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合理分配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北京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  楊奎

來源：江蘇省委黨校《唯實》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偉大成果，無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立和發展的寶貴思想財富。按勞分配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真發掘其思想內涵，科學總結其實踐經驗、是非得失，對于堅持以人為本，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科學合理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

反對平均主義，實行按勞分配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就提出了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問題。他說：“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物質生活方面罷了。糾正的方法：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1］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又指出：“……我們也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2］11

毛澤東認為，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應實行這個原則，反對平均主義。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出現了某些嚴重的問題，其中之一是，農村經濟工作中刮起一股以“一平二調”為主要內容的“共產風”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對此，毛澤東予以嚴厲的批評。他指出：

第一，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不符合商品價值法則。他認為，人民公社范圍內的社與隊、社與社、隊與隊、社與國家都是買賣關系。買賣關系縮小是不對的，要利用價值法則進行商品交換。因為，“在現階段，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貨幣制度、價值規律等形式，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生產、有利于向社會主義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過渡……有利于為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逐步地準備條件”［3］566。他不僅要求全黨一定要從思想上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1960年11月28日，他還下達一份指示，明確指出：“永遠不許一平二調”［2］222。

第二，搞平均主義侵占了農民正當的物質利益。毛澤東認為，“共產風”毫無代價地“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2］227。他特別要求全黨同志務必在思想上明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2］12剝奪農民的思想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破壞社會主義。在農民正當物質利益的分配中，一定要堅持等價交換，只講剝奪地主，不能剝奪農民。

第三，搞平均主義是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的否定。毛澤東認為，平均主義同按勞分配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對當時刮“共產風”，在農村搞貧富拉平的作法甚為不滿，明確指出，富的不下降，窮的提高生產，不拉平。搞口糧、工分拉平分配，就會破壞農民的積極性。他要求，在分配中必須區別隊有窮隊、富隊、中等隊，吃糧和工資的分配也應該按照隊的情況有差別，除了公糧、征購以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徹底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工資應當實行死級活評。

面對“共產風”“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2］10和“從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4］11，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反對平均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已經成為關系到黨和政府同農民關系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2］10，如果不及時有效地加以解決，后果不堪設想。為此，毛澤東多次提醒全黨，一定要從不斷改善政府同農民的關系、鞏固和發展國家政權的高度認真看待反對“共產風”的重要性。他領導全黨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糾正錯誤的措施和方針。

一是堅決清理退賠，讓農民滿意。毛澤東認為，要糾正“共產風”表現出來的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取信于民，關鍵是要拿出實際行動來兌現。他說：“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縣、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現在拿不出實物的，可以給些票子，這就叫兌現。……不兌現不行。”“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同時，他也指出，此舉很可能會使某些縣、社干部不滿意，但從有利于改善政府同農民的緊張關系來看，這種作法是值得的。因為，只要“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就得到了一頭。……社、縣、省這一頭賠了，少了，那一頭就有了；這一頭空了，那一頭就實了。那一頭就是幾億農民。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只有“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只有保障了廣大農民的利益，我們“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2］227-228。

二是重申按勞分配原則，反對貧富拉平。毛澤東認為，要克服貧富拉平的現象，克服農村經濟工作中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歸根結底是堅決貫徹落實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和不勞不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只有實行按勞分配，才能使廣大勞動者從中得到實惠，充分調動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由于中國是社會主義農業大國，基礎比較薄弱，按勞分配可能要堅持一個很長的時期，大約需要半個世紀到一個世紀。“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內人們決不能不嚴格地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4］基于這一認識，1959年3月5日，毛澤東在起草《鄭州會議紀要》時，把“按勞分配，承認差別”［2］14規定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十四句方針之一。

三是健全“三級所有”的管理體制。毛澤東認為，造成人民公社刮“共產風”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與公社和大隊的規模太大、分配權力過于集中有很大關系。因此，糾正錯誤，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改善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必須從改變所有制入手。他認為，必須打破過去全由公社或大隊統一分配的管理體制，“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2］136。所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只有堅持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才能做到社與隊、隊與隊之間實行等價交換，才能避免在人民公社范圍內再刮“共產風”。1959年，在《鄭州會議紀要》中，把“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2］14規定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根本方針。這一方針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被撤消時終止。

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極調整，1961年底至1962年初，農村經濟工作中以“共產風”形式表現出來的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基本上得到克服。這不但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進一步提高，干群關系大為改善，而且還有力地推動了農村經濟向前發展。據統計，從1962年起，中國的農業生產開始擺脫困境，主要農作物生產連續下滑的勢頭得到遏制，城鄉居民生活也相應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1962年，糧食總產量達16000萬噸，比上年增長8.5%；油料產量達4007萬擔，比上年增長10.4%；全國城鄉人均消費總額也比上年提高4.5%。［5］

二、實現合理分配路徑的科學探索

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僅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而且是公有制經濟中實現個人物質利益的一種重要形式。在實行按勞分配的過程中，在實現個人物質利益的同時，如何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之間的關系，這都是社會分配必須解決的重要的現實問題。

1.正確處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三者之間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集體和個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三者之間又存在著矛盾。毛澤東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6］28“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6］221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有所改進，他們的工資也需要有所調整，但是，這種改進必須是逐步的，這種調整必須是適當的。“我們的工資一般還不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了，因為物價低和穩，加上其他種種條件，工人的生活比過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6］28拿農民講，“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并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6］30。這些論述都是強調要關注工人、農民的利益，處理好國家同生產者個人之間的關系。

對于國家和生產單位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指出，各個生產單位要在統一領導下有自己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究竟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6］29他還指出，農村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6］221。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農村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他說：“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6］52

在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時，毛澤東主張，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第一位的，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說：“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2］134他還說：“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6

2.正確處理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

1956年，我國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這些人鬧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則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在分析這種情況時，毛澤東指出：“應該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6］236

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和集體所代表的往往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個人所追求的有時是局部的、當前的利益。毛澤東指出，我們是以占全國人口90%以上最廣大群眾的眼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狹隘功利主義者。他主張，既要關注人民群眾眼前的具體的物質利益，更要謀劃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1953年，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語重心長地指出：“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毛澤東認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矛盾的復雜性、工作任務的艱巨性，實現人民的長遠利益需要一個長期的艱苦奮斗的過程。由于歷史原因和現實條件，我國的生產力發展仍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這就決定了我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需要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毛澤東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快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是不行的。這就要求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既要有滿腔的熱情，又要有科學的態度，所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都要穩妥可行，不能操之過急。

3.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系

積累和消費是一對矛盾。所謂積累就是把國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而不是全部消費掉。由于國民收入在一定時期是一個既定的量，因而積累得多，消費就少；反之，消費得多，積累就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積累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反映著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之間，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之間，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矛盾。這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它不具有對抗性，可以通過計劃調節和合理安排加以解決。毛澤東說：“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6］215

積累和消費的平衡，在工業建設領域具體表現為處理好國家、工廠建設積累資金和工人消費資金的合理比例關系。在積累國家發展和工廠建設資金的同時，還要顧及到工人的生活。1953年，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重點必須放在發展生產上，但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須兼顧。福利不可不謀，不可多謀，不謀不行。”1958年11月，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生產和生活兩方面，必須同時抓起來。不抓生活，要搞好生產是困難的。生產好，生活好，孩子帶得好，這就是我們的口號”［3］541。1956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上還指出：“前幾年建設中有一個問題，就像有的同志所說的，光注意‘骨頭’，不大注意‘肉’，廠房、機器、設備等搞起來了，而市政建設和服務性的設施沒有相應地搞起來，將來問題很大。”顯然，廠房、機器、設備直接投入生產，而市政建設和服務性設施就不單是為生產，也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

積累和消費的平衡，在農業建設領域具體表現為處理好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毛澤東反對蘇聯那種以損害農民利益來獲得經濟建設積累資金的政策，主張通過實行較低農業稅，采取縮小工農剪刀差以及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等政策來保護農民的經濟利益。他指出，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但是，農業本身也需要積累。“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他還指出：“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毛澤東還把積累看成是一個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調整的過程。他說：“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6］200

三、毛澤東合理分配思想的當代啟示

縱觀毛澤東的社會分配思想，在反對平均主義和“過分懸殊”之間，主要傾向是反對“過分懸殊”。在毛澤東時代，我國社會分配的基本格局是“公平(均平)優先，均中求富”。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客觀上看,中國貧窮落后的國情和計劃經濟的體制限制了分配差距的拉開。在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間，毛澤東原來希望既能多、快、好、省地推動經濟增長，又能迅速使老百姓擺脫貧窮，但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遭受的嚴重挫折使毛澤東認識到，“趕超式”的經濟發展并不可行，中國的工業化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甚至需要100年。因此，在有限的社會消費品分配中，也只能是“公平(均平)優先，均中求富”。

主觀上看，毛澤東在內心深處對于社會分化保持警惕，他不愿意看到分配中出現“過分懸殊”、“兩級分化”等現象。他認為這些現象是與社會主義制度背道而馳的，體現的是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因此，在毛澤東晚年，無論是對農村中“包產到戶”，還是對企業中“八級工資制”，凡是有可能助長“個人主義”、導致差距擴大的做法，他都心存疑慮，予以批評。1974-1975年期間，他多次談到中國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都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他引用列寧的話說，我們自己建設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分等級，搞等價交換，保護了資產階級法權，實行的是不平等的制度。由此可見，以按勞分配為核心的合理分配機制之所以沒有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這與毛澤東本人對中國實踐按勞分配制度認識上的變化和反復有著密切關系。

但是，毛澤東關于合理分配的思想和實踐，為推進當前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反思教訓，同樣給予了我們重要的啟示：

啟示一：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成果。

分配制度是協調利益關系的基本制度。人們能否各得其所，基本的合理的需要能否得到滿足，人們的積極性能否得到充分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分配制度。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這一點，他提出的要在國家、集體和個人，生產和生活，公積金和公益金等方面研究出一個合理的比例，這就是分配制度的問題。當年劉少奇在談到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也認為，人民內部矛盾大量地表現在分配問題上，并且建議同志們要好好研究這個分配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分配的原則是按勞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勞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按勞取酬貫徹得比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滿意，就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7］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注意到分配領域必須防止兩極分化，使廣大老百姓都能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懷。當前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也是為了讓所有人，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以及社會弱勢群體都能同樣享受到經濟發展取得的成果。然而，由于我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分配體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分配制度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7月的最新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戶手里，而這種貧富差距在未來十年還將進一步擴大。［8］這些數據表明，雖然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GDP年均增長速度為9.4%，社會財富總量大大增加，但這種高速增長的成果卻未能公平合理地被所有社會成員所共享。實踐證明，我國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趨勢，已成為影響當前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直接影響到社會主要群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甚至會誘發社會動蕩。

啟示二：構建合理分配制度，需要更加關注分配過程的公平合理。

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夠將社會所創造的價值、財富和其他利益，以及社會合作的負擔、責任合理公平地分配給所有社會成員，在此基礎上，將社會各階層、各群體和各成員充分地組織起來和調動起來，使他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積極參與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形成合理的分工協作的社會體系，從而有效地保證社會和諧。因此，分配制度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分配本身。當前，建立和有效實施各種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的利益分配法律和規則，創建經濟有序競爭和穩定增長的宏觀環境，促進機會平等；通過公共政策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和各種社會福利措施，建立社會再分配的公平機制；滿足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積極創造公民接受教育與發展自身才能的平等機會。這一切都是為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做出的努力。

第一，應該使勞動成為一切合法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此基礎上，通過國家財政政策的杠桿，對社會財富進行公平合理的分配。第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各種要素參與分配的分配制度。一方面，需要提高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合理的剛性的工資增長機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個人收入基礎制度使各級政府都有一本賬，能夠清楚地辨明，誰是富人、誰是窮人，以防止出現“窮人的稅收、富人的福利”的悖論現象。第三，健全合理的稅收制度，建立以高、中收入群體為基礎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社會調劑來說，稅收的功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通過稅收可以獲得必要的資金，用來維持生活處境不利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計；二是通過所得稅、遺產稅、財產稅等稅種的征收，可以適當減少高收入者過多的收入和財產，以有效地緩解貧富分化的趨勢。當前，國家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利用稅收制度對高收入者進行一定的制約和調節，對低收入者通過適當的轉移支付等等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們距離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距離構建和諧社會，依然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

［2］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4］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8.

［5］董輔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399.

［6］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8］蔣兆勇，馬浩亮.貧富差距逾警戒線中國重新衡量效率和社會公平［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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