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研究

作者：任潔  東岳論叢

　　[摘要]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以對西方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研究和對推翻這種統治的手段的分析為基點，探索了一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他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現實入手，對西方社會的國家、市民社會、知識分子等作了分析，指出由于資產階級掌握了文化領導權，所以獲得了維護、鞏固政權的合法途徑，社會主義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須首先取得文化領導權。以有機知識分子為中介對人民群眾進行教育，通過“陣地戰”策略是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文化領導權；國家；市民社會；“陣地戰”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08)03－0152－06
　　
　　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革命實踐催生革命理論的產生和進一步完善。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其傾盡畢生精力探索的異于東方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是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實踐提出的新的革命戰略策略，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補充和發展，對于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一、“文化領導權”思想的提出
　　
　　葛蘭西1891年出生，1937年病逝于法西斯的獄中。葛蘭西所處的時代、所面對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世易時移，以無產階級為歷史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改變斗爭策略才能奪取、鞏固和維護無產階級政權。“文化領導權”理論正是基于此提出的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
　　第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紛紛以失敗而告終，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探索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制訂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成為擺在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面前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葛蘭西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在于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不夠成熟，無產階級在主觀上沒有將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危機轉化為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沒有在革命過程中通過意識形態的斗爭喚醒民眾。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然會走向失敗。為總結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教訓，探索無產階級革命道路，葛蘭西從政治上闡明了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革命策略。
　　第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權統治現實。資產階級在確立政權之后，政權統治形式已經發生改變，當代資產階級雖然沒有也不可能放棄以暴力為主的“直接統治”，但是卻更加側重于通過教育、宗教、政黨、報紙、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實現對民眾文化與心理的滲透，對“文化領導權”的重視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在統治方式上實行的重大調整。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強硬領導就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中，通過這個巨大的文化一精神網絡實現對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廣大群眾的文化和心理滲透，使被統治者接受、認同現行統治，從而達到維護資產階級政權的目的。關于這一點，佩里·安德森曾指出：“政權的這種領導權體制，可以由這種體制取得其治下民眾的贊同，并從而減少壓制民眾所需的高壓規模”，這也就使得歐洲“大陸的先進資本主義地區完全不會重演十月革命”。基于此，葛蘭西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主要領域首先應該在市民社會中進行“反文化領導權”的斗爭，從內部瓦解資產階級的統治。在葛蘭西看來，文化領導權不僅是資產階級維護與鞏固政權的重要陣地和場所，也是新的領導集團奪取政權的重要陣地。
　　第三，清除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思潮對工人和廣大群眾的影響。第二國際后期，在工人和廣大群眾中間蔓延盛行著一股庸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思潮。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的經濟和物質生產過程看作決定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葛蘭西對這股思潮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認為，庸俗馬克思主義者總是無視意識在無產階級斗爭中的作用，使自己處在資產階級的意識水平上。因此，庸俗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指南。葛蘭西認為第二國際失敗的原因就在于工人運動無力抗拒資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滲透。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建立和資產階級相對立的文化領導權，奪取文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葛蘭西說：“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可見，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對第二國際庸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有力糾偏，也是結合西方國家具體歷史實際探索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所進行的深刻的理論思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指出：“在嚴肅地分析資產階級如何得以通過贊成而不是強制來永久地維持它的統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葛蘭西有著首創者的功績。”
　　
　　二、國家、市民社會與文化領導權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建基于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結構和市民社會的分析基礎之上的。葛蘭西所處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結構與具有專制傳統的東方落后國家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東方國家，國家政權是維持社會穩定的最根本的東西。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是微不足道的。而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包括了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個層面，國家不僅是政府機構，而且是“民間的”領導權機構或市民社會，“可以說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即強制力量保障的霸權”。
　　葛蘭西關于資本主義國家構成的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總體而言是對經典國家理論的繼承與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恩格斯明確指出國家是一種異化力量，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是“最強大、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概言之，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國家是作為強制性的階級統治結構存在的，而葛蘭西則細致地分析了資產階級國家結構的復雜性。資產階級的國家結構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加以表明，即“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國家結構的不同導致國家在維護統治階級政權時必然承擔不同的職責。
　　葛蘭西認為，與東方落后國家不同，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不再僅僅是強制、暴力的象征，國家職能不再局限于暴力統治和強力鎮壓，而且具有設法贏得被統治者積極同意的功能。恰如葛蘭西所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政權“采取各種平衡形式的強力與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強力過于顯然地壓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圖達到表面上好像強力依靠大多數的同意”。資產階級國家是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的結合體，其中“直接統治”功能是由政治社會完成的，表現為政治領導權和強制性的國家機器；而市民社會的政權形式表現為“文化領導權”，是通過家庭、學校、教會、工會、媒體等社會團體，將符合資產階級利益需要的世界觀、價值觀灌輸給被統治者，使被統治者認同其統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更為重要的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傾向于通過市民社會維護本階級的統治，獲得本階級政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葛蘭西對此曾說：“國家強制的一面將由于確立起來被調整了的社會(即倫理社會或市民社會)的越來越多的因素而逐漸結束自己。”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市民社會在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政權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決定了市民社會已經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斗爭領域，而且其中的斗爭不同于強制性的政治組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要想取得勝利，必須先取得市民社會領域的文化領導權，占領文化意識形態的陣地。可見，葛蘭西將對市民社會的論述與國家職能的表現形式聯系起來，從而為文化“領導權”理論的提出作出了理論鋪墊。
　　
　　三、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戰略途徑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現實、國家結構、職能的變化，尤其是政權統治形式的變化，迫使無產階級改變斗爭策略，不宜再采用像俄國那樣的直接暴力革命方式，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首先進行一場文化革命，奪取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而且這場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斗爭必然是一場艱苦、長期的“陣地戰”，不是僅僅通過短期的“運動戰”就能解決的。這也是在總結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匈牙利、奧地利等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失敗教訓基礎上制定的新的革命斗爭戰略策略。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革命必然是通過“陣地戰”的形式。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占有文化領導權，他們不會自動放棄對文化的領導權。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斗爭異常艱苦和困難，任何統治階級都不會將既得利益拱手相讓，他們必然會極力維護自己的政權，武力是很重要的方式，但是資產階級更傾向于運用自己手中的文化領導權，通過有機知識分子階層，達到保護、維持資產階級政權的目的。葛蘭西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有機知識分子就像暗藏的壕溝一樣，起著保護、維持資產階級政權的作用，因此，要想進行文化領域的革命就必須進行“陣地戰”，而不能像俄國那樣進行“運動戰”。因為俄國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當時的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尚未開發，處于原始狀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民社會已經成為政治社會背后的“強大堡壘和工事”。葛蘭西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在現代戰爭中往往有這種情況，猛烈的炮擊似乎已經摧毀了敵人的全部防御體系，但實際上只是摧毀了外線工事，在發動總攻沖鋒時，進攻部隊會發現他們依然面臨著一道十分堅固的防線。在發生嚴重經濟危機時期，政治上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
　　要想突破市民社會通過社會團體構筑的思想防線和精神枷鎖，就必須對西方社會的市民社會結構進行深入研究，深刻認識其所起的作用，然后采取“陣地戰”，通過對廣大群眾的不斷教育，逐漸奪取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就是說，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陣地戰”需要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不斷教育，以影響人民群眾的思想和精神狀態。而這種影響作用是依靠有機知識分子的理論教育和傳播才能實現的。在這一問題上，葛蘭西繼承了列寧關于無產階級以及人民群眾社會主義意識的形成要靠政治斗爭和知識分子的培養和“灌輸”這一思路，把社會主義意識的形成看作是一個外在的被動的過程。葛蘭西也強調了知識分子在無產階級與人民群眾社會主義意識的形成和成熟以及奪取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斗爭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每個社會集團都“有機地制造出一個或多個知識分子階層，這樣的階層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與政治領域將同質性以及對自身功用的認識賦予該社會集團”。
　　葛蘭西之所以提出無產階級要通過造就本階級知識分子，促進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成熟，以奪取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思想，是建立在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知識分子階層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的。
　　葛蘭西認為，關于知識分子的概念，最通行的辦法往往是從智力性因素方面加以界定，實際上這不能從根本上規定知識分子的內涵及其所承擔的社會功能。葛蘭西承認，每個人都持有特定的世界觀，并且在職業以外從事著某種智力活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每個人都是知識分子。然而，這樣一來，就無法解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定群體存在的意義和作用，于是葛蘭西進而又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葛蘭西認為，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的差別，僅只在于知識分子職業范疇直接的社會作用方面。葛蘭西對于知識分子的這種認識，目的在于建立起知識分子活動與社會生活實踐之間必然的聯系。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并非單純地作為知識或思想的生產者，作為獨立于社會各階層之外的力量而存在的。從根本上來講，知識分子要“積極地參與實際生活不僅僅是做一個雄辯者，而是要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和‘堅持不懈的勸說者’(同時超越抽象的數理精神)；我們的觀念從作為工作的技術提高到作為科學的技術，又上升到人道主義的歷史觀，沒有這種歷史觀，我們就只是停留在‘專家’的水平上，而不會成為‘領導者’。”
　　在對知識分子的核心內涵作了界定之后，葛蘭西進而對有機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進行了區分，并對建立新的知識分子階層而服務于社會主義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葛蘭西看來，傳統知識分子主要是指那些被取代的、以前生產方式下的知識分子，他們公開宣布獨立于新的社會集團的活動之外，對于新的社會集團來說，他們必然是抵制的力量。他們自己宣稱保持獨立自主的立場，把自己看成是獨立的、自由的，不依附于任何階級的。事實上，這種意識是虛幻的，他們總是以各種方式同特定的社會集團發生聯系。與傳統知識分子相對，葛蘭西又提出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葛蘭西認為：“任何一個社會集團，在執行經濟生產界的主要職能的原有地帶創造出自身的同時，造就一個或幾個知識分子階層，它們使該社會集團具有同質性，意識到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也在社會和政治領域行使職能。資本主義企業家為自己造就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學專家、新文化、新法制的組織者。”在葛蘭西看來，每一個社會集團都會產生出依附于自身的知識分子階層，這一階層與其所屬的階級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有著鮮明的階級性和社會干預性。有機知識分子在社會生產、政治和文化領域作為“中介”而存在，其特點主要表現在由某一階級培養出來，同時又在性質上培養他的階級同質，即為培養它的階級執行特殊功能。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體現著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即在對社會文化觀念、意義規則的生產和締造過程中，彰顯著自身的價值。葛蘭西將有機知識分子的職能具體表述為：“知識分子與生產界之間的關系并不像與主要社會集團之間的關系那樣直接，其關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個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筑體系的‘調解’，而知識分子恰恰就是上層建筑體系中的‘公務員’。”
　　這是有機知識分子的真正職能所在。也就是說，通過文化的教育和傳播，指導和組織本階級和人民群眾，為從屬階級向領導階級的轉化創造條件，這是實現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必要前提，因此，無產階級需要培養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借助于創造和傳播科學、哲學和藝術等文化產品和價值觀念，提高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水平，并通過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教育，傳播無產階級新文化思想，實現社會的變革和歷史的創造。這一過程正如本·阿格爾所描述的那樣：“群眾有‘感情’，而知識分子‘有知識’。沒有群眾，知識分子就會落到‘迂腐’的地步；沒有知識分子，群眾則會沉緬于‘盲目的熱情和宗派主義’，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把工人異化和失落感變成能從歷史和結構角度闡明工人這些體驗的連貫的理論體系，并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
　　葛蘭西指出。無產階級要造就本階級的知識分子，以便同資產階級展開斗爭，建立一種“反文化”，在革命勝利后，要創造和豐富新文化，使無產階級新文化成為民眾的自覺意識，成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識，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無產階級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知識分子階層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明確表達了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集體意識。因此工人階級要造就本階級的知識分子，其任務是向工人階級灌輸理論意識，把工人階級活動中潛在的雄心壯志和固有的潛力挖掘出來。可見無產階級意識的成熟有賴于知識分子進行文化意識形態的理論教育和傳播。
　　
　　四、葛蘭西文化領導權思想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著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而意識形態又受制于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經典的概括和描述。也正是這一經典概括成為庸俗馬克思主義學者將馬克思主義曲解為“經濟決定論”的口實和材料證據。從理論本身來看，馬克思、恩格斯當時確實過多地強調了經濟的最終決定作用，沒有或較少涉及文化等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然而這是由馬克思恩格斯當時所處的歷史時代條件和革命任務所決定的。對此，恩格斯后來做了解釋：“此外，只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針對思想家們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種種荒謬觀念，恩格斯說道：“與此有關的還有思想家們的一個愚蠢觀念，這就是：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作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恩格斯還強調說，“物質生存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并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這些物質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決不能了解他所談論的那個問題了。”
　　葛蘭西認為馬克思對于操縱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他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在上層建筑內部，市民社會即意識形態，是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即政治社會的基礎。基于以上認識，葛蘭西將文化的意識形態職能凸顯出來，即統治者借助于文化手段影響并塑造大眾的世界觀，使其服從于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這里的文化“是指徹底的、統一的和在整個民族普及的‘對生活和對人的觀念’，是某種‘世俗宗教’，是某種‘哲學’；它應該名符其實地成為‘文化’，即應該產生某種道德、生活方式、個人與社會的行動準則”。社會集團總會利用在文化、思想、道德、意識形態等方面所取得的領導權(即“文化領導權”)，來鞏固、維護本階級的統治和階級利益。
　　葛蘭西對文化意識形態問題的關注以及“文化領導權”思想的提出，引領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轉向的風潮。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發現和創造，借助于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全面批判來探求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途徑。葛蘭西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不僅在哲學思想上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全新理解和發展，而且對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問題，政黨、階級、領袖和群眾的關系問題等，他的思想都奠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基礎。其中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佩里·安德森曾這樣描述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重心的轉移：“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當它從方法問題進而涉及實質問題時，就幾乎傾全力于研究上層建筑了。而且，最常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所密切關注的，拿恩格斯的話來說，是遠離經濟基礎、位于等級制度最頂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層建筑層次。換句話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典型的研究對象，并不是國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點是文化。”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焦點的這種變化，正是由葛蘭西來開啟的。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恰當地解釋了統治階級在社會各個領域所擁有的政治權力，正是有賴于其首先獲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從而也獲得了被統治階級積極或消極的認同。以此為突破口，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對文化問題予以了不同程度的關注。從與葛蘭西同時代的盧卡奇、柯爾施開始，他們從批判經濟決定論出發，突出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文化的解放力量。由此而始，對于文化的意識形態研究成為一種風潮。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重要的啟發和指導意義。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將各個民族納入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時空中，世界歷史使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超越了狹隘的民族界限、區域界限，擴展到全球世界范圍，文化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中也獲得了日益全面、深刻的交流。然而文化交流的一派繁榮景象無法掩蓋其背后隱藏的問題。文化作為社會有機體構成的觀念存在，必然依托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服務。在西方發達國家，文化已經成為其進行全球經濟、政治和軍事擴張的重要手段。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將文化作為國家戰略問題來研究，提出一系列文化戰略理論，如“文明沖突論”、“后殖民主義理論”、“歷史終結論”等等。文化已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新時期謀求國家霸權的工具。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是這一戰略的具體體現。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本國發達的經濟軍事實力，加緊對非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試圖通過“和平演變”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使非西方國家接受、認同西方的制度、價值觀念，從而達到同化非西方國家的目的。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文化意識形態的安全，掌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尤其是在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在這發展機遇和矛盾挑戰并存的歷史時期，應對得當，就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舉措失當，就會影響經濟發展步伐，影響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如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成為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重大理論和現實任務。掌握我國社會主義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加強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總之，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以對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研究和對推翻這種統治的手段的分析為基點，探索出一條不同于東方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他的文化領導權思想的價值在當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文化意識形態對立沖突的時代條件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對于處在改革開放關鍵時期的中國，注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安全，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仍要吸收借鑒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結合時代背景和本國國情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為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共同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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