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對中國經濟發展如是說　　

                                                     司馬無痕 

2007年，聽了一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 ph  Stiglitz）的精彩演講。我同許多聽眾一樣，感慨良多。老實說，對于斯蒂格利茨的經濟思想和理論,我們并不熟悉。十年前，對中國經濟學界來說，他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學者，即便是當時中國經濟學界比較權威的《西方經濟學文庫》介紹了眾多的西方經濟學界學者，其中也還沒有沒有對他的介紹。斯蒂格利茨是在2001年，因“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分析”，同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rf）和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分享當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后才引起人們主意的。他的研究領域跨越信息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收入分配、公共財政等諸多領域。他冷靜、客觀、睿智的經濟思想，強烈地沖擊著我們現有的經濟發展的思想和觀念。

曾幾何時，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著述尤如山洪暴發、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的學術書架上，強烈地沖擊著中國的青年學者。一時間，從亞當·斯密到后凱恩斯主義，各種西方經濟學流派，你方下臺我登場。對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生吞活剝者有之，囫圇吞棗者有之。即便今日，對于一些西方經濟學的“古董”，也還有許多學者和專家在面紅耳赤爭吵著如何“刻舟求劍”。

聽了斯蒂格利茨的講演后，大有茅塞頓開之感。過去，對于一些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我們雖然有過疑問，但畢竟只是我們小人物的管見，是否具有“話語權”，我們自己往往也沒有把握。大師演講中的一些觀點時時激起筆者的共鳴；聽了他講演，重讀了他1991年出版的《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一書后，許多觀點、觀念都給我們以極大的沖擊。他雖然是西方經濟學家，但許多觀點與觀念常常與我們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學者的看法大相徑庭，反而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觀點相近。

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今天，許多人卻以嘲笑政治經濟學為榮。蔣學模先生的《政治經濟學》雖然改過好幾版，但今天學術界鮮有人提起。然而著名的學者反而發現，研究經濟問題，不研究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常常會鬧出許多荒唐的笑話。我們今天常常提到的創新理論的創始人約瑟夫·熊彼得其實也是西方為數不多的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更是繼凱恩斯之后，強調政治與經濟發展關系的重要的經濟學家。

斯蒂格利茨先生此次演講的主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模式”。他認為中國新增長模式必須考慮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注重社會公平，應該惠及更多的人。如果財富增加了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提高，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里，這樣的增長是不正常的，也是值得重視的；二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環保，如果經濟增長了，而環境受到破壞，這樣的發展模式也是有問題的。他認為，這實際上是當今世界和今后的社會、政府、百姓分擔了得利者破壞環境的成本。他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也就是說政府在計算GDP時，應該扣除環境受損和修復的成本，在比較政績時要使用“綠色GDP”這一指標；三是他認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注重“創新體系的建立”；四是經濟增長過程中要從出口依賴轉為擴大內需。這些都給了我們極大的教益和啟示。

一、國外的經濟理論須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　　

斯蒂格先生在此次演講中如是說：“中國的經濟政策因為同別的國家的經濟情況不一樣，因此別國的經濟政策拿到中國來用一定要進行改造。”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取得成績的地方，常常是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和別國經驗與中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相結合、相適應的情況下才取得的。其實中國老祖宗早就知道“桔生南為橘，生北則為枳”的道理。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縱觀當今中國的醫改、教改、房改，哪一樣不是生搬硬套外國理論而造成的失敗和教訓？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看過去那些所謂言之鑿鑿的經濟學觀點：“房改是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點”、“教改是與國際接軌的必然選擇”、“醫改必須走市場化道路”等等，其改革思路和理論前提，常常就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在實行了多年計劃經濟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改革的，且初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日不長，有自己特有的國情，哪能生搬硬套別國的經驗。

斯帝格利茨先生指出：“西方的一些發展經驗對中國來說，并不一定適合中國的實際。西方的問題在于不注重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對環境的需求特別高。勞動力是生產的成本，他們注重減少勞動力，這對勞動者來說并不是好事，但對實業家和公司來說，減少成本意味著得到更多利潤。”作為“經濟人”的資本家，他當然希望用很少的人，經常發動“減員下崗活動”，付很少的報酬讓勞動者干更多的事。但是對于以共產主義理想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當然不能走這樣的路。他認為西方實業家、企業對犧牲環境索取利益特別偏愛，甚至達到濫用的程度，隨時、不限量排放污染物。其后果是“政府、百姓為他們的得利，而承受污染的惡果”，這顯然是天理難容的。實際上是政府和民眾分擔了他們的得利成本。因此，他認為非常有必要“對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征稅，這樣對全球氣候改善將有重大作用。”這同我們近年提倡的發展必須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同步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相通的。

二、“蛋糕”再大也沒有人的貪心大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說：“有人說經濟增長了就會擴散到其他部門和其他地區。實際上這并不符合經濟理論也不符合社會現實。”與此相反的觀點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做大蛋糕”的理論。這種觀點是誰發明的已不可考，但這種觀點的正確性常常受到質疑。這種觀點認為，只要“蛋糕”做大了，一切問題也就解決了。許多人也懷疑其欺騙性，但畢竟小人物還沒有話語權。經大師點撥，深究一下，應該是有道理的。舊社會不管是豐年還是災年，都有窮人餓死。“蛋糕”再大也還是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情況。美國的“蛋糕”應該算是很大了，西歐的“蛋糕”也不算小，但也還是有乞丐，又是為什么？！“先富帶后富”的前提是先富者為“圣賢”，然而以“經濟人”為理論根據和前提的市場經濟的“經濟人”又怎么會去帶動后富呢？從中國富翁們對慈善事業的態度，使我們清楚地看出，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經濟人”的制度規范，沒有國家、政府的干預，沒有惠民的國家政策，那“蛋糕”做得再大也與窮人、窮省無緣。

三、沒有必要為借你錢的人去打工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說：“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平，采用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是不可持續的了，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用中國的內需和國內的投資來完成。”出口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或許我們永遠不可能明白其中的經濟學理論，也不明白為什么要擴大內需。但是作為老百姓，有一點我們是明白的，這就是中國的東西拿到外國去比別人的便宜。記得在深圳聽一位企業家講課時，有人問深圳的繁榮從哪里可以看出來，他指向門外拉著集裝箱的貨車說，這門外每分鐘就有十多輛集裝箱車到港口，從一斑可窺全豹。但當他講到他們公司每出口一個集裝箱，公司與外商的利潤比僅為2:8,有時甚至更低。按他的話說是“外國老板吃肉，我們啃骨頭，有時連湯也喝不上；我們出口的產品只是外國老板雇傭搬運工的錢”。貨物到了國外，20多個國家還要反我們的傾銷,還要課我們的高額稅。斯蒂格利茨先生似乎在告訴我們一個荒唐的故事：一伙欠債的破落貴族，憑著借窮人的錢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還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價格買窮人的東西，又嫌窮人的東西太多了，要課“東西太多、太便宜稅”（反傾銷）。

斯蒂格利茨先生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平”，雖然其中有些是正常的貿易交換（如必要的技術），但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真考慮一下，我們購買的外國證券是不是真的太多了。我們是應該考慮有沒有必要“又冷又餓地去為財主們縫狐皮長袍”工作的必要？何況他們付給我們并不等價的報酬還是從我們口袋里借去的。我想或許斯蒂格利茨先生是認為這種“模式已經是不可持續的了，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其真正含義是提醒我們沒有必要去干這種“利人不討好的事了”。

四、創新才是立國之本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說：“創新問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是資源的差別而是觀念的差別。”　　

對于創新的問題，其重大的意義，從中央到基層，官員、學者都說得太多了，但是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創新”呢？有些人把創新當作一種時髦的口號，把創新庸俗泛化了。我認為斯蒂格利茨先生在這里所講的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即創新理論創始人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創新理論。　　

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原旨是要探索“企業家的利潤是從哪里來的”？經過研究，他把所有利潤來源都歸結為五個創新之中，即“產品創新、技術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和新來源的創新、制度創新”這五個方面。他認為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圍繞這五個方面的創新而發展的。他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是：“沒有創新就沒有利潤，沒有利潤，就沒有發展。”同時他還研究了影響創新的三條定律：一是壟斷創新方法和技術成果可以延長獲得超額利潤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延緩創新利潤的耗散。二是必須不斷創新才能保持超額利潤。三是創新的耗散程度與投資大小、技術復雜程度、科技先進程度成正比例關系，即投資大、技術復雜、科技先進的創新，其創新利潤的耗散就相對小。

他認為一切超額利潤必然來自五個創新，有時是單方面創新，而有時需要綜合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可以單方面存在，而“制度創新”必須在市場創新獲得成功之后，否則產品沒有市場。制度創新雖然可以提高效益，但產品生產得又快又好，如賣不出去哪來的利潤呢？

斯蒂格利茨先生似乎在告訴我們，今天經濟學的“操作平臺”應該是以創新理論為核心的發展理論。這或許是我們今天要建立創新型國家的動因。在這里又使我們得到一些啟示：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過去的經濟學理論是今天經濟理論的不成熟的版本，有如電腦的操作系統，過去的理論就好像WIN32、WIN95、WIN98，在一定的階段它是最優秀的，但從今天新的操作系統來看，它又是有局限性的或者說是不成熟的。顯然，對過去的經濟理論，我們今天的做法應該同我們揚棄WIN32、WIN95一樣，果斷的揚棄它。對于它們的歷史功績、地位作用，讓研究專門史的專家進行研究即可。在我們的教材中，在我們的課堂上，更多的應該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經濟“操作系統”，而不是那些老掉牙的經濟學家只講那些老掉牙的理論。或許斯蒂格利茨先生一再強調創新原因也就是在此吧！

五、“權變經濟”是中國成功的原因，也是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　　

斯蒂格利茨先生如是說：“中國過去‘摸著石頭過河’，對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是很有意義的，但是現有‘過河’已經過了一半了，已經知道河對面是什么了。現在，事實上的市場經濟是有很多模式的。有日本模式、歐洲模式、美國模式，英國模式等，這些模式都是有很大差異的。”他還說“市場經濟有很多模式，采用何種模式將會導致產生什么社會。”斯蒂格利茨先生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并非單一的一種模式，而是有各種各樣的模式。在這一點上，過去我們總是認為市場經濟就是一種模式，也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模式，我們過去常常以為它們都是一樣的，只有與計劃經濟相比較時才能發現其不同。

眾所周知，早期的市場經濟發展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起來的，其理論是以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理論（即X理論）假設為前提的,但近百年來,眾多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都一致認識到了“經濟人”理論的局限性。人不僅僅是“經濟人”，也是“社會人”、“政治人”（即Y理論）。用傳統的市場經濟X理論來指導今天的“權變人”（即Z理論），顯然是刻舟求劍、守株待兔之類。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經濟其實應該是一種“權變經濟”。何謂“權變經濟”？“權變經濟”應該是一種自動適應現實環境，自動選擇最佳目標和路徑的方式。在西方經濟理論中，“權變”是中文對于“函數”的意譯，其理論邏輯基礎是“如果——那么”。簡單說，它的理念是不承認絕對的最優模式，它把現實情況和經濟體制及機制這兩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作動態的考察。比如，對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種理論思維并不形而上學地認為誰優誰劣，而是考察它是在哪種重要條件和環境下運行。在目標和宗旨不變的情況下，不同的環境和條件，采用什么樣的運作體制和機制才有利，是要根據當時、當地的情況進行“自適應式”權變的。適應的就是好的，不適應的就是不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權變”和“創新”強調的都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因為創新的目的是“效益最優化”（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而“權變”的目的也是“變而通之以盡利”。

六、“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跨越”需要什么樣的經濟理論作指導？　　

斯蒂格利茨先生在回答提問時說：“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理論認為信息是完美的，其實‘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是錯誤的，市場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干預也是非常必要的。”他還說：“政府的決策是非常重要，它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一個經濟增長主要方面是創新，創新的基礎是大學里完成的，大學是政府的，私人部門的強項是能夠把創新市場化。私人部門與政府部門聯合，將一個‘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聯合起來’，經濟才能持續發展。”

從西方經濟發展史看，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一種認為“政府應該干預經濟”。以亞當·斯密為首的“不應干預論”一方認為：“只要有了人類的自私的動機，一個私有的企業，一個競爭的市場”，政府只要做好提高分工的程度，增加資本數量，改善資本用途，保護好社會，保護好私人人身和財產不受侵犯，維持公共事業設施即可。這其實就是前些年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市場小政府”的觀點。這一觀點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西方的“政府”概念與中國的“人民政府”的差別。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實際上是資本所有者的“行業協會”，這個“行業協會”是以其資本所有者的廣泛“民主”來實現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只是資本所有者的“守夜人”而已。這種以為由“看不見的手”就能自動完美地調節和支配經濟的天方夜譚式的田園風光，在30年代的世界經濟的“龍卷風”中，已被無情地撕得粉碎。而作為另一方的凱恩斯學說，就是在批評經濟發展的無政府主義的呼聲中嶄露頭角的。凱恩斯認為，政府必須采取財政政策刺激消費和投資，以彌補自由市場的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政府“干預經濟論”的理論取得了成功。于是乎人們又重新重視了政府干預經濟學派的理論。　　

哪一種經濟理論有道理呢？顯然“小政府大市場”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有政治體制下的產物，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意義。走“小政府大市場”的路是沒有前提條件，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不是有產階級的“行業協會”，而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人民政府”，“不干預”是不可能的。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啟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活動”的觀點，完全是在迷信、夸大“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就意味著那些一切主張“政府不應干預經濟活動”的經濟理論通通都不能作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如果說有用的話，一是在研究特定國度的一定階段的經濟史時有用，有一定的案頭研究作用。換句話說，這些經濟理論我們可以全部“打包”作為經濟史的教科書。而對于用以指導經濟發展，我們應在“政府應該干預經濟”的同盟經濟學家中去尋求理論支撐。

從主張政府干預經濟觀點角度看，在西方主要有三大經濟學名人，一個是凱恩斯，一個是熊彼待，另一個應該就是斯蒂格利茨先生了。凱恩斯雖認為政府應干預經濟，但他的理論背景和前提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認為自由市場制度是一個有效機制的前提下，提出應該干預經濟的。在理論上，他也過分強調“看得見的手”的作用，認為自由放任經濟的主要缺點之一在于存在大量失業，而失業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源于“三個基本心理因素” 造成的。而這一切的觀點，與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態和經濟理論有天壤之別，根本就沒有多少可借鑒的地方。即使是一些人津津樂道的“凱恩斯經濟模型”，其實也是有局限的。正如日本著名思想家小室直樹所指出的那樣，凱恩斯的經濟模型是以幾個假設為前提的。一是沒有外國，二是沒有政府，三是沒有時間，四是只有經濟人存在。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在政府越來越發揮調控和干預的情況下，在“經濟人”理論早已被拋棄而代之以“社會人”、“政治人”、“權變人”（ “權變人”的意思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時候（或不同的時空），在不同的前提和背景下，他可以是經濟人、也可以是社會人，可以是高尚的人，同時也可以是小人。），他的理論的前提條件已經完全改變，若用凱恩斯理論指導今天的經濟，顯然是“緣木求魚”。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就有如“刻舟求劍”一樣沒有多少意義了。或許這就是凱恩斯、后凱恩斯主義淡出的原因。

熊彼待的創新理論雖然對創新和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且是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支撐的，但他提出的“創新”僅僅是以經濟發展中是否具有潛在的經濟效益為創新的原動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我們今天的創新理論，在利益的價值觀上，不僅包括經濟效益，而且還有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顯然，斯蒂格利茨先生的發展思想比凱恩斯、熊彼得以及他的老師薩繆爾森（薩繆爾森對凱恩斯的理論也是非常崇敬的，1948年他還把那些難懂的凱恩斯理論整理成了一本 “連馬都能懂”的書，但他的學生斯蒂格利茨先生顯然并不贊成凱恩斯過分強調“看得見的手”的理論）更為深化。他在演講中指出，“看得見的手”必須與“看不見的手”聯合起來，才能使經濟社會得到良性發展。其實，每一種經濟理論的成功之處都在于它符合當時社會的環境和現實，任何一種經濟理論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藥。我認為，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多年的封閉，出現“萬家爭鳴”是正常的。但是，當我們已經看清了當今時代的本質之后，就不能再以那些過時的思想和觀念來分析、指導我們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正如韓非子所言：“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七、“科斯定理”能否指導我們的經濟發展？　　

斯蒂格利茨先生在演講結束回答提問時說：“科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但‘科斯定理’中有一個致命的缺點，他的經濟理論沒有考慮銷售是有成本的，而信息是不完美的。事實上他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他的理論只有在信息完美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而我們都知道，在現實生活中信息是不完美的，因此，他的理論是沒有任何借鑒意義的。”　　

對于“科斯定理”，或許我們許多人都不一定熟悉，但在一段時間以來，只要講“明晰產權，促進發展”、講“界定財產歸屬，明晰經濟成分”，“建立產權明晰的股份制經濟”、“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制”等等的觀點，其實都與“科斯定理”有關。雖然“科斯定理”有許多方面的論述（如自由交換論、交易成本論、完全競爭論），但其核心是產權界定或產權清晰與經濟效益的關系。也就是認為，在經濟活動中，如果產權不清，或產權沒有被清楚界定，人們的積極性就會受損，就會不關心財產的增值不增值。這樣一來，由于產權不清，經濟效益就不會高。

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知道經濟效益不高（即沒有利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產權清晰只能解決“制度創新”問題，從利潤理論的角度來看，制度創新在產品沒有市場的前提下，效率再高、管理再好、制度再完善，也沒有利潤可言，沒有利潤當然也就沒有發展可言。因此，作為一個企業的發展，除了制度創新之外，還需要有市場的創新、產品的創新、技術創新、資源配置有新的來源或新的配置方式的創新等等。是的，在過去實行計劃經濟時期，確實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甚至是普遍出現，因此，我們許多經濟學家就認為，從“所有制改革”入手才能提高經濟效益。認為只有將產權不明晰的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化改制，才是經濟發展的捷徑。但是，所謂產權明晰的深層意思還是把生產效益的動力來源寄托在個人私有心理上，實際上還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生產發展的動力那一套理論。由于我們今天的“人”早已不僅僅是“經濟人”（X理論）而是“權變人”（Z理論）。因而以“以科斯定理”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對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指導作用是有限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無數事實表明，那種以為“一股就靈”、“一包就靈”、“一改制就靈”的想法，其實是十分幼稚的。對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我們只能本著“洋為中用”的原則，從實際出發，擇其適我者而用之，切記不分環境和條件而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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