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做夢?
有人說不要做夢,做人要現實點。白日做夢,一枕黃粱!夢想還能當真?
可是,沒有夢想行不行?活得太現實,不見兔子不撒鷹,不見棺材不落淚,缺乏預見力和想象力,又會變得鼠目寸光,謹小慎微。小時工,一手干活,一手數錢,看上去最現實,可誰又真愿意干?
夢,只是一個比喻,甚至是深刻的人生體驗。青春少年,正是懷揣夢想,才能吃得起苦,受得了挫折 ,經得起風雨,才能明白人世間的道理,成長為棟梁之材。如果有一天,“夢已經醒來,心不再害怕”,反正成功與否,都是一死,不再執著,不再努力,這人不是成佛便成懶漢了。
個人如此,國家也如此。一個沒有夢想的國家,很容易茍且偷生,很容易貪污腐化,很容易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國列強牽著鼻子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這邊,南京大屠殺血流成河;那邊,重慶歌舞廳尋歡作樂。這邊,C型包圍磨刀霍霍;那邊,追名逐利渾渾噩噩。這邊,祖墳遭掘國體危機;那邊,個人至上娛樂至死。
一個曾經信仰共產主義的國度,一個曾經激情燃燒的國度,一個曾經令無數海外中國人自豪的國度,一個曾經有著熾烈中國夢的國度,為何變得如此現實?如此勢利?如此頹廢?如此放縱?
或許是天道輪回,物極必反。也許,我們曾經透支了信仰,透支了理想,透支了激情。所以,三十多年來,有些中國人變得過于現實了,墮落了,迷失了。中國也就重新變得危機四伏了。
怎么辦?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既然中國諸多問題的根源在于信仰危機,那就得找回信仰,找回理想。問題是,許多人不但失去了信仰,甚至害怕有信仰,怕信仰再一次失控,怕信仰過度擠壓私人空間,壓縮好不容易得到的個人自由。我看,習總書記正是體察到這種深層社會心理,有意回避了“信仰”一詞,而改用較容易為人所接受的“夢”。其實,夢,就是理想,就是信仰,就是希望,就是追求,就是動力。
對此,一些老同志也許并不滿意。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度里,居然不敢理直氣壯地提共產主義理想和信仰,而是提什么虛無縹緲的“中國夢”,豈非咄咄怪事!另一些人卻相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連提“中國夢”都害怕。他們公開聲稱自己沒有中國夢,只有個人夢。其中,那些“一夜美國人”早已習慣了詛咒中國,已經或準備逃離中國。
但是,大多數中國人則很喜歡做“中國夢”,做各種各樣的“中國夢”。夢,就允許有主觀性,允許有模糊性,允許有多樣性、多面性。當無數中國人參與了中國夢的討論、構思和想象,這不就是以大眾民主的方式在重建中國認同嗎?如果有一天,中國夢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強烈,以至成為共同的理想時,這不就意味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民主地重建了信仰嗎?
當然,兩極分化的現實已經相當程度上撕裂了社會。用馬克思的話說,階級地位決定階級意識。不同的階級不可能做同一個中國夢。這話看似很有道理,但是,也大可以商榷。新中國成立初期,有四個不同的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都做同一個中國夢,這就是五星紅旗的含義。正是這四個階級合作的旗幟,激起無數海外華人的自豪和熱情,吸引了許多錢學森歸國奉獻。今天,階級成分并不比那時增加多少,怎么就不能做同一個中國夢?
同一個階級才能有同一個夢想,過于強調了經濟基礎的作用,忽視了上層建筑的巨大反作用。按此邏輯,只有到單一階級或無階級社會才能有同一個夢想。那么,現在的一切努力就只能是立刻消滅階級差異,立刻消滅私有制。這種邏輯,一旦落實到政策上,必然意味著“一大而公”、“純而又純”,意味著忽視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在現實生活中的廣泛而深刻的存在,重犯極左的錯誤。
怎么辦?唯一的出路是,承認階級分化的現實,努力縮小階級差距。為此,就要有超階級的中國夢來凝聚社會共識,增強中國社會的精氣神,避免社會進一步分裂,進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當然,單有精神力量也是遠遠不夠的。要做好中國夢,先得認真反腐敗。動真格的了,大家才會有信心,才能激發蘊藏在人們心底的熱情。
有人認為,中國夢是憲政夢,不是反腐夢。腐敗的根源就是現行體制,因此,真正的、徹底的反腐敗就必須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我看,這是一種右傾幼稚病。正如一個人得了重病,負責任的醫生總是會千方百計延長病人的壽命,而不會輕易地說,病的根源在于人體基因,要治病必須換基因,必須殺死現有的腐敗肌體。
仍然用治病救人的比喻,重建中國夢相當于扶正,反腐敗相當于祛邪。扶正祛邪,缺一不可,則危情可解,生命可以重新煥發活力。許多人總以封建社會看待今日中國,即便如此,中國也不是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一個封建王朝,壽命短則百年,長則二三百年。據此判斷,中國亦尚在王朝前期,只是前期或禁欲過度,或縱欲無度,以致疾病纏身。但身體元氣尚存,一旦治療得法,走上正道,還大有前途。這就是社會中醫的思路。
遺憾的是,許多知識分子受西醫思維影響過深,只知道開刀動手術,輕言憲政或革命,輕言休克療法。正是受此“新思維”影響,蘇聯解體了,國民經濟一落千丈,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世界第二工業強國淪落為任人宰割的資源大國。
因此,中國夢得讓大多數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來做,而不是讓少數西方型“公知”來做。這些公知也很敏感。中國夢,是中國人的夢,必然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特點,不具有普世價值。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一度相信普世價值,相信公理戰勝強權,相信“德先生”和“賽先生”,結果,這個普世價值夢被巴黎和會打碎,爆發了五四運動。如果說,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只是幼稚,那么,今日的許多“公知”則恐怕不單是幼稚,而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在給什么強國帶路呢。
說了這么多,還沒有說說我的中國夢。記得大約在2008年,我去首都師范大學做過一場講座,題目是: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未來社會新展望。那就是我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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