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殖民是西方強大國家實施新殖民主義的一種手段，抑或是新殖民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強大國家以之達到軍事占領、政治統治所能達到的目標——經濟依附，弱小國家因之而處于被剝削、被壓迫、被支配的地位。中國要實現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大業，就必須注意防止經濟依附與文化殖民，實現經濟的獨立富強以及文化的自覺自信。

　　一、新殖民主義與文化殖民

　　文化是積淀在民族最深處的文明成果，是民族國家薪火相傳的基因，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個性。二戰后，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方面以政治、軍事等“硬實力”強迫弱小國家接受他們的文化;另一方面借助傳媒、投資、商品等“軟實力”，將其宗教信仰、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等撒播到其他國家，借以消滅其他民族國家文化自主性，同化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這就是文化殖民。

　　文化影響思維，思維影響政策，政策影響態勢。持續持久的文化殖民令弱小國家廣泛而深刻地對強大國家產生依戀、崇拜和奴性，從而使弱小國家在思想觀念上心甘情愿地處于服從與被支配地位。西方國家的文化殖民通常包裹在商品、資本中，也摻雜在國際文化傳播、合作與交流中。正如羅素所言：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但是，西方國家利用文化交流，經久不息地實施文化入侵，美學者弗蘭克•寧柯維奇在其《文化外交》中指出：文化手段成為美國穿越障礙的一種更加重要的強大滲透工具。

　　二戰以來，美國推行文化霸權、文化入侵、文化殖民可謂不遺余力。英國年輕女編輯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在《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中指出，在文化殖民過程中，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將美國包裝加工成為文化大國，且利用經濟、政治乃至軍事等各種手段把這種強勢文化兜售給世界，與此同時竭力詆毀、抹殺競爭對手(敵手)的文化。教育文化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第四維”。多年來，美國通過組建營運各種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為弱小國家培養、輸送了一批又一批信奉自由主義的人才，這些人才成為美國的文化牧師，成為美國意識形態的宣傳隊、播種機，甚或直接成為美國的經濟殺手，把“自由經濟”、“比較優勢”等理論傳播到其他國家，把“華盛頓共識”政策落實到弱小國家。

　　對一個民族國家而言，文化入侵類似于生物物種入侵，但是危害遠甚于生物物種入侵。一個民族如若喪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質，這個民族也就喪失了生命力。

　　二、弱小國家經濟依附與強大國家文化殖民

　　民族國家之間經濟嚴重不對稱的實質就是經濟依附。弱小國家形成對強大國家的過度依賴集中表現在，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弱小國家持續付出更大的成本而總是獲取更小的收益，即成本最大化而收益最小化;強大國家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如此，強大國家與弱小國家之間形成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

　　過去，西方強大國家運用軍事占領、政治統治使弱小國家在經濟上依附自己;今天，則不斷用文化入侵、文化殖民實現經濟依附策略。當今，弱小國家對美國的經濟依附，首先表現為對“美國制造”的嚴重依賴。“美國制造”近乎無所不能，不僅涉及可口可樂、耐克等一般物品，也包括迪斯尼、好萊塢等文化產品，還有英特爾芯片、F16戰斗機等高精尖商品。

　　其次是對美元資產、美國資本、華爾街金融服務的嚴重依賴。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有句名言：“輸出美國的資本就是輸出美國的價值觀”。華爾街、華盛頓之所以能玩轉世界，憑借的就是美元強權。美元強權折射的就是弱小國家與強大美國之間的既廣又深且牢的經濟依附關系。

　　再次是對美國提供的“公共產品”的嚴重依賴，這些“公共產品”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遺留的國際經濟秩序、雅爾塔體系遺留的國際政治秩序、美國模式甚或還有“美國夢”。其中，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對當今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產生廣泛而深遠影響。長期以來，美國操縱匯率給國際金融、相關國家帶來諸多損失與困擾，很難設想一旦美元及其計價、結算體系全面崩潰，世界會出現怎樣的情景。這種猶如吸毒者與販毒者的依賴，恐怖地維系著國際金融平衡與世界經濟穩定，也是弱小國家對美國經濟依附的無奈反映。

　　可口可樂、迪斯尼卡通、好萊塢影片等美國制造，折射的是美國大眾文化或民族文化;美國模式、“美國夢”、美元強權則折射的是美國意識形態等政治哲學文化。無論是哪一類美國文化，在文化殖民過程中，往往包裹在自由、民主等所謂“普世價值”的外殼中，并被弱小國家的政界、學界奉做圭臬。

　　自由主義是美國這個沒有帝國稱號的帝國對大英帝國衣缽的繼承，是美國實施文化殖民的價值核心。美國的文化殖民，高度濃縮在自由市場的教條中、比較優勢的理論中、“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中。美國的文化殖民，最終要么由戰斧導彈、B52轟炸機投送，抑或由美國直接或間接培育的經濟牧師傳播。1994年8月1日，美國《新聞周刊》發表題為《新殖民主義》的文章寫道：“什么樣的人是新殖民主義者?他們手拿的是計算器而不是槍支;他們穿的是上班時的服裝，而不是戰斗服裝;他們宣傳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福音，而不是傳教士的福音”。文化殖民盡管形式不同、花樣繁多，但是其本質與目標清晰，就是一勞永逸地實現弱小國家對強大國家的經濟依附。

　　實際上，美國等西方強大國家所鼓吹的經濟自由是有選擇的自由。在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四大流動中，關鍵的人流被主權國家(其實主要是西方強大國家)閉塞了，而沒有人員的自由流動，所謂“要素價格均等化”、“利潤平均化”便會成為空話與神話，而沒有“要素價格均等化”、“利潤平均化”，經濟全球化下資源優化配置的收益、生產力進步的收益就不可能讓各類主體(國家、企業、個人)均等享受，“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就會日趨明顯。

　　三、努力擺脫經濟依附與文化殖民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文化殖民高度濃縮在自由市場的教條中、比較優勢的理論中、“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中。歷史上，英美等任何一個西方強國都不是依照自由市場、比較優勢、“華盛頓共識”實現崛起的，恰恰相反，它們無一不是依靠國家主義、競爭優勢、保護主義走向強大的。當初，大英帝國倘若一開始就推崇自由市場、比較優勢，那么發展毛紡織的不是英國，而是其殖民地愛爾蘭;發展棉紡織的也不是英國，而是其殖民地印度。但是，英國通過宗主國的特權，硬是剝奪了愛爾蘭發展毛紡織業的權利，嚴格限制印度發展棉紡織業的空間，用高關稅甚或嚴禁出口羊毛來扶植本國紡織業，而大英帝國正是依靠紡織業起家的。

　　美國則是通過獨立戰爭、第二次英美戰爭以及南北內戰這些“血與火”的艱辛過程，才擺脫英國施加的自由市場與比較優勢的束縛，然后通過高關稅壁壘(最高時達到100%)，保護民族工業發展，前后歷時100余年。此前，英國的保護主義沿用了近200年(從1651年《航海條例》頒布到1846年《谷物法》廢除)。處于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日本與韓國，都是用了至少30年的時間來孵化卵翼自己的民族產業。所謂自由貿易與自由市場，都是在成長壯大之后逐漸且有條件、有選擇實施，與保護主義交替使用。因此，整個西方強大國家的成長史，與它們所推行的自由主義殖民政策，存在明顯偏差。

　　今天，世界已經被美國文化殖民(洗腦)的自由主義者，把自由市場、比較優勢視作經典，來指導治國安邦、學術研究工作。而自由市場、比較優勢恰是經典的殖民主義基礎理論，“華盛頓共識”則是美國炮制的經典的新殖民主義政策，過去的老殖民主義和今天的新殖民主義一直都把它們當成“真理的火種”向世界兜售傳播。他國消費者在消費可口可樂、迪斯尼、好萊塢影片時，會自覺接受美國的大眾文化;而他國學習者在學習被裁減、被扭曲的歷史后，則會青睞美國政治哲學文化。新殖民主義的病毒就這樣被感染——攜帶——感染。弱小國家，如若智商未泯，擺脫經濟依附與文化殖民，就必須認清新殖民主義的面目，還原殖民主義歷史，重述世界文化史。

　　歷史上，中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與古希臘文化等都曾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各領風騷數百年甚或上千年。西方文化的燦爛集中在給世界貢獻了資本主義，使人類像變魔法般在短短數百年間創造出極大的物質財富，因此必須坦承西方文化有其先進性。近代歷史上，正是西學東漸，讓先進的中國人接受了西方先進文化，如此才有中國充滿科學與理性的改良與革命運動，將中國從落后愚昧的泥淖中拽拉出來。但是，西方文化的先進性是有限的、有條件的。西方文化被西方新老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長期糟蹋性、毀滅性使用，其真理性、科學性、先進性不斷流失、消失。看看時下正在蔓延、持續的歐美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的寄生、腐朽、貪婪被呈現得淋漓盡致。

　　與西方文化相對應的東方文化，在沉寂多年后，如今正煥發出強大生命力。明清以后，中國總體上開始落后西方，西方挾資本主義蒸蒸日上之氣勢，在軍事政治上逐一擊敗了東方，如此東方及其文化長期處于“被表述”、被侵蝕、被殖民的狀態。積貧積弱，是東方文化被殖民的根源。但是，善于學習的東方，很快便在西方主導的秩序中，實現了經濟強盛與國家崛起，在此基礎上正在實現文化復興。而且，與西方“弱肉強食”的霸道法則不同，東方推崇的是“和而不同”的王道精神。這種精神對于構建一個和諧安寧的世界更具吸引力。2005年9月1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表題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講話中指出：“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

　　承認、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更加進步的體現，是國際社會走向和諧的體現。經濟全球化非但沒有碾平世界，反而令世界更加崎嶇。這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強大國家向弱小國家轉移風險、轉嫁危機的過程中一覽無余。世界經由大危機，“無主義”、“無秩序”、“無信任”的特征愈發明顯。在“三無”世界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戰略方針意義更加重大。我們應在此方針指導下，大力發展民族經濟，弘揚民族文化，使得經濟強大獨立與文化自信自覺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一方面，文化中的通俗文化、大眾文化直接構成文化產業的中流，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另一方面，文化中的思想意識形態、政治哲學的高端文化則成為構筑民族精神的靈魂、引領民族進步的燈塔。與此同時，經濟增長與實力增強為文化繁榮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有利于提升民族的自尊心與自豪感，為民族文化自信、自覺、自強創造良好條件。

　　當前，在中國，要警惕用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來指導研究國家安全，在自由主義的理論架構下為國家安全作各種“頂層設計”，用自由主義的邏輯思維為國家安全建言獻策的現象。就西方強大國家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只能構建在國家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無論是經濟安全還是文化安全都不能建立、根植于自由主義理論之上，自由主義的泥灘無法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長城。我們只有立足中國國情，吸取西方國家的經驗，才能有助于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制定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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