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美國國債龐大（即美國政府債務龐大）及我國購買上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常是我國經濟熱門話題之一。最近一年，歐洲債務危機更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其實，不管這幾年常談論的美國國債龐大，以及引發歐洲經濟、社會危機的歐債危機，都表明包括美、歐在內的西方國家財政赤字頻現，政府債務巨大并引發危機。　　

被資產階級控制的資本主義的媒體力圖向全世界民眾散布這樣一種印象，只有實施希臘、意大利等國的經過歐盟同意和支持的緊縮計劃，才會消除歐債危機，才會使歐洲各國經濟形勢好轉。但是，資本主義歐洲的所謂解救歐債危機的經濟政策，必將延緩歐洲經濟復蘇，并再次加重歐債危機。　　

資本主義國家的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的結果。或者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嚴重制約的結果。但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使資產階級和他們豢養的學者，以及資產階級所控制的媒體，必須要掩蓋真相，不能承認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產生資本主義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如承認這點，就意味著要徹底解決包括歐債危機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債務危機，必須是消滅有利于資產階級的、使資產階級能剝削勞動大眾而致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基礎。　　

資產階級不能承認真相，只能在掩蓋事實真相的基礎上撒謊。受資產階級豢養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和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就大談歐洲的福利是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我國網站上諸如《歐債危機引發中國思考 高福利卻成危機推手》、《歐債危機：高福利惹的禍？》之類的文章明顯代表著資產階級的這類謊言。《歐債危機：高福利惹的禍？》的第一段就講，“有觀點認為，歐洲的高福利制度正是歐洲當前危機的“禍首”。聯想“教父”柳傳志近日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演講時表示，“在歐洲，過度的福利制度讓社會慢慢變成一個養懶人的社會。我不希望這種風氣‘傳染’給中國””。該文還寫道“惰性思想使矛盾激化……人們早已習慣于依賴政府的福利項目，不愿意放棄過于優厚的待遇。結構性失業也是一些國家因幾十年來的高福利而付出的慘痛代價。很多失業者仗著有社會福利保障，對找工作產生懈怠情緒，甚至放棄尋找，轉而安心地或主動地接受失業的安排。”因此，作為資產階級成員的柳傳志，及資產階級學者，把歐債危機歸結為社會福利造成，將享受了一些社會福利的歐洲勞動大眾作為歐債危機的根源。資產階級及豢養的文丐，不敢揭示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產生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卻說飽受資產階級剝削的勞動大眾才是產生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而資產階級的這一謊言，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資本主義世界里是格外流行。　　

但事實真相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的剝削，使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突出。而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這種狀態和維護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使資本主義債務積累并最終爆發債務危機。　　

具體講，上個世紀30年代危機前，以美英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都宣稱自由市場經濟有自行調節經濟的功效，生產自然產生需求。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鼻祖之一的“薩伊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商品的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從這種實質鼓吹資本主義經濟完美無缺的觀點出發，也就得出讓經濟自由放任發展，不需要國家進行經濟干預的結論。但是，隔幾年就發生一次經濟危機的歷史，特別是極嚴重的30年代危機，證明了這宣揚資本主義經濟完美無缺的論調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30年代危機期間美國等西方國家生產大量過剩，美國倒牛奶，燒糧食以消除農產品過剩；美國在危機中毀掉了92座高爐，只有44座進行生產以使鋼鐵生產不過剩。生產大量過剩必然要大量裁減工人。30年代危機時，僅約1·2億人口的美國，有1500萬失業工人，還有幾百萬半失業的工人。經濟過剩危機證明，美化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自行調節經濟，生產自然產生需求的說法是一派胡言。　　

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破產，隨之出現了實施國家經濟干預的羅斯福“新政”， 以及鼓吹加強國家經濟干預的凱恩斯主義。　　

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宣揚資本主義經濟完美無缺，凱恩斯則相對現實客觀，他不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完美無缺，他承認資本主義經濟有不少缺陷，如大量工人失業，并產生經濟危機等。而產生這些缺陷的原因，他認為是“有效需求” 不足。　　

凱恩斯比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信奉者客觀、進步，但其將資本主義缺陷原因僅 歸咎于“有效需求” 不足，而不是從事物（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去尋找產生問題的原因，使其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仍停留于表面現象，未找出資本主義經濟“有效需求” 不足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造成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的剝削，使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突出，及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發、盲目性，才是資本主義經濟“有效需求” 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從根本上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必須消滅產生資產階級剝削和自發、盲目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計劃經濟。　　

凱恩斯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其階級立場決定了他不可能從資本主義的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去尋找內在矛盾，不可能得出消滅資本主義的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來消滅資本主義“有效需求” 不足的結論。凱恩斯企圖用技術措施解決“有效需求” 不足。他認為鼓勵投資，鼓勵消費就能刺激“有效需求”，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缺陷（我國近20年來的刺激需求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沿用了凱恩斯的這一思路）。　　

凱恩斯認為，鼓勵投資、消費以刺激“有效需求”， 必須依靠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才能實現。他“認為，只要政府進行大量投資……都能擴大就業、增加收入、創造財富，從而可以提高‘有效需求’，擺脫危機”（ 樊亢《資本主義興衰史》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248頁）　　

凱恩斯要求“政府進行大量投資”， 他認為政府投資資金應來自赤字財政而不應是來自增稅。因此，為避免資本主義過剩危機，由“政府進行大量投資” 而實行赤字財政的經濟理論，實際上就拋棄了過去資產階級經濟學保持國家預算平衡的傳統觀念，其實施必然使資本主義各國債務增多并發展為債務危機。反過來說，正是產生資本主義過剩危機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是資本主義債務危機的根源。　　

政府投資資金應來自赤字財政而不應是來自增稅，是因為凱恩斯認為，增稅雖可以使“政府進行大量投資”，但增多少稅就會相應減少了資本家多少利潤，使資本家用于投資的資金減少，即政府增加投資數與資本家減少的投資數差不多，最后造成社會總投資并未增加，不能增加社會的投資需求。而不增稅時增加政府投資（即增加政府開支），會在不減少資本家投資數的情況下增加政府投資，從而使社會總投資增加，增加社會的投資需求。　　

實行赤字財政后赤字的彌補，“凱恩斯主張采用增發鈔票和大舉借債的辦法來解決”（《資本主義興衰史》笫249頁），即用必然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方法來解決。2008年危機期間，有些人說，危機是因為美國負債太多。我認為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而必然產生的資本主義過剩危機，迫使西方各國負債太多，政府負債多，家庭負債也多。資本主義企圖用國債和家庭的包括房貸在內的各種消費貸款（這些消費貸款形成家庭負債），來刺激社會需求，緩解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的生產過剩。因此，西方國家債務危機和家庭債務危機（據何秉孟研究員講，“從1971年到2007年的26年間，美國民眾的消費信貸從1200億美元激增至2.5萬億美元，增加了近20倍。這還不包含高達11.5萬億美元的住房負債，如將兩者相加，總共負債14萬億美元，比美國一年的GDP還要多”。 即美國家庭債務超過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這家庭債務危機使許多家庭資不抵債而破產，并使近年每年有約百萬戶美國家庭因不能還房貸而被趕出住房）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的過剩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不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產生的過剩危機要產生巨額財政赤字和債務，資本主義的龐大軍費和戰爭費用，也是產生巨額財政赤字和債務重要原因。例如“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當天發布2011年年鑒，估算美國2010年軍費開支為6980億美元，占全球軍費開支43%”。而到去年為止，美國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場局部戰爭的總花費就達1萬1千億美元。當然，在凱恩斯看來，軍費和戰爭費用也是剌激需求的措施之一。凱恩斯說，“從事戰爭，乃是政治家認為大量舉債支出之唯一正當用途”。（《資本主義興衰史》笫249頁）而這又表現出凱恩斯主義的侵略性。　　

另外，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與官員勾結所產生嚴重腐敗也是產生巨額財政赤字和債務重要原因。例如，媒體報道，2012年“　1月8日　，英國國家審計署對70份報告進行審查后發現，過去兩年以來，由于政府公務員缺乏與私人企業談判的技巧，造成政府白白浪費310億英鎊。……國防部成浪費大戶　財政監管部門發現，英國國防部浪費也非常嚴重，他們與私人企業簽署的合同存在不少缺陷”。“政府白白浪費310億英鎊”，僅僅是“對70份報告進行審查后”的不完全統計，官商勾結造成的“政府白白浪費”（而英國國家審計署卻把這官商勾結的腐敗掩飾成“由于政府公務員缺乏與私人企業談判的技巧，造成政府白白浪費”）應遠不止“310億英鎊”。英國的腐敗使政府僅兩年就有幾百億英鎊的損失，這也為英國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做出了“貢獻”。　　

當然, 不僅英國有大量腐敗, 其它西方國家也廣泛存在腐敗.2007年媒體以《審計機構披露切尼前公司鯨吞27億伊拉克重建資金》報道, “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政府支付的伊拉克戰爭和重建援助經費已累計超過3500億美元。美國三大審計機構負責人15日在國會眾議院作證時披露，在已審計的570億美元中，約100億美元被美國政府浪費了。審計機關預計，在尚未審計的3000億美元中，將會查出更龐大的浪費金額。……審計機構發現，因合同要價過高和開支無憑證而浪費的100億美元中，僅石油服務業巨頭哈利伯頓公司一家承包商就吞掉了27億多美元。該公司前總裁正是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這大量的腐敗推高著西方國家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 加劇西方的債務危機。　　

我們再回頭看西方的國家干預。在實踐中實施國家干預經濟的羅斯福“新政”，在理論上闡述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以及戰后幾十年的西方更廣泛的國家經濟干預，都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一段時間后的必然現象，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不斷提高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間矛盾日益加劇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在保存資本主義私有制情況下對其生產關系進行局部調整，以緩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局部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干預相比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更現實、更進步。這也是戰后至1970年代初的近30年里，西方經歷了資本主義史上發展最快一段時間的重要原因。　　

鼓吹資本主義經濟完美無缺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宣稱，資本主義經濟無病（或宣稱市場自身的“自行調節”能治經濟病）。而凱恩斯相對的客觀、進步，在于他承認資本主義經濟有病，并企圖用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來治病，但他的治療法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治標治療法，沒有找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病根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須消滅產生資產階級剝削和自發、盲目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才能去除這病根。所以凱恩斯的治標治療法雖有時能稍微緩解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過剩的“病癥”，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生產過剩的“病癥” ，并且產生了嚴重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債務劇增等副作用“病癥” 。這種情況在各經濟書籍或媒體報道中都有記載。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基本上奉行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即運用財政金融手段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經濟危機來臨時，采用增加政府財政開支，減少稅收和降低利率等辦法來刺激經濟……這些措施，在緩和經濟危機，刺激經濟的增長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卻造成較長時期以來連年出現的財政赤字，債臺高筑……由于財政赤字連年發生，美國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世界經濟年鑒19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612、613頁）“2005年1月前總統布什連任時，國債為7·6萬億美元，奧巴馬上任后升至10·6萬億美元，目前已穩穩攀升至14萬億美元之上。”奧巴馬上任后債務劇增，主要是他上臺時正遇上08年經濟危機，為緩解經濟危機，奧巴馬是將每年財政赤字都推高到上萬億美元。據媒體報道，20 12年1月26日，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美國聯邦政府的舉債總額距15.2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上限” 再“調高1.2萬億美元”， 即將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共債務上限調高到16·4萬億美元，以夠今年大選結束前美國聯邦政府繼續舉債用。而這近15.2萬億美元僅是美國聯邦政府目前的舉債總額，美國州縣市政府不少也是債務纏身，去年以來，“美國東北部的賓夕法尼亞州首府哈里斯堡13日向法院申請破產”，“ 美國亞拉巴馬州杰弗遜縣目前也面臨破產危機” 等報道就是例證。　　

“二次大戰后以來，英國歷屆政府慣用赤字財政，人為地刺激經濟增長……結果從1946年到1980年的35年中，有30年出現財政赤字。……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遂大舉借債和大量發行貨幣。”（《世界經濟年鑒1981》450、451頁）。據2012年“1月25日凌晨消息，英國國家統計辦公室周二公布數據顯示，英國公共債務總額在2011年12月達到了1萬億英鎊”（但2010年7月第一財經日報消息，“英國國家統計局13日公布的國債狀況顯示，英國國債的實際數字比此前承認的高出三倍，達到4萬億英鎊”。這里，不同資料數據相差太大）。　　

又如，“多年來，意大利政府一直實行赤字財政政策”（《世界經濟年鑒1981》笫380頁）。　　

再如，“戰后以來，西德政府財政支出日益增加，赤字龐大，特別是1974—1975年經濟危機以后，支出年年大量超過收入” （《世界經濟年鑒1981》笫351頁）。“德國聯邦統計署2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德國聯邦、各州、鄉鎮政府及法定社會保險機構的債務總額已達2萬億歐元。按人口分攤，每個德國公民負債額約2.5萬歐元。債務最大的部分來自聯邦政府，每個德國公民要為柏林政府承擔1.6萬歐元的公共債務”。 　　

2011年7月中華工商時報消息，“據法國全國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日前公布的數據，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末，法國公共債務累計總額高達1.6461萬億歐元，比上一季度增加了549億歐元，公共債務幾乎占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4.5%”。　　

據2011年網上資料“日本財務省和日本銀行資金循環統計表明，截至去年12月底，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共計919.15萬億日元，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GDP的兩倍。以人口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721.6萬日元。”“日本政府在12月24日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12年度預算案。根據該預算案，一般預算的支出為90.33萬億日元（約合7.3萬億元人民幣），加上新設的東日本大地震重建費特別預算和養老金國庫分擔部分，預算支出將達到96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為填補稅收的不足，日本將新發國債44.24萬億日元。財政收入中借款所占比率達49%，……日本財務省24日公布的預測數據顯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長期債務余額到2012年度末預計將達到937萬億日元，比本年度末增加34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日本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達195%，超過意大利（128.1%）和美國（103.6%），在發達國家中高居首位。”　　

用赤字財政、增加國債來緩解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造成的經濟過剩危機的情況，不僅在二戰后到1970年代末盛行，即使1980年代美國的里根政府、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政府，聯手在西方掀起拋棄凱恩斯返回市場調節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后，高喊拋棄凱恩斯的西方各國，也常常用凱恩斯的作法來緩解經濟過剩危機。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2009～2012這4財政年度里（美國財政年度是跨歷年制，從當年10月1日起至下年9月30日止。所以2012財政年度現已過了4個多月），美國財政赤字均超過1萬億美元就是例子（2012年赤字超1·1萬億美元是美官方預計）。經濟下跌最嚴重的2009財年，更達到創紀錄的1.41萬億美元，其財政赤字約為GDP的10%，赤字數較2008財年增加近萬億美元。而在西方大國中，國債與GDP比值最大的日本的最近20年的經濟史，更是證明資本主義政府把赤字財政、增加國債作為緩解經濟過剩危機的主要方法來運用。　　
日本在戰后很熱衷于對經濟的國家干預，例如，日本“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通過各種計劃，促進經濟的起飛。如鳩山內閣《經濟自衛五年計劃》，岸信介內閣的《新長期經濟計劃》，池田內閣的《國民經濟倍增計劃》。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產業的培育與開發、指導、調節新型工業的發展。如先后通過《關于合成樹脂工業的育成》、《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合成橡膠制造事業特別措置法》，……第三、政府確定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經濟政策，實現從“貿易立國”至“技術立國”的轉變”。
當然，日本政府不是僅僅制訂計劃，頒布法律和政策，還用財政開支來刺激經濟，并由此產生財政赤字和國債。“在1965年經濟出現衰退后，日本政府于1966財年發行了專門用于公共投資的建設國債以刺激經濟。70年代初在石油危機的外部沖擊下，采取更加積極的赤字財政以刺激經濟。從1975年起到1989年，除了發行建設國債外，年年還發行純粹用于填補一般政府支出赤字的特例國債。日本財政變得嚴重依賴國債。”（《財政政策失誤與日本經濟蕭條》）
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在西方掀起盡量多市場調節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盡量少采用國家干預。其中內容包括減少財政開支以實現財政平衡乃至財政盈余，以使國債不再增加。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各國也隨之緊隨美英搞新自由主義“改革”。“自80年代后半期以來，日本經濟意識形態的主流發生了變化，即從強調政府干預市場的“發展型國家”和凱恩斯主義，向倡導自由放任的保守主義經濟學的轉變。”（《財政政策失誤與日本經濟蕭條》）　　
但形勢比人強，日本經濟低迷時，“倡導自由放任的”日本政府仍不得不實施國家干預，并以增放國債，增加公共投資等形式來制造“需求”， 阻止經濟下滑。例如，日本工業生產指數在1991年達到150（以1980年的工業生產為100，即1991年日本工業生產是1980年的150%），1992年工業生產開始下降，1992年為141，1993年為134。“為挽救經濟，日本政府在1992-1998 年間通過減稅、增加公共投資、購買土地等方式，密集推出財政刺激計劃，投入超過GDP 的15%，其中約半數作為公共投資。”1994年工業生產開始緩慢增長，1994年工業生產指數為136，1995年為140。　　
但在1992年到新世紀，日本在國家干預經濟和減少國家干預經濟的市場自發發展中搖擺。當經濟趨下降時，日本用赤字財政來加大財政開支，刺激經濟增長；當經濟稍有起色，又實施減少國家干預、減少財政赤字的政策。也就是說，雖然日本說要堅決實施盡量少的國家經濟干預，但經濟危機一來，經濟一下降，日本只好又用赤字財政等國家經濟干預措施來制止經濟下降。如前所說，國家干預使日本經濟在1994年開始回升，1995、1996年分別達到3％、4.4％的“驕人”增長率。但這幾年中日本政府赤字財政的國家干預，使其債務劇增。當時的日本橋本龍太郎政府認為，1995、1996年的經濟增長表明日本經濟已經較為健康，日本應回復到自由市場經濟狀況，減少國家干預，1997年起應該把減少財政赤字作為主要任務。為此，除增加消費稅等增收措施外，日本還采取了停發國債、減少公共投資的減少財政支出措施。隨之個人消費下降和政府公共投資下降，帶動企業投資也負增長。雖然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鼓吹“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生產自動創造銷路”，鼓勵資本家放心生產。但資本家面對這種局面，不敢相信供給學派的陳詞濫調，而是壓縮生產，最終使日本經濟也負增長。　　
1997年日本經濟的下降，迫使日本政府1997年底將才實行一年的財政緊縮政策放棄，重新實行加大國家干預的財政擴張政策。在日本政府投入幾千億美圓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刺激需求之后，日本國內需求有所增加。1999年、2000年日本經濟恢復正增長。但從2000年夏季起，日本工礦業增長速度放緩。2001年2月，日本工業生產與頭年同期相比更是下降了2.1％。，日本1999年經濟增長，很大程度是98年以來日本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增大財政支出來擴大社會需求的結果。當2000年日本政府財政支出比1999年有較大下降時，2000年日本經濟增速較1999年也就有較大下降。　　

日本在最近一次經濟危機發生時，也未堅守市場調節而政府只當守夜人的陳詞濫調，被迫采取國家干預經濟的作法。在這次危機發生前，日本經濟產業省2008年“4月17日發表的2月工礦業生產指數（2005年為100）確報值為110.2，……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 日本認為，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在該年10月，日本經產省2009年3月“３０日發表的統計速報顯示，２月份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繼續大幅下降，經季節調整后的指數已滑落至６８．７（２００５年為１００），比上月下降９．４％，連續５個月下降。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連續下滑始于去年１０月，當月工礦業生產指數為１０２．３，環比下降３．１％。此后的３個月，該數據跌幅連創歷史新高，其中１月份的環比跌幅為１０％，首次達到兩位數”。　　

也就是說，2008年2月，日本工業曾達到過超過歷史最高點（“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其后幾個月工業生產升跌互顯，但總趨勢是下行(據媒體報道, 如不按月份計算, 而按季度計算, 到9月, 已“連續三個季度出現負增長”《日本９月份工礦業生產指數上升》)，在2008年10月起開始數月工業生產連續下降，而2008年10月的工業生產也為2005年平均值的１０２．３%。到2009年２月份，日本的工業生產僅為2005年平均值的６８．７%，下降了約31．3%。相對一年前的2008年2月的110.2 ，2009年２月的日本工業生產同比下降了近38%。2009年4月的《日本經濟可能再次失去十年,股市復蘇靠家庭主婦》一文寫道：“截至今年2月,一年中日本工業生產銳減38(百分號),跌至1983年以來最低水平。目前已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下滑12(百分號)”　　

面對工業的下滑，聲稱堅守市場調節的日本又采用了國家經濟干預，實施大規模財政支出刺激需求。為此，日本2009“3月通過的2009財政年度預算因此高達88.5萬億美元（原文如此，但可能應為88.5萬億日元——筆者注）,堪稱日本歷史之最。”2009年4月，又實施新的一輪經濟刺激方案，“這輪經濟刺激方案總額將不低于1500億美元，相當于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日本政府日前宣布總額為56.8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新方案，堪稱日本歷史之最。至此，日本累計投入經濟刺激總額接近6500億美元，居發達國家前列。如此大手筆刺激經濟，可見日本政府迫切期望發掘經濟增長新亮點。……日本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數額龐大，重點提振國內需求。……日本此前多次出臺經濟刺激計劃”。 2009年4月這一輪刺激計劃，也是“ 日本政府在不到8個月時間內推出的第四個刺激計劃。”　　

這也表明，日本承認放任不管的市場經濟下需求不振，要用大規模財政支出來“提振國內需求”的“ 刺激計劃”。 這也表明，日本也不相信靠市場經濟自動調節能制止工業下滑，這時如相信靠市場經濟自動調節能制止工業下滑，只能是放任日本工業下滑。在“堪稱日本歷史之最”的大規模財政支出和“經濟刺激總額” 作用下, 日本工業從2009年２月份的工礦業生產指數為６８．７的低點上升。但按年度算，“2009年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初步數據為80.5，同比下降22.4%，降幅創下自1953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新高。”也就是說, 雖經大規模財政支出來“提振國內需求”，“ 刺激計劃”使工業止住了繼續下降，但按年度算還是較前一年“下降22.4%”之多，“降幅創下自1953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新高”。 　　

因此，2010年日本仍實行大規模財政支出來“提振國內需求”的“ 刺激計劃”。日本政府09年12月“25日傍晚經臨時內閣會議商討，確定了201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據悉，該預算案規模達92.29萬億日元(約合6.88萬億元人民幣)，比最初估算增加約4.2%，成為歷史上最高額的政府預算。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按照政府的方針，新年度預算案中，新發行的國債將控制在44.3萬億日元以內”。即“新年度預算案中”，新發行的國債占“新年度預算”額的45%強，“新年度預算案中，新發行的國債”約為5000億美元，這又必然大大增加了政府債務，為以后爆發的債務危機積蓄爆發力量。

通過大規模增加財政支出來“提振國內需求”的“ 刺激計劃”，日本工業在2010年有較大增長。“2011環球網記者王歡報道   據日本共同社　1月31日　消息，日本經濟產業省31日公布的2010年全年工礦業生產指數初值（2005年為100）為94.0，比上年上升15.9%，近3年來首次回升。以上半年為主推行的環保車購置補貼等經濟刺激措施對此數據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日本2010年工業生產較以前最高點的2007年仍差許多（如以2005年為100，2007年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約為107多一點。即2010年日本工業生產較2007年下降約近13%）　　

因此，不管是奧巴馬上任后的四個財政年度（第一個財政年度是小布什時已開始，第四個財政年度則還未結束）年年財政赤字均超過1萬億美元：還是近幾年日本新發行的國債占“新年度預算”額的45%以上（日本政府2011年12月“24日通過預算支出達90萬億日元的2012年財政預算草案，其中49%需要借貸以彌補稅收不足”。 即預算的近半數需用債務來填充），都說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法用市場調節下的財政收支平衡來緩解經濟過剩危機，必須用巨額財政赤字和債務來緩和目前的經濟低迷。　　

2008年經濟危機已過去四年了，但美日歐等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處于復蘇階段，美國、日本和多數歐洲國家的工業生產還恢復到危機前的最高點。這時，對西方國家政府的經濟政策——財政緊縮政策，資產階級控制的媒體極力支持，而勞動大眾則通過罷工、示威等形式表示反對。這充分體現了西方國家機關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統治工具的事實，體現了西方國家機關的政策首先要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的事實，體現了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的對立性。資本主義的以上性質表現在西方財政緊縮政策的操作上。　　

2011年　12月12日　，央視播出芮成鋼采訪英國駐華大使吳思田。芮成鋼問財政緊縮如何使經濟擺脫低迷，吳說，英國政府當前經濟政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緊縮以降低赤字，以平衡預算；二是增加企業競爭力，為此將降低企業稅率。吳把英國政府當前經濟政策說成是經濟上必需的政策。　　

前面已講, 對資產階級有利但造成生產過剩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產生巨額財政赤字和債務的根本原因。而幾年前英國用5000億英鎊救助資產階級（其它歐洲國家也類似，2008年10月14日的《法國、德國和西班牙推出近萬億歐元救市方案》報道說，德法西三國救市資金分別為“德國：4700億歐元……法國：3600億歐元……西班牙：1000億歐元”）, 并僅兩年就官商勾結使國家損失幾百億英鎊(即資產階級和與之勾結官員獲利幾百億英鎊), 這些都極大推高國家財政赤字和債務，但英國現在卻還要通過所謂降低企業稅率來使資產階級獲利和加大財政赤字和債務，并通過削減勞動大眾福利來削減財政赤字和債務。因此, 削減財政赤字和債務的財政緊縮計劃, 完全是一個劫貧濟富方案。　　

最近，美國兩黨談判“提升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共和黨稱提升債務上限的同時需要制定大規模減赤計劃, ……奧巴馬政府接納了這個建議,但同時要求一并實施增稅計劃(富人稅),以保障財政正常運行。在提升債務上限和減赤的問題上雙方達成了共識,但共和黨不贊成增稅”。即共和黨要延續小布什時期的對資本減稅政策。而奧巴馬競選時說其上臺后要對富人增稅, 但2010年12月，奧巴馬就與共和黨達成包括“企業投資享受稅收減免等”在內的、媒體也認為是“‘濟富’色彩濃厚的議案”。 現在馬上又面臨大選，奧巴馬也極可能如上次大選那樣叫一下對富人增稅，以獲選舉之利，連任后又走2010年12月那樣的道路——延續小布什時期的對資本減稅的“濟富”政策。　　

同時,“在奧巴馬的減赤計劃中，包括調整福利項目減少開支5800億美元”, 即削減福利為主的開支達5800億美元。 為資產階級利益進行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花了1萬1千億美元(小布什時期的切尼副總統曾任公司總裁的哈利伯頓公司, 在伊拉克戰爭發生后，“在無人競爭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從五角大樓承接了近100億美元的”“合同，包括為駐伊美軍提供后勤供應、從科威特進口石油以及為石油設施提供維修服務”。這類使切尼小集團成員獲得巨大利益的情況，絕不會僅發生在切尼小集團身上，其它集團的資產階級成員也能通過各自關系獲得利益)，2008年小布什用7000億美元救大資產階級, 奧巴馬上臺后又追加巨額救助款，而包括小布什、奧巴馬在內的歷屆政府（包括西方其它國家政府）用財政赤字“提振”需求，目的都是為資產階級公司的過剩商品、服務尋找銷路，是為了資本利益。因此，美國與英國等西方國家一樣，為資產階級利益實施的行動極大推高了財政赤字和債務，卻企圖用對資本減稅和削減勞動者福利的“劫貧濟富” 緊縮政策，來削減財政赤字和債務。這充分表現了緊縮財政政策的階級性。　　

西方的削減赤字的財政緊縮政策，只有利于占人口極少數的資產階級成員而不利于廣大勞動者，因而必然不利于西方國家經濟。英國對資本企業減稅，以及美國延續小布什時期的對資本減稅，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刺激投資、生產，振興經濟。但西方國家現在是需求不足，并造成生產過剩、設備開工率低，并不是生產不足。所以對資本減稅并不能解決需求不足問題，不能振興其經濟。另外，西方削減福利開支的財政緊縮的實施，將減少對商品和服務的購買，削弱對商品和服務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將減少就業和企業銷售收入，使經濟下滑并減少了稅收，這樣也難以減小財政赤字（甚至可能增加財政赤字），難以消除債務危機，甚至可能惡化債務危機。　　

西方各國大肆削減福利，以及包括美日歐的職工實際收入停滯乃至下降（2012年2月1日新華網的名為《日本勞動者去年月均薪資2.6萬 為22年來第二低》、2011年1月《通脹率直逼5% 英國人一夜回到6年前》講，“英國央行因此預計，2011年的實際工資可能不會高于2005年的水平”，這類報道都是證明），加上法德等國分別提高增殖稅（見2011年7月6日的《2008年以來歐洲半數國家提高了增值稅率》以及《拯救還是被拯救 法國增稅減赤新政靴子落下》等）促進了物價提高，都削弱了勞動大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新華網東京2010年２月１６日電“日本總務省１６日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除去物價變動因素，２００９年，日本全國包括單身家庭在內的家庭消費開支平均為２５．３７２萬日元，比上年下降了１．４％。繼２００８年下降１．７％后，家庭消費開支再次下滑”。2011年《中國超日本成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個人消費下降 出口低迷》的報道，以及日本《朝日新聞》2012年“1月31日報道：日本總務省3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2月每戶家庭的平均消費支出為32萬7949日元，拋開物價變動等因素較去年同期上漲0.5%，自去年2月以來，時隔10個月首次出現上升趨勢”都顯示了消費低迷。而媒體多次報道美英等國消費信心下降也表現西方民眾消費不振。　　

 2011年8月2日媒體報道，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達成分階段提高債限及減赤協議，“惹來美國媒體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對總統奧巴馬口誅筆伐，稱奧巴馬徹底向共和黨“投降”，提出的協議只大幅節支，卻不向富人征稅增加政府收入，將傷害中產及窮人，阻礙經濟復蘇。另有經濟學家憂慮，現時美國經濟增長疲弱、失業率高企，減赤只會進一步打擊經濟。香港文匯報報道，克魯明稱，協議有節流沒開源，大幅節支猶如在傷口上灑鹽”。 前述的近20年來日本的每次所謂減小赤字的行動都促成經濟低迷的歷史，使我們有理由判斷，西方這次財政緊縮大幅削減福利開支，極可能加深西方經濟的低迷。　　

具體講，由于美日歐等國還處于危機后的復蘇階段，美國、日本和多數歐洲國家的工業生產還恢復到危機前的最高點，西方財政緊縮的實施極可能延緩復蘇過程，使工業生產恢復到最高點時間推后。　　

而不少數據都在證明這一點。　2012年1月26日　媒體報道，“英國國家統計局周三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第四季度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前一季度下降0.2%，表明英國三年來距第二次衰退越來越近。英國第四季度制造業產出嚴重下降，使英國避免大部分歐洲國家出現的經濟下滑的希望落空”。 從這可看出，包括英國在內大部分歐洲國家出現的經濟下滑。“自2011年2月結束連續12個月增長后，英國工業生產一直在走下坡路，已經連續9個月下降”。“ 人民網布魯塞爾2011年12月15日電 歐盟統計局14日發布公告稱，10月份歐元區17國工業生產指數環比下降0.1%，歐盟27國工業生產指數環比則下降0.2%。”而2011年，日本工業生產比2010年還下降3.5%，距2007年工業生產相差更遠。這些表明經濟下滑的數據，還不能判斷如媒體說：“距第二次衰退越來越近”。但它至少也說明西方經濟復蘇過程格外曲折、不順利，表明西方經濟復蘇乏力而漫長，較長時間不能達到下一輪高漲。　　

前述的經濟下滑數據是否在近幾個月繼續顯現并加重，出現西方經濟還未走完復蘇過程，又墮入下一輪危機的情況，則需拭目以待。如果西方國家繼續堅持并加大財政緊縮，則還未走完復蘇過程，又墮入下一輪危機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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