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其哲學及系統論述社會結構的宏大敘事中，幾乎無所不談。不過，在強調經濟基礎對于社會變革的決定性作用時，馬克思本人對于文化的地位、功能、與經濟基礎的關系等方面卻沒有系統的闡述。這使得很多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沒能關注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盤根錯節的關系，過于機械而簡單地強調“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出現諸多難以解答的復雜問題，“文化”層面的問題日益引起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的重視。而馬克思本人對于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寥寥論述，也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構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提供了一個開放而廣闊的理論空間。從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到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傳統，再到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Gramsci，A.)的霸權理論，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重要發展。

　　一、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闡述

　　在葛蘭西之前，“文化霸權”(hegemony)的概念從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它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里并不清晰。而文化霸權的概念卻成為葛蘭西的社會理論和哲學中最核心、最具創造性的思想。這是從他入獄前的政治行動經驗中形成的，并在長期的監禁期間得以具體化。在《獄中札記》中，葛蘭西從傳統馬克思主義出發，關注意大利在各方面客觀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卻未能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并注意到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缺陷:不能解釋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的服從。①

　　由此，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理論，認為資產階級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統治，并不是單純依靠“宰制”(dominant)，而是建立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協商(negotiation)的基礎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中一定要為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留出空間，才能得到被統治階級的認同而形成“共識”。因此，文化霸權基本上是生產一種社會其他從屬的和聯盟的階級與團體都接受的世界觀、哲學和道德的看法。②當統治階級與其階級派系的聯盟所提供的知識、道德和哲學的領導成功地達成為整個社會提供基本的看法這一目標時，可以說就產生了文化霸權。霸權理論，就是研究這樣一種“道德和哲學的領導權”是如何在社會形勢中產生的問題。

　　葛蘭西認為，以武力為基礎的國家的“宰制”跟以文化霸權的共識為基礎的“領導”之間是有分別的。文化霸權的形成，是在真正賦予群眾自由同意的基礎上，幾百乃至上千萬的普通人民主動接受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集團所執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這就是說，統治階級的政治綱領必須積極地跟被統治階級所了解和掌握的道德價值結合起來。否則，群眾會覺得是受到控制，不得不容忍統治集團所執行的特定政策，甚至起來反抗，造成國家使用暴力的強制手段這一形式出來。換句話說，文化霸權的達成，不是只靠國家政客們的任何陰謀或對群眾的操縱就能制造出來的。要想尋求群眾的積極同意，統治階級就不得不時刻追求代表全民和國家利益而非狹隘的資產階級或其利益聯盟的政策。這里面也就必然包含一種情感的面向:在那里，想取得文化霸權的政治領袖，必須要“得民心”，說動民族—人民的情感，不可以看起來像是脫離群眾的陌生人。

　　對葛蘭西而言，馬克思主義不只是一種科學，更是一種為工人階級謀求解放的實踐理論。他指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無產階級想要進行變革，首先需要從事文化霸權的斗爭。知識分子的作用在葛蘭西的思想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獄中札記》里，按照意大利的歷史狀況，葛蘭西把知識分子分成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是教士階層，他們自認為能獨立于主導社會集團之外，自命為“真正的”知識分子。相反，有機知識分子則不然。葛蘭西認為，每個新崛起的階級都會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伴隨自身一道創造和培育出隸屬于該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是在新階級所彰顯的新型社會中，從事某些基本活動的“專業人士”。比如，在現代社會中，與工業勞動緊密相連的技術教育，構成了新型知識分子的基礎。在工業生產中，他們并不主動制定建設計劃，而是聯絡企業家和工人之間的關系，同時控制基層員工，保證及時完成工業高層人員所制定的生產計劃。相對于完全傾向于智力活動的傳統知識分子，這些有機知識分子更有希望使知識分子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趨向新的平衡，維護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穩定。③

　　葛蘭西所闡明的文化霸權的概念是說，所有非剝削階級的人民因為經過教育，而不是通過精英的操縱和欺騙，都會同意“實踐哲學”(即葛蘭西所稱的馬克思主義)。而對非剝削階級的教育工作，主要就是通過無產階級有機知識分子來完成。因此，葛蘭西的“實踐哲學”肯定了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接觸的需要。但是，這并不是說要求知識分子與群眾的樸素的認識水平保持一致。相反，無產階級有機知識分子應該成立廣泛的知識聯盟，真正建構能使群眾知識進步，并在政治上有可能的“知識—道德”集團。④同時，他們應該積極地參與實際生活，不僅僅做一個雄辯者，而應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和堅持不懈的勸說者，積極生產文化霸權，從而產生足以導致變革的“歷史性集團”(historicalbloc)。

　　二、對文化霸權理論的三種理解

　　在文化霸權形成的過程中，主導的、附屬的、反對的文化及意識形態價值元素都可以彼此混合與勾連。發現文化霸權這種動態的特性，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開啟了多種政治可能性的文化領域。當這一概念走入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核心時，也出現了廣泛的基于文化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后結構主義等不同立場的解讀。

　　對文化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模型，由于在總體上缺乏對結構性的強調，而受到普遍歡迎。文化主義者積極宣揚“文化霸權”概念中對個人能動作用的強調。從文化和歷史的視角，他們認為對“文化霸權”的研究，必須放棄經濟決定論的立場，而聚焦于上層建筑，強調歷史的復雜性和多元性。⑤由此，文化主義者將霸權的過程簡化為人類實踐的具體表達，只關注于霸權活動參與者的具體策略與行為。其結果，就是使得霸權過程成為一種有著不同世界觀的不同主體間的斗爭過程。

　　在這樣的方向上，后結構主義者更為激進。以拉克勞和穆飛為代表，后結構主義者將所有的社會實踐都當作話語( discourse) 。由此出發，霸權也被看作是一種實踐接合( discursivearticulation)的方式。霸權的斗爭，就體現為話語層面的斗爭。⑥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他們認為種種意識形態要素的政治意涵并無必然的政治歸屬，所有的接合都是偶發的、非必然的。因此，對于任何社會運動而言，都不存在什么霸權策略，也就沒有什么進步的、可改變現存社會關系的霸權項目可言。

　　相反，結構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文化主義者將社會結構簡化為人類經驗，更不認同后結構主義者將霸權看作話語斗爭。拒絕任何個體的經驗層面的分析，結構主義強調霸權概念中結構的那一面，而排除了任何個體有意識的霸權策略。對他們而言，如果霸權是一種“表達”，那么它只能是對于客觀的社會結構的機械表達，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作用下的反映，而非社會能動者內部的有意識的動態反映。⑦

　　實際上，這樣的三種理解都只強調了葛蘭西“文化霸權”概念中的某一個方面，而完全忽視其另外的方面。對文化主義者而言，他們沒有看到主體采取霸權策略的結構性因素。即便他們可以解釋在某一階段哪一種霸權策略是成功的，但沒有對更深層的社會結構的考量，卻不能說明為什么一個階級或階層的霸權策略能夠取得成功，從而獲得主導地位。而更為激進的后結構主義者的話語路線，不但完全否認霸權運作所需要的社會結構，更加否認客觀物質條件的存在。由此，我們所面臨的情況就是:所有歷史行動者的主體性都是經由論述建構而成。除了論述面向之外，任何實踐都將一無所有。在批判對馬克思主義經濟主義化約式的理解中，他們實際上造成了另一種話語論述化約論的結果。⑧最后，結構主義者由于認識到霸權運作中物質結構的深層作用，而對霸權理論的發展卓有貢獻。但與此同時，卻將主體間的關系和策略斗爭“去歷史化”，將之完全看作結構決定的結果，并將社會結構看作靜止的狀態，這就排除了任何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可能性。

　　三、批判現實主義視角下的“雙重霸權”理論

　　梳理了文化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三種視角對“文化霸權”理解的優勢與局限，喬納森·約瑟夫發展了基于結構與個體能動兩方面的批判現實主義 (criticalrealism)霸權理論。批判現實主義哲學認為，馬克思主義內部在主觀—客觀光譜兩級的辯論都是對社會復雜性的簡單理解。對于人類社會的研究，既不能簡化為對社會結構的研究，也不可以簡化為對單純人類行為的研究。相應的，批判現實主義希望連結結構—能動兩個方面，從而為社會關系的概念化提供一個新的理論框架。

　　具體而言，所謂“現實主義”，體現在認識論上“存在決定意識”，“結構決定實踐”的理解。社會是作為一個不可轉換的領域獨立存在著。而我們嘗試通過可轉換的知識與行為去理解或改變社會。而且，社會本身也具有某種結構，這種結構是相對持久的，因此，可為我們所觀察。從這種理解出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現實主義哲學與文化馬克思主義以及后結構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后兩者試圖聚焦于人類關系與行為，而忽略對客觀社會結構的考察。在現實主義者看來，由于社會是由真實的、不可轉換的社會結構組成，而不僅僅是主觀的意義、行為以及理解，如果我們要理解社會及社會關系，我們就需要檢視更為深層的社會結構，因為是社會結構使得人類行為成為可能。

　　然而，與機械唯物主義強調社會的經濟結構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主要推動力不同的是，批判現實主義提出了多元社會結構模型，認為社會是由一系列結構以及發生機制組成。這些結構共同形成了一個多層的、分化的總體。在其中，盡管經濟結構(即組成生產方式的各種結構)成為最強大的社會機制，其對于社會關系的影響卻程度不同。在經濟結構之外，許多其他強大的發生機制共同存在。這些不同的機制、結構以及層面彼此重合，互相影響，相輔相成，或充滿矛盾。此外，“批判性”也暗含對現實主義哲學的辯證反思。盡管對實踐與社會關系的理解離不開對復雜社會結構的分析，但批判現實主義認為，主體也不是社會結構的單純承擔者。相反，它認識到社會結構與其所規定的主體行為息息相關。正是由于這種結構性定位，主體也就具有參與社會變革的實踐潛能。⑨另一方面，主體在發揮這種潛能中，其行為結果卻是不可預料的。主體帶有具體的目的來參與社會變革，但這些行為卻對社會結果帶來了廣泛的、不可預期的結果。

　　在這里，批判現實主義哲學以“社會活動的轉化模型”整合了結構與個體能動。⑩在這個模型當中，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為的前提條件，也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一方面，結構預先存在于、并形塑了人類行為。另一方面，這些結構的持續存在取決于其所規定的主體的活動。雖然結構主宰了個體的能動，但個體的活動的確具有改變這些社會結構的潛能。[11]

　　由批判現實主義出發，喬納森·約瑟夫發展出了“雙重霸權”( duality of hegemony)的概念。此霸權理論區分了兩種獨立卻相互關聯的霸權形式: 結構霸權( structural hegemony)以及表征實際霸權策略的表層霸權( surface hegemony) 。在這個雙重霸權模型中，霸權保留了其作為不同社會階級具體的霸權行為或計劃的策略性角色，同時，作為功能性角色，此概念也關注霸權確保基本結構進程與關系的再生產這一社會系統的整合或凝聚。

　　圖1“雙重霸權”模型 

　　來源: Joseph，J. ( 2002b) . Hegemony，A realist analysis，pp. 131.

　　　具體而言，如圖1所示，結構霸權關注社會結構整體中深層的、潛在的條件。它以功能性的角色確保社會結構的再生產。相反，表層霸權關注主體具體的、能動的霸權項目與實踐。表層霸權由潛在的結構生發出來，顯現這一潛在結構，但同時也具有動態性。但由于不同社會結構的存在，表層霸權策略有可能導致不同程度的無預期的結果。社會主體采取什么樣的表層霸權，取決于其所在的更深層的客觀社會結構是什么形式。但是，在發展其自身霸權策略中，其所擁有的動態性也會對現存社會秩序造成沖突，甚至挑戰，以致帶來不可預期的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對具體霸權策略、不同元素之間的接合，進行歷史的、經驗的分析。

　　四、“雙重霸權”的理論意義

　　在歷史上，霸權理論曾解決了文化研究中“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兩個方向上的激烈爭論。[12]文化主義者將大眾文化看作工人階級土生土長的文化，而且是一件具有個人經驗的深刻主觀過程。因此，在進行大眾文化的研究中，他們十分強調主體的經驗性和能動性。因此，文化主義者多聚焦于閱聽人研究與多種亞文化的研究，注重探討“積極的受眾”是如何通過各種亞文化從局部來反抗主導意識形態，是如何通過文化消費來對主流文化進行抵制。相反，結構主義者以阿爾都塞的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依托，認為雖然在整個社會形成的復雜過程中，存在著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層面等許多旗鼓相當的決定性力量，彼此不斷競爭、沖突，它們通過不同的接合方式，而形成一種“多元決定”的局面，但是，由于將意識形態看作統治者建構的概念性框架，生活在這個框架之下，主體最終消亡于結構之中，因此，大眾在意識形態上的抗爭最終是徒勞無功的。在具體的研究中，結構主義者常以文本決定論的態度，通過結構符號學方法了解文化再現形式，分析文本是如何體現統治結構與被統治者的關系，從而揭示工業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如何受到制約、分配和運用。

　　兩者的論爭長達十余年。對于結構主義者而言，既然意識必然經過文化層面加以建構，一旦我們可以分析意識的組成過程(如語言)，把握意識形態產生的結構，那為什么還要浪費時間具體分析個人的意識內容呢?相反，文化主義者認為各種決定性的力量都可能遭到個體的反抗，所以個人基于努力可以影響歷史的發展。他們同樣反問結構主義者:如果結構有如此重要的限制作用，那又如何解釋社會變革的發生?結構主義者對文化主義者集中個人經驗的做法，視為浪漫而回歸到人道主義的行為，對其缺乏理論基礎的研究不屑一顧;而文化主義者則批評結構主義者在處理文化生活的復雜過程中，過于抽象、固定和僵化，拘泥于理論與結構，卻忽視個人經驗與歷史的重要性。在這樣一種爭論語境中，對于研究者而言，仿佛要么就是站在結構主義者的立場將大眾文化視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要么就站在文化主義者的立場無條件地贊美大眾文化對被統治階級聲音的真實表達。

　　雙方矛盾的解決，離不開霍爾的努力。

　　他將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引入文化研究，從而引起文化研究中著名的“葛蘭西轉向”。[13]實際上，就政治而言，文化研究的“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兩種路徑共享的是一套文化和意識形態觀念:都認為文化和意識形態實踐的領域是為一種主導意識形態所宰制，此意識形態實質上和整體上都是資產階級性質，并從上而下強加給被統治階級。只不過于結構主義，“大眾文化”就是主導意識形態而應加以揭示;而于文化主義，“大眾文化”等同于勞動階級的文化，因其與主導意識形態針鋒相對而應加以發揚。在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統領下，“大眾文化”既不純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也不是單純勞動階級的產物。它成為霸權斗爭最重要的場域。在此，不同的勢力進行斗爭，最后協商出來的意識形態并不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是給不同階級、勢力的意識形態都留出了空間，從而形成共識。可見，正是由于聯系(而非消滅)工人階級的文化形式，并且在此一形式的表征中組建資產階級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才獲得了文化領導權。

　　“雙重霸權”作為對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新近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首先，這一模式可以厘清文化霸權運作的位置。在《獄中札記》中，經濟基礎、國家與市民社會，這三個相互獨立卻又聯系的術語，構成了葛蘭西“文化霸權”概念的基礎。但就葛蘭西而言，文化霸權的運作位置始終是模糊的。在《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二律背反》一文中，佩里·安德森曾區分并討論過霸權運作的三種模式。[14]第一種模式中，國家與市民社會是截然分開的。以文化和道德領導的意義而言，文化霸權被看作是在市民社會行使的東西。但安德森指出，這種看法的問題在于，文化霸權也是以議會民主和政黨的形式，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里面發揮很大作用。比如，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相信，靠選舉時的投票他們的確可以選擇他們的統治者。第二種模式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不相區分，“政治社會”加 “市民社會”構成了國家。但顯然，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一旦取消，就會造成阿爾都塞式的結構主義理解，將經濟基礎一端看作決定性的作用，而混淆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上層建筑，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鎮壓性國家機器共同作用下，服務于經濟基礎的再生產。第三種模式是將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開，但文化霸權被視為是同時行使在經濟、國家和市民社會里的東西。如此，文化霸權的領導就不僅包含發展對社會各階層的知識、道德和哲學的同意，也包含了國家暴力手段與經濟結構的作用。就“雙重霸權”的概念而言，這是最合理的模式，也是葛蘭西闡明的理論上最前后一貫的文化霸權分析模式。就葛蘭西而言，他的確因為反對經濟主義而過多地強調政治。但這不是為了排除經濟領域，而是要把國家和市民社會容納進來，看作是運用權力和建立文化霸權的范圍。如此，“雙重霸權”包含能夠在三個領域進行知識和政治領導的階級或階級聯盟與階級派系的概念，同時容納了經濟結構、意識形態以及個人的能動作用。

　　第二，“雙重霸權”的概念也有助于政治經濟學派與文化研究的匯流。總體而言，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者對文化工業和大眾文化持堅決批判的態度。在這里，它將文化工業看作是統治階級提供給大眾的“虛假意識”，是統治階級灌輸主導意識形態的標準化了的形式和情感，從而達到麻痹大眾、“異化”大眾的需求，維護其階級統治的效果。可以說，在認識論上，其所強調的仍然是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意識形態服務于經濟基礎的這一面。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批判深入骨髓，擲地有聲。但是，其最大的問題在于其對大眾的命運，一直都以抽象的方式加以理解，從而在批判中完全忽略了大眾自身所具備的辨別力。這在另一個層面上也反映了法蘭克福學派知識分子們自身“精英主義”的態度以及對于民眾的漠視。如此，也導致了他們的批判缺乏實踐力，在批判中流露出深深的無奈和虛弱感。相反，文化研究者一直抵抗政治經濟學者“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概念，否認意識形態作為“虛假意識”，更加強調其中有機的、能動的個人的作用。文化研究學者通過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探討從屬群體如何使用戰術，從具有決定性的系統中贏得局部勝利，或在消費層面對主導群體的文化概念進行顛覆性操作實踐。但是，在后現代主義“快感”理論影響下，文化研究愈發情緒化，趨于對大眾文化進行毫無置疑的贊頌，以至于麥古根( McGuigan，J ) 批評文化研究為了與經濟決定論完全劃清界限，而造成意義的微觀過程和政治經濟的宏觀過程之間的斷裂。[15]“雙重霸權”的概念，由于同時強調了深層的結構霸權與表層的策略性霸權，既避免了政治經濟學者簡單的經濟決定論，也沒有不加批判地對民粹主義的贊頌，卻能在宏觀社會結構中建立變化的局面，重拾歷史的重要性。

　　不過，“雙重霸權”雖然具有其顯著理論優勢，但也存在問題。首先，在經濟基礎、國家以及市民社會三個領域運作的文化霸權，其過于寬廣的理論框架幾乎無所不包，仿佛一切都變成了文化霸權的一部分，這在分析具體問題時容易導致無處著手。此外，從來有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爭論，都游移在從僵化的經濟決定論這一端，到二者互不相關的完全自主的那一端。在論爭的光譜中想發展中間立場的嘗試，是不太容易把持得住的。但是，即便如阿爾都塞所言，最終依然是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更為強大，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放棄對復雜的形勢、矛盾與抗爭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深描其接合，探索其脈絡，厘清具體的策略又是如何與深層的經濟結構發生勾連，始終保持批判性力量的鋒刃，生產可以改造世界的知識。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注釋：

　　①葛蘭西( Gramsci，A) 著，曹雷雨、姜麗、張跣譯《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

　　②④波寇克( Bocock，R) 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 年版。

　　③Zhang，Lijun. ( 2007) . Hegemony and the formation of organic intellectual: Qu Qiu - bai and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early 20th century. 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⑤盡管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感覺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 的概念，試圖強調客觀狀況引起人類經驗，其基本立場仍然過多強調經驗而非結構。

　　⑥拉克勞、穆飛( Laclau，E. & Mouffe，C. ) 著，陳墇津譯《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臺北遠流出版1994

　　年版。

　　⑦Nicos Poulantzas，( 1967 ) .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

　　⑧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文化研究: 霍爾訪談錄》，臺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

　　⑨[11]Joseph，J. ( 2002 ) . Hegemony: a realist analysis.London: Routledge. pp. 29，pp. 32.

　　⑩ 社會活動的轉化模型，Transformational Model of Social Activity ( TMSA)

　　[12]Hall，S. ( 1980 ) .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in Media，Culture & Society，2: 57 - 72.

　　[13]Bennett，T. ( 1986) ，Popular culture and“the turn to Gramsci”，in Bennett，T. Mercer，C. & Woollacott，J.( eds. )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pp. xi - xix.

　　[14]Anderson，P. ( 1976) .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I /100，pp. 5 - 78.

　　[15]Hall，S. ( 1982) . the Rediscovery of“Ideology”: the Return of the“repressed”in Media Studies，in Gurevitch， M. ，Bennett，T. ，Curran，J. ，& Woollacott J. ( eds. ) ， 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Routledge. pp. 52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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