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全面修改民主傾聽青年的聲音和對待他們的方式。”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約束性控制的全球影響力和破壞性不僅體現在2008年經濟衰退造成的廣泛痛苦和人類苦難上，而且也體現在不符合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福利國家、工人、工會、高等教育、學生和其他僅存力量所遭受的無情的不斷攻擊上。在市場極端主義支配下，旨在減少人類痛苦和不幸，并保護公眾不受市場危害的機構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廢除，正如許多公共領域的遭遇一樣，在那里，私人的困難被當作社會問題來對待。私有化猖獗，席卷了像公立學校和核心的公共服務業等在目標和功能上差別很大的機構，連監獄也不放過。這種從社會契約到野蠻的企業主權的轉變是“減少國家對社會商品的支持意味著國家拋棄民眾的”更大過程的一部分，國家本來處在捍衛工人和其他民眾在過去的斗爭中爭取的利益的最佳位置。面對巨額赤字，美國聯邦政府和許多州政府仍然拒絕向富人和有錢的公司增稅，與此同時執行大幅度的削減開支措施，涉及醫療保險、食品銀行、工人退休金、高等教育和兒童健康保險項目等。佛羅里達州州長里克•司各特(RickScott)已經“提議削減營業稅和財產稅，裁減政府雇員6700人，削減教育資金48億美元，削減醫療保險將近40億美元。司各特的最終計劃是徹底取消這個陽光州的企業所得稅。他希望抽去佛羅里達失業保險體系的精華，使得失業工人‘比美國其他任何州的失業工人得到的經濟保護更少’”。隨著社會問題私人化和公共空間商業化，人們越來越多地強調社會問題的個人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市場關系和資本控制機構擺脫了政治、道德和責任問題的糾纏。強調公共財富私有化、消除社會保障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取消經濟活動的管制實際上影響了美國所有政治和經濟機構。在此情況下，公共福利、社區、公民義務等觀念被個人責任的沉重要求和完全私有化的自由理想所替代。

　　在當今的市場社會里，持續的不確定性和集體焦慮日益嚴重，但政府鼓吹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經濟原則，拋棄了保護公共利益的核心公共價值觀。正如杰夫里•薩克斯(JeffreySachs)指出的：“收入不平等達到歷史高位，但富人宣稱他們對社會沒有責任。他們拒絕幫助不幸的人，一有機會就要求減稅。幾乎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激烈地捍衛自己狹隘的短期利益，人人都放棄了向前看或顧忌別人需要的假面。”共同的犧牲、共同的責任現在讓位于共同的恐懼和對投資共同利益的蔑視，具體地說就是對未來數代青年安全問題的漠視。無論保守派還是自由派似乎都認為，公共價值要么是自由市場追求利潤目標的障礙，要么是造成社會不斷衰弱的累贅。信奉公共利益的觀點現在如果不是危險的病態，至少被當作軟弱的標志。

　　曾經至少提供些微進步思想、開明社會政策、非商業化價值觀和批判性交流的公共空間已經越來越商業化了，比如高等教育越來越多地被定義為企業權力和文化的核心因素。像圖書館之類的公共空間已經與公共話語的語言割裂開來，越來越多地被視為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公共空間被降低為死的空間，不再充滿活力的政治空間和倫理學場所幾乎不能用來創建激動人心的民主所需要的知識、交流、潛力和有意義的干涉等模式。現在很清楚的是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國家、工人、工會的攻 擊 與 針 對 高 等 教 育 的 全 面 攻 擊 同 樣 激 烈 。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認為，高等教育之所以成為保守派政客和政府攻擊的目標，是因為至少在理論上它是學生學習民主和對話的地方，是與官方權力及其機構決裂并無情批判權力及其無休止壓制持不同政見者企圖的場所。新自由主義對高等教育的攻擊正如埃倫•施雷克(EllenSchrecker)指出的：“今天，整個高等教育界，不僅是持不同政見的教授都受到攻擊，無論在大學內部還是大學之外。”在英美，大學和企業正在結成強大同盟，人文科學資金不足，學費飆升，知識商品化，科學研究也需透過審計文化的棱鏡來進行評價。在英國，布朗報告已經確立了管理、金融和評價的模式，所有意圖和目的都把高等教育變成企業價值觀和利益的附庸。要求改善學生的就業能力已經重新調整了知識與權力之間的聯系，同時把老師和學生變成訓練有素的商家和初露頭角的顧客。大學是實現民主的公共空間，是提供民主政治所需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的批判中心，如今這個觀點已經被大學是生產新自由主義臣民所必需的市場機器的觀點所取代。這完全與高等教育被結合成這樣的前提的觀念格格不入，即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種形式的了解對于一個塑造性的文化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這種文化恰恰為生產批判性的參與和知情的公民奠定了基礎。

　　顯然，看書識字、批判性對話、知情的辯論、理性思考等任何要求都是對那種以無知、愚蠢、謊言、歪曲、訴諸常識為唯一交流工具的政治文化的威脅，這似乎同樣適用于占支配地位的媒體。否則，該如何解釋像赫爾曼•凱恩(HermanCain)這樣的政客在美國何以獲得廣泛的大眾支持呢?他簡直就是滑稽的小丑，是政治圈內文盲和無知者的典型代表。實際上，人們可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從里克•桑托勒姆(RickSantorum)到里克•佩里(RickPerry)和米歇爾•巴克曼(MicheleBachmann)的整個群體都表現出不僅排斥科學、證據、知情的辯論和其他啟蒙因素的特征，而且包含著對批判性思考任何僅存力量的根深蒂固的蔑視和仇恨。如今，愚昧無知取代了知識，人們對權力無可奈何。他們采取的幾乎每個立場都可以返回到啟蒙前的時代，回到信仰和殘忍統治的時代，回到愚昧無知為政治和道德無能辯護的時代。在此情況下，高等教育和其他公共空間成為自由派、右翼政客和其他極端主義者全面攻擊的目標和改革的對象并不令人吃驚，雖然在這方面英國可能還不如美國這么嚴重。雖然有很多評論談及文化的遲鈍麻木是企業控制下的主流媒體造成的結果，但該論證中常常忽略的地方是教育如何遭到類似的攻擊，而不僅僅是因為有人試圖將這種機構私有化或商業化。

　　在賭場資本主義下，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它推動經濟增長、創新、轉型和促進國家繁榮等方面，但這里利害關系更大的是把大學變成了企業的附庸，而且存在把它看作由不同政見者、批判性對話和批判性地參與社會問題討論的僅存機構而拋棄的企圖。企業精英、右翼極端主義者等一直竭力要割裂大學與其作為能夠產生批判性的塑造性文化和一整套機制的民主公共空間的作用的聯系，在這種文化和機制中，復雜問題得到討論、權威受到挑戰、權力受到問責，公共知識分子被大量生產出來。美國的年輕人現在認識到大學已經成為旨在讓學生不知不覺欠下大筆債務的龐氏騙局。

　　大學作為思考場所是如何被拆解的，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之一可以從布朗報告中看出來。該報告的指導性假設是新自由主義大學的核心，它包括學生的選擇、消費者模式的教學法、監督實踐的工具性文化、市場價值觀等。像大部分新自由主義教育模式一樣，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它推動經濟增長、創新、轉型和促進國家繁榮等方面。雖然有些地方的學費已經增長了三倍，但很多學校還是倒閉了。實際上，高等教育是根據企業文化的指令來重新塑造的。2011年3月26日，倫敦的學生和工會積極分子、公務員等一道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2010年5月成立的保守黨-工黨-民主黨聯合政府提議的大幅度裁員、削減服務和高等教育經費的做法，但政府似乎對政策可能產生的毀滅性后果無動于衷。西蒙•赫德(SimonHead)已經指出布朗政策是對學術自由的嚴重威脅。實際上，報告所體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僅是對大學而且是對民主未來的根本威脅，尤其是對那些依然堅持批判性地進行社會問題探討、堅持參與批判性對話的少數學校來說是一種威脅。新自由主義大學的批判中常常丟失的東西是它與更廣大社會的聯系。民主要求批判性的塑造性文化和一整套機制，在這種文化和機制中，復雜的問題得到討論、權威受到挑戰、權力受到問責，公共知識分子被大量生產出來。所有這些如今在英國等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國家都已經受到威脅。在此經濟模式下，根本不談論社會正義，不關心社會問題，不進行批判性思考，不處理包含社會責任的問題，不批判可能挑戰新自由主義世界觀的非商品化價值觀。

　　在美國，這種新自由主義模式呈現一種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形式，因為各州控制高等教育的預算。在緊縮節省的呼吁下，各州已經開始了大幅度削減公立大學資金的行動，同時卻在為企業和富人提供巨額的稅收減免。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的科研經費“已經采取了大中型企業的組織形式”。大學校長被視為首席執行官，教師被視為企業家，學生被視為消費者，而且情況日益糟糕，在有些大學，新的學院院長已經把注意力的焦點從校內轉向校外以便開始“資金籌集、戰略規劃、尋找合作伙伴等等從前是大學校長職權范圍內的活動”。學界領導人的水平高低現在部分是通過其籌款能力、參與戰略規劃的程度、與企業捐款者建立伙伴關系的能力來定義的。實際上，學院院長越來越多地被視為復雜企業的頭目，其工作表現取決于籌款業績。大學校長現在不僅與企業價值觀保持一致，而且心甘情愿地、公開地與企業利益沆瀣一氣。《高等教育記事》報道說，“擁有最大運行預算的40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中的19位校長至少是一家公司的董事”。因為企業文化滲透在高等教育實踐的各個方面，餐飲服務、具體授課模式、兼職教師聘用等所有事情現在都外包給私有企業。在尋找采用市場價值觀和削減開支的過程中，班級規模迅速擴大，無論學生還是老師都越來越多地重視死記硬背和標準化考試。學費飛漲使得千百萬工人階級子弟難以得到上大學的機會。而且，高等教育的價值現在完全與資格證書的需要聯系起來。不在數學效用和經濟理性范圍內的學科和課程則被認為是可以忽略的。

　　在新自由主義的財政緊縮政策和懲罰性措施下，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最嚴重后果是學界打工仔的日益增長。因為采用企業管理的模式，大學熱衷于削減終身教授崗位，增加兼職和專職教師崗位卻不保證給予他們終身教職，而且常常攻擊教師工會。在俄亥俄州和猶他州，立法機構已經通過法案廢止終身教職，在威斯康辛州，州長已經取消了州立大學教師的協商權。在高等教育變得越來越職業化的時候，美國終身教職序列的教師規模顯著減少，這進一步削弱了教師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地位。如今，只有27%的教師進入終身教職序列或擁有專職教授崗位。因為老師被貶低為臨時的打工者，他們不僅失去了影響工作條件的力量，而且見證了工作量增加、工資低廉、辦公空間和設備被剝奪、旅行開會資助遭拒絕等問題，更可怕的是受到隨意解雇政策的影響。該政策尤其糟糕，因為它若和右翼意識形態分子持續不斷地對左翼進步學者的攻擊結合起來的話，許多還沒有進入終身教職序列的教師就會在課堂上自我審查自己的言論。學界內的批評家常常因為政治信仰而遭到解雇，或名字被張貼在右翼網站上示眾，或被迫把來往電郵交給右翼團體，或遭受保守派媒體騷擾，在這樣一個時代，保護教師崗位的安全和確保大學師生的學術自由權就顯得特別重要。

　　新自由主義和右翼政治力量對高等教育的攻擊和英美等國學生抗議活動的興起必須在遠遠超越批判學費大幅度提高的更大政治視角下來看待。需要進行更廣泛的分析以便提供認識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抗議模式是如何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呈現出來的洞察力，同時提供在不同國家的學生群體間建立聯盟的可能性。英國和美國的共同點是利用企業和市場力量的全面攻擊以破壞作為民主公共空間的高等教育，雖然有持續存在的“渴望受教育的民眾來維持充滿活力的民主和提供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化”。高等教育被視為企業秩序和國家安全體制的訓練場，這已經違背了為年輕人提供民主未來的承諾以及大學對社會國家的投資。這種反公共的社會構造沒有興趣去塑造另一種世界的教育條件，年輕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已經受到經濟達爾文主義的控制，他們很難去想象另外一種世界。

　　學生反對新自由主義專制

　　面對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及中東國家民眾的抗議，許多評論家已經提出了問題，為什么美國年輕人沒有舉行類似形式的廣泛抗議活動?在占領華爾街抗議之前，每個左派批評家和主流媒體評論家都表達了對美國青年沒有采取像其他國家的同行那樣的集體行動的驚訝和失望。在全球性的抗議長輩和政客缺乏眼光、勇氣和責任中，倫敦、巴黎、突尼斯、雅典的年輕人把歷史握在自己手中，他們不僅爭取生存的空間，而且爭取實現正義、尊嚴、自由等集體斗爭目標的社會。這些抗議已經創造了年輕人再次成為主角的被約翰•皮爾格(JohnPilger)稱為“可能性劇場”的新舞臺。年輕人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息：他們拒絕再生活在道德破產的市場政策和壓制性政府的專制淫威之下。在整個歐洲，學生抗議福利國家遭受攻擊，抗議新自由主義的野蠻政策和高等教育作為公共利益的貶值。他們這么做也是在挑戰社會秩序，因為在該秩序中，他們找不到體面的工作，沒有機會接受高質量的教育，沒有能力養家糊口，他們得到的是被剝奪了自我決定性和尊嚴的貧困生活。

　　在倫敦，學生一直處于抗議在經濟緊縮意識形態框架下大幅削減公共開支的卡梅倫-克萊格(Cameron-Clegg)政 府的群眾性進步運動的前沿。這些嚴厲的政策旨在把經濟衰退的負擔和責任從富人轉嫁到如老人、工人、低收入者和學生等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身上。雖然美國的年輕人沒有像歐洲同行那樣迅速上街，但他們現在已經充分參與到占領華爾街運動中了。在美國，如今年輕人不僅僅抗議學費高漲、學界資金缺乏、許多人由此欠下巨額債務，他們還更廣泛地攻擊賭場資本主義的根本機構和意識形態，尤其是病態的新自由主義形式。占領華爾街運動現在是處于從集中在孤立的議題向更廣泛的批評轉變的前沿，以作為能量充沛的社會運動的基礎。該運動感興趣的不是自由派的改革而是美國社會在更加激進和民主的價值觀、社會關系和權力機構指導下的整體轉型。該運動具有反諷味道的地方在于很少有進步人士看到它的到來，排除了抗議新自由主義野蠻政策的新青年運動的可能性。比如，包括《美國展望》資深記者考特尼•馬丁(CourtneyMartin)在內的有些評論家認為是特權問題。馬丁在該雜志2010年的一篇題為《為什么階級在校園積極主義中重要》的文章中指出，美國學生常常是享受特權的，把政治看作發生在其他地方的東西，與本土積極主義保持遙遠的距離。

　　來自中上層收入背景家庭的許多人已經被社會化了，相信做出改變是自己的責任，但采取行動是為了他人，那些“真正的”窮人。我們發現非營利性機構的目標是全世界的學齡兒童，但很少承認高中球隊的朋友付不起我們享有的機會所需的開支。再如我們創造第三世界自行車項目，卻忽略我們的實驗室伙伴乘公交車兩個小時上班，因為他作為非注冊移民沒能拿到駕照。我們有幸進入律師行業，卻忘卻了飛漲的學費和金融救濟辦公室里令人受不了的官僚。

　　這個主題在馬丁的新著《不管怎樣行動起來：新一代積極分子》中有更詳細的論述。令人悲哀的是，馬丁在書中的分析就像她在《美國展望》上的文章一樣遭遇她批判的那種特權。她不僅建議享受特權的中產階級子弟應該是這一代人變革的合適先鋒，而且具有自戀主義者拒絕審視自己的毛病和自我驅動下的政治意識，帶有家長制和傳教士色彩，而且焦點非常狹隘。這種批判過于簡單化，忽略了復雜性，沒有考慮到社會議題，其方式就像她指控的年輕人缺乏深度一樣令人討厭。過分享受特權的青年的論調的另一面體現在資深積極分子湯姆•海頓(TomHayden)那里，他認為許多學生債臺高筑，注意力集中在找工作所需要的準備上，根本沒有多少時間從事政治活動。在海德看來，美國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來的學生運動一直是以狹隘議題為基礎的，焦點從學生工會到男女平等到環保議題和招收更多少數族裔學生等，因此提前限制了年輕人參與更大政治空間的范圍。雖然馬丁和海德都提供了吸引人的敘述，解釋了對學生抗議的遲到的攻擊，但《校園進步》的專欄作者西蒙 • 塔里 (SimonTalley)的觀點或許更接近事實真相，他認為美國的學生比歐洲學生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更少些，因為在過去30年里他們一直被告知高等教育既不 是公共福利對民主的公共空間 也不具有價值。

　　這些評論，不管偶爾說到點子上的觀點有多少，仍然低估了保守派政治氣候給美國校園和青年抗議文化帶來的歷史和現實影響。這種保守主義伴隨著羅納德•里根的競選以及自1980年代以來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紀律機器的出現而站穩腳跟。在過去幾十年，年輕人實際上非常活躍，但在很多方面是為了爭取保守主義的目標。正如蘇珊•塞爾斯•吉魯(SusanSearlsGiroux)指出的，一系列資金雄厚的右翼校園組織已經大量使用新老媒體炮制熱賣的視頻和學生的互動性網站，鼓勵學生投訴學界所謂的左派專制下自己利益受到不公正損害的情況。蘇珊 •塞爾斯•吉魯的《在種族與理性之間：暴力、知識責任和未來的大學》寫到：據民間團體“支持美國生活方式”(PFAW)說，保守派智庫每年為校園右派機構提供兩 千 萬 美 元，資 助 像 “學 生 爭 取 學 術 自 由”(SAF)等校園組織，該組織的信條是“你無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他們只告訴你‘一半的故事’”。該組織宣稱它在150個大學里有分部。其網站提供受到委屈的學生填寫的投訴狀，管理學生受到的侮辱 、誹謗或更加嚴重的侵犯等 。類似的，威廉•伯克利(WilliamF.Buckley)創建的“美國院際研究協會”(ISI)資助了該網絡的80多個右翼學生 刊 物，已 經 創 造 出 像 丹 尼 希 • 迪 索 薩(DineshD’Sousa)和安•庫爾特(AnnCoulter)之類的媒體明星;還有培訓、支持，以及為213家保守派學生群體從事公共關系活動的機構“領導力研究院”(theLeadershipInstitute)，該機構為這些群體提供建議，邀請保守派演講者到校園里作報告，幫助創辦保守派報紙，培訓贏得校園選舉;還有“美國青年爭取自由組織”(YAF)資助眾多校園活動如“優惠蛋糕銷售”，有人指控少數族裔學生買蛋糕時享受優惠價格或宣布 “只授予白人”的獎學金。

　　自由派學生參與的積極主義也往往模仿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指南。越來越多地強調消費主義、即刻的滿足和自戀的私人道德使得一些學生抗議提出參加派對權和“為喝酒權辯護”等議題。正如馬克•埃德曼•伯仁(MarkEdelmanBoren)在其論學生抗議活動的信息豐富的書中指出的，與喝酒有關的議題已經在美國校園引起學生騷亂。他記述了一個說明問題的例子：“在俄亥俄大學，數千學生在1998年4月發生騷亂，這是第二次年度抗議活動，因為夏令時結束撥快的一小時再調回來，抗議失去的一個小時飲酒時間，被迫從酒吧趕出來的學生用石塊和酒瓶襲擊警察，警察因為去年的騷亂在到來時已經穿上全套防暴服”。他們最后 向騷亂 者發射橡 皮子彈才把騷亂控制住。

　　拓寬視野

　　所有這些解釋在闡明美國學生沒有抗議時都有一些說服力，但在進行中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一切都變了。不過，筆者想轉移分析的焦點。美國的學生抗議應該在更廣泛的政治場景下看待，尤其是當前占領華爾街抗議可能采取的方向帶給我們的啟示。除了少數例外，這個場景仍然沒有得到重視。首先，我們必須記住，尤其是英國的學生遭遇到一系列危機，年輕人受到的攻擊更直接、更大膽、更嚴厲，所以比美國學生承受的生活壓力更大。在經濟衰退時，教育預算繼續被削減、福利國家被拆除、學費高漲、年輕人的失業率比美國更高(除了貧窮的少數族裔社區的年輕人之外)。英國學生已經經歷了對他們生活、教育機會和未來的更大沖擊，而且這些學生生活在更難把公共生活變成私人問題的社會里。這些國家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到廣泛的批判性公共空間，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還沒有完全墮落為明星/商業文化的舞臺，左翼政黨依然存在，工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影響力比美國工會更大。持不同觀點的報紙、進步媒體以及更廣泛的公共空間里充滿活力的批判性的塑造性文化和政治機構的深刻憲政意識等都幫助培養和維持了批判性思考表達不同政治觀點、組織集體行動和參與能夠形成批判性理論的公共空間的可能性。

　　相反，在美國，對大學的攻擊一直沒有這么統一，因為高等教育資金來源和管理方式的多樣性本質，削減資金和服務一直是在社區學院、公立大學、精英學院等不同程度地展開，因此缺乏引發抗議的統一的壓迫性的敘述對象。而且，校園“文化戰爭”敘述已經刺激了許多年輕人圍繞在反動的文化項目周圍，同時與針對自己未來發起經濟和政治攻擊的活動本身保持相當距離。所有這些都顯示需要提出另一套更重要的問題，這種問題具有雙重性，不至于引起常見的把年輕人妖魔化為缺乏同情心的人的現象發生。第一，問題不應該是直到最近以前為什么沒有學生抗議而是為什么從前的抗議都基本上被忽略了?這些新抗議的證據實際上一直是非常廣泛的。學生針對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州長司各特•沃克(ScottWalker)的抗議活動就是一個例子，此人支持試圖摧毀工會權利和老師集體協商權的右翼野蠻政策，這說明學生實際上是積極的，并愿意參與政治活動的。在包括紐約城市大學伯克利分校在內的美國其他校園不同的學院還發生了小規模的學生抗議活動。不久以前，學生積極分子是美國學生中的少數，職業學院中的學生參加的很少。許多學生積極分子來自藝術系、社會科學系和人文院系(學院的良心)。第二，存在一個重要的議題，年輕人從美國社會中已經繼承下來什么樣的無能遺產。是什么政治和文化轉型共同破壞了他們發起反對日常生活面對的眾多不公不義的群眾性抗議活動的批判能力?畢竟，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攻擊雖然不像歐洲那樣激烈，但仍然為學生提供了上街抗議的充分理由。

　　將近43個州已經宣誓要削減高等教育開支以彌補資金不足。這意味著學費空前高漲在執行，招生削減、工資減少、以需要為基礎的獎學金被削減。讓窮學生上得起大學的聯邦“佩爾獎學金” (PellGrants)也在削減。羅伯特•里奇(RobertReich)已經描述了對大學預算產生的一些具體影響，其中包括佐治亞州高等教育資金削減1.51億美元，密歇根州削減學生經濟援助1.35億美元;佛羅里達州11家公立大學的學費增加15%，加 州 大 學 在 兩 年 時 間 里 學 費 增 加 了40%。與這些增加同樣引人注目的是，過去幾十年學費一直在穩定增加，已經令人擔憂地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

　　美國學生花費這么長時間才開始動員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是因為到了美國學生畢業時，他或她不僅拿到一個學位而且擁有了平均23000美元的債務。正如杰夫里•威廉姆斯(JeffreyWilliams)在2008年《異議者》上的文章“學生債務和契約精神”中所說，這筆債務讓許多學生成為債務不斷增加的契約仆役。因為畢業時過重的債務纏身，遭遇的還有失業率高漲，“2009年，最近剛畢業的學生的失業率從5.8%增加到8.7%”，這些都肯定破壞思考、組織和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換句話說，債務負擔和就業機會減少，個人為遇到的問題負責，所有這些使他們很少有空間重新思考社會問題或反抗系統性不公的集體行動。而且，高等教育越來越成為就業的基本要求，培訓代替了教育，學生成為消費者，教師成為廉價的打工仔，整個學院成為生產部件的車間。高等教育不再被視為公共利益或者社會斗爭的場所，而是越來越多地被當作在全球化經濟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文憑工廠。

　　與此同時，不僅學界工作崗位一直在消失，而且考慮到向基本上屬于技術論者的工具論教育的轉變，批判性思考的文化也在美國校園逐漸消失。所有的大學和學院都在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技能，學生既不學習批判性思考也不學習如何把個人麻煩和更大公共議題結合起來。文科繼續縮小，許多學生必須養成的對公共價值觀、社會責任和批判性公民素質的更廣承諾的大部分重要機會已經消耗殆盡。批判性思考因為高等教育越來越明顯的公司化傾向而遭到破壞。而且，在企業價值觀的影響下，思想在操作意義上多數已經失去了作為批判性思考“文明、存在和評價形式”的功能。學生們越來越難以認識到他們的正式教育和在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發展是如何遭到系統性貶值的，這不僅破壞了他們成為經濟參與的批評家的能力，而且造成了美國民主的進一步惡化。否則，如何解釋過去十年學生對抗議學費上漲的活動沉默不語呢?他們接受的那種工具性訓練破壞了把支付的學費和美國把更多錢投在資助戰爭、武裝力量、軍事武器上聯系起來的批判潛力，要知道美國的軍力是其后25國所有軍力的總和，這些錢本來可以用于高等教育的啊。沒有能力批判不公不義，沒有能力把這些與對政治的廣泛理解聯系起來，說明人們無力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規定性情感角度之外思考問題，這種意識形態已經把知識孤立起來，把民眾與權力的關系正常化。實際上，正如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理查德•阿魯姆(RichardArum)和約斯帕•羅克薩(JosipaRoksa)發現，“45%的學生到了大二結束時并沒有顯示出在批判性思考、復雜推理和寫作水平方面的明顯進步”。

　　過去幾十年教育的公司化和知識的商品化已經讓大學成為企業的附庸，產生了不會批判的文化，進一步破壞了促使學生成為真正參與的政治公民所需要的條件。知識的價值和原始的工具主義有關，唯一重要的教育似乎是熱心學習在市場上可出售的技術，擁抱優勝劣汰的道德，僅僅根據積累最新消費品的程度定義好生活。學術知識被剝奪了作為社會利益的價值。與此相關，能夠用市場術語證明自身價值的知識得到充足的資金支持，否則只有等待消失。

　　強制的私有化、批判性的公共空間被封閉、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無休止商品化造就了這樣一代學生，他們是在一種政治被視為與自己無關、民主斗爭被人從社會記憶中抹去的社會中長大。但這并不說明美國人已經放棄了思想的威力或意識形態鼓動性的觀點。進步主義者提出了對右翼意識形態和政策的真誠挑戰，但他們似乎不大愿意承認權力和意義的生產、分配、管理的文化功能教學法力量的多樣方式。與此相反，保守派愿意使用文化的教育力量部分解釋了茶葉黨運動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進步人士尤其是年輕人中間沒有類似運動的事實。雖然現在情況在發生改變，但威斯康辛州、佛羅里達州、俄亥俄州、新澤西州等茶黨候選人已經上臺的地方出現了右翼針對工會、公共領域的工人和公立學校教育者的盛氣凌人的攻擊。基本上不愿意以嚴肅的方式利用更大的文化教育力量作為其政治戰略一部分的進步人士已經失敗，他們沒有能將保守派遠遠超過左派和其他進步力量，并成功抓住政治因素的方式理論化。他們的批判性分析中所缺乏的就是對公共教學法成為政治本身的核心因素的方式的理解。

　　在這個意義上，公共教學法指眾多不同的場所和以形象為基礎的媒體技術及屏幕文化改造了政治、文化生產、知識和社會關系的本質。市場驅動下的公共教學法如今主導了主流文化機構，如主流電子、印刷媒體和屏幕文化，它們的片面活動幾乎不受任何挑戰，企業價值觀泛濫成災。多個世紀以來基本上拒絕嚴肅對待公共教學法作為其政治戰略一部分的進步派運動只剩下自己的方式，以去政治化的消費文化教學法為特征的新老媒體或許最終遭遇全球各地學生越來越多的抵抗。

　　高等教育和批判性性格塑造文化的消除

　　在無情的私有化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及消除批判性公共空間等支配下的社會秩序中，年輕人不知不覺進入這樣一種社會：民主生存所需要的塑造文化已經遭到削弱或者簡化為消費主義的景觀，如整天沉溺于網絡游戲、現實電視、明星文化中。美國社會特別令人擔憂的地方是缺乏塑造能透過消費者鼓勵看出問題實質、在陷入危機的民主中提出不同政見并采取集體行動的質疑者所需要的塑造性文化。謝爾登•沃林(SheldonWolin)的堅持是有進步意義的，他認為民主的塑造性文化的創造是根本性的，能夠維持可靠的民主所意味著的批判性理解和政治潛能。在沃林看來，“民主就是讓普通人通過成為政治人而改善其生活，讓權力回應民眾的希望和需要成為可能的條件。民主政治中重要的內容是普通人是否認識到他們的關心得到了政權的最好保護和培養，政府的行為受到共同性、平等和公平原則的管理。

　　在該政府中，參與政治變成了確立邊界和分享公共生活及其自我實現的方式。民主不是共同打保齡球，而是共同管理那些會給他人和自己的生活和環境帶來即刻的巨大影響的權力”。美國社會不是提供促進對話、辯論和用證據論證的公共空間，相反通過將年輕人接觸的一切都幼稚化，同時將娛樂領域完全不考慮證據、理性和文明的觀點合理化，從而為他們提供保守的消費文化。刪除鍵取代批判性知識和長期承諾以及對美好社會的追求所需要的那種教育。親密投入的社會情感變得很短暫，即刻滿足的快感取代了自由、理性和責任的結合。作為長期的社會投資，年輕人如今在市場概念下如果不被視為病態，至少被視為負擔。青年不再是希望和未來的象征，反而成為經濟的累贅，如果不能成為消費者，就被視為可拋棄的東西。

　　在過去30年，市場極端主義支配下的美國已經被改造成了這樣一種社會：它關注更多的是忘卻而不是學習，是消費而不是生產，是確認私人利益而不是爭取民主權利，是塑造殘酷性的文化而不是浸透社會責任意識的民主政治。在一個熱衷于讓消費者滿意和長期感情都被迅速拋棄的社會里，美國年輕人不再被鼓勵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再有人提供幫助、指導、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投入的公民素質的那種教育。正如奇格蒙特•鮑曼(ZygmuntBauman)指出的：“即刻的專制讓人們很難生活在現在，更不要考慮在更大的整體框架下去理解社會了。”在此情況下，正如西奧多•阿多諾認為的那樣，思考喪失了超越自身的能力，被簡化為模仿現有確定性和常識。如果說年輕人沒有表現出強烈支持民主政治和集體斗爭，那是因為他們生活過的30年正處于“對自己未來的遭到削弱和羞辱的投資縮減時期”，尤其是對那些因為階級、種族、民族出身而處于邊緣化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對年輕一代來說，這個歷史時刻的新內容是他們親身經歷了新自由主義教學法體系的無情傳播，以及該體系對放縱的個人主義的吹捧和對社會、公共價值即公共利益的病態的蔑視。他們已經淹沒在鼓勵競爭的文化和導致相互殘殺的市場價值體系中，這是鮑曼所說的 “民主壓力被削弱，采取政治行動的能力越來越弱，大規模地從政治和負責的公民身份上撤離”。但是，他們拒絕允許這個喧囂的權力體制制造出的無知和意識形態影響自己的生活。美國學生現在重新恢復對新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的政治性使用的內在可能性，大規模抗議正在進行的對高等教育和福利國家的 激烈攻 擊，拒 絕阿列克 斯 • 霍 耐 特 (AlexHonneth)所描述的“失敗的社會性的深淵中”，即“學生感受到的痛苦沒有在公共空間的表達中找到共鳴”。

　　年輕人、學生和99%的其他成員不再簡單地承受他們在周圍看到的不公正，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賭場資本主義下美國政治的腐敗和永久性戰爭經濟以及公共領域和高等教育上越來越大的投資削減，他們用身體對抗野蠻的政策機器，建設新的公共空間，拒絕接受常常被稱為“失敗一代”的右翼觀念。相反，年輕人明確指出賭場資本主義的失敗在其他地方，揭示成長在新自由主義政權下的心理和社會后果，該政權盡一切努力將愚昧無知神圣化，把希望私有化，讓公共價值觀脫軌，促使經濟不平等和附屬社會不公。占領華爾街抗議者像倫敦、雅典、開羅等地的其他抗議者一樣清楚表明的是，賭場資本主義不僅是政治腐敗和經濟騙局的場所，而且不斷產生劫持了批判性思考和民主履行承諾的行動能力的“失敗的社會性”。

　　在右翼反公共知識分子、思想庫、媒體機構、政客等組織化的政治無知面前，占領華爾街抗議者拒絕提供烏托邦未來的秘笈和藍圖，相反，他們復興了激進政治中最深刻的因素，認識到批判性的教育、對話、新型團結和交流作為自主性的條件和民主化作為持久社會運動的可持續性條件。這次運動令企業大佬、銀行家、媒體專家等感到恐懼的不是它抓住了民眾的注意力而是它不斷傳播的信息，即實質民主要求民眾能夠自我反思和社會批判，要通過集體斗爭實現目標，這些在激進民主社會有高效參與政治活動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的公民是批判性的性格塑造文化的產物。統治階級和企業精英的這種恐懼已經蔓延到全世界。我們看到的英國和其他地方的教育改革斗爭是爭取經濟、政治、社會條件的更大斗爭的一部分，正是這些條件賦予民主以意義和實質內容。在看到巴黎、開羅和雅典街頭15歲的年輕人勇敢反對當權者的命令并希望建立更加公正的社會時，我們看到了年輕人進入“作為麻煩的現代主義敘述”意味著什么。“麻煩”這個詞超越了主流社會把年輕人看作病態和魔鬼以及對市場秩序的消耗的愿望。在這個意義上麻煩有了新內容，更清楚地表明了約翰和簡•卡馬洛夫(JohnandJeanComaroff)所說的“渴望、沮喪、憤怒等激情下支配性思想控制的生產性動蕩”。市場社會框架中的期待正在失去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他們已經不再受低俗的承諾所誘惑或控制，不再相信企業主導的或者獨裁政權的空洞承諾。

　　這些年輕人的運動告訴我們賭場資本主義和專制政權內在的社會觀已經失掉了將其價值觀正常化的能力，不再能夠有力量通過威脅、強迫或者國家暴力恐嚇和壓制不同意見。年輕人不惜任何代價抗拒當今的恐怖和現代主義的進步夢想，至少現在成了建立在平等、正義、自由原則基礎上的浸透渴望、夢想和希望的激進民主的先鋒。他們這么做是在指出未來一定不模仿現有世界秩序。自1970年代以來彌漫新自由主義政府的人造的無望已經被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青年運動徹底打破。某些評論家總結了其特征，如作為讓人想起1960年代的年輕人烏托邦主義的爆發實際上或許是“最具體的最緊迫現實”的后果。

　　這次運動真正杰出的地方是它強調把學習和社會變革結合起來，愿意通過新的集體教育形式來實現變革。該運動鼓舞人心的地方是它把其存在本身和集體身份視為爭取賦予民主以意義和實質內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的更大斗爭的一部分。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清楚說明賭場資本主義和專制政權的社會觀已經失去了說服力，轉而采取威脅、強制和國家暴力進行恐嚇。年輕人不惜代價地拒絕現在的恐怖和現代主義者的進步夢想，至少在當前，他們已經成為爭取激進民主的先驅，表達自己對建立在平等、正義、自由原則基礎上的世界的欲望、夢想和希望。1968年5月的著名口號之一是“面對現實，提出高要求”。這種口號體現出來的精神再次復活，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僅是口號而且在美國和全世界引起共鳴，不僅是批判性話語而且是可能性和長期集體斗爭的詞匯的一部分。當今，無知、剝削和殘忍的右翼政治學不再能藏在無知的洞穴里，由主流媒體作為可恥的幫兇為其辯護。光亮已經照射到整個美國，年輕人、工人和其他進步分子開始行動起來。思考不再被視為愚蠢的行動，集體行動不再被視為不可思議，年輕人不再愿意被看作可以隨意拋棄的累贅。

　　在美國，有關美國學生的最重要問題不再是他們為什么集體抗議而是什么時候加入到倫敦、雅典和其他地方的青年抗議活動中以建造不同于現有世界的全球民主秩序?這些運動的考驗是形成全國性協會和國際聯盟以維持長期存在的能力。只有在年輕人開始集體組織起來培養性格塑造的文化、公共空間和重要機構之后才有可能，這些機構將幫助他們抗衡新自由主義以及它對環境、公共利益和因為種族、階級、年齡而處于弱勢的群體的威脅。只有到了那時，個人和集體共同努力才能將高等教育改造成為對創造新想象和民主社會前景都必不可少的公共利益。(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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