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勞分配”是中國向民主社會變革的方向與突破口

湖湘先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

    今天，中國民主運動正面臨著兩種力量、兩種方向的斗爭。一種是由特權集團所主導的，以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全面控制中國自然資源與經濟命脈為根本目標的資本主義民主運動，其核心經濟主張是“自由資本主義”與“全盤私有化”；另一種是由中共黨內正面力量為主體，以保護普通勞動者權益與中華民族長期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其核心經濟主張是“社會主義”與“按勞分配”。

    這兩種力量、兩個方向的斗爭，決定著中國未來向何處去，中華民族未來向何處去！

    國內的良性資本主義民主運動力量與海外民主運動力量如果不能及時認清這兩種民主運動斗爭背后的本質，就必然淪為帝國主義再次殖民中國的工具。

    一、“良性資本主義”的民主理想注定落空

    由于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在不同時期所出現的種種政策錯誤與經濟偏差，給國家和群眾造成了巨大損失，讓人倍感痛心。因此，對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進行客觀反思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些善良的人們，特別是一些在文革中受到過傷害的知識分子，由于自身知識局限與情感因素，加上被帝國主義所兜售的“經濟自由主義”所蒙蔽，往往存在將中國在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出現的錯誤無限放大的趨勢，卻不能正視中共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本身對于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巨大歷史功績——最終結果就是要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希望在中國建立起一個以“良性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的“民主制度”。

    他們的這個“良性資本主義”的民主理想，在情感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內外客觀形勢面前，這個空想性質的“民主理想”又是注定要失敗的。

    1、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的勾結已經完成

    自2008年公開推動土地私有化以來，特權集團所極力推動的資本主義“民主運動”背后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勢力已經日益清晰，要再象《08憲章》那樣在真正追求民主的人們中間搞經濟欺騙已經行不通了。但是，由于特權集團將“自由資本主義”與“全盤私有化”包裝上一個似乎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美妙前景的“民主運動”外殼，對于那些沒有多少專業經濟知識又對特權集團打著中共旗號的倒行逆施極度憤慨的普通民眾而言，仍然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因此，如果中共黨內正面力量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有力應對，特權集團完全有可能憑借其對民眾的欺騙手段取得暫時的勝利，而中華民族也必將再次陷入到一個從晚清到1949年的大動蕩、大分裂、大戰亂的惡性循環當中。

    這個以貪腐官僚為主體，以買辦資本為掮客，以主流“媒體”與“經濟學家”為幫兇的特權集團，從來就是西方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掠奪中國經濟利益與自然資源的急先鋒。現在，這個特權集團經過多年發展壯大，其經濟實力與政治能量都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一個需要以奪取政權來實現其特權利益合法化的臨界點。為彌補其自身力量的不足，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相勾結就成為了必要。然而，特權集團的貪腐本質又決定了它們在與帝國主義的合作中必然從一開始就處于被控制、被利用的從屬性地位。目前，這個特權集團已經徹底淪為了帝國主義及其金融資本掠奪中華民族物質財富與自然資源的可恥工具。與此同時，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布局已經趨于完成。

    政治上，中共體制內的大小貪腐官僚們是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天然同盟軍。雖然在廣大人民的覺醒面前，這個同盟是脆弱和不穩定的；但是，如果廣大人民不能及時認清特權集團打著“民主”旗號篡奪政權的陰謀，那么這個“同盟”的政治能量又是不容低估的。

    經濟上，在特權集團對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勾結與出賣之下，中國最重要的28個支柱產業已經被外資控制21個，中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已經被跨國金融資本所直接控制；農業領域，大豆市場已經全面淪陷，糧食與種子市場在“轉基因”沖擊下也已岌岌可危；而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對中國金融貨幣領域的全面滲透與控制也正在穩步推進之中。

    以上就是中國當前的內外經濟與政治現實。

    在這樣的政治與經濟大背景之下， 一旦特權集團所主導的“民主運動”奪得政權，在“全盤私有化”經濟綱領指導下，現在的國有資產將毫無懸念地被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囫圇吞下。這樣，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屆時將能夠直接控制中國經濟總量中超過70%的比重（說明：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目前約33%）、將被吞并的國有資產（目前約33%）、特權官僚資本（目前約10%）合計將超過中國經濟總量的75% ，另外特權集團為了統治需要，仍然會保留約占經濟總量5%—10%的國有資本，但這部分國有資本同樣將被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所控制）；中國數十年來所積累的物質與金融財富也將被帝國主義控制下的金融體系掠奪一空。而“良性資本主義”所倚重的所謂“民營資本”到時候占中國經濟總量的比例將不會超過20%，如果再把“土地私有化”的后果考慮進來，“民營資本”在中國經濟上所占比例將進一步下降。

    至于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在控制超過70%的中國經濟總量之后會干些什么，我想，只要是對中國與世界近現代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難做出正確的回答。而那些主張“良性資本主義”民主的善良的人們如果不能看清中國的這一歷史性現實，就必然淪為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勾結特權集團奪取中國政治與經濟主導權的工具與幫兇。

    2、離開經濟基礎的民主理想只是空中樓閣

    主張“良性資本主義民主”理想的人們總是抱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民主制度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而事實卻是，離開經濟基礎的民主理想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鐵律在任何時候、任何制度下都不會過時。

    表面上看，今天中國的外國資本與私營資本已經占中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但是中國的國體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因此，有人就否定這一規律，認為在中國是“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并以此為其在推進民主運動過程中人為割裂“經濟綱領”與“政治綱領”的行為辯護——這是一種典型的詭辯論，其根本目的是為帝國主義與特權集團渾水摸魚奪取政權創造輿論條件。

    真正的事實卻是：中國土地制度領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當前中國的經濟基礎仍然屬于社會主義性質，因為全國的土地價值是無可估量的。尤其是廣大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土地，雖然其價值不被計入GDP范疇，但卻正是當前中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最后的經濟基石。雖然這塊基石已經遭到了資本的嚴重侵蝕，并導致了農業生產領域的廣泛的兩極分化，但是，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仍然是保障中國廣大農民利益的最后防線——農民們現在不愿放棄農業戶口，說明他們也正在開始覺醒。

    也正因為如此，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及其特權集團代理人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妄圖在中國推動“土地私有化”進程。在此可以斷言：只要“土地私有化”得以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會立即解體，中國國家政權與經濟主導權也會全面落入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手中。而建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所謂“民主制度”，本質上只是維護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在中國的經濟統治地位合法性的工具，對廣大中國民眾而言，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

    割裂“經濟綱領”與“政治綱領”的“民主運動”必然走向歧途。因為這樣的“民主運動”總是沉浸在“民主萬能”的迷夢中，卻不明白只有從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出發，才能真正尋找到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富強與幸福的民主道路。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鐵律在“民主制度”領域主要表現為：民主制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其經濟基礎、更難以撼動既存的資本特權集團的經濟優勢。

    以今天的美國為例，其民主制度不可謂不完善，但是卻同樣無法改變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作為美國的經濟基礎這一現實，更難以撼動其特權地位。遠的有美國南北內戰，近的有肯尼迪遇刺，都說明了不可能依靠“民主制度”來改變一國的經濟基礎。能改變一國經濟基礎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革命（戰爭）。在美國內戰中，其南北方各有強大的性質存在巨大差異的經濟基礎，因此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而在肯尼迪遇刺事件中，一方是強大的金融資本帝國，另一方只是一個孤單的美國總統和沒有組織起來的美國人民，因此不需要戰爭，只需要一個陰謀就足夠了。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更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雖然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家們所引發的危機給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了長期而深重的經濟與民生災難，卻不必擔心受到任何真正的制裁。即使奧巴馬政府費九牛二虎之力通過了金融監管法案，但可以斷言，一旦觸及金融資本的核心利益，這個法案必將成為一紙空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對美國人民的統治絕不會自動終結。

    但在多數時候，由于這個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是通過對外擴張來掠奪第三世界的資源與財富的，因此對美國國內民眾的壓迫程度較低，并且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對其掠奪所得的分享機制。因此，美國國內民眾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在多數時候還是相對較好的。

    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民眾而言，就沒有這么幸運了。無論是亞洲的菲律賓、泰國，印度，還是眾多的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他們當中的許多都有一個“民主政體”，但是卻既無力對抗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市場化”掠奪，更無力解決本國經濟的長期停滯與社會政治的紛紜亂象。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于：如果“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兩極分化”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那么這個“民主政體”將無力改變此后整個社會經濟的惡性發展態勢。而中國農村基層選舉種種亂象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中國未來的發展同樣如此。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即使在中國建立所謂的“民主政體”，也不過是淪為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又一塊新殖民地而已。

    3、中國推進資本主義民主道路的兩個結局

    綜上所述，在中國推進“資本主義民主”道路只有兩個結局：一個結局是在經濟上被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徹底殖民化，另一個結局則是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并且這兩個結局完全可能同時出現。至于國家分裂這個后果，是那些積極推進“資本主義民主”的人士們自己都明確承認的，本人在《中國民主運動面臨的生死抉擇》一文中也有詳細分析，此不贅。

    對于采用“資本主義”經濟綱領的民主運動而言，其經濟綱領中的“全盤私有化”與“經濟自由主義”兩大內容就經濟學而言是一個實質上的統一體，即：無論實施這兩項主張當中的任何一項，另一項都會作為經濟結果自動出現。但是，在《08憲章》的“經濟自由主義”經濟綱領對中華民族發展的巨大危害被揭穿之后，一些竭力主張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又變換了欺騙手法，不再堅持要在中國搞“市場原教旨主義”，但是仍然堅持其“全盤私有化”的經濟主張，仿佛這樣就能避免“經濟自由主義”將給中國帶來的種種弊端。而事實卻是：就實施的先后順序而言，先搞“全盤私有化”比先搞“經濟自由主義”的危害要嚴重得多。

    如果先實施“經濟自由主義”，那么“良性”資本主義者們所倚重的“民營資本”好歹還能在與特權集團、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共同瓜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中多少分得一杯羹；而如果先實施“全盤私有化”，那么對國有資產以及土地的瓜分過程將基本上與“民營資本”無關，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連一點殘羹冷炙也不會給那些“良性”資本主義者們留下。

    而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就是：無論是先實施“經濟自由主義”，還是先實施“全盤私有化”，或是兩者一起實施，都不能改變一個最基本的結果：國有資產被全盤瓜分、農村土地被大規模兼并、經濟控制權全面淪陷于跨國金融資本手中——原本統一的中國將分裂為多個政權主體，并共同淪為帝國主義者們的經濟與資源殖民地。

    伴隨經濟徹底殖民化危險的，是政治上的法西斯化趨勢。

    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所主導的中國“資本主義”民主運動一旦得手，面對中華民族利益被整體出賣的后果，中國人民為保護民族利益必然奮起反抗。那時掌握政權的特權集團將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繼續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勾結，共同以法西斯手段鎮壓中國人民為維護民族利益而進行的反抗，以維護其統治，這就是大約一百年前北洋軍閥政府歷史的重演；另一個選擇是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決裂，并將維護正當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引向民粹主義，從而可能部分重演希特勒及其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統治歷史。就中國特權集團對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依附性與從屬性地位而言，出現北洋軍閥式法西斯統治的可能性極大，而出現希特勒式法西斯統治的可能性極小。但無論出現哪種結果，對中華民族而言都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而更令人可悲的是，國內外一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民主人士”，在寸土未得、寸功未立的情況下，其踐踏民族尊嚴、出賣民族利益的北洋軍閥式法西斯嘴臉卻已經表露無疑。無論是特權集團所掌控的國內“主流媒體”對于左派學者汪暉的抹黑式攻擊，還是海外一些“民主領袖”們群起對一介弱女張丹紅的置之死地而后快式的跨國圍剿，其背后都隱藏著同一條潛臺詞：誰敢反抗帝國主義、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就徹底打倒誰！——實在不難想象，這樣的“資本主義民主運動”會走向何方！

二、“按勞分配”是推動中國向民主社會前進的關鍵

    無論革命或是改良，“按勞分配”都是確保中國民主運動向著良性方向發展的關鍵環節。因為中國要建設的是一個“自由、公平、統一、富強”的民主社會，而不是一個“分裂、戰亂、兩極分化”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主社會”。這就必然要求未來中國社會生產方式必須滿足“公平與效率統一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基礎性要求，才能確保中國經濟與政治主導權始終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手中，也才能確保“民主政治”的上層建筑有一個公正而穩固的經濟基石。而“按勞分配”是實現這一切的必要條件。

    1、“按勞分配”始終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經濟主線

    人類社會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無論古代現代或東方西方，只有那些能夠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公平與效率統一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時代或國家，才能夠真正實現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的全面繁榮。無論古代中國的歷次盛世，或是古代西方的希臘城邦與羅馬帝國的興盛時期，莫不如此。而近現代以來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對此，本人在《中國民主運動的生死抉擇》一文中有詳細論述，但是在該文中并沒有直接闡明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實際上，要從根本上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于生產力發展水平”，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社會再生產領域實行“按勞分配”。

    所謂“按勞分配”，就是指由勞動者占有其生產的全部產品，或者分配到與其勞動量相當的全部價值。雖然由于國家賦稅與社會分工的存在，“勞動者占有其全部勞動產品”的“按勞分配”形式在人類社會尚未真正實現過，但是，無論在古代農業社會，或近現代工業社會，“勞動者在分配中占主導地位”的“按勞分配”形式一直都是一條隱含于種種紛繁亂象之后的人類歷史發展的經濟主線。即：無論在歷史上哪個時期或哪個地區，當“按勞分配”在整個社會再生產中占主導地位時，就一定能實現經濟上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并且在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會有一個更為自由、公平、公正的社會政治環境——因為政治公平是經濟公平的必然產物，而在此基礎上，勞動者創造財富與享受生活的自由也將得到極大解放。反之，當“按勞分配”被顛覆，對勞動者的“剝削”開始占據主導地位時，一個社會的經濟衰敗與政治混亂也就會接踵而至了。

    在古代農業社會，中國有明確典籍記載的實現了普遍的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公平的“盛世”主要包括：三代之治，文景之治、開皇之治以及貞觀之治。貫穿這些時代的共同特征是建立在“土地國有”與“授田制”基礎之上的“自耕農”經濟的普遍繁榮。而“自耕農”經濟能夠得以全面繁榮的根本前提正在于“按勞分配”，即直接耕作的農夫能夠獲得其勞動成果的絕大部分：這個比例在西周井田制下是九分之八，在文景之治時期超過十分之九（即十五稅一、三十稅一，有一段時期甚至是全免賦稅），而在開皇之治與貞觀之治時期的授田制與租庸調制度下大約為十分之七到十分之九之間。而一旦統治者開始窮兵黷武或窮奢極欲，對勞動者課以重稅從而使得“按勞分配”這個前提遭到破壞，“自耕農”隨即就會大規模破產，并被官僚特權集團土地兼并所產生的以“資本（土地）剝削”為核心內容的大地主經濟所取代——中國歷朝歷代的農業社會也都會就此進入一個新的黑暗輪回。

    這并非是中國的特有現象。在西方農業社會的古羅馬時期，情況同樣如此。羅馬帝國在最初擴張過程中規定，“自耕農”只要交納每年產出的“谷物的十分之一，果類的五分之一”（古羅馬的阿庇安，《羅馬史》），就可以獲得并耕種戰爭中獲得的可耕之田，羅馬帝國也因此獲得了向外擴張的強大動力。然而，隨著特權階層違背法律不斷吞并平民的“份地”（國家分配的土地），土地兼并范圍的不斷擴大并大量使用（剝削）奴隸，這使得破產的自耕農越來越多。公元前133年前后，羅馬保民官“提比略·革拉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提出了限制富人擁有的國有土地數量并將其超出部分重新分配給貧民（自由民）的“土地法案”。毫無疑問，誠如古羅馬人阿庇安在其《羅馬史》中所言“革古拉的法律，如果能夠實行的話，是最好的和最有益的法律。”，但是，由于特權階層的一致反對，并且通過欺騙手法愚弄民眾，從而使得“革古拉的法律完全成為廢紙了”，保民官革古拉自己也因此在暴亂中被殺。而此后，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奴隸制“大莊園”經濟逐步取代了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特征的“自耕農”經濟在羅馬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并最終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面對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教訓，一些有遠見的東羅馬拜占庭皇帝“竭盡全力保護小農民業主的利益，強烈反對封建力量，于是新興的大地產所有者和中央政府之間的一場苦戰開始了”（《劍橋歐洲經濟史》第一卷）。然而，即便如此，拜占庭帝國當中“大地主和官員”所形成的特權階層仍然獲得了最終的勝利，而建立在對佃農“殘酷剝削”基礎上的大地主大地產的興盛再次成為了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滅亡的先聲。

    建立在對勞動者剝削基礎上的分配方式，其弊端有二：一是會極大壓縮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從而極大壓縮應有的生產與就業水平，造成普遍的貧窮與極端的兩極分化；二是會極大地損害整個社會的技術革新動力，因為一方面勞動者遭受沉重剝削，其技術革新動力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剝削者坐享其成，其技術革新動力同樣微乎其微。也正是由于以“剝削”為主要特征的“大地主經濟”對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特征的“自耕農經濟”的取代，使得古代中國和古羅馬帝國在技術進步與疆域擴張領域都面臨同樣的困境，即“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近現代資本主義工業化及其經濟全球化背后，同樣貫穿著“按勞分配”這條經濟主線。

    發端于十八世紀中葉歐洲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始終圍繞著內部的“工業化進程”與外部的“殖民化進程”這兩大內容展開。西方內部的工業化進程迄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幾乎全面占據了世界經濟、政治與科學技術的制高點；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曾經遍布亞、非、拉美等世界各大洲的淪為西方殖民地的國家，其中的絕大多數雖然都已經獲得“政治獨立”，建立了“民主制度”，卻始終無法擺脫經濟上的兩極分化與政治上的長期混亂——在這兩個截然相反的現象背后，正隱含著共同的“按勞分配”主線。

    對于西方社會內部而言，在其工業化進程初期，歐洲的工業經濟形態仍然以小手工業為主體。小手工業者往往既是生產資料占有者，又是直接勞動者，因此其勞動產品自然主要歸小手工業者自己所占有，也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初始形態下，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興起——“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對于這個時期的“小手工業經濟”的確是極其有利的。因為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下，勞動雇傭（剝削）尚未全面展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也尚未全面分離，小手工業者作為勞動者仍然能夠占有其絕大部分的勞動產品（按勞分配）并作為商品在市場中進行交換，這也就意味著市場商品交換主體在經濟能力上的基本平等——這正是“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然而，到十九世紀，隨著“手工業”被“機器工業”所取代，隨著勞動雇傭（剝削）制度在整個歐洲的全面展開，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過程已經全面完成，“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已經被徹底摧毀。盡管如此，由于這個理論主張對市場的自由放任，這對于資本家通過勞動力雇傭市場來剝削勞動者而言極為有利，因此成為西方資本家及其國家機器在一段時期內所頑固堅持的經濟理論。由于“經濟自由主義”以維護“勞動力市場自由”為理由，要求禁止工人罷工、禁止工人組織工會的主張一度成為歐洲各國重要的經濟立法內容，因而使得當時歐洲絕大部分勞動者都處于完全的受剝削與受壓迫地位，生活極其悲慘，而整個歐洲的經濟同樣處于停滯當中。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到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國的罷工、暴動乃至革命開始此起彼伏。工人們的激烈反抗終于迫使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從“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上作了部分退卻，到十九世紀后期，工人罷工、結社自由和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逐步在歐洲各國得到承認，勞動者的經濟權利開始重新得到部分尊重——這也正是西方進入新一輪經濟發展的開端。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西方世界對其內部勞動者權益的保障與提升過程中，德國的俾斯麥改革與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最為典型。雖然這兩個國家的改革進程一個是自上而下，一個是自下而上，但是都進行得較為徹底，“經濟自由主義”基本上被拋棄，本國勞動者的經濟權益都得到了較好的保障，“按勞分配”重新得到了部分恢復，因而此后這兩個國家開始先后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與政治排頭兵。

    到目前，無論美國還是德國，通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歸勞動者所有的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在70%左右，“按勞分配”占主導地位基本得到實現，也正因為如此，這兩個國家內部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在多數時候都處于一種較為良性的態勢中。而引領美國走出20世紀八十年代經濟困難的“硅谷奇跡”，從本質上看，正是隱含在“風險投資”制度當中的“按勞分配”機制極大激勵了美國高級勞動者創造力的結果。但是，當這些高級勞動者利用其創新成果來實施剝削（或壟斷）的時候，他們的公司又會成為整個社會科技創新的阻礙力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無論美國還是德國，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并沒有改變，只不過是采用金融資本或產業資本對外掠奪的方式減輕了對其國內勞動者的剝削。無論是兩次世界大戰，還是2008年由美國貪婪的金融資本家們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都在不斷向世界人民提醒著這一點。）

    再返觀第三世界國家。由于今天第三世界國家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曾經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經濟體系都是當時的西方殖民者為殘酷剝削當地民眾、掠奪當地資源而建立起來的，天然就帶有資本主義對勞動者進行殘酷剝削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目前仍然處于西方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掠奪范圍之內，即使其內部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民主政體”，也有發達的“工會組織”，但在面對強大的外部資本剝削與掠奪時，由于缺少有力的抗衡手段，仍然無法真正消除其國內的兩極分化趨勢，“按勞分配”也就無從談起。因為在這些國家，即使從表面上看，其勞動者收入占國內GDP的比重較大，那也是由于被外部資本剝削的價值沒有被計算在內所造成的假象，因而也就并不能改變其國內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兩極分化趨勢——這反過來又必然會摧毀那些所謂的“完善的民主政體”，導致其國內政治局勢的長期動蕩。

    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已經極其強大。因此，對于今天的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而言，由于其經濟體量較小，要實現真正的“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占主導地位”的“按勞分配”方式，僅有“工會組織”是不夠的，僅有“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手段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足以消除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危害的經濟運行與市場交易模式（相關內容與本文關系不大，暫不做展開），才能讓包括歐美與第三世界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真正實現共同富裕與普遍繁榮，也才能讓整個世界的經濟形態擺脫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控制，進入一個公平、公正、高效的可持續發展狀態。

    而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的歷史也證明了“按勞分配”這條經濟主線的客觀性。

    在1949年到1979年間的社會主義基礎建設時期，中國通過高積累、低消費的社會再生產比例結構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結合，在短期內建設起了較為完備的基礎工業體系和科技研發體系，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與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但是，由于這一時期采用的是“高積累、低消費”的“趕超”分配模式，因此雖然能夠在短期內使得國家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但是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的卻相對較低；同時，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生產力較低，勞動者直接收入分配占GDP的比例也較低，為了確保大多數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國家在按勞分配占主導地位的同時，采取了較為傾向平均的分配方式。

    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優點是：能夠不受外部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控制，在短期內積累起堅實的社會再生產能力，從而為長遠發展打下基礎；同時，能夠營造一個對所有勞動者而言都較為公平的社會環境。

    缺點則是：全面的計劃經濟生產方式超出了當前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反而在消費品生產等市場領域導致經濟效率相對不足；同時，雖然積累的國有資產名義上屬于所有勞動者，但是由于國有資產仍然是由國家（政府）代理管理的，因此以國家積累的需要長期壓低勞動者的直接收入水平仍然是偏離“按勞分配”原則的，而對勞動者“直接收入”傾向平均化的分配方式又相對抑制了經濟活力，因此往往會導致后期的經濟困難——這也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通病。

    由鄧主導的1979年之后的中國經濟建設，實際上是對當時中國經濟中存在的效率較低、活力不足等弊端的矯正，具有歷史必然性。1985年之前的“改革”正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對于“積累”與“消費”結構的調整，增加“消費”比重（按勞分配），使得中國廣大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在短期內得到了較大改善，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

    但是，由于當時并未在理論上解決“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問題，也并未對于“按勞分配”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認識，加上一些人被西方“新自由主義”所蒙蔽，在中國經濟理論界實際上產生了較大的混亂。而鄧去世之后，中國經濟就逐步拋棄了“按勞分配”，改由“新自由主義”的“按資分配”來主導經濟發展。這種發展方式所造成的惡果今天已經全面顯現，中國廣大勞動者已經成為了國內外資本共同剝削的對象——這也是底層民眾普遍懷念毛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那時的分配方式更加靠近“按勞分配”，故而社會環境也就更為公正。

    因此，在中國迅速提高廣大勞動者的政治與經濟權利，恢復“按勞分配”事實上的主導地位，是確保今后中國經濟社會良性可持續發展的中心環節。

    綜上所述，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形態下，“按勞分配”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由勞動者占有其大多數（未來的趨勢將是‘全部’）勞動產品”始終是其核心內容。而“按勞分配”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經濟主線，不僅貫穿于古代農業社會，也貫穿于近現代工業社會；不僅是今天西方社會繁榮發達的基石，同樣也是今天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走出貧困與混亂的突破口——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態勢而言，就更是如此。

    2、只有“按勞分配”才能確保中國民主運動的正確方向

    近二十年年來特權集團所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使得“按勞分配”在被徹底拋棄，中國廣大勞動者實際上淪為了任由資本壓榨的現代奴工。在“全盤私有化”這一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綱領指導之下，隨著“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企私有化”、“礦產資源私有化”、“房地產支柱化”等各項“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在中國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不斷“深入”，特權集團的經濟實力與政治能量也在對中國廣大勞動者的暴利盤剝過程中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了。正是在特權集團所竭力鼓吹的“自由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主導下，中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遭到了特權集團的空前踐踏、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所需要的各類資源儲備遭到了特權集團的全面出賣、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與勞動美德也遭到了特權集團“市場原教旨”之下“拜金主義”的可恥顛覆。

    目前，中國經濟與社會已經陷入到了極端的兩極分化當中，民眾反抗所產生的全面政治動蕩也指日可待。因此，如果中共黨內正面力量與國內外廣大愛國人士不能及時找到一條正確的民主道路，消除威脅中國未來實現良性可持續發展的種種隱患，那么中國民主運動的主導權就必然被特權集團及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所篡奪，中華民族也將重新陷入一個悲慘的分裂與戰亂的輪回。

    關于特權集團對于勞動群眾的政治與經濟欺騙手法，前文已經進行了充分揭露。但是，由于一些主張“良性資本主義”民主道路的人們對于“普世價值”情有獨鐘，卻不明白在“自由資本主義”與“全盤私有化”的經濟綱領之下，“普世價值”不過是資本主義特權集團為其“剝削制度”進行辯護的欺騙手段而已。因此，此處著重分析在“按勞分配”歷史主線下的“普世價值”的本質。

    “普世價值”的主要內容是“自由、平等、博愛（人權）”，這些內容肇端于美國獨立革命（1775-1783）中的《人權法案》與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1789年），這兩次革命都在“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取得了具有巨大歷史進步意義的勝利。但是，如果僅僅只看到這些抽象的概念，而不去考察其背后隱藏著的經濟基礎，那就不免要被人愚弄。無論是美國獨立革命還是法國大革命，其經濟基礎都是建立在小生產者（包括小農與小手工業者）經濟基礎之上，因此，在“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反對政府苛捐雜稅和無理干預就成為對小生產者（占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最為有利的事情，也是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實現“按勞分配”的最有力手段——因此，這時的“自由主義”毫無疑問是進步的，是值得所有人追求的目標。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雇傭制度的全面展開，“自由主義”便走向了歷史的反面，成為了在歐洲和美洲反對工人罷工自由、結社自由的主要力量，其“自由”、“平等”不再是勞動者之間的“自由”與“平等”，而是蛻變成了資本家之間的“平等”、剝削工人的“自由”，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所謂的“博愛”更是成為了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遮羞布，“自由主義”也因此變得聲名狼藉而被歐美各國人民所拋棄。

    從來就沒有脫離一定經濟基礎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博愛”也必須被賦予一定的經濟內涵之后，其對于社會發展的進步或阻礙作用才會真正體現出來。的確，無論古今，對于大多數人而言，“自由、平等、博愛”等詞匯總是會引起美好的情感反應，這大概就是其被稱為“普世價值”的主要原因。而實際上，是因為人們總是站在自己（勞動者或剝削者）的經濟立場上來理解這些詞匯的，因此總會產生美好的想象，卻往往難以意識到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這些詞匯對于勞動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經濟意義。而今天中國那些主張“全盤私有化”、“自由資本主義”的人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販賣“剝削制度”，對廣大勞動人民和一些善良的知識分子實施其可恥的欺騙。

    因此，只有以社會主義“按勞分配”作為經濟綱領的核心內容，才能確保中國民主運動的主導權不被特權集團所篡奪，也才能確保在未來的中國真正實現“經濟公平、政治自由、國家統一、人民富強”這一中國民主運動的光榮理想。

    首先，“按勞分配”是在中國的現有資源稟賦及市場經濟形態下消除兩極分化與經濟結構失衡的最有力手段。中國由于人均資源占有量較低，“自由市場經濟”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所產生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惡果也就會特別突出，這已經為最近十余年來的經濟社會現實所證明。這種極端的兩極分化不僅與中國經濟結構失衡之間形成了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并且是中國參與全球資源利用的重大障礙之一：一方面，由于兩極分化使得中國國內資源消費市場相對萎縮，從而使得國內的各類資源價格低于應有水平并被大量出口；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國內大量產能建立在廉價勞動力產品對外出口的基礎上，勞動力遭到資本的高度剝削，勞動力價格被人為壓低，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以國內廉價勞動力產品出口與國外高價資源進口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格局使得中國在利用全球資源的時候讓本國勞動者遭到了資本的雙重剝削。而通過“按勞分配”重整國內經濟結構的良性均衡，不僅將有利于促進中國平等參與全球資源利用，并且將極大促進中國的科技進步與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形成（相關內容與本文關系不大，故不展開）。

    其次，以“按勞分配”作為經濟綱領，是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重要基石。因為單純的“工會組織”并不能自動實現勞動者權益保障。即使在“民主政體”下，也必然會經過激烈的社會階級沖突,才能讓資本一方在收入分配領域做出有限讓步，而最終的勞動者權益全面保障仍然需要上層自覺推動才能完成。以美國為例，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工人運動雖然程度非常激烈，但是仍然未能有效遏止美國社會的極端兩極分化趨勢。直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全面爆發，才迫使羅斯福政府在此后完全拋棄“經濟自由主義”，采取了一系列從根本上保障美國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益的措施。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如果不能迅速在社會再生產領域推進“按勞分配”，切實保障勞動者的各項政治與經濟權利，那么大規模的社會階級沖突將不可避免，而中國社會的未來也殊難預料。

    第三，全面推進“按勞分配”，是優化我國社會結構的唯一途徑。許多學者主張像美國那樣在中國建設一個“橄欖型”社會，相對于今天中國的兩極分化現狀而言，這個目標毫無疑問是進步的。但是，這些學者卻沒有看到美國“橄欖型”社會結構正是建立在“按勞分配”基礎之上，反而主張要在中國通過增加“財產性收入”（剝削收入）的途徑來實現這一目標——這實在是南轅北轍。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繼續增加所謂的“財產性收入”，只會加劇整個社會的兩極分化趨勢。從經濟學上也很容易理解：因為今天極少數人已經占有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而“財產性收入”正是這一部分人剝削中國廣大勞動者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四，“按勞分配”是扭轉當今中國社會剝削思想泛濫的首要前提。由于特權集團及其主流媒體的不斷渲染，“剝削有理”、“資本萬能”已經在中國社會相當大比例的學者中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即“在中國只要遇到經濟問題，資本一定不會有錯，問題一定出在勞動者或者體制上”。例如，在談到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時，多數學者就會認為是農民工的“戶籍”阻礙了“農民工自由流動”，造成了“同工不同酬”；而實際上，“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本質上仍然是資本對勞動力的“地域歧視與剝削”問題，只要真正在組織上和立法上實現了農民工的政治與經濟保障，“戶籍”問題根本就與“自由流動”和“同工同酬”無關。而特權集團及其主流媒體在農民工現在已經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的情況下，還要打著“維護農民利益”的旗號一再提出所謂的“戶籍問題”，其根本目的仍然是為資本攫取農民土地的“土地私有化”進行輿論造勢。又例如：在當前關于中國所得稅制“改革”的各類分析中，始終只看到對于政府稅收體制進行規范的要求，卻幾乎看不到對于各類企業（主要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財務制度進行規范的要求，這實在讓人難以置信。眾所周知，企業財務制度的規范與國家稅收制度的規范就像出水管（企業財務制度）與進水管（稅收制度）兩端的接口，只有兩頭都規范了，才能真正實現整個稅收過程的規范。而如果放任企業混亂的財務制度不管，即使“稅收制度”再規范，結果將仍然為零。這兩個事例雖小，卻實實在在證明了“資本萬能”這一思維定勢的危害。而要打破這個思維定勢，在中國全面推進“按勞分配”是首要前提。

    3、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保障

    就中國當前的內外經濟形勢與長遠發展要求而言，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都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首先，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國有企業是中國實現獨立自主發展，遏制外部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掠奪，夯實長遠發展基礎的唯一途徑。

    這一點實際上在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當中已經得到了驗證。在1949年至1979年間，中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下，建成了較為完整的基礎性工業體系、科技研發體系以及國民經濟運行體系，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與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取得了巨大的歷史功績。而1979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正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艱苦建設所打下的基礎之上的。

    但是，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理論界一直流行一個謊言，即：“中國與日本在二戰后都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但是到1979年，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日本的經濟成就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這就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優于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個謊言的欺騙性極強，筆者當年也是受騙者之一。實際上，這個謊言的要害在于混淆了中國與日本在二戰之后發展起點上的差異，即：雖然表面上看，當時兩國的物質基礎都是一窮二白，但實際上，日本的人力資本儲備和科技能力儲備卻根本不是1949年的中國所能夠比擬的（只要想想日本戰前已經能夠制造航母戰斗群就行了）。也就是說：日本的經濟發展起點實際上要遠遠高于中國，這才是此后日本經濟規模迅速增長并大大超過中國的根本原因。

    對此，現代人力資本理論也有明確闡述：“第一，在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實際財富中，與其人口中積累下來的知識和技能所占的比重相比，可見的物質資本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第二，在一國或一個地區的人口當中蘊藏著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在正常的時候并沒有被激發出來，但是一旦遇到像災難剛剛過后這樣一種特殊環境，這種能量就可以被利用起來”（羅納德·G·伊蘭博格《現代勞動經濟學》）。該書還特別舉出了德國漢堡的工業基礎設施在二戰中（1943年）遭到盟軍毀滅性轟炸的案例，“僅僅5個月，漢堡的生產力就已經恢復到了被轟炸之前的80%”。

    因此，當時在亞洲與中國真正處于同一條起跑線的國家只有印度，即：兩國都是文明古國，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兩國都以農業為主，都沒有現代工業體系；兩國都存在大量人口與普遍性貧窮。而中印兩國此后的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更有利于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抵制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剝削，實現獨立自主發展。實際上，印度所采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將永久性處于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從屬地位（經濟上的半殖民地），也正因為如此，印度才會得到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系的特別青睞——雖然印度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其國內的經濟問題與民族問題在現有生產方式下卻根本無法解決。

    其次，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在中國推進“按勞分配”的物質保障。

    生產資料公有制主要是指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公有制以及土地公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我國是應對跨國資本的“市場化”壓制，并實現自主科技發展的最有力支持；同時，隨著人類科技水平的不斷進步、現代產業組織與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將最終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但是，在不涉及國計民生與經濟戰略安全的領域，中國的公有制企業與私有制企業應當在市場中“平等競爭”，讓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來決定公有制企業的具體實現形式與適用范圍。對此，本人在《中國民主運動的生死抉擇》中有詳細論述，此不贅。

    在這樣的背景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毫無疑問是在中國推進“按勞分配”的基礎性物質保障。實際上，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中職工勞動報酬占企業增加值的比例要比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普遍高10個百分點左右，而國有企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已經低于三分之一。即便如此，一些竭力鼓吹“全面私有化”的人仍然要將“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替罪羊，卻絲毫不提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中國普通勞動者的殘酷剝削才是造成中國兩極分化的最主要原因。

    而造成目前中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根源則在于“按資分配”對“按勞分配”的全面顛覆。因此，無論國有企業、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其勞動者報酬占企業增加值的比例都不高，都存在對勞動者較為嚴重的剝削。“國有企業”也只是由于歷史上已經建立了相對規范的財務制度與勞動保障制度，因而對于勞動者的剝削程度相對較輕而已——這一事實說明：一旦離開“按勞分配”，“生產資料公有制”應有作用的發揮將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局限。

    第三，農村土地公有制是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根本途徑。

    中國人多地少的客觀現實決定了在中國的糧食生產具有極大的公共屬性，糧食是典型的公共產品之一。“公共產品”的一個重要經濟特征就是“市場失靈”，這也就決定了“土地私有化”的經濟前提在中國并不具備。而農村土地公有制既是中國糧食安全的根本保障，也是在中國農村實現“按勞分配”的制度保障。

    目前我國由于工業化進程的逐步展開，有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如果這些勞動力完全進入城鎮之后，那么其在農村分得的承包土地應當歸還村集體，由其他村民進行再次分配和耕種——這一進程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是，由于近年來城市房價不斷飆升，而城鎮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卻越來越低，社會保障水平也不斷相對下降，這一切已經讓絕大多數進城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難以在城市長期立足。因此，現在進程務工的農民們都選擇保留其在農村的耕地和宅基地，并以此作為自己最后的生活保障。

    這就在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和土地有效利用上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混亂關系。即：一方面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始終無法在就業地實現落地生根（進入機制），而是每年在就業地與農村原籍之間來回遷徙，既增加了農民工的往返費用支出與巨大的交通資源浪費，也給企業生產造成了事實上的不便；另一方面農村土地的退出機制（歸還集體）也遭到破壞，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就業之后并不會退回其分到的集體土地，而是主要由家里的老人或婦女耕種，這也在農業生產和土地資源有效利用領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效率不足（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種生產方式仍然屬于“按勞分配”，而其中的“效率不足”幾乎不影響中國的糧食安全）。

    顯而易見，要理清這種混亂關系，首先在于推進真正的“按勞分配”，確保進城務工的農業勞動力與城鎮勞動力實現“同工同酬”，并真正獲得其應有的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障水平；其次在于控制城市房價，讓每個勞動者都能以其合理年限的勞動報酬（不高于6年）為自己的家庭購置一套大小適宜的房屋。只要做到了這兩點，那些進程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很快就能徹底融入所在城市，而其農村土地退還給村集體的退出機制也能夠得到順利實施。但問題是，要做到這兩點，就必須要減輕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讓勞動者能夠真正獲得其大部分勞動成果——這當然是一些人所絕對不能答應的！于是，“戶籍制度改革”被作為解決方案提出來了。

    然而，特權集團所鼓吹的“戶籍制度改革”的本質不過是：在維持資本對勞動力殘酷剝削的基礎上，強制剝離外出務工農業勞動力手中的農村土地。從而可以一舉兩得：既進一步降低了勞動者的市場談判能力（沒有土地，就沒有了退路），為資本對勞動者進行更殘酷的剝削創造條件；又可以為資本進軍農村，大規模兼并被從農民手中剝離出的農村土地創造條件。至于廣大農民此后的死活問題，這些人是不會關心的。

    第四、對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的局限性也必須有充分的認識。

    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馬克思的這個論斷是極其準確的，并且不斷被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所證實。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計劃經濟”被作為解決方案而提出。就理論設計而言，馬克思的這個解決方案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機制要全面、有效地發揮作用，有賴于一個重要前提：計劃的制定者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以及勞動者需求具有“全知全能”式的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力，并且極端公正、毫無私利——這個前提只有在人類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時候才能基本具備，馬克思對此顯然有充分的認識，而他提出的“社會主義只能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同時勝利”的結論中實際上也隱含了這一點。

    但是，當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首先在俄羅斯取得勝利之后，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只能在全世界同時勝利”的結論被打破。這一方面讓人們看到了勞動者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剝削與壓迫的偉大力量；另一方面也讓人們忘記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對社會生產方式的制約作用。因此，在前蘇聯全面推進“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也充分體現了這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在其適用的范圍內讓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發揮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經濟覆蓋的范圍大大超過了當時蘇聯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限制，這又在較大的生產范圍內造成了經濟活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弊端，并且問題經過長期積累之后越來越嚴重，反而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阻礙因素。

    實際上，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一個國家首先勝利，根本原因是在于“按勞分配”對“剝削制度”的勝利。但是，由于人們通常是按照“勞動者占有其全部（100%）勞動產品”這一“絕對化”的標準來理解“按勞分配”，因此就掩蓋了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趨勢，即：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進步，勞動者占有其勞動產品的絕對數量與相對比例都在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當然，這是一個隨著社會生產力進步節奏變化而波動的螺旋式的上升過程——而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根本力量就在于勞動者對剝削者進行的有組織的堅決斗爭。

    無論在任何歷史時期的任何國家，更接近“按勞分配”的經濟制度總是能夠創造出比“剝削制度”下更公平、更繁榮的社會發展狀態。但是，在農業社會時期，無論古代中國還是羅馬，那些“按勞分配”的時代主要是依靠封建君主的“開明與仁慈”才能得以推行，而廣大的“自耕農”（勞動者）并沒有代表自身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因此一旦失去那些“開明與仁慈”的君主（這樣的君主總是很少的），廣大勞動者的政治與經濟權益馬上就會被封建官僚與大地主所剝奪。而在近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當中，勞動者的有效組織與堅決斗爭已經迫使資本基本放棄了對國內勞動者的明顯剝削，轉而采用對外掠奪的帝國主義方式來緩和國內矛盾——這一方法對于今天西方社會內部而言是極其有效的。

    對于表面上實現了“按勞分配”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而言，雖然其內部能夠實現較為公平、繁榮的社會環境，從而基本消除其國內勞動者的激烈反抗；但是，這是以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遭到不公正的國際貿易秩序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掠奪之后普遍的貧窮與混亂為代價的。而且，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在“自由市場經濟”旗號下大肆掠奪所造成的第三世界國家當中貧窮與混亂狀態的不斷擴展，帝國主義金融資本除了掠奪自然資源之外，對第三世界國家勞動力的剝削越來越困難（難以組織生產），因此它們也日益將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內部——這也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誘因之一。

    另外，西方的這種“對外掠奪”式“按勞分配”并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其經濟危機的不斷發生就是明證。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勞動人民的覺醒與有效組織，將是打破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壟斷，建設以“按勞分配”為核心內容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首要條件。

    對今天的中國而言，要實現未來良性可持續的發展，就必須充分吸取以上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一是要充分認識到目前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遠不足以支持“全面”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生產方式：因此應當以“按勞分配”為主線，充分利用生產資料公有與私有、計劃與市場兩種形式，從而既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弊端，又能實現經濟社會的良性可持續發展（對此，《中國民主運動的生死抉擇》一文中有詳細論述，此不贅）。二是要充分認識到勞動者有組織的斗爭是保障“按勞分配”得以實現的根本力量。

    綜上所述，在按照“動態性、趨勢性”的方法來重新闡述“按勞分配”之后，一方面并不否定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剝削弊端在理論上的深刻揭露；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解釋“社會主義在一個或幾個國家首先勝利”的原因，并且能夠找到一條真正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為公平、高效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三、中國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變革切入點
 

    當前，無論革命或是改良，“推動對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利的全面保障”都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首要任務與核心環節。雖然“良性資本主義”民主運動理想在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勾結之下必然落空，但是，如果能與“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共同推動對勞動者政治經濟權利的全面保障，那么不僅將加速中國向社會主義民主社會演變的進程，而且在“按勞分配”為主線的社會經濟框架下，中國的良性民營資本也將獲得比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本文仍然立足于對改良變革路徑的討論，但這絕對不是否定中國廣大勞動人民選擇革命的權力。

    1、推動對勞動者結社以及罷工自由權的法制保障是核心內容

    全面有效地保障勞動者的政治與經濟權利是中國完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根本目標，而對勞動者組織工會、農會以及罷工自由權利的法制保護則是其核心內容。

    從歷史上看，通過社會改革推動對勞動者政治經濟權利保護的典型有兩個：一個是德國十九世紀中后期的“俾斯麥改革”；另一個則是美國二十世紀初期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兩個國家的勞動者保護進程雖然都在經濟上成功實現了對勞動者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的全面提升，但也存在很大不同。

    德國“俾斯麥改革”是從上至下推行：一方面，為了穩定工人的生產能力與生產積極性，通過國家立法的方式大力加強對產業工人的安全保護與社會保障；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帝國的統治，又對于工人的結社與罷工自由的態度始終處于一種從支持到禁止的搖擺狀態。這種矛盾做法的直接結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工人的福利方面，沒有其他工業國像德國那樣表現出較多的撫慰，但也沒有其他西方國家如此努力設法限制有組織的勞工的自由”（《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而造成德國采取這種矛盾行為的根源則在于這一時期的“德國經濟社會政策自始至終不是一種連續的、合理的和適應性的政策秩序及朝向有社會價值的可預測目標的應有進步，而是一種缺乏理論基礎和成功把握的武斷的政策措施”（《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實際上，德國這種從上至下推行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雖然在短期內比其他歐洲國家更為有效地應對了本國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提高勞動者待遇），帶來了德國國力的迅速增長，但是，其壓制工人運動的做法又為日后德國走向法西斯極權打下了政治與思想基礎。

    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則發端于個人和社會組織對于遭到嚴重侵害的工人基本權利的自發性維護行為，并迅速發展成為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以克服“經濟自由主義”弊端為核心內容的全社會改良運動。而1929年的經濟危機更是直接促成了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通過立法方式不僅對資本權利的濫用實施了較為嚴格的管制措施，而且為美國勞動者提供了較為全面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勞動者在收入分配與國家政治中的地位都得到了幅度較大的改善。

    可以看到，美國“進步主義運動”是一個以普通勞動者為主體，由高級勞動者（中產階級）領導的，并由各個階層共同推動的全局性社會改良運動。這個運動基本克服了“經濟自由主義”給美國社會帶來的種種經濟與社會矛盾，推動美國社會在分配方式上從原有的全面的“按資分配”開始逐步向“按勞分配”靠攏。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工業復興法》（1933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由于這部法律首次對美國勞動者的經濟權利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保護，極大觸動了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基本利益，因此在1935年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是對國家復興局立法權的非法運用”；雖然如此，該法卻為日后50年代美國工人運動的興盛開啟了大門，是美國國內基本實現“按勞分配”經濟格局的奠基石。對此，即使總體上持“經濟自由主義”的《劍橋美國經濟史》也承認“《國家工業復興法》作為一種長期措施，促進了勞動環境的實質性改善”。

    此后，美國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轉而通過其所掌控的國際貿易秩序、金融市場規則以及直接投資行為來實施對外掠奪，而“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占主導地位”這一目標在美國國內基本得到實現。目前美國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在70%左右——這也正是美國社會得以繁榮、強大的經濟根基。但需要特別提出的是：美國經濟與社會繁榮的這個基石正在遭受“經濟自由主義”日益嚴重的侵蝕。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基尼系數從20世紀60年代的0.38上升到了1996年的0.46，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兩極分化正在加劇；另一方面，雖然“勞動者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較高，但是高層勞動者正日益與資本結合起來共同剝削中下層勞動者，勞動者內部的分配不公平與兩極分化也正日趨嚴重。如果這些由“經濟自由主義”所引發的惡性狀況不能得到有效治理，整個美國賴以繁榮強盛的“按勞分配”基石將會很快就被摧毀殆盡。

    對比德國與美國的變革進程，顯然，發生在美國“進步運動中”的，由勞動者組織起來進行堅決斗爭，并且由全社會各階層形成共識、共同推動的對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利的法制保障進程，給美國帶來的是更為良性的可持續的發展前景。因此，德國在二戰之后也充分吸取了這個教訓，不僅為全社會勞動者的結社與罷工提供法制保障，而且創造了讓勞動者直接參與企業管理的機制，從而為全社會“按勞分配”的實現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方式比美國現有分配方式更為先進也更符合歷史發展規律。

    中國今天面臨的現狀與當年的德國與美國都極為不同：一方面，特權集團及其資本力量已經發展壯大，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利益聯系與組織關聯，并且對內控制了主流媒體與輿論工具，對外勾結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正在意圖以“經濟自由主義”來主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繼續維護其對中國廣大勞動者的剝削與掠奪行為；另一方面，中國的廣大勞動者卻是一盤散沙，既沒有任何的組織與聯系可言，也缺少明確的權利意識與斗爭經驗，對于資本的剝削與壓榨行為總體上仍然處于一種逆來順受的集體無意識狀態，即使略有反抗，大多也難以取得有效成果，目前僅僅只能通過中共黨內正面力量依靠憲法和黨章對特權集團及其資本力量實施有限的制約——而特權集團所竭力鼓吹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正是要去除這妨礙其“資本剝削”制度全面展開的最后羈絆。

    在這樣的狀況下，對中國最為有利的社會變革方式就是首先由全社會各階層共同推動對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利的法制保障與組織保障進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抑制特權集團經濟與政治能量的進一步膨脹，為后續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供一個相對良好的經濟與政治環境；同時，這樣又能避免德國俾斯麥改革從上到下單向推進模式可能造成的弊端。

    具體而言，這一進程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即：一方面依據社會主義憲法全面推動實現勞動者締結工會以及罷工自由的法制化進程，逐步實現勞動者自發、有序地組織起來保護自身政治與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將推進全社會“按勞分配”的進程與對勞動者政治經濟權利的保障過程結合起來，從而使得組織起來的勞動者成為維護其自身經濟政治權益與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中堅力量，而不是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成為被“經濟自由主義”所誤導和利用的為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服務的政治工具。

    因此，讓勞動者重新組織起來，對廣大勞動者的政治自由與經濟權利進行全面法制保障，是當前歷史賦予中共黨內正面力量以及一切愛國者的最重要、也是最急迫的任務。

    2、建立具有“罷免權”的民眾直接監督機制以抑制特權集團勢力進一步擴展
 
    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一個熱點話題就是“直選”。“直選”作為一種表達普通民眾意愿的機制，在社會經濟與政治條件具備的時候能夠起到較好的政治選擇作用，但是，當一個社會處于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勞動者缺乏有效組織的狀態下，所謂的“直選”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面臨的這些經濟與政治問題，反而會成為資本特權集團維護其剝削統治合法性的工具——這在今天的菲律賓、印度等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

   中國社會目前的經濟控制力整體上可以分為兩大塊，一塊是各類資本的經濟控制力、一塊是國家權力的經濟控制力；而廣大勞動者的經濟控制力幾乎為零。在這種狀況下，能夠參與“直選”的只有兩種力量：資本與權力；而這種“直選”的后果必然是“資本與權力”之間的不斷自我擴張與膨脹，廣大勞動者不過是被其剝削與愚弄的工具而已。

    也正因為如此，“直選”被特權集團作為突破中共黨內正面力量制約以及憲法與黨章約束的最佳途徑。因為，一方面，打出“直選”這張“民主”招牌，可以迷惑廣大勞動者以便于其篡奪中國民主運動的主導權；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政治經濟態勢下，由于“有組織的勞動者”力量缺位，特權集團肯定能憑借其手中的“資本與權力”通過“直選”方式大獲全勝，從而獲得突破中國社會主義憲法與中共黨章的權力來源，為其在中國全面展開“全盤私有化”的“經濟自由主義”打下政權基礎。但是，這種“直選”的結果對于中國廣大勞動人民而言，卻只會是一場災難。
 
    曾經被許多人（包括筆者）寄予厚望的中國基層“村級直選”的實際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在選舉過程中，參與角逐的總是那些與該村具有一定聯系的內部或外部的“資本或權力代理人”，而一旦角逐得手，這些“代理人”又通過貪腐行為和出賣村民集體利益（目前主要是土地權益）的方式讓村級行政權力的經濟控制力來進一步強化自己的資本力量；至于廣大有“投票權”的村民，不過是這場資本與權力豪賭的看客與犧牲品而已——這就是今天絕大多數“村級直選”的最真實場景。至于在資本與權力的雙重誘惑面前，“村級直選”過程中大量丑陋與罪惡行為的層出不窮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更無需多言。

    而如果在“勞動者經濟控制力”缺位的情況下強行推進全國范圍內的“直選”，其直接后果必然是掌控著“權力與資本優勢”的特權集團（也是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代理人）全面篡奪民主運動主導權與中國國家政權，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形態必然“菲律賓化”，中華民族也將經歷一場空前的浩劫。

    因此，“全面抑制特權集團經濟與政治能量繼續膨脹”與“全面保障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利”一樣，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選擇。

    要全面抑制特權集團政治與經濟能量的繼續膨脹，從根本上說仍然需要依靠對中國廣大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利的全面法制保障。而確立普通民眾對國家官員的直接監督與罷免機制，則是在當前情況下抑制特權集團經濟與政治能量繼續膨脹的最有力手段。

    因為采取這種方式，一方面可以大大擴張廣大勞動群眾的監督權力，從而有效抑制特權集團濫用國家權力以及勾結資本的腐敗行為；另一方面又可以讓中共黨內正面力量依據憲法與黨章，配合廣大勞動群眾對特權集團實施有效約束，為國家經濟體制向“按勞分配”方向轉變創造有利條件。

    就目前而言，要建立這種具有“罷免權”的民眾直接監督機制，首先需要在各級人大體系下設置簡便高效的民意直接表達機構，并確保其對同級國家官員（包括政府、法院、檢察院）以及下級人大代表的“罷免權”能夠得到有效實現；其次，充分發揮現有監察機構作用，使之成為溝通普通民眾與人大民意表達機構之間的信息通道，并且成為人大啟動“罷免程序”的外部直接“觸發點”之一。但從長遠發展而言，普通民眾的這種“罷免權”的全面有效實現最終將依賴于包括“勞動者組織”在內的“群眾組織”的成熟。因此，既有必要改革人大代表選舉機制和監察機構職能行使方式，從而真正實現勞動者對國家官員的有效監督，同時，又需要大力促進整個社會“勞動者組織自由”的良性發展，從而為中國社會的長遠發展與民主機制的全面發育成熟創造條件。

    另外需要重點強調的是，普及免費的十二年教育乃至免費的高等教育，是促進我國勞動者素質與自我組織能力提高的基礎性保障。

    在廣大勞動者自由組織起來并逐步成熟之后，在以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為框架的經濟體系得到完備之后，中國必將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為公平、更為高效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形態。這時，不僅是“直選”，任何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和施政公平的具體的民主實現形式與選舉方式都必將在中國得到極大的豐富與發展。

    3、積極穩妥推進經濟分配方式向“按勞分配”轉變

    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全面保障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利、抑制特權集團勢力的進一步擴張；同時，積極穩妥推進經濟分配方式向“按勞分配”轉變，將是徹底消除特權集團危害，實現中華民族長期繁榮強盛的根本保障。在這個過程中，全面保障勞動者政治與經濟權力是基本推動力。同時，讓民營資本與國有企業在競爭性市場領域平等競爭，并對二者在應對國際金融資本競爭時給與同等保護，從而促進良性民營資本與國有企業的共同發展也是重要內容之一。

    對勞動者的政治與經濟權利進行全面的法制保障，重新確立勞動者在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應有的控制力與話語權，是我國經濟分配方式向“按勞分配”轉變的基本推動力。而這一推動力的有效實現則包括宏觀與中微觀兩個方面的關鍵內容：宏觀層面的內容主要是計劃與市場、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問題；中觀與微觀層面的內容則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如何實現對勞動者結社自由、罷工自由以及勞資雙方談判程序正義的法制保障；二是如何形成與“按勞分配”相適應的企業運作模式。

    對于宏觀層面的內容，對此，前文以及《中國民主運動的生死抉擇》中已有詳細闡述，暫不做進一步展開。此處重點討論中觀與微觀層面的兩個內容。

    首先，要實現勞動者結社自由、罷工自由以及對勞資雙方談判程序正義的法制保障，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主要需要注意兩個關鍵問題：第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在初期需要特別注意防止廣大勞動者被特權集團所欺騙與利用，這就需要在開展對勞動者結社與罷工自由進行法制保障的同時，在勞動者當中進行廣泛深入的“按勞分配”思想宣傳，讓勞動者在維護自身切身利益的時候能有一個明確的理論方向，從而避免被特權集團“自由資本主義”中關于“勞動力市場自由”理論中的短期誘惑所欺騙；第二個關鍵問題則是在推進對勞資雙方談判程序正義保障的同時，也需要特別注意根據各地勞動者結社與組織形態的成熟狀況加以區別對待。因為在勞動者的自我組織能力與談判能力尚未完全成熟的情況下，過分強調“程序正義”反而會損害勞動者在與資方談判時的正當權益——因為程序正義必須以實現實體正義為根本目標。

    其次，要形成與“按勞分配”相適應的企業運作模式，也要特別注意兩點：一是要避免引起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大幅度波動；二是在確保勞動者參與企業管理的前提下，也要在法制上充分保障企業（公有制、私有制企業均包括在內）勞資雙方對勞動者參與企業管理的具體制度與模式的自主選擇權。

    由于目前中國的各類企業之中普遍存在著資本對于勞動力的高度剝削，私營企業中情況尤其嚴重。因此，要避免勞動者組織起來之后導致勞資雙方的矛盾全面激化并引起社會生產的大幅度波動，就需要預先做好兩方面準備，即：一方面，對勞動者締結工會與農會的自由給與全面法制保障的同時，為勞動者提供基礎性的法制教育與經濟教育，使之具備理性的權利行使能力；另一方面，通過立法強制各類所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建立統一、規范的企業財務制度，并且對于企業內的勞動者與社會全面公開，從而保障勞資雙方談判有一個公平、理性的平臺。在做好這兩方面準備之后，自由組織起來的勞動者對自身權利的理性行使就必然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分配方式與運行模式向“按勞分配”這一良性可持續方向轉變的基礎性力量。

    勞動者與資方一樣，都是企業生產過程的參與者，而勞動者通過自己的組織參與企業管理，實際上是企業實現高效生產與公平分配的必然要求。聯邦德國政府在二戰之后充分吸取俾斯麥改革與法西斯極權教訓，大力培育本國勞動者的社會組織與經濟參與能力，并通過立法確保工會組織參與企業管理的合法權利，從而為聯邦德國戰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創造了一個極為堅固的基石。在這次由美國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所引發的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中，德國經濟所受沖擊在歐洲各國中最小，迄今為止，也是經濟復蘇狀況最好的歐洲國家，這與其國內構筑于“按勞分配”基礎之上的企業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中國建立由勞動者與資本方共同管理企業的有效機制，將是中國經濟結構轉變的必然選擇——在此基礎上，更有助于對世界一切優秀企業制度的借鑒與運用。

    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水平在不同地區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在確保勞動者通過自主組織的工會與資方平等參與企業管理的合法權利的同時，也需要尊重企業勞資雙方對具體制度與具體模式的自主選擇權，從而既保障了勞資雙方在企業管理權利上的公平對等，又有助于提高企業運行效率。另外，國有企業在這個推動勞動者以工會組織方式參與企業管理的過程中既具備歷史制度的基礎，更有率先實施的責任。而眾多的私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在推進這個制度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資方的強大阻力，這就需要國家一方面培育勞動者自我組織能力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可以借鑒德國的有益經驗），分重點、有步驟地穩步推進，并在實踐的過程中對這一制度進行不斷的自我完善。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  是我們勞動群眾！

    今天，中國正處在“原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十字路口，一邊是特權集團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隱藏在“新自由主義民主運動”美妙幻境之后的血盆大口，一邊是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經濟社會良性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道路；今天，中國的新生代勞動者已經開始覺醒并自發抗爭資本的殘酷剝削，雖然這抗爭現在還只是涓涓細流，但必定迅速匯成不可抗拒的歷史的洪流；今天，是選擇與特權集團和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剝削制度為伍，等待歷史洪流泥沙俱下的無情蕩滌，還是選擇維護勞動者結社罷工自由以及平等維護勞資雙方權益的社會主義制度，讓這歷史洪流成為推動國家繁榮與人民幸福的民族復興強大動力——歷史在等待每一個華夏兒女的回答。

（2010.08.30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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