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男，1946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共黨員，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江蘇省先進工作者”、“省高校教學名師”、“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省普通高校優秀共產黨員”等稱號。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中國《資本論》研究會、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系統研究會等研究機構常務理事。出版《(資本論)的基本思想與理論邏輯》(國家級重點圖書)、《唯物史觀的經濟分析范式及其應用》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國外理論動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調研報告和譯文200余篇。先后主持和作為主要成員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8項?？蒲谐晒@省部級個人一等獎1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2項。

　　▲(采訪者簡稱▲，下同)：何老師，您好!2013年1月7日《光明日報》第14、15版的中國社科院“第三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專家觀點集萃”中，刊登了您關于“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的觀點，多年來您一直在強調要維護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能談談您的思考嗎?

　　●(被采訪者簡稱●，下同)：謝謝您的關注。我想結合領會黨的十八大精神來談點認識。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認為，這兩個“堅持”意味著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根本標志。但是，從21世紀初以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公有制的比重呈明顯下降的態勢。我在貴刊2012年第10期發表的那篇《論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最低限度》論文，依據國家統計局兩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布的數據，對此作過分析。2004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中的公私企業實收資本的比重為56%：44%;到2008年末降為約46.6%：53.4%。如果第二次普查中定義為“法人資本”的實收資本(股份制企業的實收資本)是由私人資本控股的話，那么2008年末公私企業實收資本控制權的比重，就已降到36.4%：63.6%。數據還顯示.2008年末，在第二、三產業不少部門中只有不足20%的從業人員在公有制企業工作;而破除資本拜物教觀念，從資本的本質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角度來觀察所有制結構，理應有50%以上的人員在公有制經濟中從業，才符合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規定性。這樣看來，公有制被削弱的狀況已經極為嚴重了。它所造成的后果：一是貧富差距嚴重擴大，背離了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二是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在生產中的主人翁地位，使群眾對黨的領導頗有微詞;三是宏觀經濟供求結構失衡，科學發展遇到嚴重障礙。

　　▲：您把后果說得這么嚴重，可否說說事實?

　　●：這不是危言聳聽。公有制的削弱造成居民貧富差距明顯拉大，這是人們普遍感覺得到的現象。根據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的介紹，反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是年0.484，2008是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這已明顯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自2009年以來，基尼系數有所下降，原因主要是政府實施財政再分配手段，起到一定的緩和作用;但是，這并未從根本上扭轉不良態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致貧富差距拉大，雖然是我國前進中出現的問題，但是如果回避這種問題，任其發展，勢必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公有制比重的削弱與居民貧富差距的拉大，兩者之間有必然聯系嗎?

　　●：毫無疑問，有必然聯系，這是唯物史觀所揭示的。我們知道，人類的生存、發展都有賴于生產勞動所創造出的物質成果，而只有人的勞動與生產資料按一定方式結合起來，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勞動。幾千年的人類發展史說明，在這種結合方式中，誰擁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誰就能直接從事或組織生產勞動，取得生產成果的直接占有權和分配權。從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角度看，他只有憑借其所有權，通過一定的經濟形式，控制生產和再生產過程，支配這種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獲取自己的物質利益，其生產資料所有權才具有經濟價值。從勞動者的角度看，如果他沒有生產資料，那就只有被迫到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主人那里去從事被支配、被強制的生產勞動，服從主人對生產成果的分配權，才能取回維持生存的生活資料。可見，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或所有制是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全部關系的基礎。與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收入分配關系，決定整個社會關系及其運動趨勢。

　　▲：這就是說，我國居民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要到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去尋找?

　　●：完全正確。我國私有經濟比重不斷擴大，在第二、三產業中的從業人員比重已經超出80%，明顯超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它規定的49%的最高限度，這是居民貧富差距拉大、不能從根本上消解的深層原因。我國私營、外資經濟是在10余年的時間擴張起來的。媒體現在很少使用私營經濟概念，一般稱之為“民營經濟”;其實這是一個從經營層面說明企業社會性質的模糊概念，它對于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是很不利的，因為它掩蓋了經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起著淡化各級干部和人民群眾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意識的負作用。其實，現實中的民營經濟就是私營經濟，更徹底地說，在市場分工制度和協作勞動方式基礎上建立的私營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

　　毫無疑問，我國現階段需要適當發展附屬于公有制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但是，如果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嚴重被削弱了，私營經濟就會失去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制約，喪失其對于中國民族經濟的積極作用，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造成兩極分化。這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私人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并且無可辯駁地論證了這個道理。

　　▲：您上面說公有制被削弱，會導致勞動者喪失主人翁地位，阻礙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您為何這樣認為?

　　●：這是顯而易見的。勞動者一旦脫離公有制，到私有制經濟中“打工”，就必然喪失生產中的主人地位，進而會失去在政治上當家作主的地位。

　　上面談到，誰擁有了生產資料，誰就取得生產控制權、成果分配權，成為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主人。我認為，在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中，除公有制所占主體的比重超出了社會生產力要求的客觀限度，國家有必要主動做適當下調之外，公有制的任何削弱，都意味著勞動者在經濟上主人翁地位的削弱。在當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如果所有制結構調整導致公有制失去主體地位，那就屬于調整過度，必須堅決糾正。如果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處于嚴重削弱的境地，而得不到糾正，那么勞動者在政治上當家作主的地位遲早會喪失。蘇聯東歐的教訓乃是前車之鑒。 公有制經濟不斷受到削弱，勞動者不斷失去經濟上的主人翁地位，這是與“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這種“以人為本”的方針相違背的，它必然阻礙科學發展!我們必須確立這樣的觀點，公有制占主體地位，這是科學發展的制度保證。

　　▲：您說公有制是科學發展的制度保證，但是有人卻認為，中國30多年來的發展奇跡在于貫徹了“華盛頓共識”，進行了私有化“改制”。還有人認為，科學發展首先是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要對發展有利，姓“社”姓“資”并不重要。您怎么看這些觀點?

　　●：這些觀點頗有影響，有必要作些分析。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推進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能作簡單化的理解，當代人類社會實踐證明，只有控制人口盲目增長，節約資源，凈化生態環境，社會生產力才能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說，就不能認為任何“發展”都是“硬道理”。黨的十八大指出，“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應當說，科學發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我認為，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國際公認的奇跡固然值得自豪，但是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奇跡也不能淡化。用世界范圍比較和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新中國60年來的發展都稱得上奇跡。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952年只有679億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億元;2008年達到了300670億元，1979年-2008年，年均增長9.8%;1952年-2008年，年平均增長8.1%。而1961年-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3.6%。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52年-1978年這26年，GDP年平均增長也達到6.67%。可見，盡管改革開放30年經濟增長速度相對前30年更快些;但是1978年之前的平均增長速度，也不能說是慢的。因此，不能割裂前后兩個30年。全面評估新中國的成就，才能明白公有制經濟基礎在新中國發展中始終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從而才能更深刻地領會，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當然，我們不能有絲毫盲目驕傲，須知雖然我國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GNI)才達4940美元，在世界排第84位。

　　說1978年以來的30多年發展速度快，應歸功于私有化“改制”，這絕不能茍同。“華盛頓共識”宣揚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國際條件下，其給許多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嚴重危害，難道唯獨給中國帶來了福祉?其實，新自由主義的“私有產權有效，公有產權無效”論，在上述新中國發展的歷史事實面前，完全站不住腳;在理論上也是膚淺的。

　　▲：為什么說在理論上是膚淺的?

　　●：因為這種理論對經濟制度缺少客觀、全面、深入的認識。新自由主義講的私有產權，缺乏歷史特征。說私有權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促進經濟發展，這無法解釋歷史上的不同形式私有制的更替。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歸功于私有權，也不符合事實。資本主義生產以追求剩余價值這種抽象財富為目的，盡管任何社會都有擴大再生產，但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歷史特征卻是無休止地擴大資本積累;因此，經濟發展速度比追求自然物質財富的自然經濟，肯定會快得多。然而，這種快卻不能全都歸功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快，主要是利用了比自然經濟那種狹小、粗放的分工方式優越得多的新社會分工制度.包括企業內的有計劃的協作分工制度和全社會以商品貨幣流通為媒介的、間接實現的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而資本主義經濟在利用新社會分工制度的同時，其私有制生產關系卻同時起著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負作用?！顿Y本論》揭示出，資本主義私有制比起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私有制來，剝削程度高得多;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產生破壞、浪費社會生產力的周期性危機。今天，我們更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私有制通過破壞生態環境、過度消耗資源而阻礙可持續發展。如果說，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相對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私有制有進步作用，那也只是說，這種私有制允許勞動者有人身自由，實施了文明的剝削形式。但是，它在社會主義公有制誕生之后，其弊病就顯而易見了。

　　實際上，我國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更快發展，主要原因在于自覺地利用了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而絕不是私有化的“改制”。應當看到，改革以前在自然經濟觀念影響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是必須糾正的。但是，這種經濟體制的主要缺陷，并不是公有制經濟天然沒有效率，而是排斥了在相當長時期內仍有生命力的一般商品流通關系或市場社會分工制度，把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因而影響了公有制經濟優越性的更好發揮。因此，改革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絕不是要改掉公有制經濟。

　　有必要指出，我國通過改革開放，促成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比較穩定地轉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的。如果沒有農村合作化以來，每年持續的、波瀾壯闊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打下的堅實基礎，改革開放就不可能獲得持續發展的農業給予的有力支撐：如果不是我國老工業基地的國有企業在生產資料物價放開以前，遵守國家計劃規定，低價賣出自己產出的設備和原材料，而不得不高價購進當時已是市場價格的高價投入品，那些一開始就享受市場價格產出而享受國有企業低價設備、原材料的非公有制經濟，就不可能快速積累資本，成為新的市場主體;如果沒有公有制企業那么多勞動者，以自己待業、下崗為代價，支持改革，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轉制”就難以完成;如果沒有公有制培育的廣大職工具有服從國家利益的大局意識，社會就難以在物質利益關系發生顯著變化的改革進程中這樣持續穩定;總之，沒有公有制的“全國一盤棋”，沒有雄厚的國有、集體經濟的支撐，要有序地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平穩轉換，是絕不可能的。可惜，目前的媒體對公有制經濟支撐改革開放的重大作用，宣傳得太少了。

　　現在有一種輿論傾向，似乎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是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阻力。在一些人的觀念中，改革就是“改制”，就是改掉公有制經濟。在這種觀念指導下，不少地方打著“改革”、“思想解放”的旗號，不斷削弱公有制，這就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結構失衡、腐敗滋生、群體性事件屢屢發生等后果，這與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實質顯然背道而馳，更是直接阻礙了科學發展。黨的十八大要求人們“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我認為，鼓吹私有化，貶低公有制經濟的思想觀念，理所應當在破除之列。要實現科學發展，就必須牢牢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那么，能否說堅持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能實現科學發展呢?

　　●：公有制和科學發展兩者在概念上并不能直接等同，前者屬于生產關系范疇，后者包括人的逐步全面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但是，它們是有緊密聯系的。應當說，公有制是實現科學發展的經濟基礎。在當代中國，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條件。

　　誰也不能否認，發展是在人的推動下進行的，是處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的人們的社會實踐。這種實踐要實現科學化，就必須尊重社會生產力可持續運動的客觀規律，并提高自身素質，促進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之間的協調運動和可持續發展，這包括：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遵循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規律，合理地、可持續地利用自然資源;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在人們享有良好生態方面的“當代平等”和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代際平等”。人口增長并不是個人私事，它包括全社會的消費者“人口”和勞動者“人手”之間的比例關系;人們的生產、消費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影響，客觀上涉及社會整體利益;資源儲藏的邊界是自然形成的，要對它有計劃可持續地利用，只有突破私人的、地域范圍的狹隘占有權和使用權界限才能做到;生態環境本身更沒有客觀邊界，它的維護甚至需要全球范圍的共同行動。因此，科學發展在客觀上要求人們在生產實踐和消費過程中著眼于人類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確立共同的價值目標。而只有按公有制生產關系組織起來的人們，才能形成共同理想、共同利益，才有條件在社會實踐中自覺適應科學發展的這些要求。那種著眼于短期、局部和私人利益的“發展”，是不可能自覺地形成共同價值目標的。從事社會實踐的人們的社會性質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實踐，生產主體彼此分離，實踐價值目標是私人利益。馬克思深刻指出，每個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結果并不會達到私人利益的總體即普遍利益，反而可以說，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他引用17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說法，說這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一旦社會讓私有制成為基礎，就不能實現科學發展。

　　▲：城鎮化是當前議論的熱點話題，您為什么強調要科學推進城鎮化，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這是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與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相伴隨的城鎮化，就絕不能走資本主義“城市化”的老路。而應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城鎮化道路，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

　　西方發展經濟學用“城市化”來描述一個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城市及其地位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以及原屬農村的某些地區演變為城市的過程;認為這一過程中的突出特征是農村人口流向城市。這種“城市化”理論其實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步覆蓋城鄉全社會的自發歷史過程為背景的，盡管它揭示出，在工業化進程中存在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領域轉化這種規律性現象，但是它撇開了生產關系在此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后果，因此具有片面性。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農村經濟的逐步占領性滲入，與馬克思揭示的資本的“原始積累”進程緊密聯系，它造成了城鄉對立、城鄉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和對小農土地的殘酷掠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內至今存在“貧民窟”，就是這種“城市化”弊病的鮮明寫照。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化”進程，有其制度性特征，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普遍存在的一般規律，更不應照搬西方“城市化”理論來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鎮化實踐。

　　在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中也必然發生農田勞動者人口減少、農村人口轉入城鎮等現象，這方面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化”有某種相似之處。但是，當代中國的城鎮化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作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科學發展戰略提出來的，是一種有領導、有組織、城鄉廣大干部群眾廣泛參與的自覺推進的科學發展實踐，而不是那種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的自發“城市化”。我們黨的文件不用“城市化”而用“城鎮化”，在概念上強調了小城鎮的作用，有助于在指導思想上與西方經濟學的“城市化”理論區分開來。黨中央遵循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城鄉一體化戰略：強調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以工補農、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等一系列指導方針，這些都體現了我國城鎮化的道路自覺。堅持這種自覺性，才能走在科學發展軌道上，避免資本主義“城市化”弊病，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進程中的一道亮麗景觀。

　　▲：您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化有自身的制度性特征。那么，當代中國的城鎮化又有什么制度性的特征?

　　●：當代中國城鎮化的制度性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城鎮化中的表現。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人民政府統籌規劃城鎮化提供了重要的條件。我們可以從一些地區取得的先進經驗中體會出來。貴刊2011年第3期曾發表過我撰寫的調研報告《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鎮化道路-江蘇部分地區城鎮化的調查與思考》。特殊中包含著一般，我從蘇南、蘇中地區比較成功的實踐，感受到我國城鎮化的制度性特征。主要是：促進城鄉人民共同致富，從實際出發，注重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重視縮小城鄉差距，把重心放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上，在加強基礎設施、發展社會事業等方面，把強農作為重點;在實施城鄉一體化戰略中，統一規劃城鄉發展和生態環境建設，使交通、電力和金融等網點建設覆蓋整個農村;重視農村的工業化和服務業發展，不斷增強本地區自主建設新農村的經濟實力;有序地發展農村工業園區和小城鎮，作為非農產業基地，增強就地、就近轉移農田過剩勞動力的承載力;節約土地，擴大耕地，發展現代集約化經營的大田農業和規模化副業，與此同時，在農村腹地組織過于分散居住的村民向新開辟宜居地集中，建設容生活、服務、綠化和文化體育設施等為一體的農村新型社區，使現代文明進入農村腹地;在夯實農業基礎的同時，推進大中城市自身的現代化建設，拓展城市作為國際交往、地區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加強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

　　這些特征，較好地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2010年，江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22944元和9118元，雖然差距仍在2.52：1，但是，與上年相比，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3.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1.6%，前者增長速度超過后者，城鄉收入差距開始出現從以往連年擴大轉向縮小的可喜拐點。值得一提的是，蘇中、蘇南的一些農村地區如江都、張家港等地，近年來出現被當地干部稱之為“逆城市化”的現象，一些外出打工的農民，開始回流農村;這主要是由于農村集體資本積累開始增加，多種類型的合作經濟發展起來，這使本地農民收入增長已不低于城市。還有，像江陰華西村、常熟蔣巷村等集體經濟雄厚的鄉村，多年來不但沒有農民外出打工，還吸引很多外地人來本村打工。應當說，土地集體所有制和蘇南農村20世紀6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的集體工商業經濟，或者說農村集體經濟工業化的持續發展，為這些地區新型城鎮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當然，我們既要看到成功經驗，也要看到目前一些地區的城鎮化在實踐中也存在背離科學發展、與社會主義制度特征不相協調的現象，值得高度重視。

　　▲：請說說看，有哪些現象?

　　●：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片面追求提高“城市化率”，盲目占用農村土地，犧牲農民集體的利益。

　　我認為，搬用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城市化率”(即一定地區城市人口與該地區總人口的比例這樣的指標)，來衡量一個地區城鎮化發展程度，是不恰當的。按照這種指標，那些沒有人外出打工、農村工業發達的先進地區，反而成了城鎮化滯后地區了。如果追求GDP政績，就很容易引起追求“城市化率”，導致在城鎮化中重城輕鄉，把當地城市建設作為重點。

　　不言而喻，城市土地面積越大，越能在外延上拓展比農業更容易來錢的工商業。為此，不少地區推行“三集中”、“三置換”方式，向國土規劃管理部門申請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將農村土地用于城市擴張用地。所謂“三集中”，就是“工業向園區集中、居民向社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所謂“三置換”，就是讓農民用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城鎮社會保障、用宅基地置換社區住房、用農民身份置換城鎮居民身份。如果個別地區因特殊需要，經過科學論證和嚴格依法審批，變少量農村土地為城市用地，并非絕對不可。但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使用這種方式，往往對下帶有強制性;對集體所有制土地價格評估往往過低，實際上使集體農民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價值得不到應有的實現，因而有損于現階段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種占用農村土地的方式一旦作為城鎮化的主要“抓手”普遍推開，勢必造成嚴重后果。即使撇開在此過程中的農民利益受損、發生拆遷戶上訪或群體性事件不談，單就造成農村耕地減少，就值得高度警惕。

　　問題還在于，有的地方為了騰出農村土地，在鄉村農業生產區，搞城市那樣的六、七層公寓樓群，讓農民集中居住，美其名“讓農民過上市民生活”。初看這似乎不錯，但是，農民的生活方式畢竟需要與農業生產方式相適應。農田作業與自然生態緊密聯系，居住區一般需要占據較大土地面積，倉庫、曬場、機庫、役畜飼養等用地，靠近農民居住地，可以節約人力、機械在空間位移上耗費的時間;農田作物管理需要農民相對分散居住，給每戶農民的家前、屋后留些蔬菜、花草、果樹、禽畜飼養之類用地，有助于農民利用農閑時間搞點家庭副業，而集中住樓房，將使這種分散的生產潛力蕩然無存。所以，農民向社區集中居住，必須有利于農業生產，用農民集中住樓房這種方式，來“節約”農村土地給城市建設用，將不利于改善農民的生活，也會背離農業生產客觀規律的要求。

　　從上述城鎮化取得的正反經驗來看，要科學地推進城鎮化，必須尊重新中國憲法對現階段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規定，尊重農民群眾的利益和生產生活方式。

　　▲：總結經驗是為了形成正確的認識，以便更好地付諸實踐。在您看來，在今后的城鎮化進程中，如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振興城鄉公有制經濟，自覺發揮好公有制對于統籌城鄉科學發展的基礎作用。從當前城鎮化現狀出發，有兩點值得強調。

　　一是重視發揮工農聯盟的偉大作用。人們一般都承認，城鎮化需要以工業化來推進。但是，只承認這一點是不夠的，還應當認識到，工業化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下進行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由資本家階級主導，城市化進程必然發生城鄉分離、貧富兩極分化、城市有“貧民窟”等現象。在中國，要實現城鄉一體化、人民共同富裕的城鎮化，就必須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就是說，唯有由工人階級和集體化的農民階級，形成鞏固的工農聯盟來主導工業化進程。工農聯盟是新中國國體的政治基礎，它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相反，私有制的過度擴張，只會破壞這種基礎。國有經濟和城鄉集體經濟越壯大，工農聯盟的經濟基礎就越牢固，就越能在城鎮化推進中發揮積極作用。多年來，黨中央強調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黨的十八大再次指出，“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使這些戰略方針落到實處，就需要各級政府除了一般的政策之外，還能在所在城市動員人力、物力、財力和科技各方面力量支持農村、農民和農業。在這方面，人民政府作為統籌城鄉一體化的組織者，在城市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就是城市工人階級，在農村最便于組織的就是農村集體農民。在城市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政府可以指導它們生產支農產品、可以通過設計企業“支農稅”建立城市支農基金，甚至可以動員城市工人、知識分子下鄉在技術上幫助農民發展農村集體工業，人民政府與公有制企業、農村集體經濟具有共同利益，這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也有以往的實踐經驗可以證明。但是，如果私有制經濟比重過大，政府將失去直接依靠的力量，例如，你要向私營、外資企業收取“支農稅”，老板及其代言人就會說，政府干預企業，政府侵犯私企利益，這樣一來，“以工促農、以工哺農”將成為空話。

　　二是重視發展農村工商集體產業和集體土地統一經營。新型城鎮化重點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只有加快農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才能有力地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這迫切需要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

　　從農村工業化角度看，20世紀末我國農村在鄉鎮企業私有化“改制”之后，工商領域基本由私營、外資企業占據，它們雖然能給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稅收，但是已經失去原鄉鎮集體企業那種被譽為“十全大補膏”的支農、支持鄉村社會事業發展的功能;它們成了農副業生產、農副產品加工與市場銷售鏈條中的“龍頭”企業，對集體土地的農副業生產起控制作用，這就使農民在生產中創造的大量價值在流通環節被私商、外商占有。換句話說，私營、外資經濟占了農村工商業的主體.就必然損害農民的利益，必然擴大農村貧富差距，也必然不利于人民政府組織領導農村工業有序地發展，還會嚴重削弱農村基層政權的執政基礎。因此，迫切需要振興農村集體工商業經濟，只要它們在農副產品加工和流通領域占了主體地位，農村工業化就能納入社會主義軌道，農村就能形成農工商統一的集體經濟大系統，實現集體農業與集體工商業相互支撐，人民政府領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推進新型城鎮化就有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和物質保障。

　　從集體土地統一經營來看，發揮好集體經濟的這種優勢，有助于適應農業的產業化、現代化的要求，因而有利于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糧棉等大宗農產品的產業化生產，需要以大田作業為條件，許多應用現代科技規?；a的農副產品，需要較多的資金投入和協作勞動。從這種客觀要求看，目前我國在農村，要么像鄧小平晚年所指出的那樣，促進農業生產實現“第二次飛躍”，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從分散的家庭經營，邁向更符合集體經濟本性的統一經營;要么繼續固化家庭經營，讓土地承包權“流轉”到種田“大戶”手中，形成私人農場。但是，后者因私人資金有限，經營權自愿流轉形成的田塊參差不齊，勢必難以形成適合較大規模產業經營的整齊連片大田，同時必然在農村形成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形成貧富兩極分化。主張和推行后者，那是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新型城鎮化背道而馳的。我在江蘇部分地區的調研中看到，江蘇省委省政府近些年來領導農村開展糧棉油“萬畝示范片”的農業高產增效創建活動，許多地區把發展合作經濟與糧食產業化生產結合起來。如2010年江都市小紀鎮集中7個行政村的土地，對田、水、路、林、村綜合整治，新增耕地1312畝，并計劃建設連片高標準農田，此項目完成后，可形成農用耕地12778畝的“萬頃良田”，這片土地所有權屬39個村民小組集體所有。這說明，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促進統一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這種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經營，勢必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農田生產上節約出更多勞動力。各級政府如能在規劃小城鎮和工業園建設的同時，著力支持農村工商集體經濟發展，這些農田過剩勞動力就能實現就近、就地轉移，并為城鄉工業化輸送大量勞動力，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農工商之間，促進經濟發展和促進城鄉人民共同富裕之間的良性互動。

　　▲：談到促進共同富裕，目前呼聲很高，但是在著力點上，您的主張與目前流行的觀點不同，不少人認為可以用公共財政再分配的方法來促進共同富裕，而您卻特別強調要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為什么?

　　●：這是因為，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促進共同富裕的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我在訪談開頭談到私有化阻礙共同富裕，現在有必要進一步談談為何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真正促進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化、大眾化表達，有助于廣大人民群眾達成對社會主義的共識。不過，大眾化表達與科學術語相比，雖然前者更能讓廣大群眾通過比較直觀的現象認識真理，卻不能替代后者在揭示現象蘊藏的深層本質，從而有利于人民群眾分辨真相和假象方面的作用。共同富裕與人人收入均等是否相同?降低失業率，對低收入勞動者實行最低工資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是否等同于促進共同富裕?要回答這些問題，還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術語，深入闡釋共同富裕體現的科學社會主義本質。

　　科學社會主義含義上的共同富裕，屬于財富和收入的分配范疇。前面已經談到，財富和收入的分配關系，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表現和結果，所以，我們絕不應當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基礎來談共同富裕?？茖W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只能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決定的、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共同富裕，是必然趨向未來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共同富裕。搞絕對平均主義的收入均等，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而是與小私有制聯系的小資產階級的富裕愿望，違反客觀經濟規律。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平均收入高的所謂“高收入社會”，但是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內部存在貧富兩極分化，外部存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其實是少數人的極高收入拉高了本國社會的平均收入，這些國家以維護私有制經濟基礎為前提，運用財政轉移支付、再分配手段搞福利主義，為的是緩和資本主義對抗性階級矛盾，搞的是改良主義，不可能消除兩極分化，因此根本不是促進共同富裕。更何況這種改良主義搞到一定程度，就會搞不下去。近些年來歐盟一些國家財政赤字增長，靠發國債寅吃卯糧，發生所謂主權債務危機，這與實施“私有制加財政再分配”的改良主義不無關系。其實，不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不在貫徹按勞分配上下工夫，公平正義的口號喊得再響，也不能處理好所謂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照搬民主社會主義那些改良主義措施，只會對分配制度的改革起誤導作用。

　　▲：按勞分配不是也有收入差距嗎?為何能消除貧富兩極分化呢?

　　●：公有制基礎上的按勞分配之所以能消除貧富兩極分化，原因在于，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實現了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生產資料私有者支配勞動成果分配權所必然形成的收入分配上的剝削關系。按勞分配是聯合勞動者掌握收入分配權的自主分配，在扣除作為共同需要的基金之后，完全按個人勞動貢獻計量分配個人收入。個人之間收入差距只體現勞動貢獻的大小，除非人為的扭曲，這種差距就不應當很大。因為勞動貢獻只取決于勞動者的主觀能力和在生產中的實際發揮。現代智力測驗證明，正常人智商相差并不大，即使稱得上天才的智力與一般人的智力差距也不超過一倍;這不能說沒有道理。當然，同樣智力在生產中的發揮也可能有較大差距，但是，這種差距畢竟受到使用相同的生產資料的客觀限制。總之，實施按勞分配，勞動者個人勞動貢獻的差距再大，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不會像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的收入差距那樣，前者包含許多雇用勞動者協作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因而與后者相比，懸殊極大。

　　由于按勞分配的分配總額會隨著生產成果的增加而增長，所以，隨著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必然會逐步提高。這就是公有制決定的按勞分配能真正促進共同富裕的邏輯。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條件下，收入差距小的公有制經濟成分比重越大，全社會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小;公有制越鞏固越發展，按勞分配原則就越能鞏固和發展，也就越能促進全體勞動者走向共同富裕。

　　▲：有人認為，馬克思說的是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按勞分配，但是現在仍然是市場經濟時代，所以搞按勞分配脫離實際。您的看法顯然與此不同，為什么?

　　●：實際上，按勞分配與商品貨幣關系一樣，都是社會勞動意義上的相等的勞動量交換，即一種形式的勞動量與另一種形式的勞動量按抽象勞動標準等量交換。只不過，商品貨幣關系是流通領域的相等的勞動量交換，而按勞分配是生產領域的相等的勞動量交換。所以，不能把按勞分配與商品貨幣關系對立起來。如果說按勞分配脫離實際，那么商品貨幣關系也就脫離實際。

　　在市場經濟要求公有制企業獨立核算的條件下，企業內部是完全可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全國許多國有、集體企業曾推行過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可惜受私有化“改制”沖擊，沒有持續下去。從已取得的成功改革經驗來看，抓好以下環節，是可以在企業內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

　　首先，企業可以從科學管理、減少非生產人員、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客觀要求出發，科學設定管理層次、環節和各種勞動崗位;其次，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實行雙向選擇，遴選內部各單位負責人、班組長，優化勞動組合，盡可能為每個勞動者提供發揮特長和能力的條件;第三，依靠科技創新，面向市場，靈活經營，使產品適銷對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第四，企業在扣除物質成本、國家稅收之后，留足企業擴大再生產基金、市場風險基金和科技創新基金，在此基礎上形成用于勞動者個人收入的可分配總基金;第五，根據本企業各種崗位勞動的復雜程度和具體勞動者在本崗位作出的實際勞動貢獻，把可分配總基金分到個人。雖然對勞動崗位復雜程度的衡量，很難絕對精確，然而，只要加強民主管理和監督，公開收入分配方案，基本合理是可以辦得到的。

　　對于國有經濟來說，還需要從整體公平出發，調節國有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中央和各級國有資本監管機構，有必要從全局出發，對各國有企業相互之間的收入分配，實行嚴格監督和橫向調節，減少市場價格、國家投資和地區差別等外部因素引起的不同部門、行業的企業之間的勞動者收入的分配不公，最大限度減少對按勞分配原則的偏離。

　　▲：照您的分析，公有制經濟可以實現按勞分配、消除貧富兩極分化，但是，人們反映，目前一些國有企業“高管”和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得驚人，您如何解釋?

　　●：目前國有經濟內部分配的這種情況，是背離按勞分配原則的。其原因：一是有些國企內部在高層管理者的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向私企老板看齊的不良傾向;二是對國有經濟內部存在的行業分配不公現象，缺乏應有的監管和調節，如金融行業的平均收入就明顯高于其他行業，高校那么多非金融專業的碩士生畢業后擠到銀行去找工作，原因就是銀行收入很高：中層經理年薪比高校二級教授年薪還高幾萬元、乃至十幾萬元。這種原因并不是來自國有經濟的公有制性質，恰恰相反，這是由于模糊了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盲目搬用資本主義企業管理體制造成的。通過國有經濟內部體制改革，加強應有的監管，這種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我認為，看待公有制經濟現實中的這些不良現象，必須在概念上弄清所有制性質含義上的“制度”和具體管理含義上的“體制”這兩者的聯系和區別。公有制作為適應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它具有促進共同富裕的優越性，要靠具體管理體制及其實施效果來實現，這是制度和體制之間的聯系。但是，兩者并不總是一致的。經濟制度體現經濟規律，具有客觀性、必然性;而管理體制是人們制定的，具有主觀性、偶然性。體制一旦偏離制度的要求，就需要通過改革來校正、創新和完善，使之符合制度的客觀要求。好比醫生治病，一種治病救人，去除疾病，人就健康了;一種是治病害人，搞死了人，病也不存在了。我們對國有經濟體制上的弊病，應當采取前一種治病救人的改革方法。但是，現在卻存在一種或明或暗的傾向，就是以改革為名，提出各種理由，要“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這種“改革”，其實是“改掉”，把國有經濟搞死，對此，我們應當提高識別力。

　　▲：怎樣才能防止把體制改革變成改掉公有制呢?

　　●：關鍵在于領導改革實踐的各級領導干部要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確立了正確的信念和改革方向，就會增強維護公有制經濟、促進科學發展和共同富裕的自覺性。在改革中不斷有人宣揚不要問“姓社姓資”;現在出現貧富差距的問題，有人又主張“用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這些說法看起來思想一直很“解放”，但是卻起了誤導作用，對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有害無益。絕不能認為，凡改革就一定正確，這是違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實際上會起包庇私有化“改制”的作用。難道蘇聯東歐不是在高喊“改革”中改旗易幟、亡黨亡國的嗎?社會主義改革是一種社會實踐，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才能達到目的。常有輿論反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提法，但是我認為，它與“用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這種提法并不相同，前者有過河的目的，是說光講理論不行，還要在正確理論指導下深入實踐，才能認識客觀規律，取得成功;而后者頗有第二國際時期伯恩施坦那種“運動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的味道。當今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確立改革意識固然必要，但是這還很不夠，還必須確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改革實踐的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在改革中增強自覺性，避免走蘇聯東歐那樣的邪路。

　　▲：請結合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談談您對劃清這種界限的看法。

　　●：首先，劃清這種界限是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提出的迫切要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這關乎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勞動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可是，目前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馬克思主義卻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有的黨政干部甚至相信什么“《資本論》過時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搞計劃經濟的，搞市場經濟要靠現代經濟學”等說教;報刊理論版很少刊登應用唯物史觀的經濟分析方法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章，反而大量刊登那些以“現代經濟學”的名義，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為中國改革出謀劃策。這十分令人擔心。

　　其次，是否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必然表現在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態度上。我曾分析過蘇聯亡黨亡國前夕，由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主持制定、用以指導改革的《向市場過渡 構想與綱領》，即《500天綱領》。這個綱領的理論指導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核心就是用私有化手段改掉國有經濟。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指導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勢必拿公有制經濟開刀，原因很清楚，因為這種經濟學絕不會因為帶上“現代”的桂冠，就改變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的階級本質。用這種與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者利益根本對立的理論來指導中國改革，勢必把改掉公有制經濟作為改革的核心內容。

　　再次，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要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以私有制“生意人”的眼光認識市場經濟形態，用是否私有化來判斷一國是否“市場經濟國家”，而且滲透著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和土地拜物教觀念，這種帶有資產階級偏見、扭曲客觀經濟形態本來面目的經濟學，是不可能指導我們建立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嶄新經濟形態的。馬克思當然不能對我們如何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直接給出現成答案，但是，他不但已經揭示出當今依然客觀存在的一系列客觀經濟規律，而且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新時代形成的新規律提供了科學的思想方法，我們遵循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探索、前進，就一定能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壯大公有制經濟;而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腳下，只會建立那種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附庸國的市場經濟國家。

　　▲：剛才您說如果用西方經濟學指導改革勢必把改掉公有制經濟作為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么說，就應當反對用西方經濟學指導改革，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為了保證中國改革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應當毫不動搖地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地位，理直氣壯地反對照搬西方經濟學對改革指手畫腳。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反對研究西方經濟學，而是認為，需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研究、借鑒它，反對“照搬”它，反對用它替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一句話，反對經濟學“西化”。我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若干年來，許多高校和一些黨校，經濟學的課程設置、師資力量，國內刊物的經濟類文章，乃至經濟管理部門的智囊，都嚴重偏向西方經濟學。這種經濟學的“西化”傾向，仍在發酵，正在不斷造成淡化、丑化、乃至摧毀公有制經濟及其觀念形態，積聚威脅國家經濟基礎的“負能量”。

　　其一，用“中等收入陷阱”理論消解人們對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注意力。近些年來，國內媒體宣傳西方經濟學的“中等收入陷阱”原理成為時髦，說什么一國人均GDP一旦進入超出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行列，就會進入貧富差距拉大，群體事件、貪污腐敗現象多發時期。實際上，這個原理不過是分析一定數量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過程得出的結論，即使符合實際，在邏輯上，最多只是適用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現象。但是，這絕不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共同規律。我國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人們的收入差距理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逐步縮小?，F在出現貧富差距，應是一種反常現象，真實原因是公有制經濟嚴重被削弱、私有制經濟超出應有限度的結果。但是，用“中等收入陷阱”來解釋，這就成了發展中的正常、必然的現象。可見，這個時髦用語，遮蓋了私有化是不良現象增多的深層原因，成為為私有化“改制”造成惡果而辯護的理由。

　　其二，用“壟斷”概念丑化國有企業。西方經濟學把壟斷看作“競爭的缺乏”，“競爭的對立極端”。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派主張私有化，貶低壟斷，認為它妨礙市場的自由競爭，造成社會整體的福利損失;主張即使在單個企業經營比多個企業競爭效率要高的諸如煤氣、自來水、郵政等所謂“自然壟斷”行業，也應當通過多個企業競爭，再由單個企業進入輪流經營;尤其反對由政府干預造成的壟斷。這種對市場自由競爭的絕對美化，也遭到主張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派的反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遵循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客觀規律，處理好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和國家干預的關系，這是新課題;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經濟學關于競爭與壟斷、國家干預的各種理論，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但是，現在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把“壟斷”的帽子強加在國有企業的頭上，絕對不準國有企業主導市場，主張國有經濟完全退出市場競爭領域，這就把“壟斷”與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混為一談。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壟斷是私有制經濟的范疇，是指私人或少數私人獨占市場利益。把國有企業說成壟斷企業，這是對作為公有制經濟支柱的國有經濟的妖魔化。國有經濟完全退出市場競爭領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姓“社”嗎?

　　其三，用“西化頂層設計”改變公有制經濟基礎。“頂層設計”原本是系統工程學的概念，是指從系統高端開始的整體設計。引入這個概念對我國改革和發展進行系統規劃沒有什么不好?？墒?，一旦偏離唯物史觀指導思想，用西方經濟學指導“頂層設計”，就可能成為瓦解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綱領”。近年來，我國政府某部門與世界銀行合作，制定了一個有國際影響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其主張通過深化“改革”，使“中國國有企業產出占GDP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減至2030年占10%”，主張“通過外國金融機構參與來推動金融行業的發展”。如果照這個“頂層設計”去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將不復存在。因此，應當堅決反對拋棄唯物史觀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基本原理，撇開公有制經濟基礎及其客觀要求，去搞所謂改革的“頂層設計”。尤其應當嚴禁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專家、智囊參與我國改革的“頂層設計”。為什么這些國家嚴禁高科技專家向我國泄露任何尖端科技信息，卻那么熱衷于“幫助”“指導”搞社會改革的頂層設計?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其四，用“紅利”話語擴大資本拜物教觀念的影響。近年來，“紅利”突然成了經濟輿論的流行語。不少人把改革以來經濟發展的成就表述為“土地紅利”、“人口紅利”、“外貿紅利”等;并說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在于取得“城鎮化紅利”、“改革紅利”、“制度紅利”等。這當然是一種比喻，但卻是一種充滿資本拜物教觀念的、生息資本家的流行話語。紅利者，非勞動所得也，它用于不勞而獲者還算合適，用來比喻改革獲得的成就，顯然不恰當，因為改革的偉大成就主要是廣大勞動人民付出辛勤勞動的結果。用坐收漁利的私有剝削觀念來動員人們深化改革開放，只會起淡化按勞分配、艱苦奮斗觀念，助長按資分配、投機獲利觀念，帶來負作用。在改革中，要堅持勞動創造價值的觀念，摒棄坐收漁利的“紅利”觀。

　　這些例子說明，西方經濟學的經濟觀、價值觀，是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服務的，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必然起腐蝕瓦解的作用。

　　▲：您的分析說明，在改革中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改革的指導地位，關系到能否維護好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關系到能否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

　　●：黨的十八大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我認為，把共產黨人的這種政治靈魂，滲透到經濟體制改革領域，就會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在正確方向上不斷取得新勝利。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觀。堅信馬克思主義，就要自覺應用唯物史觀及其方法論來指導改革。我認為，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思想，就必然會在改革、發展中自覺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因為唯物史觀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我國的改革實踐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已經驗證了這個原理的真理性。

　　▲：您對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性，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證。按您的分析，目前公有制經濟實際上已受到嚴重削弱，如何才能改變這種不良態勢呢?

　　●：這個問題是工人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和馬克思主義學者十分關心的問題。面對公有制嚴重被削弱的態勢，悲觀失望是無濟于事的。唯一的辦法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排除敵對、“西化”勢力的干擾，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采取多方面的有力措施，振興公有制經濟!關于如何從當前實際出發振興公有制經濟，事關全局，需要集思廣益，自上而下，統一部署。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我這里不揣冒昧，提幾點初步的建議。有責任向上級機關提出自己的對策建議。

　　(1)完善國有經營性資本統一監管機構。建立從整體上監管國有金融、工商業等經營性資本的中央機構，直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管;國有資本地方各級管理機構應作為中央有關機構的派出機構，在國家機構統一部署下行使投資和監管職能，并受相應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監管。只有糾正地方黨政機構脫離中央國資監管機構的統一規劃管理國有資產的方式，才能避免各地從局部利益出發經營國有資產，造成地方割據、重復建設。

　　(2)嚴格國有資本重大投資決策責任制。處理好黨政“一把手”敢于決策與承擔責任的辯證關系?？尚械霓k法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的領導班子實名投票決策責任制。重大決策的贊成、反對和棄權票，均需署名，以便明確投票者的責任，改變那種只用權、不負責的決策方式，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領導班子選拔機制。

　　(3)依靠工人階級推動國企改革和發展。一是在國企內部推行毛澤東當年倡導的“鞍鋼憲法”，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建立和完善企業內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二是在收入分配上對行業不公進行調整，堅決在國企內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國企中高層管理者工資向私企看齊、資本家化的嚴重錯誤傾向，決不讓“私有化”勢力抓住把柄，摧毀國有企業。三是糾正壓縮國有經濟的經濟政策，支持國企在競爭性領域發展。

　　(4)堅持依靠我國自身力量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領域必須實行單一國有經濟;作為經濟命脈和貨幣、貨幣資本流通核心的金融系統，必須由國家統一監管。在國有經濟內部通過體制改革，提高金融管理的效率。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必須由國有金融資本絕對控股;杜絕通過引入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家的所謂戰略性資本參與中國的金融改革;端正國有金融機構的經營思想，大力拓展銀行在農村深處的服務網點，不再發展所謂的農村民間金融機構。

　　(5)明確“公建公租”的城市住房體制改革目標。這是由憲法規定的城市土地國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決定的。商品房與土地使用權不可分割，城市公民平等地享有城市土地使用權，決定了城市住房土地使用權形成的級差地租，必須歸國家所有，這只有采取公有制建房、公有制租賃住房即“公建公租”才能實現。因此，應當從現在的國家向私商轉讓土地經營權，私商建房，私人購房，即不合理的“私建私有”住房制度，逐步向“公建公租”轉變。這樣，才有可能消除在房地產領域出現的，也是最嚴重、最猖狂的腐敗現象。

　　(6)重振城市集體經濟。改掉城市集體經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放棄國家對城市工人階級的組織領導，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應當把已經取消的關于城市集體經濟的政府管理機構恢復起來;同時，轉變管理職能，使政府對城市集體經濟的管理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采取財政、信貸措施，積極支持、引導城市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發展多種形式的自我管理、自主經營的集體企業。

　　(7)引導農村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實現“第二次飛躍”。糾正一些地方“土地向大戶集中”的錯誤輿論和實際做法，積極支持發展農村已經出現的多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大力宣傳多年來頂住私有化壓力、把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實力不斷壯大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新老典型，支持農民自愿實行集體土地統一經營。

　　(8)積極引導發展農村集體工商產業。許多地方推行私有化“改制”之后，農村集體鄉鎮企業已經轉制為私營企業。目前，一些地方把在改制中置換出來的剩余集體資本，轉化成廠房、設備等實物形態的借貸資本，租賃給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這固然有助于集體資本的保值增值，但是，這畢竟不是直接增加價值的產業資本形態，而是依賴于私營產業資本的利潤取得利息收入，形成了集體非農資本對私營工商業資本的依附關系。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狀態，就必須糾正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下產生的“集體所有制不能辦企業”等錯誤輿論，引導支持農村集體經濟辦工商企業、“龍頭企業”。應當積極推廣華西村、南街村、劉莊等先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工商企業的成功經驗。只有重振農村集體工商經濟，才能鞏固農村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

　　(9)通過財政、產業政策，發展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的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現代農業產業。培育、支持一大批高素質的青壯年留在農村，領導集體經濟創業，讓農民特別是集體種糧農戶能盡快地富裕起來。

　　(10)加強對私營經濟的引導。實施對私營企業主的愛國主義教育。試點新型公私合營方式，促進私營經濟向國有、集體經濟的再轉制，節制私人資本，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這些考慮雖然有一定的依據，但是，畢竟是一家之言，難免有不當之處。相信如果有更多的理論工作者一起來研討，那一定會對振興公有制經濟形成更好、更完善的對策建議。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7期，摘自2013年第3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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