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新自由主義挽救新自由主義——美國危機治理政策批判

　　齊昊 李鐘瑾

　　[摘要]本文回顧了從金融危機爆發到經濟陷入大衰退的過程中的美國的危機治理政策。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應對危機及其所造成的蕭條，然而美國目前仍然面對不穩定的經濟增長、高失業率、龐大的失業人口、停滯的實際工資以及繼續惡化的不平等狀況。本文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分析了危機治理政策產生上述結果的原因。美國的危機治理在財政政策上經歷了從財政刺激到財政緊縮的轉變，反映出保守勢力在后危機時代利用陷入蕭條的經濟形勢而再度崛起;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則使美聯儲在缺乏民主監督的情況下成為危機后壟斷金融資本的實際代理人。這些政策在本質上是以新自由主義來挽救新自由主義，不僅在經濟上把美國拖入長期衰退乃至滯脹，而且在政治上預示著階級矛盾白熱化時期的到來。

　　2007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將美國經濟拖人戰后最嚴重的衰退之中。為了應對危機及其造成的衰退，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這些政策是否代表美國資本主義開始揚棄新自由主義?這些政策預示著美國經濟和制度將走向何處?本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認為，美國的危機治理政策表明新自由主義的矛盾進一步深化，但其本質仍然是以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來挽救新自由主義本身。這種政策將在經濟上把美國拖人長期衰退乃至滯脹之中，在政治上則預示著階級矛盾白熱化時期的到來。

　　一、危機治理的效果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危機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危機爆發開始到2010年上半年左右。出于對危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的恐懼，美國迅速頒布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其中包括2008年10月用于收購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TARP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和2009年2月用于補助失業者、創造就業以及增加政府投資的ARRA法案(American Recoveryand Reinvestment Act)。此外，兩項具有長期影響的法案也獲得議會通過：一是2010年3月改革醫保制度的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Care Act)，二是2010年7月改革金融監管制度的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同時，美聯儲為了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而實行了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這一階段美國經濟在經歷了5個季度的負增長之后終于在2009年第三季度出現復蘇跡象;2010年上半年，經濟同比增長了3.9%。

　　稍有改善的經濟形勢引發統治者內部迅速分裂。從2010年下半年起，危機治理進入第二個階段。以茶黨為首的極端保守勢力猛烈抨擊經濟復蘇計劃導致政府入不敷出，并以個人自由受到威脅為名聯合部分自由派批評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政策。關于財政赤字的爭論甚囂塵上，財政緊縮取代了協調統一的治理計劃。美聯儲開始推行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貨幣政策成為第二階段危機治理的主要措施。2010年11月，共和黨在眾議院選舉中贏得多數席位，奧巴馬政府實行新舉措的政治能力受到極大限制。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率下滑至1.8%，其主要原因就是在財政緊縮的背景下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資連續6個季度的負增長。

　　縱觀整個后危機時代，盡管美國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并且第一階段經濟增長出現顯著恢復，但是這種恢復并沒有改善普通勞動者的境況。

　　1.失業率仍然很高，失業人口仍然龐大。

　　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5月按照U-3標準統計的失業率達到8.2%，而在2009年10月失業率達到本次衰退的峰值10%。對比上世紀80年代初的衰退可以看到：同樣是峰值后的32個月，在80年代初失業率已經下降了3.7個百分點，而本次衰退只下降了1.8個百分點;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2012年上半年每月新增崗位數量只能勉強與新增勞動力數量持平，解決失業問題步履維艱。

　　U-3是官方通常使用的失業率標準，但是它只統計在過去4周內找過工作(如投遞簡歷、參加面試)的失業者。與此相比，U-6標準合理地增加了對兩部分勞動者的統計：一是在過去一年中找過工作，但在過去4周內沒有找過工作的失業者;二是無法找到全職工作但被迫從事兼職的勞動者。從不同標準下美國的失業率，可以看到在衰退中U-6與U-3失業率的差距大幅增加。在失業率達到峰值時有高達7.2%的勞動者沒有納入U-3標準，而他們被認為已經找到了工作(即使只是兼職)，或者是已經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當前美國的失業人口規模巨大。2012年5月按照U-3標準統計的失業人口有1270萬，被迫從事兼職的勞動者有810萬，在過去一年中找過工作但被認為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失業者有240萬，所以按照U-6標準共有2320萬失業人口。然而，實際構成產業后備軍的勞動者甚至還要多：有390萬失業人口處在勞動力市場的邊緣，他們在過去一年中未找過工作，所以沒有被納入U-6統計。以此計算的失業率高達16.8%，是U-3失業率的2倍還多。

　　2.實際工資先升后降，通貨膨脹在部分商品中顯現。

　　隨著危機的展開，美國經濟從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出現通貨緊縮。實際工資由于通縮而短暫上升，但從2009年第一季度開始下降。當前實際工資水平與上世紀70年代末的水平相當，并且處在新世紀后的平均水平上。實際工資的停滯導致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進一步加劇：在2010年美國有1680萬全職勞動者僅憑個人收入無法維持其家庭生活水平達到貧困線標準。實際工資水平已經低到無法維持一部分勞動力再生產的程度，這意味著失業問題不可能通過實際工資的下降來解決，古典學派在大蕭條時期提出的應對失業的“良方”再次失效。

　　實際工資的變化與通脹密切相關。CPI -U是官方通常使用的通脹標準，然而這一標準的樣本包括了以資本收益為主要收入的有產者。CPI-W標準下的通脹增長率的樣本來自以工資或薪金為主要收入的階層?？梢钥吹?，排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通脹率波動比較小;特別是在危機發生之后，食品和能源價格幾乎左右了總體通脹的波動。值得注意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長期保持負增長的服裝價格從2011年開始出現異常上漲，這與人民幣升值和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不無關系。由于泡沫破裂后房價低迷，整體通脹仍處于較低水平，但與普通勞動者生活水平密切相關的食品、能源與服裝卻處在上漲趨勢中。

　　3.最富的1%的階層的收入份額先降后升，不平等情況繼續惡化。

　　貧富兩極分化是新自由主義的特征之一，也是引發本次金融危機的潛在原因。在美國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恰當地打出了“我們是99%”的口號，矛頭直指壟斷金融資本。危機爆發后，隨著泡沫的破裂，最富的1%的階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包括資本收益)從2007年的24%迅速下降到2009年的l8%。然而，隨著政府的慷慨援救與危機治理導向的偏轉，2010年這一份額重新回到20%，相當于2004年的水平。

　　縱觀整個新自由主義時期，最富的1%階層的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9%，上升到危機之前的24%;危機之后的下降顯然沒有觸動這一分配結構的根基。在1987年的股市危機中，該收入份額只下降了1年即得到恢復;新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裂后，這一份額僅僅下降兩年即開始回升;2010年該份額的回升很可能是這一新自由主義的分配規律的歷史延續。

　　在危機發生5年后，美國仍然面臨著經濟波動和高失業率，新自由主義時期停滯不前的實際工資和貧富兩極分化仍在繼續。危機治理政策為何產生此等結果?以下我們分別從財政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來探究其中的原因。

　　二、從財政刺激到財政緊縮

　　1.財政政策的資本拜物教。

　　危機治理政策中的TARP和ARRA兩項計劃由美國財政提供資金。TARP計劃始于小布什政府末期，原計劃投入7000億美元用于購買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并減少房屋所有者的違約率。2010年頒布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將TARP計劃的規模減少到4750億美元。此項計劃已在2010年10月終止，自此之后該計劃不能再進行新的支出和投資。截至2012年5月，該計劃共支出4701億美元，并收回了其中的73%。那么，究竟誰得到了此項計劃的資助呢?

　　TARP計劃中兩項最主要的支出是銀行支持項目和“其他”項目;兩個項目分別占總支出的53%和31%。在銀行支持項目中又有76%用于救援資產超過100億美元的大銀行，9家主要銀行分享了1250億美元的資助;而在“其他”項目中，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Group)、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則瓜分了1475億美元的資助。與對大資本的巨額資助相比，TARP計劃中只有6%的資金用于HAMP(House Affordable Modification Program)項目;該項目原本要幫助300-400萬房屋所有者避免違約，而實際上獲得房貸減免的房屋所有者卻只有100萬人。

　　TARP計劃對大資本的眷顧也為其帶來了可觀的“收益”。銀行支持項目的收益率達到7.7%，而該項目中對大銀行資助的收益率更是高達9.5%。大銀行在量化寬松環境下可以輕易獲得資金，而這些資金就可以用來償還TARP計劃的資助;這樣，財政支出轉化為銀行和美聯儲之間的借貸，政府債務“神奇地”融化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中。

　　ARRA法案在2009年2月獲得通過時可支配的財政支出是7870億美元，這一數字在2011年更改為8400億美元。從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的數據來看，這筆資金共有4種用途：41%用于減稅，26%用于公共投資，l9%用于補貼地方財政，13%用于失業補助。到2011年第二季度，這筆資金估計創造了216萬個就業崗位。然而此時失業人口最保守估計也有1390萬，所以ARRA法案所創造的就業可謂杯水車薪。

　　ARRA法案效果微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對于凱恩斯主義的大規模支出和投資政策畏首畏尾，所以用將近一半的支出進行減稅，而減稅對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非常小：對高收入階層減稅的乘數只有0.2-0.6，而對中下等收入階層減稅的乘數也只有0.6-1.5;相比之下，公共投資的乘數則為1.0-2.5。

　　TARP計劃竭盡全力挽救大資本，ARRA法案則重點為各個階層減稅。后危機時代的財政政策沒有為引發金融危機的新自由主義體制提出變革措施，而是假設新自由主義仍然運行良好--這一制度所缺少的只是貨幣，而不是對制度的根本性變革。資本在這里被它的貨幣表象所取代，資本主義的危機不是生產關系的危機，卻被認為是缺少貨幣的危機，所以仿佛只要貨幣充裕，資本主義就能運轉起來。這種資本拜物教一方面限制了財政政策的方向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導致它對凱恩斯主義滿腹狐疑，阻礙政府通過直接參與社會生產來強制恢復資本主義的運行。

　　2.財政政策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作用微弱。

　　財政政策效果微弱，除了上述在規模和支出方式方面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本次危機是一場金融危機。在金融化過程中，各個階級的負債都大幅提高。金融資本通過“發起-分銷”模式極大提高杠桿率，生產性資本也越來越參與到金融化的過程中以實現價值，工人階級則由于實際工資的長期停滯而需要大量負債才能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泡沫膨脹過程中資產價格上漲所導致的財富效應產生了對消費需求的巨大推動，經濟增長得以暫時脫離積累的束縛而由消費引導;但是財富效應依賴于泡沫的持續，只有在泡沫不斷膨脹的情況下各個階級才會進一步增加負債從而增加消費，而一旦泡沫破裂，從財富效應到經濟增長的整個模式就不復存在。

　　馬克思指出：“正因為價值的貨幣形態是價值的獨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現形式，所以，以實在貨幣為起點和終點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金融化使美國等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短暫地擺脫了生產過程這件“倒霉事”，泡沫破裂后這件“倒霉事”又立即出現在面前。但是，財政政策的大部分內容并不觸及生產過程，而是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之上，即以為金融化時期的增長模式仍然有效，以為通過補貼和減稅就可以增加消費從而使經濟恢復，實際上這種政策只能幫助各個階級減少負債、增加儲蓄，轉化為消費的部分微乎其微。

　　可見，這種財政政策一方面不是真正的凱恩斯主義，另一方面也沒有認識到危機前后經濟模式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政策作用微弱并不出人意料，而美國保守勢力恰恰利用這一契機對危機后美國政策的偏轉進行了全面“糾正”。

　　3.財政緊縮的背后是階級對抗。

　　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在2009年突然攀升至1.4萬億美元，占當年CDP的10.1%。引發赤字問題的原因主要有4個方面：一是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衰退導致財政收入減少，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長期軍費開支，三是小布什政府時期大規模的減稅計劃，四是為應對危機所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措施。圖4說明新自由主義開始之初的里根政府時期就曾面臨赤字問題;只有在克林頓政府時期赤字才出現下降，1998-2000年甚至出現盈余。小布什政府大規模的軍費開支和累退性減稅又一次引發赤字問題;只是在金融化所推動的經濟增長的掩蓋下，赤字問題才沒有凸顯。

　　共和黨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在赤字問題上大做文章，把削減赤字作為政府的第一要務。一方面，保守勢力要求以更大規模的減稅來“刺激”經濟，批評奧巴馬的反石油補貼法案，阻止通過向百萬富翁增稅30%的“巴菲特規則”，實則是想把奧巴馬的財政政策推向破產;另一方面，保守勢力抨擊政府濫用稅收，反對旨在提供全民醫保的“奧巴馬醫改”，要求削減公共部門就業。美國當前的公共部門就業超過2000萬，其中將近700萬是中小學教師，而公共就業在財政緊縮的背景下大幅下降。新自由主義時期工人階級整體的工會參與率下滑，但公共部門的工會參與率遠高于私有部門，至今仍有37.0%。保守勢力把矛頭對準公共部門，從而發起了針對羅斯福時期建立的新政體系的最后攻擊。所以，財政緊縮是后危機時代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產物：一邊是維護新自由主義體系的資產階級保守勢力，一邊是近30年來不斷被分化、瓦解的工人階級。

　　三、貨幣政策與量化寬松

　　1.美聯儲成為壟斷金融資本的代理人。

　　危機發生后，美聯儲迅速下調了作為短期利率基準的聯邦基金利率，這一利率從2007年8月的5.25%下降到2008年12月的接近0%。同時，美聯儲大幅降低了金融機構通過貼現窗口獲得資金的成本。但是，這些傳統做法已經不足以應對此次危機，于是美聯儲自身取代金融機構成為“金融創新”的先鋒，自我實施了一系列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堵搩Ψò浮返?3條第3款規定，美聯儲在“異常緊急的情況下”可以對金融機構擴張信貸，于是重大貨幣政策無需經過民主決策，只要靠幾個美聯儲“精英”就可以決定了。

　　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相比，美國的財政政策可謂小巫見大巫。貨幣政策在形式上更為隱蔽，似乎不用拿出“真金白銀”，而只要調整資產負債表就可以了。如表1所示，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的資產負債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總資產從9000億美元迅速上升至2.9萬億美元，上升了2倍多，其主要原因是美聯儲用增發的貨幣對金融機構進行大規模輸血。第二，隨著資產規模的上升，美聯儲的杠桿率(資產/資本)也迅速上升，從2007年的29倍增長到2012年的53倍;危機強制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同時卻對作為最后貸款人的美聯儲增強了杠桿化。第三，從資產結構來看，傳統資產(國債、黃金、特別提款權等)的比重顯著下降，為應對危機而增加的資產將近總資產的35%。第四，負債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機構在美聯儲的準備金大幅提高，超過1萬億美元的超額準備金停放在美聯儲的賬戶上而無法轉化為對實體經濟的貸款。

　　美聯儲在后危機時代成為壟斷金融資本的代理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在所有對金融機構的援助中，有83.9%流向了14家最大的金融機構。截至2011年底，五大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富國銀行和高盛)共持有8.5萬億資產，相當于美國GDP的56%，而危機前這一比例僅為43%。美聯儲以自身負債換取金融資產的擴大，以政府信用彌補私人信用，以虛擬資本掩蓋危機后壟斷金融資本的矛盾，從而切實地和壟斷金融資本聯合起來。其二，美聯儲不僅起到了最后貸款人的角色，而且直接參與到金融交易中，成為金融市場最后的維持者。危機的爆發使金融資本喪失了其社會必要性的外衣，金融市場的投機制度成為歷史殘骸，只有美聯儲作為金融資本的代理人維持著這一殘骸的相對完整性，等待金融資本的歸來。其三，美聯儲還通過與其他央行的互換協議為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美元資助，其累計規模達到10萬億美元，國際壟斷金融資本通過各國央行的代理而團結在一起。

　　2.量化寬松無法解決金融資本的問題。

　　金融資本的興起是新自由主義時期長期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低迷的結果。金融資本獲取利潤的兩個基本條件是資產價格上漲和各個階級負債的增加;脫離了任何一個條件，金融資本都無法實現增殖，經濟將重新面對低迷狀況。美聯儲在危機初期放松信貸之后，實行了額度高達1.75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購買長期資產以提升資產價格(即降低收益率)。2010年美聯儲宣布實行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額度為6000億美元，用于購買美國國債。伯南克認為美聯儲可以無成本地增發貨幣，而量化寬松政策的邏輯是美聯儲以增發的美元來購買金融機構所持有的長期資產，使金融機構在美聯儲的準備金大幅增加，以此刺激金融機構向企業和家庭增加貸款。

　　可見，量化寬松與財政政策一樣建立在錯誤的假設基礎之上。一方面，經濟衰退進一步惡化了實體經濟的情況，資本積累增長極為緩慢;在不確定的經濟形勢下，工人階級也通過增加儲蓄來減少負債。此時各個階級對新債務的需求都極為有限，無論金融機構的準備金如何龐大，貸款都難以增加。另一方面，在各個階級不愿增加負債的情況下，長期資產價格受到實體經濟中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美聯儲對這一價格的影響能力極為有限，重新回到危機前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增長方式中去是不可能的。

　　3.美聯儲擴張資產負債表是進行大規模再分配。

　　與畏首畏尾的財政政策相比，美聯儲能夠輕易將資產負債表大幅度擴張，以此購買有毒資產并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隨著危機治理進入第二階段，通過量化寬松以求金融機構增加對企業和家庭的信貸的貨幣政策成為美國政府主要的危機治理手段。通過財政直接向金融資本輸血可能遇到層層阻力，而“精英”控制下的美聯儲卻能以賬面平衡掩蓋對金融資本的大規模支持，所以貨幣政策取代財政政策成為主導手段是危機后代表金融資本利益的保守勢力重新崛起的一個可想而知的結果。一方面，實際工資停滯不前，關系到普通勞動者的重要商品價格上漲，2000萬公共部門雇員受到保守勢力詬病而面臨失業，財政政策的就業效果微弱，緊縮把刺激計劃推向破產;另一方面，在不受“民主”過程監督的情況下，量化寬松使金融機構擺脫有毒資產，坐擁超過萬億美元的儲備。在這場大規模再分配中，新自由主義的腐朽性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四、美國資本主義的前景

　　1.美國經濟可能進入不利于工人階級的滯脹階段。

　　隨著石油、食品和服裝等消費品價格的上漲，上世紀70年代終結美國戰后“黃金時代”的滯脹可能再次出現。美國的危機治理政策給壟斷金融資本提供支持，在美國國內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刺激了金融資本在全球的投機性擴張。例如高盛的財務報告顯示其凈風險值在2009年的前兩個季度仍在不斷增加，第2季度的凈風險值甚至比2008年同時期高出了33%。這說明政府的支持恰恰成為金融機構進一步投機的保護傘。不少金融資本流入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催生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泡沫，誘發了新一輪熱錢在大宗商品市場上的投機高潮，導致通脹壓力增強。僅2009年一年糧食價格上漲了l6%，金屬價格上漲了96%，石油價格上漲了110%。2010年棉花期貨價格上漲了162%。發展中國家的通脹壓力隨著美國的進口又反過來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滯脹”這一概念本身只是對特定宏觀經濟現象的描述，并不包含對其根源的解釋，也體現不出究竟滯脹對誰不利。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體現為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重要投入品價格攀升，工資上漲侵蝕利潤;本次滯脹則以關系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消費品價格上漲為主。如果說70年代的滯脹針對資本，那么本次滯脹的矛頭卻直指勞動，資本試圖通過進一步壓低實際工資來恢復新自由主義的活力。

　　新自由主義的30年中，工人實際工資增長停滯，工人收入水平低于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水平。美國勞動統計局數據表明，201 1年有380萬勞動者小時工資低于聯邦最低工資標準，一個無需撫養孩子的工人在全職工作的情況下收入也只能達到生活必需預算的60%，即便是無需負擔孩子的雙職工家庭也無法承擔基本生活需求，更別提撫養子女的費用。工人階級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犧牲就業、壓制工會力量、擠壓勞動力成本、限制最低工資上漲已經達到了極限。此種情況下，滯脹必然給工人階級帶來嚴重后果。

　　2.美國社會階級矛盾進入白熱化階段。

　　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從擴張進入緊縮，各個階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社會進入動蕩期。資本主義在危機后促成階級調和的成本難以被陷入衰退的經濟所承受，從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美國政府慷慨補貼金融資本，而后者恰恰是危機的始作俑者。隨著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嚴重失業的進一步持續以及對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削減，整個體制的合理性日益受到質疑。

　　危機治理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也沒有動搖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對于為何政府不針對金融市場進行徹底改革有多種解釋。“認知綁架”理論認為政府完全采納了金融機構的視角;“勒索”理論認為金融機構控制了資本主義的核心部分，徹底改革將付出巨大代價;“綁架政府”理論認為金融產業擁有寡頭地位可以收買政治影響力;還有“范式崩潰”理論認為現有制度框架限制了政治決策所能做出的反應，即使現有范式瀕臨崩潰，決策者也看不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

　　經濟復蘇乏力的根源在于以新自由主義挽救新自由主義。危機治理政策延續了新自由主義對市場萬能的盲目崇拜。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的歷次危機中，美聯儲通過下調利率放松銀根來拯救銀行系統并刺激經濟復蘇，這一手段被美聯儲當成了萬能鑰匙，以此美聯儲迎來了1981-2006年所謂的“大調和”時代。然而鮮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的經濟復蘇無一例外是以就業增長的乏力為代價的，而政府在實現全部就業的承諾上則一退再退。如今，這把萬能鑰匙在金融化的危機面前已經黔驢技窮。

　　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一方面統治者內部的分裂日益明顯，著眼于資本主義長遠發展的精英階層在政策導向上與極端保守勢力相沖突。奧巴馬政府傾向于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往往受到猛烈抨擊，其出臺和執行都舉步維艱。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在壓制日益政治化的民眾反抗上又相當一致。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波特蘭、奧克蘭、丹佛、鹽湖城等地出現的示威參與者與警察的暴力流血沖突反映出資產階級在維護統治上的一致性。同時，美國政府危機治理的非民主方式也激化了階級矛盾。為金融資本制定大規模輸血計劃成為少數精英的專權，工人階級唯一的角色就是承擔經濟衰退和財政緊縮所導致的失業。階級矛盾的白熱化成為新自由主義內在矛盾強制性解決的必經階段。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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