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滿世界都在說的中國夢。

　　老夫淺見，中國夢就是共同富裕夢。

　　富裕才能強大，這個道理大家都懂。所以鄧老爺子說了，“發展才是硬道理”。

　　但什么樣的富、怎么富，卻大有說道。少數人富，甚至富得流油，而多數人窮，乃至掏不起錢、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起老，鐵定不行，否則便須改革掉社會主義這個社會制度。

　　中共決策層當然不至于這般幼稚，因為如此一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便會蕩然無存。除非像當年的蘇共那樣，自己選擇退出。所以，習總上位當天就宣布“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此前，對于共同富裕，調門最高、踐行最狠的就是重慶。盡管重慶市的前負責人出事，但不能因人廢事，就株連進而否掉了重慶模式。實事求是地講，重慶模式還是對實現共富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的。重慶市委曾專題立會研究“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推出廣受關注的“共富12條”，構建起“共富”的制度通道(《人民日報》2012-01-09頭版頭條《重慶探索共同富?！?。這在中國地方政府中絕無僅有。

　　當然，這并非是重慶的發明。鄧總特色設計師對社會主義作出過改開以來最權威的結論，那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大家注意了，是“消除”兩極分化，而不是擴大兩極分化;不是最終才要消除兩極分化，而是在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就要致力于消除兩極分化。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老夫理解就是全體國民的一起的同樣的富裕。而要實現這個誘人憧憬的目標，在發展生產力中不斷縮小貧富差距，致力于消除兩極分化，乃屬中國夢中勢在必行的自然選項。

　　“建設五個重慶”也好，“民生10條”也好，“共富12條”也好，重慶模式未必都是放之四海皆為準的靈丹妙藥，但其共富精髓卻是縮小貧富差別、破解兩極分化難題、實現中國夢的應有之義。

　　實現中國夢，還有一個現實難題，這就是既要堅持改革開放方針，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既要全力推進中華民族復興，又要確保中共政權不被顛覆。而且，應該是非常之難。

　　當下中國，左右兩派都在嚴重質疑改革，左派認為改革有悖于“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宗旨，催生了99%與1%的兩極分化，導致了“一切向錢看”的道德淪喪，一般認為，他們似乎被稱走的是“老路”;右派則認為改革應首先進行“一人一票”的政治改革，破除一黨制，實現“議會制”，否則經濟改革必將停滯不前，一般認為，他們似乎被稱走的是“邪路”。雖然，中間派的國民目前仍占大多數，但他們已經失去了當年自下而上地參與改革的熱情，壟斷了話語權的精英們不得不毅然拋開民眾，宣布自行對改革實施頂層設計。

　　毋庸諱言，實現中國夢，徹底回歸毛澤東似已不存現實可能，起碼短時期內不具可能性，盡管毛澤東至今仍是中國億萬國民的精神領袖。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30多年，這有可能是一條不歸之路。所以中共高層反復申明不走“舊路”。走西方議會道路更是斷不可行，這等于否掉剝削有罪、殖民有罪，從而在根上否掉了中共帶領窮人革命的合法性，否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所以中共高層也反復強調不走“邪路”。說句實話，“舊路”與“邪路”相比，中共更會全力提防的是“邪路”，道理很簡單，舊路畢竟還是屬于自己的路，而邪路就是屬于別人的路了，當代史也印證了中共對煽動“邪路”的所謂民主斗士總是那般的辣手無情。

　　破解民族復興政權鞏固中的這個二悖定律，重慶模式無疑是個正能量的有益嘗試。有人說重慶模式就是文革復辟，老夫不敢茍同。現今大多數國民都沒有經歷過當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知“十年浩劫”為何物，但對重慶模式幾乎人人皆知。如果說重慶模式就是復辟了的文革，倒叫國民感覺曾經的文革并不那么可怕啊，甚至認為重慶模式中有兩江新區和高速的GDP增長，有低收入市民和進城農民工住得起的公租房，有安全感的打黑除惡和交巡警平臺……如果這些就是文革，那當年那個文革也不錯嘛。

　　左派曾把重慶模式祭為自己的理想旗幟，右派曾把重慶模式作為自己攻擊的首選目標。其實，他們都錯了。重慶既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毛思想鄧理論的堅定踐行，中共十八大精神實質的自覺先行。重慶模式堅持革命原旨，卻不循規蹈矩;繼承先輩傳統，又不走回頭之路;遵循既定路線，又善于糾正偏差;既堅持后30年好的，也堅持前30年好的。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把握現實，尋求突破，總是能在紛繁復雜的局面中，抓住關鍵，找到辦法，一蹴而就。中國歷來是個講究循規蹈矩的國家，官場尤其如此。提出中國夢的當下中共，很需要這樣一股生氣，這樣一股清風。

　　毛偉人曾明確指出，“ 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我們一定要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鄧特色則主持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方針;堅持以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基本內容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路線。經過近斷觀察，習總為首的中共中央同樣地兩手都同樣的硬，一脈相承地體現了前輩領袖的思想指針。

　　提到重慶模式，國人的興奮點，一般都會在 “唱紅”“打黑”這兩件事上，如果這樣形象地總結重慶模式，也不算錯，體現了重慶楊善除惡這個鮮明特征。

　　“重慶模式”，最早現身于房地產領域，重慶規劃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使暫時買不起房的中下階層百姓都能以最低的租金，住上房子。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廣州的一次論壇上，對重慶大量推廣保障性住房、引農民工進城的發展模式大加贊賞，并譽為“重慶模式”，且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這個重大舉措也被民間譽為中國的 “二次房改” 甚至被稱之為中國的真正房改。但這對重慶模式，還只是初期的狹義的概念。

　　倘若抽象地全面地詮釋重慶模式，不才老夫認為，應該體現在重慶模式的這句口號宣示之中——

　　“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

　　具體道來，應該就是：城鄉統籌，加快城鎮化;實施農村居民低保制度等;致力民生，縮小三大差別;兼顧眼前利益和長遠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汲取沿海地區的開放經驗，規避市場經濟的通脹風險;規劃青蒙疆(版圖超過三個法國)非轉基因農耕基地，保證糧食戰略安全;實行干部“三進三同”，建立人民監督員制度;以內需促經濟增長，實現良性循環，科學發展。其中“五個重慶”方略的實施，可使重慶在不遠的將來，天空更富氧，地面更平安，百姓更健康，環境更宜居，出行更順暢。

　　重慶模式最本質的突出特征，就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手一起抓，兩手一樣硬。堅持改革開放方針，發展經濟是硬道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鞏固政權也是硬道理。

　　重慶的改革開放，不僅毫不遜色于其它地方，而且經濟增長得更快。其GDP增長率，2009年為14.9%，2010年為17.1%，2011年為16.4%，名列全國前茅。改革開放中的兩江新區更是生機勃勃，連創佳績。

　　前面提到的“唱紅”，實際是重慶群眾“唱讀講傳”活動的形象提法。這種方式，確實凝聚了民心。共產黨老祖馬恩二導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過這樣一個驚世論點：“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如果連歌頌執政的共產黨，歌頌現行的社會主義，都不可行，那共產黨干脆解散好了。重慶市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在2010年12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訪談文章中，談到重慶的“唱讀講傳”活動，使得干部群眾信仰馬克思主義者逐年增多，2010年比上年提高了15.4%，達到68.5%。

　　并不像某些所謂精英所臆想的那樣，思想教育不是不靈了，而是靈得很。連西方國家都很懂得思想領先，這些年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包括對紅色中國的和平演變，就收到了比軍事圍堵、武力進攻更為有效的戰果。

　　并非危言聳聽，中國共產黨正在面臨建黨90年來的最大危機。當下美國重返亞洲遏制中國的國際大氣候，與顏色革命愈演愈烈的國內小氣候，其兇險程度遠甚于上世紀80年代的那場政治風波。加之當下中國，住房、教育、醫療這新三座大山不僅沒有移開半分，反倒還在迅速增高，而物價、養老、就業這三座更新的大山又壓到了國人頭上，依稀可以聽到歷史周期律的魔咒接踵傳來。這就再次地驗證了為什么毛偉人反復強調防止和平演變和鄧特色反復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所在。

　　當下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只要一唱紅歌，就說你左，只要打黑反貪一發動群眾，還說你左。不錯，一些年來，中共一直在反“左”，但都把左傾中的左，加上引號，即反的是“左”，不是左。其中含義自明，中共絕不可能反真正的左。奇怪的是有些中共干部居然怕被指為左了，難道他們竟然不知正宗的左派正是中共自身嗎?中共再怎么反“左”，也絕不會把自己反到右派那邊去。那些號稱右派或以右派為榮的精英公知，實際上是把自己擺到了與中共的對立面。不愿意當左派甚至想當右派的黨內人士，特別高級干部，應該選擇退出，不要指望死后覆蓋黨旗，更不要指望被冠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稱號。

　　重慶模式得到了中央兩屆常委級最高領導層幾乎所有成員的一致肯定。自2009年12月至2011年8月，中共中央17屆常委會中的9人中除一人外，其余8人都前往重慶考察過?，F任18屆7人常委中除一人外，俞正聲、劉云山、王岐山、張高麗，加上連任常委習近平、李克強，有6位都曾考察過重慶。其中，習近平對重慶的打黑唱紅以及科學發展路數予以了全面肯定;吳邦國在考察重慶時高度贊揚“重慶建設公租房是一大德政，為全國創造了很好的經驗!”“‘三項制度’、‘三進三同’、‘結窮親’等好做法，夯實了基層黨建基礎，也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希望繼續發揚，創造出更多好經驗”;李克強充分肯定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績; 賈慶林看好“重慶推動、加快實現城鄉統籌一體化的新格局”，認為“重慶發展大有希望”;李長春高度贊賞重慶“唱讀講傳”; 賀國強對重慶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周永康強力支持重慶打黑;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同市長韓正考察重慶時，贊揚“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表示“上海要真心實意地學習重慶不畏艱難、搶抓機遇、力促發展的狀態和勁頭”;劉云山對重慶利用革命歷史資源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宣傳教育給予充分肯定;王岐山認為重慶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取得了顯著成績，盛贊“重慶模式值得好好研究”;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張高麗率團考察重慶時，稱贊“重慶市的工作思路新、招法實、力度大、步伐快、效果好，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表示“要虛心向重慶市學習，取長補短，開拓創新，把各項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然而，重慶模式并非得到了普遍的一致的肯定。詬病重慶模式的精英公知大有人在。那么，都是哪些人恨毒了重慶模式呢?

　　一是顏色黨人。重慶探索出了一條既要堅持改革開放，又能保證執政黨地位，從而保證中華民族在統一與穩定之中實現偉大復興的道路，而且取得了連外國人都公認的成功，可以使得腐敗日甚、百姓漸遠的執政黨，真正恢復執政自信，也將使《08憲章》的實施愈加成為不可完成的任務。

　　二是境外勢力。攻擊重慶模式的外國媒體，基本上都出自反對中共、遏制中國的西方國家，還有流亡在這些國家的分裂勢力。攻擊重慶模式火力最猛的，竟然是那個中共死敵FL功邪教組織，這讓中共黨內摧殘重慶模式的冒牌共產黨人情以何堪?

　　三是貪官污吏。如果全國各地都像重慶那樣以人民群眾為主力軍，大打滅黑肅貪殲滅戰，他們便會無處藏身，立馬現出原形。

　　四是非轉內奸。當今世界的食品安全威脅，以美國向國外力推的轉基因糧種首當其沖。這種主糧，美國人自己不種不吃，歐洲日本不種不吃，中國舉辦的奧運會世博會嚴格禁入，被嚴重質疑為有毒食品。重慶模式明確提出抵制轉基因食品，并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為此，重慶高院出臺意見，“制售有害食品最高可判死刑”。 重慶在忠縣的非轉基因大豆產業基地，因其質好量高面積大而受到各方面的好評，規劃中的青蒙疆非轉基因農耕基地建設，被譽為中國食品安全的百年大計。然而，那些自己及其太太乃至子女絕對不吃轉基因的某些中國官員，卻在幫忙美國在自己國家力推種植轉基因口糧，他們能不恨死了重慶模式嗎?

　　五是敵特后人。不必再費筆墨，他們與中共是有著世仇的，恨不得共產黨政權立馬垮臺。

　　六是黑惡勢力。重慶的打黑除惡，宛如一臺馬力巨大的‘推土機’，對重慶的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進行了“平推”式的徹底鏟除，不管什么溝溝坎坎，不管什么明槍暗箭，通通不在話下，勢不可擋，根絕后患。黑惡勢力就此被斷了錢串子，能不恨得咬碎了牙嗎?

　　七是不法奸商。重慶在打擊食品藥品安全犯罪百日專項行動，設立公開舉報電話，集約上萬名警力，以“打黑”之勢，嚴打食品藥品安全犯罪。對洋商沃爾瑪以普通豬肉冒充綠色豬肉謀取暴利事件采取“零容忍”原則，勒令全市沃爾瑪停業整頓，逮捕兩人，刑事拘留25人，監視居住7人，取保候審3人。沃爾瑪是曾連續3年在美國《財富》雜志全球500強企業的中龍頭老大。這頭國際知名的商業大鱷及其主子乃及國內幫兇，能放過重慶嗎?

　　八是平庸官員。中國很多的平庸官員，并非沒有才能，他們能說善寫，左右逢源，名利雙收，升遷有道。但卻唯上唯書，缺少擔當。一遇實際問題，或束手無策或有策而不敢施之。實打實、硬磕硬的重慶模式及其顯赫實效，讓他們無地自容，因妒生恨。

　　他們或是群起而攻擊之，或是冷眼而晾曬之，或是造謠而潑糞之，恨不能立馬打重慶模式個無形，使其世間消失。但卻難撼其汗毛一根，難阻其前行半步。究其原因，除卻重慶模式在為人民服務，毫無畏懼而又甚為百姓擁護之外，那就是其深諳了毛澤東的思想真諦，原則而又靈活，強勢而又低調，果敢而又縝密，大刀闊斧而又閑庭信步，令那些個宵小之徒簡直就是干氣候，難下笊籬，只能眼巴巴看著重慶模式瀟灑自如地干成一件又一件驚世駭俗的百姓拍手稱快的大事情。更何況重慶模式正是為中共執政的社會主義中國長治久安、萬年永固，為早日實現繁榮昌盛的中國夢，而破繭芒出的。而且，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