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根本特點——關于階級斗爭與路線斗爭的關系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題目所指的“社會主義時期”也包括“后社會主義時期”。

　　引進了“后社會主義時期”這樣一個概念——是指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之后，又出現大面積的資本主義復辟，但在政治上還保留了某些社會主義的特征;原先的社會主義正在快速地滑向徹底的資本主義直到發生根本性質變之前——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應當說，這個概念未必十分準確，也未必能被各方面所接受。但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用某一典型社會狀態存在的歷史時期來斷代，并以此為基準，對后一時期進行比較、分析，概括出根本特征，總要比那種在時代之前加上十分曖昧的、定性模糊的、被用來掩蓋時代特征的某些詞語，更接近真理。

　　例如，蘇聯從赫魯曉夫上臺，到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代的蘇聯解體，就屬于這樣一個時期。中國自毛主席去世后，一直延續到現在，也處于這樣一個時期。

　　對于人類漫長的歷史來說，這一時期顯然是一個不穩定的、急劇變化的、相對短暫的歷史時期;同時又是一個拋棄人類文明進步最新、最高成果，開歷史倒車的復辟、倒退時期。既然這一時期在不少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出現過，中國目前又正當其時，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待歷史的方法，研究這一時期最根本的特點，尋求解決的道路，抵制并扭轉復辟倒退的社會趨勢，就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中，階級分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處于核心地位，是貫穿馬列主義全部理論的主線。其中的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學說，是這一系列學說的出發點。我們看到，作為馬克思理論分析基礎的《資本論》，全篇都閃耀著階級分析的思想。甚至最終未能全部完成的手稿，也中斷在對全書帶有總結、歸納性質的第三卷第七篇第52章，這一章標題就是“階級”。

　　馬克思之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對階級分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發展均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列寧、斯大林以此理論為指導，進行革命實踐，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取得快速發展。毛主席以此理論為指導，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將中國建成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使中國這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在極短的時間里成為一個具有獨立完整的工業與軍工制造體系、自主強大、任誰也不敢藐視的工業國。

　　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的革命實踐在蘇聯和中國所取得的成功，已經檢驗并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誰也無法抹殺的客觀真理。毛主席繼承馬恩列斯的基本學說并作出重大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真理性，在三十多年前，已經被舉世矚目的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偉大成果從正面加以驗證;也已被三十年來中國在丟棄這一理論之后資本主義大面積復辟的事實從反面加以驗證。毛主席所發展了的這一理論，出發點，依然是階級分析，并由此做出了社會主義時期至始至終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判斷。

　　在本人所撰寫的一系列文章中，曾系統地分析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階級斗爭存在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論證了社會主義在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之后，為什么還會產生階級和階級斗爭;同時，本人又重點分析了路線斗爭對于中國共產黨生存的意義，提出：積極地開展路線斗爭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前六十年從弱變強取得偉大成功的根本動力和基本保證。否定這種斗爭，共產黨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武器，失去了自我更新、自強不息的法寶。其最終結果，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辟。針對中國目前的局面，則提出：糾纏于局部，就事論事，希望采取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法解決問題，對目前中國全局已成杯水車薪，完全無濟于事。“要想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做到提綱挈領、牽一發而動全局，只有發動全體黨員干部和群眾，從路線入手，從路線斗爭入手，才有可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實際上，這后一種判斷與之前的分析當中，還應當有一個使二者得到統一的前提條件，即必須從理論上解釋清楚路線斗爭與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既然把路線斗爭提到如此高度，那又把階級斗爭放到了什么位置?

　　盡管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講到二者之間的關系：路線斗爭是階級斗爭在共產黨內的反映。但基本上停留在對領袖觀點的引用上，缺少進一步的研究和論證，因此深度與高度均感不足。只有系統解決了這個問題，全部的論述在邏輯體系上才談得上嚴密與完整。

　　這篇文章的著重點，就是對這兩種斗爭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論證兩種斗爭的統一性和差異，指出其中存在的必然聯系。方法是從路線斗爭的產生開始，先分別討論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在形式上的特點，然后再進行綜合。文字難免冗長累贅，對理論探索興趣不大的讀者，可以就此放棄。

　　自從人類歷史上出現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地球上就出現了根本對立的兩大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其他的階級、階層均從屬于這兩大階級，暫時不在討論之列)。剝削階級利用占有的生產資料，殘酷壓榨、剝削被剝削階級;被剝削階級因為喪失了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長期受剝削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伴隨著兩大對立階級的產生，被剝削階級反對剝削階級壓迫、剝削的斗爭，也同時產生了。

　　但是，在很長的時間里，這種斗爭，僅僅處于一種自發的、原始的、萌芽狀態，例如，用消極怠工來表達自己的不滿，設法逃離苦難之地，或破壞生產工具，以及進行個別的反抗。盡管斗爭形式多樣，卻并未形成有組織的反抗;斗爭的訴求，也多局限于眼前的經濟利益——這是階級斗爭的初始階段。這時還談不上路線斗爭。就是這種萌芽狀態的階級斗爭，促使生產關系發生緩慢地變革，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進步，直到被壓迫階級實在無法忍受當時剝削階級的壓迫，開始形成較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反抗，推翻了當時的統治階級，引起生產關系發生劇烈變革，生產力也在隨后一個時期得到較快發展——此時的被剝削階級已經開始認識到組織的力量，斗爭的目標也開始上升到政治層面，即開始懂得通過奪取政權來建立一種新的生產關系，例如使無地的農民獲得土地——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目的往往就在于此——由于缺少科學的、系統的理論，雖然這種斗爭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最后結果往往是再次建立起一個比之前有所改良的私有制社會，——階級斗爭仍處于朦朧的初級階段，當然仍然談不上路線斗爭，因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尚未產生。

　　直到近代，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已經演化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當中出現了代表本階級利益的、有明確政治目標的、有系統科學理論的、用以組織本階級圍繞本階級的共同利益和政治目標與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政黨——此時的階級斗爭才進入了一個較高級的階段。進入這一階段的標志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和共產黨的誕生——從這一時期開始，路線斗爭開始出現。

　　這就是說，路線斗爭實際上是階級斗爭發展到較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伴隨著政黨的產生而產生的，是發生在無產階級內部的、圍繞著如何實現無產階級斗爭的目標、方向、路徑和策略而進行的斗爭。

　　看看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理論學說幫助工人階級組建自己政黨時批評過的一長串機會主義代表人物名單：布朗基、蒲魯東、拉薩爾、巴枯寧、等等。他們基本上屬于工人運動中的 “同盟軍”，屬于無產階級同一陣營的“戰友”甚至“同志”。之后，馬克思的繼承者對伯恩施坦、考茨基直到托洛茨基進行了批判。在中國，則有陳獨秀、王明、張國燾、……。

　　所有這些機會主義分子，他們看上去像是無產階級隊伍的一員，但真正身份多半是一些“工人貴族”、“既得利益者”或者“同路人”，也有一些是屬于認識方法存在重大缺陷、自發地帶有經驗主義或主觀主義傾向的人。他們占據了工人運動的領袖地位，販賣的卻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貨色，使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斗爭方向不清、目標模糊、策略錯誤;使無產階級組織渙散、紀律松弛、意志無法統一、力量無法凝聚;甚至使無產階級的隊伍出現分裂。但由于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幾乎全都是“自己人”，全都披著“共產黨”的外衣，或者擁有“領袖”的地位，他們的學說又往往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在無產階級隊伍當中具有很大影響，在一定條件下，會產生更大范圍的影響，甚至形成一種思潮，嚴重干擾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決心，將整個運動引入歧途，使前功盡棄。可見，無產階級隊伍中出現的機會主義分子(在后期主要表現為修正主義)，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和破壞性，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的思想迎合無產階級隊伍當中的消極因素，導致無產階級的斗爭出現一次又一次失敗，嚴重地延緩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進程。

　　因此，機會主義者的學說和主張等于在間接地幫助無產階級的敵人——資產階級，他們同樣會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造成巨大損失;不展開對他們的斗爭，就無法團結整個無產階級完成對資產階級斗爭的全部戰斗目標，這是一系列既包括眼前也包括更加長遠的、決不應當為了暫時的和局部的甚至假想的利益而放棄的目標。

　　無產階級隊伍當中之所以會出機會主義分子，當然有深刻的社會和歷史原因。科學世界觀的建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件長期、艱苦的事情。正確的、科學的觀念，包括對本階級經濟地位的認識，對個人利益與階級利益的關系的認識，都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只有長期、系統地學習，反復實踐，并上升到理性高度，才有可能獲得;而無產階級所存在的環境又決定了，世界上一切腐朽的、落后的、反動的意識，都會反映到無產階級隊伍當中，也同樣會反映到無產階級的政黨當中。這是完全無法避免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傳統的私有制觀念。受這種觀念影響較深的人，極易接受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就會使他的理論不徹底，往往帶有空想的或者實用主義的性質，很容易為了眼前的或者短期的利益放棄長遠的根本利益，為了個人的目標而違背集體乃至階級的利益。這樣的人所制定的路線、政策，包括軍事戰略，也往往帶有短期、功利、主觀和片面性質，很容易出現偏差或偏離無產階級的長期的和根本的目標。

　　在無產階級隊伍當中，容易接受機會主義影響的人，除了私心重，有強烈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極度羨慕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多數都存在理論和認知水平問題。

　　因此反對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首先是思想和理論上的，屬于思想路線的斗爭，即與世界觀相關的哲學上認識論方面的斗爭。其次是針對當前戰略路線是否錯誤的分析，也包括組織路線方面可能出現的偏差以及糾正方法。斗爭的目的，概括起來，就是為了糾正錯誤、加強團結、統一認識、凝聚力量，準備與無產階級的敵人進行新的決戰。

　　任何一個人，要提高理論水平和認知能力，建立起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都十分不易。要使他公開承認并放棄自己的錯誤，接受正確的觀念，更是非常困難;特別在可能涉及個人私利——名譽、地位、職務、收入、待遇時，極易出現思想上的反復。由于斗爭的對象往往是“自己人”，是自己的“同志”、“戰友”，有時又是自己的領導或公認的領袖。這就使路線斗爭變得十分困難：不僅要注意斗爭原則，也極其講究方式方法、講究政策。如“主要針對路線不對具體個人”的原則，和“團結——批評——團結”，以及“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方法，目的都是為了避免出現“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局面，給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只有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人，才能心懷坦蕩地提出批評，或放棄私心雜念、坦然面對自己的錯誤，作出自我批評。

　　這里對“只針對路線不針對具體個人”再作一些說明：只針對路線，是為了糾正錯誤路線。因為錯誤路線造成的損失要比孤立的個人行為給整個階級造成的損失大得多。例如，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可能使數萬人的軍隊出現全軍覆沒、大部犧牲的局面,這是無論如何都要極力避免的事情;不針對個人，則是因為對每個來說，科學的認識方法不是天生就有的，發生錯誤幾乎不可避免。只要不是那種罪大惡極的犯罪，而是由思想路線或認識方法引起的錯誤，就允許犯錯誤的人提高認識、糾正錯誤，并且給他們留出路、提供改正錯誤的機會，這就能團結更多的人，使斗爭力量不斷壯大，直至取得勝利。

　　綜上所述，自從階級斗爭達到較高級階段，隨著共產黨的產生，無產階級就始終面對兩條戰線的斗爭：一條是對外部階級敵人——資產階級的作戰;一條是對自己內部錯誤路線的作戰。而對自己內部錯誤路線的作戰，則是使無產階級越戰越強的一種斗爭，是世上獨有的，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可以做到并長期主動進行的斗爭。

　　就是因為不斷地、積極地進行路線斗爭，才使中國以及蘇聯共產黨獲得了不斷強大的動力，在奪取政權的艱苦斗爭中，持續地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斗爭策略，使階級斗爭力量對比逐步發生變化，從弱變強，最終戰勝了起初比自己強大的多的敵人，取得了奪取政權的偉大勝利，分別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以上內容從路線斗爭的產生開始，多角度說明了路線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關系：路線斗爭是階級斗爭在共產黨黨內的一種集中反映;同時又是使無產階級克服自身的消極因素、不斷強大、最終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動力和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下面討論路線斗爭在不同歷史時期形式上的特點。

　　在共產黨未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和奪取政權之后，路線斗爭在形式上具有不同的特點;在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和出現資本主義大面積復辟之后的今天，也有不同的特點。

　　這里分三個階段進行說明，重點在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和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大面積復辟后的今天。

　　在共產黨未奪取全國政權之前，中國階級斗爭集中和最尖銳地表現為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同國民黨和國民黨領導的武裝集團的軍事沖突(其間還出現了一段抵御外族入侵，民族矛盾居于主導地位的時期)。這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外部階級敵人發生的沖突與斗爭;這一外部矛盾反映在中國無產階級內部，集中表現為共產黨采取何種軍事戰略動員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與敵對階級對抗的路線斗爭——在初期，圍繞是否需要組建共產黨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建立紅色根據地而進行;以后出現了是走以大城市為中心搞武裝暴動還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之爭;出現了是打陣地戰、“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單純防御還是采取運動戰、游擊戰積極誘敵深入集中力量加以殲滅的軍事戰略之爭。在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的過程中，也發生了是避開主戰場向西逃跑還是以北上抗日為主要政治軍事目標力求建立一個全民族的統一戰線的爭論。在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之后，又有“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堅持統一戰線中的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的爭論。即使在取得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之后，也出現過是“以長江為界、國共分而治之”，還是“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爭議和斗爭。

　　上述所有圍繞共產黨的路線發生的爭議和斗爭，并不是全部。真實的斗爭極為復雜，場面宏大、絢麗多彩，最后均以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而告終結;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奪取政權的道路上，錯誤路線的出現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損失和苦難，克服錯誤路線所付出的艱苦努力和丟失的時間，也同樣記入了史冊，使人永遠不能忘懷。

　　以上說的是奪取政權之前路線斗爭的特點：這一斗爭集中反映了無產階級與外部敵對階級的階級斗爭。

　　那么，在奪取政權并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外部公開的敵人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被基本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已經廢除，公有制已經建立，階級劃分在經濟上的依據已經發生了改變，在這種條件下，階級斗爭是否還存在?路線斗爭是否還存在?如果存在，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形式是否出現了變化?

　　回答是肯定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和階級斗爭長期存在，但是這兩種斗爭的形式全都出現了重大變化。

　　首先，國內產生剝削階級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被廢除，但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僅僅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經濟基礎當中不得不部分地保留資產階級法權;以生活資料個人所有為核心、以商品交換和分配為媒介的資產階級法權成為私有制觀念孳生、存在的溫床;幾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加上生活資料個人所有制和交換、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使每個人——包括工人、黨員、干部，全都處于一種類似于小私有者的生活環境當中，在這種生活環境當中，人們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一旦有機會，很容易“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列寧語——《左派幼稚病》)。因此，階級和階級斗爭都會長期存在，但更多地存在于思想政治領域。這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根本特點之一。

　　其次，社會主義時期，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必然會集中反映到共產黨內，形成兩條道路的斗爭。由于社會上出現的貪污、盜竊以及各種壞分子已經成為孤立的、個別現象，和他們的斗爭盡管仍屬于階級斗爭范疇，一般不會上升到政治層面;類似于階級斗爭的萌芽狀態，很難翻起大浪。但共產黨內居于各級政府機構當中、手中握有各種權力的干部、領袖、一些利欲熏心的“同路人”，由于直接涉及政治權力，他們在類似于小私有者生活環境下自發產生的資本主義傾向以及因為受到私有制傳統觀念的影響，或者甘愿被外國帝國主義收買，他們所制定的滿足資本主義復辟或外國帝國主義殖民要求的路線、方針、政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路線之間的斗爭，已經直接具有了階級斗爭性質，即在社會主義時期，路線斗爭直接代表了兩大對立階級的斗爭，是階級斗爭的最高級形式——這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最重要的特點。

　　再次，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達到了一個非常尖銳的程度。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已經無法依靠小范圍的民主來完成。如蘇聯赫魯曉夫上臺以后，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這些斯大林時代留下的老干部搞過一次“政變”，以政治局中的多數罷免了赫魯曉夫總書記的職務，但赫魯曉夫利用朱可夫，派出軍用飛機召集中央委員開全會，因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和投票，反倒罷免了馬林科夫等人的職務。這給了我們一個重大啟示：僅僅依靠黨內民主，也未必能夠確保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在特殊條件下，即使是中央全會，也不一定能夠代表正確的路線。只有依靠更廣泛的民主，即毛主席首創的大民主，直接依靠工農勞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徹底揭露、批判共產黨可能執行的錯誤的資本主義路線;對各級政府官員、對共產黨的高級領袖實行最廣泛的民主監督，才有可能確保正確的政治路線得到執行、避免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就是說，必須使階級斗爭廣泛化，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其中，積極投入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使群眾、黨員、干部全都受到教育，使全社會形成良好的風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發生改變，這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又一個重要的特點。

　　歸納一下，以上的論述表達了這樣幾個觀點：第一，階級斗爭會長期存在，但更多地存在于思想政治領域;第二，路線斗爭已經成為階級斗爭的最高級形式;第三，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出現了廣泛化要求，不僅僅局限于黨內，必須吸收廣大人民群眾參加。

　　請注意，這三點表達的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根本特征，如果不存在重大的理論錯誤，在接下來對后社會主義的分析當中，將會據此作出一些重要的推論。

　　下面我們對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特點作出分析。

　　“后社會主義時期”這個概念前面已經做過說明，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大面積的資本主義復辟，但在政治上還保留了某些社會主義的特征。

　　對目前的中國來說，隨著資本主義的復辟，經典意義的資產階級——即由通過占有生產資料剝削無產階級以占有無產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產階級，已經大批地出現并合法地存在。對剝削階級的反抗，在社會上廣泛地存在，且出現了愈演愈烈的趨勢。這種斗爭大體上仍處于一種自發的，無組織狀態，已經開始有人提出諸多的政治訴求，試圖引導斗爭的方向。這些訴求主要見于網絡上幾家網站的網文中。盡管目前存在著極大的爭議，各種觀點相互沖突、很難統一，但畢竟是一個進步，說明中國社會上的階級斗爭正在開始度過朦朧的萌芽期，開始上升到政治層面。但說開始上升，即是說仍未完全擺脫盲目的混沌期。要完全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就必須研究當前的政治環境，其中最主要地是要研究在目前這個后社會主義時期，保留了前一時期的什么政治特征。

　　那么，在這個后社會主義時期，保留了哪些前一時期的政治特征呢?

　　第一是共產黨仍然獨自執掌國家政權，在形式上保持著社會主義必須的以共產黨為核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格局。

　　第二是共產黨的綱領、黨章盡管被加進去不少修正主義的內容，但基本上全部地保留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

　　第三是中國的憲法雖然在具體條款上出現了承認私有化合法的傾向，但總的精神，仍然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

　　第四是國有企業的存在。這種國有企業雖然已經出現了國家資本主義傾向，性質上也非常接近國家資本主義性質，和前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重大差別，在數量上也大不如前，但作為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基本上可以主導中國的經濟走向。

　　這就是目前中國從之前社會主義時期繼承和保留下來的政治和經濟遺產中最主要的東西。有這些東西，就不能認為中國已經完全徹底地演變成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直到發生根本性質變即上述因素消除之前——其標志是共產黨完全拋棄了自己的政治綱領，資產階級的政黨公開走上中國政治舞臺，憲法明確承認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國有企業被徹底私有化——在這些因素被消滅之前，都不能認為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性質變，都存在著通過和平方式——例如類似于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使中國回歸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種“和平方式”當然也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說到“和平”，是相對于通過武裝奪取政權的暴力斗爭方式而言。

　　總之，在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廣泛存在，但也存在通過非暴力斗爭回歸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這是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重要特點之一。

　　既然在后社會主義時期，共產黨一黨專政這種政治形式被繼承和保留下來了，資產階級政黨公開走上政治舞臺就是非法的。也正因為存在著這種形式，不僅壓制著無產階級隊伍中出現足以使無產階級隊伍出現分裂的派別，同時也壓制著資產階級公開地走上政治舞臺、對無產階級進行更加殘酷的打擊。這種局面還給中國無產階級提供了統一認識、凝聚力量的時間和機會。這種政治形式對無產階級顯然比對資產階級更有利。也正因為如此，兩大對立階級的斗爭更加直接和集中地表達為共產黨內的路線斗爭——這是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前面討論涉及到通過“和平的階級斗爭”回歸社會主義問題。目前已經有人半公開地提出了“打到xx黨，武裝奪取政權”的政治要求，也獲得了支持者。他們的理論也將路線問題看得很重，但目的是通過路線發生錯誤直接推導出黨的性質已經改變，因此必須被打倒的政治結論，隨后就把路線問題丟在了一邊，既不聯系實際深入研究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也不深入研究相關理論問題，更不打算嘗試一下用類似于文革的方法來改變現行路線;他們的“打倒”和“革命”僅僅局限為“武裝暴動”這樣一種方式，這也未免太僵化了!如果有人要問，你們要唆使民眾“武裝暴動”，槍支武器從何而來?我相信自然有人樂意提供：美國中情局巴不得給這幫人提供武器，把中國搞亂，然后趁機干涉。當然，目前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幫人與中情局有聯系，我也愿意相信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是打算徹底扭轉中國無產階級目前極端困難的處境，而且他們的主張對走資派或者也能形成某種壓力。但他們的主張在目前不可能得到實行。一旦實施，必然會給中國造成極其重大的損失。當然，如果回歸社會主義的其他努力全都歸于失敗，他們所提出的道路就是唯一的選擇，但做出這種選擇絕不是現在。我把這幫人歸入到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列。

　　在中國，把路線問題看的很重的另有一派人，他們的理論分析多半還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所提出的半社會主義理論把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在理論上固定下來，讓人感到有些哭笑不得。他們所開出的“憲政”這個藥方脫離了“大民主”，企圖走上層路線，依靠少數人來解決中國問題，也是注定要失敗的。這一派人的理論基礎如果能夠再深入一些，拋棄半社會主義的學說，還是有可能接近真理。未來中國階級斗爭的方式肯定多種多樣，誰對誰錯歷史將會做出最后的裁決，但在目前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也是最根本的、和前期同樣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讓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廣泛化。這種斗爭決不應當僅僅局限于黨內，必須吸收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引導更多的人民群眾加入到反對修正主義路線、打倒資本主義的陣營當中——這是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最根本的特點，也代表了運動的方向，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當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力量，是隱藏在共產黨內身居高位的一小撮走資派根本不敢違背也無法抗拒的力量，完全能夠扭轉資本主義復辟的趨勢，使中國重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喚醒這一力量，做最后的斗爭。

　　這就是本文在研究討論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關系之后做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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