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第32期 2009年2月5日

   在近代，直到19世紀德羅伊森用這個詞表示特定歷史時期之前，Hellenism都用來表示“希臘式生活方式”和“希臘的精神世界”。而在18世紀，當Hellenism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出現的時候，它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內涵，不僅表達了一系列文化與政治理想，而且體現出強烈的對古典希臘理想化的色彩，以理想的古典希臘抒發、寄托現代歐洲的精神。

    Hellenism：作為現代性的自我表述方式

    作為現代性的自我表述方式，Hellenism有力地闡明了現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從根本上說，現代性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歐洲被認為是文明社會的象征，代表了人性的完善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乃至目標。在18、19世紀，這樣的觀念通過理想化希臘，把它置于其他古代文明之上，提高到代表人性、代表美本身而表述出來。當然，Hellenism的話語之所以如此有力地表述了現代性，還在于它和“東方主義”話語恰到好處的配合。在用于表述西方自身的Hellenism成為一種思潮的時候，用于表述其作為對立面的東方主義的話語體系也開始形成，它成功地把東方表述為歐洲文明的“他者”，代表了現代性價值的反面，從而進一步凸顯了Hellenism所正面闡述的現代性特征。

    Hellenism：作為歐洲現代性支配希臘的方式

    反過來，現代性借以表達自身的Hellenism又成為反向作用的關鍵鏈接，對現代希臘和古典希臘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根本上說，現代希臘民族國家是歐洲的創造。在歷史上，希臘人雖然有著強烈的民族與文化認同，但希臘卻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獨立國家。現代希臘國家的建立，其根本的推動力乃是作為現代性核心內容之一的民族國家觀念。受到歐洲Hellenism的影響，希臘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他們是文明世界普遍景仰的文化遺產的繼承者”。因而到獨立革命前夕，對古典希臘的崇拜達到了癡迷的地步。
    如果說歐洲的Hellenism以及與之關聯的現代性意識激發了希臘民族的獨立意識，那么在獨立之后，Hellenism同樣成為歐洲現代性支配希臘的方式。在獨立之時，希臘歷史業已融入了拜占庭、東正教、土耳其、阿拉伯和斯拉夫等多種文化元素，希臘人遠非純粹古典希臘文化的繼承者。相反，在人們的記憶中，古典希臘業已塵封兩千年了。然而在歐洲Hellenism和現代性雙重激勵之下興起的希臘民族國家，卻又不得不依靠這個從歐洲進口的Hellenism來構建其民族國家所不可或缺的民族認同。這個進口的民族認同卻和希臘人長期生活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環境中的歷史經歷和感受大相徑庭，因而必然和本土生長起來的地域文化認同產生沖突。而作為歐洲現代性產兒的希臘民族國家，其實又無法擺脫其雙重矛盾的自我認同困境，進行真正自主的選擇。因此歐洲的“Hellenism”演變成了一種殖民主義，一種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文化想象而推行的殖民主義，它因此而更加掩蔽，更不容易為人所察覺，但卻同樣強而有力。

    Hellenism：作為古典希臘的理想建構

    另一方面，Hellenism也對古代希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在18世紀后期建立起來的現代古典學極力提倡對于古代的科學研究，沃爾夫成為古典學教授后，不遺余力地倡導建立“古代研究的科學”，而19世紀的德國古典學也遵循了這樣的原則，強調對希臘羅馬的文獻典籍進行細致的考訂與整理，但在Hellenism高峰時期興起的古典學仍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理想希臘的諸多元素，以至于偉大的古典學家維拉莫維茨在其《古典學術史》中，也不得不承認古典學的興盛是那個時代“普遍精神和知識復興”的一部分，并且認為一部古典學術史不能不提到萊辛、歌德、赫爾德、洪堡和施萊格爾兄弟等人的名字。這其中，推動古典學發展的兩個最重要人物是歌德和洪堡，而他們恰恰是理想希臘的最大推崇者。
    作為Hellenism的核心，純粹的希臘文化應該是理性、秩序、自由和民主的化身，所以西方人理想的希臘是城邦時代的希臘。前城邦時代體現出和城邦文明非常不同的特征，因而必定和城邦文明沒有多少因承關系。沿著這樣的邏輯，西方學者把看起來體現出專制王權特征的邁錫尼文明稱為“東方式宮殿文明”，而傾向于強調邁錫尼文明與希臘城邦文明之間的斷裂，以及公元前８世紀希臘文明的“新生”或者“復興”。在筆者看來，所謂希臘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公元前1200—750年）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這樣的價值觀念及其相應的學術邏輯影響之下形成的。所謂的“多里安人入侵”之說雖然沒有得到任何可靠文獻和考古材料的支撐，但因為它有助于證明在“黑暗時代”之后城邦文明“復興”之說，因此長期為西方學者所接受，盡管由于和西方學術的實證原則明顯相悖，有時候這種接受是默認的，而不是公開的。實際上，根本沒有足夠的史料證明，在希臘歷史上存在這樣一個“黑暗時代”。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彌爾曼·帕里就通過對塞爾維亞口傳詩歌的田野調查研究，闡明荷馬史詩是一代代游吟詩人傳承下來的口頭作品，因而其實際的創作要早于其成書的公元前８世紀。這就意味著，荷馬史詩所反映的歷史情形要追溯到所謂的“黑暗時代”。即是說，希臘城邦的興起很可能早于公元前８世紀。于是西方學者所極力闡述的公元前８世紀希臘城邦文明“新生”說就無法成立了。在更為忠實地信奉“黑暗時代”說的考古學領域，除了勒夫坎第遺址的發現之外，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已足以動搖“黑暗時代”說的基礎。自從1952年線形文字B的譯讀之后，希臘城邦文明和邁錫尼時代之間的聯系就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不僅希臘宗教和詩歌的傳統，而且墓葬習俗、音樂和舞蹈，乃至重裝步兵作戰都可以追溯到邁錫尼時代。因此，對于“黑暗時代”的重申似乎已不是純粹從古代歷史研究的角度所能理解的了。它提醒我們，現代人的自我關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念是如何主導著我們對古代文明的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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