞爾，兩位偉大的親密戰友——馬克思與恩格斯并肩作戰，發起了史上第一個國際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起草了那令人振聾發聵的《共產黨宣言》。這就是馬克思的事業，精神上的富有可以消弭物質上的貧困;這就是馬克思的信仰，為了全世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

　　記得在一次座談會上，領導、專家們想聽聽當地干部、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主持人一再要求大家要說真實想法、不要怕得罪人，話音未落一位群眾高聲道：“請問各位專家、領導，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什么?”一語既出，全場皆默，竟無一人回應，直到結束，都沒有人能夠真正去回答這個看似膚淺實則深刻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只是理論學習的個別缺失，實質上卻是信仰確立的集體危機——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人們把某種主張奉為準則，指導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基層工作，面對艱苦的環境、繁重的工作、貧乏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只有理解了馬克思的事業，才能體會信仰的可貴，才能把群眾的利益擺在首位。

　　信仰，是群眾路線的本質。

　　（二）“幽靈”不死

　　從1848年的布魯塞爾開始，“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8】，馬克思的事業，從此走向全世界。近二百年間，這個“幽靈”席卷歐亞大陸，整個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都在她面前瑟瑟發抖。她從現代西方的布魯塞爾來到古老東方的北京，在一群“赤匪”的簇擁下，率領炎黃子孫開天辟地。

　　曾幾何時，這群手握鐮刀斧頭、自稱馬克思信徒的人，也難以忍受苦行僧式的煎熬，經歷了長期痛苦的自我改造。“我到井岡山后……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后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只發五分錢的伙食錢”【9】。“生活雖然苦，但從朱軍長、毛委員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樣……舊軍隊常常有鬧晌的事，而我們的部隊，因為官兵一個樣，從來沒有鬧晌的……建立起了新型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10】

　　曾幾何時，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質條件豐富了，曾經的信仰逐漸被遺忘，許多基層干部整日都忙于各種具體事務，陷入了“事務主義”，對路線方針、對理想信仰無暇他顧……每當我感到迷茫時，就會想起那次“重走長征路”活動。從興安“突破湘江”紀念碑出發時，大家無非就是圖個新鮮而已，走起來后才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痛苦、掙扎、絕望之后，當第二十五天踏上遵義城頭時，所有人都經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禮。從那以后，我們每一個人都懷揣堅定的信仰扎根各地，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堅定的信仰，是群眾路線的核心本質。

　　三、什么是群眾路線

　　什么是群眾路線?“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11】

　　（一）蘇區干部好作風

　　“(哎呀來)蘇區干部是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艱苦奮斗人稱頌。”一曲《蘇區干部好作風》，既勾勒出了革命年代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也是十八大以來黨風民心的真實寫照。

　　事實上，重視作風古已有之。孔子就認為“政者，正也”【12】，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13】;司馬遷在贊揚名將李廣時指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4】。好作風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提升效率。20世紀的中國革命最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刻起，就始終面臨著敵強我弱的巨大生存壓力，面對手中有限的資源，共產黨人把作風建設提升到了一個“前無古人”的高度：井岡山時期，有名叫曹福海的國民黨士兵，兩次被俘都不肯參加紅軍，在后來的一次戰斗中，他竟拉了十幾個白軍士兵帶槍投誠，說：“你們紅軍里官兵平等，不打不罵，誰愿在那邊挨打受罵”;江西時期，中共中央機關的同志們在公開信中說：“……為取得徹底勝利：(一)每天節省二兩米，使前方紅軍吃飽飯，好打勝仗;(二)今年公家不發我們熱天衣服，把這些衣服給新戰士穿”。

　　“蘇區干部好作風”確保了共產黨人最大限度的動員起群眾的力量，一次又一次打垮了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敵人;反觀國民黨，坐擁江浙財閥的龐大財富又先后得到蘇、德、美的先進武器，巨大的優勢資源卻被那種“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腐朽作風化于無形。兩黨的一正一反，深刻揭示出：作風的好壞，直接決定了民心向背，也決定了群眾路線的成敗。

　　作風，是群眾路線的要求。

　　（二）兩個務必

　　同時，一旦生存壓力得到緩解，馬上就會有人忘乎所以、趾高氣昂起來，把血的教訓拋到九霄云外。從解放前的謝步升、肖玉璧到解放后的劉青山、張子善，再到2013年1月至8月平均兩天就有一名廳局級以上官員落馬!經濟問題還只是少數，更多的則是各種形式的脫離群眾。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

　　作為一個基層干部，筆者對“四風”的危害可以說是感受頗深。擔任鄉初中團支部書記時，每年到敬老院就是先發慰問品、后列隊拍照，接著集合返回。有一位小學四年級的同學曾怯生生地問：“老師，雷鋒學完了?”一位柱著拐杖準備送行的老公公笑道：“學什么雷鋒?雷鋒早死了……”老人的話深深震動了我，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脫離群眾，提醒自己不要忘記毛澤東主席的告誡：“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5】

　　擔任鄉交管站工作人員時，我被派駐到一個偏遠村落負責監督村道維修。村干部說：每天除了登記挖機工作時間，基本沒什么事。結果，開工頭一天我就發現工程進度很慢，出義務工的村民們比較懶散，干部跑得勤出工就出得勤、干部跑得懶出工就出得懶。于是第二天清晨，我領著村干部和挖機司機第一批到達工地、抓起鋤頭第一個開工，結果當天的進度是以往的兩倍!之后每天我都和大家同吃、同睡、同勞動，超額完成了工程任務。當一條齊整的機耕路呈現在眼前時，群眾紛紛豎起大拇指：“干部作風好啊”!

　　這是什么?這就是作風決定成敗。在基層地區走群眾路線，需要的不僅僅是高深的理論、飛揚的文采和慷慨激昂的語言，更需要與群眾同甘共苦的作風、需要時時處處為群眾利益著想的作風、需要一顆時刻與群眾血肉相連的心。

　　優良的作風，是群眾路線的基本要求。

　　四、如何走群眾路線

　　我們都聽過那句著名的“不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6】，可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后來補充過這句話：“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17】

　　（一）正確的調查

　　調查——正確的調查，可以說是共產黨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獨門秘笈”：當帝國主義在全世界風生水起之時，恩格斯對英國工礦企業作了深入調查并寫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揭示了帝國主義內部的深刻矛盾;當北伐時期“農民運動糟得很”的輿論甚囂塵上之時，毛澤東回到湖南與貧苦農民朝夕相處并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肯定了農民運動“好得很”。對那些不做正確調查甚至不愿調查的人，毛澤東深惡痛絕：“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18】

　　近年，各地都在推進“撤點并校”工作，某工作組來到某鄉最偏遠的瑤寨，動員會上縣、鄉、校的領導干部們滔滔不絕地歷數保留村教學點的困難、撤點并校的好處，還強調：這項工作是在某個縣試點并證明效果非常好之后才決定推廣的;群眾卻絲毫沒有理會，說：“撤、撤、撤……學校越撤離我們村越遠，黨和政府也離老百姓越來越遠”!群眾刺耳的話恰恰反映出某些基層工作調查研究的缺失。同樣的一件工作，調查或不調查，調查的正確或不正確，決定了基層工作方向的正確或不正確。

　　筆者一位同事的表現就證明了這一點：某村有一起長達三十年的山場糾紛，鄉干部見到號稱“牛脾氣”的當事人就直搖頭，新任鄉司法所長卻抓住元宵節剛過、當事雙方尚未外出打工的間隙，放棄了雙休并連續駐村兩天，他通過明察暗訪和仔細比對，發現當事人有造假嫌疑，接著他又不顧“牛脾氣”的勸阻爬上了鄉內海拔最高的涉案山場，結果真相大白：“牛脾氣”所謂的立竹劃界，其實連一根竹片都沒有。

　　可見，要落實群眾路線，就必須大興調查——正確的調查之風，要找了解社會情況的人、開討論式調查會、確定調查綱目等等【19】，“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20】。其實，在基層，只要實事求是，只要真正不拿自己當干部、真正向群眾“拜師學藝”，就能作正確的調查，群眾路線就能落到實處。

　　正確的調查，是群眾路線的主要方法。

　　（二）扁平化管理

　　1965年的夏天，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回望當年的崢嶸歲月，他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是什么?大家只回答出兩條：艱苦奮斗和支部建在連上。毛澤東補充道：“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21】據羅榮桓回憶：“戰士在一定的(士兵委員會)會議上可以批評排長、連長”【22】。人們往往只記得艱苦奮斗和支部建在連上：兩者強調的是黨自上而下的領導，卻忽視了以士兵委員會為代表的調動群眾積極性、發動群眾參與管理和監督的制度。

　　馬克斯·韋伯將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管理模式總結為“科層化”管理，其特點包括：崗位設置專業化、森嚴的權力等級、強制性規章制度、非人格化【23】。而中國共產黨人的群眾路線，從井岡山時期就呈現出一種截然相反的管理狀態：經濟上相對均衡的分配，“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24】;政治上簡化權力結構，從上到下不設等級、軍銜，只有按分工不同的職務區別，通過士兵委員、“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三大任務”【25】發動士兵和群眾參與管理和監督——一種東方式的“扁平化”管理。【26】

　　作為社會管理基礎的基層干部，若無法從管理制度上確保群眾路線的實施，則其工作往往是不得要領甚至適得其反的。某年，鄉里獲得了參加全縣春晚的機會，但相關部門卻一味閉門造車、強制命令，缺乏與群眾文藝骨干的溝通協調，沒有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造成了有機會的不想演、想演的卻沒機會，最終被取消了參演資格;反觀第二年，鄉文化站汲取教訓，從始至終都確保縣專家、鄉文藝骨干和熱心群眾全程參與，并做到經費使用透明，最終實現了節目的順利參演。

　　事實證明，只要經濟上一視同仁、公開透明，政治上聽得進不同意見、發動群眾集體負責，我們就能實現扁平化管理，保障群眾路線。

　　扁平化管理，是群眾路線的制度保障。

　　五、結語：從布魯塞爾到北京

　　當霍布斯鮑姆眼中那個“短促的20世紀”悄然逝去，我們仿佛又退回到了“漫長的19世紀”【27】，貫穿五百年世界史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依舊烏云密布，從布魯塞爾點起的熊熊烈火燃燒了近二百年至今已奄奄一息。北京，這座千年古都，曾經見證了人類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也曾經歷了人類史上最屈辱的百年，如今，她承載著“幽靈”的中國夢，用那厚重的脊梁如革命的先知般時刻告誡著我們：只有相信人民，我們才不會迷信現代文明，因為它早已停滯、腐朽;只有相信人民，我們才不會忘卻中華文明，因為她是人民用智慧和身軀鑄就。

　　如果說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之為“現代”，是因其比“古典”更文明的話，則堪稱野蠻的“文明”：資產階級利用勞動人民改造的先進機器對內剝削、對外殖民，“……只不過是以銀行代替了教會，以股票和債券代替了教會發售的贖罪券，以股票這個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28】。勞工們發現自己除了機器一無所有——馬克思筆下的無產階級從此誕生。如果說古典中華文明之為“古典”，是因其比“現代”更野蠻的話，則不啻為文明的“野蠻”：以古代“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29】和當代“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天下觀，通過秦漢的授田與名田【30】、隋唐的均田、明清的稅役改革和新中國的土地革命，不斷提高勞動人民的素質和待遇、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的技術和效益，用區別于西方工業革命的“勤勞革命”，動員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建立起——完全不同于通過侵略和奴役建立的現代資本主義殖民體系——包納四夷的古代朝貢貿易體系和當代第三世界體系。

　　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從來就是野蠻的文明，古典中華文明才是現代的文明——“英國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十九世紀的‘先進’;而中國則是由于其‘先進’，反而導致了十九世紀的‘落后’”。【31】

　　我們堅信，野蠻文明終將煙消云散，現代文明必將冉冉升起。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一員，作為一名基層干部，只有具備了堅定的信仰、優良的作風、正確的調查和扁平化管理意識，才能在各種繁蕪叢雜的具體事務中游刃有余;只有千千萬萬的基層干部都明白為什么走群眾路線、什么是群眾路線、如何走群眾路線，馬克思的事業才能發揚光大，人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歷史才能繼續前進。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2014年3月6日

　　【注釋】：

　　【1】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李鴻章：《入都》十律，轉引自梁啟超：《李鴻章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5月版

　　【3】弗蘭西斯·福山于1988年提出所謂“歷史的終結論”，即“共產主義失敗論”,認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標志著共產主義的終結，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并認為人類社會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詳見福山：《歷史的終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版

　　【4】“工匠們為了躲避宗教迫害，紛紛逃亡，這就使得工匠行會在北歐和英格蘭聚集起來……不再滿足于‘行會’這種組織形式，而是要形成一個‘行會’的大聯合，在盧梭的家鄉日內瓦，他們把這種聯合體稱為‘共和國’，并開始把自己稱為‘公民’或者‘人民’”。見韓毓海：《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寒爾到北京》，第一章，第1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

　　【5】黃河兩岸易耕種的纖細黃土提供了生存資源——土地;黃河有灌溉功能卻又時常泛濫;沿海吹來的季侯風，導致北部雨量極少、南部年均不低于15英寸降雨量，催生出一條由東北向西南延伸、以黃河為中心的“15英寸雨線”，北邊的游牧文明時刻覬覦著南邊的農耕文明。詳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三章,中華書局，2006年10月第1版

　　【6】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7】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8】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9】黃克誠：《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載《人民日報》，1981年10月11日

　　【10】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第67-6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

　　【11】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2】《論語·子路》，見袁慶德：《論語通釋》，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

　　【13】《論語·顏淵》，見袁慶德：《論語通釋》，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

　　【14】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北京出版社，2006年7月版

　　【15】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

　　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6】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 卷，第109頁，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17】毛澤東：《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第12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18】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0頁，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19】關于調查研究的方法，詳見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0】毛澤東：《給張平化的信》(1961年5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72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第173、17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2】羅榮桓：《古田會議和我軍的政治工作》，轉引自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第17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3】非人格化，即管理者的權威不是來自其人格而是來自其職位。詳見海伍德：《政治學》，第十七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4】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5】三大任務，即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和組織、宣傳、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26】學者田力為研究認為：“在紅軍內部，管理者對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權相對小，建立士兵委員會并實施三大民主，在管理權力和物質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間進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兩分，這是構成管理“扁平化管理”的三大特點，并構成與常規“科層化管理”的根本區別，科層化著眼于管理者實施對被管理者的精確和嚴密的控制，把控制管理對象的嚴密程度作為追求管理績效的唯一路徑，反過來，扁平化管理對精確控制的依賴很少，更多地靠激發被管理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顯然就需要從提高被管理者對于管理目標的認同來著手”。詳見田力為：《從井岡山時期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國的扁平化社會——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個理解》

　　【27】霍布斯鮑姆認為：20世紀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1991年蘇聯解體結束，“這個世紀激起了人類最偉大的想象，同時也摧毀了所有美好的設想”，并認為人類至今依然沒有走出漫長的19世紀。詳見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

　　【28】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頁。轉引自韓毓海：《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寒爾到北京》，第一章，第2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

　　【29】韓毓海：《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增訂本序言，第19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9月版

　　【30】關于秦漢時期的土地所有制究竟是國有制還是私有制抑或兩者兼有，目前史學界還有爭議，但隨著對出土秦簡、青川木牘和張家山漢簡研究的深入，對于秦漢時期國家授田給農民或允許農民占用閑田這一點上，史學界的主流觀點還是基本認同的。參見高敏：《從云夢秦簡看秦的土地制度》，見《云夢秦簡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楊寬：《云夢秦簡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農業政策》，見《上海博物館集刊》建館三十周年特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李埏、武建國：《中國古代土地國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朱紹侯：《論漢代的名田制及其破壞》，《河南大學學報》，2004年1期

　　【3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三卷，第321頁，龐卓恒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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