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國疑似誤國精英——兼議排行榜提名  　　

 　　作者：司馬無痕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7911    更新時間：2009-4-9

        最近《中國不高興》大行其道，其中言語給大家的感覺是大罵精英很解恨。近年來，精英誤國確實使中國百姓恨得咬牙，但認真看過《中國不高興》后覺得十分蹊蹺，中國不高興實際上是中國部分小資們不高興。他們罵的其實大多不是誤國精英，就連疑似的大都不是。真正的誤國精英幾乎沒有入圍。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這些真正的誤國精英推到聚光燈下。　　

       一、誰是誤國精英　　

     《中國不高興》所提到的精英：龍永圖、厲以寧、林毅夫、樊綱、丁學良、崔衛平、朱學勤、余世存、宋鴻兵、馬立誠、王蒙、王朔、李銀河、周孝正。在網上有共識的有：“吳市場”、“厲股份”、“曹破產”、“楊賣光”、“張產權”“周趕錢”。　　

以筆者眼光在這些人中真正誤國精英也還不在其中。毛主席說過，古往今來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的原因就是不能分清什么是敵人什么是朋友，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打擊真正的敵人。我感覺《中國不高興》炮轟得不是地方。這樣的炮火正轟得誤國精英們偷著樂。

    那么你認為誤國精英是那些人呢？筆者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行，我提出個疑似誤國精英的名單供大家參考。　　

二、關于誤國精英的整體、系統分析　　

   談到誤國精英，其實還應該有一些宏觀上的分析，若按系統理論的思想，我想先從整體性上入手。建國60年，許多人將其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雖然我認為并非十分妥當，但大家都這樣分，我也算同意吧。我認為對于后30年，應該還可以再作細分。不能一棍子就掃蕩了三十年。我個人認為這三十年中也應該有個“三七開”的問題，前幾年筆者曾作過調研，其實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還是受廣大民眾擁護的。不說別人77年本來認為此身可能就扎根農村了，永世不得翻身了，當筆者得知我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考大學了，也十分激動的。后來八十年代初，本人也曾對農村作個“萬元戶”、“專業戶”的調查，大多數干部知識分子，也還是沒有意見的。更重的是禍害中國改革的那本《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作者：吳敬璉、樓繼偉、周小川、郭樹清、李劍閣），當時就被否定了（這本書禍害中國是在“中國戈巴”在職的五年，實際上改革中出現問題許多根源都在這個時候埋下的）。這就說明鄧老總的來說還是清醒的。因此，中國改革出現問題最多，最要命的是“戈巴五年”，三座大山就是從那時壓在人民群眾頭上的（具體情況容后再議）。因此，我認為，改革問題的根源應該集中在那個時期。而那個時期影響決策最重要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中國戈巴”一上臺就祭起了這本改革一開始就被否定的書，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問題。在中國一個在職的總理，只當一屆而下的絕無僅有，在中國政治體制下，其實在體制內的人都知道，要讓未當滿兩屆的在任總理下臺是非常難以操作的。歷史將證明在那個時期肯定是出了重大問題。而且問題與這本書有關。實際上當年的總理其實也是一個好人，只不過是受了這“一個教父四個徒弟”忽悠了而已。這便使我們聯想起了趙本山和他的徒弟們的勾當。　　

此書本應是中國改革三十年最“光輝”的得意之作，但是，過去我們可以在“超星圖書館”上查到，但五年前，此書確被作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從超星上給撤了下來，網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了），如果你看看這本書相信你會同意我將這個作者作為誤國精英金金字塔上的前五名。　　

至于厲以寧，他確實對中國改革影響極大，特別是在十三大理論研討班上，他在給我等講演的時候，就認為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認為中國領導者生病了：“一是犯了老年癡呆癥，二是得了小兒麻痹癥。”第一次提出了經濟決策民主化，提出了股份化制度的十大意義（想必大家都還記得）。大談“經濟人”理論“科斯定理”那一套。在一千多人有大教室里，在他在快結束演講時，他無不煽情地說：“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我們只是呈先啟后的一代，真正的經濟學家必將誕生在你們中間。”想當年，我等20多歲的青年，激動得熱淚橫溢，手掌都鼓痛了。三十年來，他也還是一直在吹捧資本主義股份制。97年左右又對創新理論感興趣起來，說實話，他的許多書我也還是比較認真的讀過，那一段時間已經不像“十三大”時那樣張狂了。在關于討論“熊彼得的創新理論”問題上，他也還是有一些真實見解的。但是他的什么“殺富濟不了貧”；什么老大老二論：“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什么“腐敗不但可以摧毀舊體制，而且可以建立一個新體制”；“腐敗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那么嚴重了”；“提倡二房政策”；“市場經濟應該也必須把教育當作一門產業來辦”；“堵車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種值得欣喜的事情”，什么全國3000萬老工人要為改制做出犧牲的“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冰棍論”等等。實在是禍國殃民。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來說，如果沒有人聽他的，也就說如果他這這些理論，沒有進入決策，那他的議論就沒有什么作用。責任明顯不在他，也就是說他“謀”，還要有人“斷”，誤國才能完成。我認為《中國不高興》所指的厲以寧應該是一只死老虎，我甚至建議不要將他列為誤國精英前五名中（并非本人念他有一日之師的情況，而是真的后面還有更值得列入前五名的精英）。　　

三、疑似誤國精英排行論證（從第五名起）　　

如果有人認為把這五人團隊推上誤國精英有意見，或是看完本文后認為老夫排行不當，請指正，說出理由立即更正。（以當下流行的提名方式從第五名開始）　　

第五名：吳市場是禍國殃民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名議上的課題組組長，沒有他，這個東西拿不上一定的地方去討論。論理上說他不應該排在第五名，應該排頭名。但是根據李向陽編著的《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介紹，吳市場其時已經58歲高齡，只是一個快退休的學者。讓我們來看看一段資料：　　

“書末的作者簡介中這樣描述，吳敬璉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經濟學，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驗比較，郭樹清的研究方向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李劍閣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經濟體制比較。”“這部飽含郭樹清等人心血的研究報告雖然有理有據，論據充分，但由于當時極“左”思想還很有市場，他們的設計顯得過于超前，所以并沒有獲得迅速反應和重視。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閣。”　　

“吳敬璉、郭樹清等人在上世紀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的研究報告，后被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找出來了，他不但對這份研究報告很感興趣，而且建議逐步采取這一方案。”（資料來源《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這便是他“一屆而下”的根本原因。我們還記得從“軟作陸”開始后，便是“大下崗”，揚言要“勇踩地雷陣”，于是便有了“新三座大山”，什么“減員增效”、“住房私自有化”、“醫改市場化”、“教改國際化”。一時間大江南北老百姓們把這幾項精英忽悠的內容編成了這樣的話：“國企改革砸了咱的碗，往房改革端了咱的窩；教育改革斷了子孫的路；醫療改革要了咱的命。”　　

當時我們也有許多不解，總認為中國那么多智者，不可能出的是下策。而實際情況如何，我們可以看一段《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上的描述：“吳敬璉被經濟理論界譽為“吳市場”，在社會上“爆炒”到了令人眩目的程度。在我未見到吳敬璉之前，老覺得他仿佛是高高地飄浮在半空中；當我見吳敬璉之后，卻發現他清醒地站立在中國經濟改革堅實的大地上。吳敬璉笑著對我們說：“從80年代起，我們這些人就都浮在上面了，號稱著名經濟學家；名聲大，還有官職什么的。冷眼觀察，我們這些富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現在看起來已經力不從心嘍。也就是在你們這些記者眼里看還有些炒的價值。1983年開始，我是重新學習現代經濟學的ABC。在耶魯大學時，我身為教授卻擠在一群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中去一起聽課。我與世界學術界的那些前沿人物交往，我自認為我在理論上已達不到他們的那種水平了。但是他們的理論我還是能懂……”（資料來源《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　　

今天我們才知道，這本書其實是一個半吊子的經濟學家現炒現賣指導出來的東西（甚至在多種場合中，這幾個學生都把這本書認定為他們自己的著作，不信可以查他們出版的著作簡介。或許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會在這么多年靠“摸石頭”前進的主要原因）。更有甚者，我們算一算這些人的年齡，可知他們那時也還只是一伙剛30來歲的孩子。其實我們都想不到，這個所謂“第二次革命”的基石實際上僅僅只有這么淺的基礎。《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出版于（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那么我們看看當時這幾位精英在干什么呢？　　

樓繼偉1950年12月24日生，1982年2月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本科生，1988年4月到1988年9月 社科院成本價格室主任(正處)。時年38歲。　　

周小川１９４８年１月生，江蘇宜興人。在職研究生學歷，１９８５年在清華大學獲工學博士學位，研究員。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時年40歲。　　

李劍閣（老朱秘書），1949年12月出生于中國江蘇省南通市。1984年12月到1988年6月，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員。時年41歲。　　

郭樹清生于１９５６年８月，內蒙古人。１９８５年３月至１９８８年２月任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助理研究員，同時在職攻讀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其間赴英國牛津大學作訪問研究。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先后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副司長等職，時年32歲。　　

這本書的出版按當時出版周期來說，至少是1987年完成稿子。這幫小子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可能還更早。很不幸，中國的改革大計其實并非“中國偉人們在掌舵”也就是說是計謀出于“一個快60的老頭子帶著四個30多歲的研究生搞出來的東西”。我并不排除青年人確有一些天才人物，雖然年少也能辦大事，但我絕沒有想到僅僅靠一兩個書生意氣的青年，就把中國革命的命給革了。如何評價這些年，自有這些年的實踐去檢驗。實際上中國成千上萬下崗工人走上不歸路與此書有著很大關系。　　

雖然中國學者寫的書成千上萬，但真正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的書也并不是很多的。吳市場雖然可以上榜第一名，但他的學生大多不認為書真正是他寫的。常常不著他的名，吳本人也常常在介紹他的學術著作時不提及本書。況且，吳老近幾年來看，他還是比較有良心的學者，一是他常常教訓他的這些個學生們，不要開“輪盤賭”、“不要借改革之名掠奪大眾。（見1999年2月各報），近年來他認為中國經濟學家確實存在重大錯誤，但他也認為：“中國經濟學家不應該集體挨板子。”他的意思很明白，從這幾年來看，中國經濟學家是應該挨板子的，但不應該是集體而已。當然要挨板子正是需要如本文這樣進行評估和排行以后才能公正的“論功行賞”。如此看來，吳老應該算還有一些良心的。本人認為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故只能排第五位。　　

認真研究這四個徒弟，有一個現象，年紀越大越低調。排行榜只從年齡從大到小排行就很合適（如認為不合適的，可以議論，咱再改）　　

有人會問，你怎么只抓住一個課題組就不放，是不是你只是井底之蛙沒有看到其他人？其實我同意張宏良老師的意見，誤國以金融業誤國精英為最。而這四個人都與金融業有關。　　

李劍閣，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下稱“中金”）董事長。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由摩根士丹利與建設銀行合資建立，是由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和公司基于戰略合作關系共同投資組建的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注冊資本為1.25億美元。2003年，國有銀行改革之后，中金公司的主要大股東(持有43.35%)，由原建設銀行轉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匯金公司)全資控股的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建銀投資)。其在金融海嘯時的失誤（？）損失了多少，大家都知道。周小川、樓繼偉職務和所干的事誰都知道，也不用多說。郭樹清是最年紀最小的一個（顯然應該是誤國精英的冠軍）。42歲時，體改委撤消后任貴州省副省長，分管外資和金融。2001年起，郭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同以上幾位一樣寫過很多書。被定義為“學者型官員”。并且，他們都是原國家體改委的人，曾經對中國改革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　　

關于李、周、樓、郭為什么要提名疑似誤國呢？因為金融海嘯，中國金融業是重災區，熟悉中國金融界險情，為中國金融安全擔心的人都知道，他們有多少錯誤（失誤）。每個人對國家造成的損失數以億記還是其次，嚴重的是對中國金融業安全造成的損失恐怕難以計算。如有懷疑，請查張宏良先生的統計資料（其實我希望那些統計數據是假的，因為太使人傷心了）。相信多數學者都會同意我的意見。　　

可能有人會說你有沒有證據呢？其實不用證據，我們應該有辦法，一是我們可以使用證據倒置的方式，如他們沒有誤國（賣國）只要主動將自己財產公布一下即可。二是對這些疑似賣國的人我們可以終身監察他們全家的消費。如果認為不公，誰請你站在“瓜田李下”呢。想必我們這些中國老百姓還是講理的。如果損失了中國老百姓如此眾多的血汗錢，不拍身上，亮亮腰包恐怕老百姓一萬年都不會相信沒有賣國。他們若是一不愿自覺公布財產，二不愿意受人民監督，那你又怎么能消除別人對你的懷疑呢？　　

有人會問，你怎么知道他們應該有多少錢呢？記得當年我們給郭算了一個帳（其他幾個也差不多）。　　

號稱“改革少帥”的郭某，從1982年畢業參加工作，85年工資改革，每月不過60余元工資，85年后他的工資不會超過200元，85年到92年成為助理研究員，其工資每月大約150余元（還是按副處級最高一等算），92年后實行新工資制度，他的工資是助理研究員，副司長，工資不過400余元，到96年后漲工資不過700至800元之間，1996年到2001年他到外匯管理局時，他的全部工資賬面工資總額絕對不會超過10萬元。而任建行董事長時年薪超過85萬元，一年的工資就是中央領導們最高一級工資從49年至2008年的總和還要多（據按歷年中國最高領導人工資標準計算共為76萬元。）　　

我們一方面要算他“正常”收入，同時也要算算他們是否超除了他們的“正常”收入。如果沒有，那就是我們錯了，我們愿意向他們賠禮道欠。　　

我們前面討論了第五名，現在我們要確定誰是頭榜上榜者呢？筆者過去除與樓、郭常有一會之緣，一席之交外，周、李都未有交道。他們的書也看得少，樓雖然寫有著作但也大多沒有看過，從他的為人來說也比較和氣，大有溫文恭儉讓的風度。對我等小人物也還比較禮賢下仕的。96年隨行香港時，許多時候待我等也還不薄，也深受感動。但投資“黑石”之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是失誤還是受人協迫不得而知（當然也不排出是高人出的高招也未可知），但筆者認為終究是大錯。這三人要排座次其實不難也無用爭論。　　

但要讓郭少帥上頭榜，當然需要更強有力的證據。否則不能服人。其實郭帥要上頭榜證據是充分的。從人品來說與樓相反，完全是一副剛愎自用有樣子，每次不管是理論務虛會，還工作務實會，記得他都是“開會常遲到，講話要優先”根本不聽別人的意見，全然一個典型的“華威先生”。完全視當地人為草介，與當年39歲在貴州當書記的胡總在貴州時的禮賢下士有天壤之別（直至今天，二十多年來胡總還是喜歡帶他的貴州秘書。在貴州時，常常與葉小文等一干青年團的小字輩打成一遍）。　　

我認為“走資改”少帥要上頭榜的原因至少有如下這些方面：根據2008年09月28日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1985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樹清（時年不滿30歲）、邱樹芳和劉吉瑞給國務院領導寫了一份報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設計。國務院領導批示“有益無害”，下令在北京西山為樓繼偉、郭樹清、許美珍、王芹、李弘、劉吉瑞、邱樹芳、宮著銘、賈和亭等年輕人安排了房子，用了兩個月時間寫出一份《體制改革總體規劃》。這是中國第一份經濟改革的總體設計。” （見經濟觀察報，吳敬璉語）足見其功勞不容抹殺。但是這些個三十多歲的一幫助理研究員用兩個月時間設計出的東西。若真是用于“第二次革命”偉大藍圖是不是太“兒戲”了呢？理所當然，一出來就被老鄧否定了。　　

讓人萬萬想不到的是老朱掌門后，竟然將其作為改革藍圖。我們不知道這是將“兒戲當改革，還是把改革當兒戲”，老朱在任五年在他們的忽悠下，做了四件事：砸碗、端窩、斷路、要命，件件事都是穿老百姓心窩的事（這或許正是一屆而下的原因，今后歷史將會證明）。新的“三座大山”即形成于此時。而“新三座大山”的始作俑者是誰呢。雖然中國自認精英的人大有人在，但許多人并沒有決策操作權。而他則不一樣，從理論到實踐完全是“少帥”一手完成的。可以認為中國房改、醫改、教改都是是他一手完成的，一是看看他在貴州期間的多次講話（講話大多出了書的，查起來十分方便），再查查他的《改革攻尖的思考》這一著作，任何人都應該不會有異義了（容附語錄于后）。　　

在中國多數人并不知道，誤國害民的中國房改方案實其原本是發端于貴陽市的。中央解散了體改委后（中國體改委為什么解散？這個歷史之謎或許還需要一些年頭才能真相大白）“少帥”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難以實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貴州推銷，當時該省人大、政協60多名委員聯名反對，于是便以副省長的名義將方案拿到貴陽試點（可以查貴陽方案出臺時間）。貴陽市的頭們不知是礙于“下級服從上級”還是什么別的原因。推行了現行房改方案。這就是后來的所謂“貴州模式”。  曾幾何時，中國一些激進的改革派經濟學家認為，“住房制度改革，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這種觀點，近年來漸漸地被實踐證明完全是癡人說夢。這種提法已經成為歷史的笑談。  郭某隱瞞貴州民眾強烈反對的真相，將“貴州模式”在各種場合吹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國眾多省市欲來貴州取經。但許多省來人到貴州考察之后，發現與其吹虛的大相徑庭。甚至認為這是一個“與民謀皮”且影響安定團結的“苛政”，斷不可學（后來證明貴州房改模式確實沒有任何一個省敢于效仿）。房改偉大勝利“順利實施了，全國推開，順利實施了做房商品化，樂了房地產商，氣死了不少老百姓。這個模式的實施也使貴州人民叫苦不疊。許多人曾找當時腐敗書記劉芳仁申訴，劉芳仁也曾擬過問此事，郭某知情后，雖然天天見面，但還采用寫信方式告訴劉，房改方案大有來頭，是老朱的意思，并附有給老朱寫信的復印件。其時劉芳仁案情雖未敗露，但自知是“夾屎狗”，只好收聲了。貴州老百姓也沉默了。　　

從實施這種被老百姓稱為“禍弊化”房改方案出現以來，不但給貴州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同時在全國也造成了許多災難性的影響。雖然“住房是新經濟增長點”的房改觀點已經被否定，但其留下的后遺癥確是致命的。　　

回過頭來看十年房改，其惡果早已被實踐證明了其荒唐性。 面對今天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實施10年以來的現狀，回首十年來的歷程，再看看今天不斷攀升的房價，老百姓不滿意、政府也不滿意。其改革方案的失誤（其實從改革一開始我們對房改的認識就是錯誤的，比如說“從福利分房到貨幣分房”的概念本身就是錯誤的。試問，中國何時有過福利分房？？？？當時只不過是用福利的形式按排租房。從來沒有說單位分的房子是個人擁有的。）也成為大家的共識（在近年兩會上，住房改革設計始作俑者郭樹清也承認“十年住房制度改革教訓深刻”）。從當年來看，一則于老百姓來說，由于多年的低工資，還將所剩無幾的工資全部一夜間填進深坑；從政府角度看，當年各類人員為解決住房問題，對政府增加工資的壓力和呼聲增大，政府則不得不多次提高、增加工資。從今天看，政府過去將公有住房產權廉價賣給職工，那點錢早已不管用了，況且那些錢怎么用的已經是前幾屆政府的事了。如果今天需再贖回單位公房，則需花數倍的價格還未必能贖回。對于房改造成的災難性惡果，可以說使得黨和政府進退兩難。雖然2007年下半年國務院有關部門提出了六大措施，但是，即使是從現在起改弦更張，調整土地審批政策、重新制定住房標準、落實廉租房制度，要改善住房問題也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有所緩解（同時，由于解困廉租房（貴陽市定價每平米750元）對于房開商來說，他未必高興與政府合作。以至于未必不會成為政府一廂情愿的愿望）可以說這些政策可能于老百姓來說只是“畫餅充饑”。　　

從以上情況來看，顯然中國房改從定位到實施都是錯誤的。我注意到當年朱總上任是把住房作為經濟增長點，但到他五年后離任時卻只字未提這方面的功勞。今天，我們看到了醫改已經從市場化的道路改到了公益性的公共產品的指向，雖然還不能說三座大山倒了一座，從趨勢來看其他兩座大山也應該快了。筆者從十七大的“五有”看，房改的回歸應該不遠了。按科學發展觀的思路，教育改革也有回頭的意思。下崗問題近年大家都知道，本屆政府反而是要求“保崗求穩”。應該說“新三座大山”在科學發展觀的強震下，應該說倒掉是有希望的。　　

由此觀三十年，除了那五年和幾個精英的忽悠，總體來說還應該是好的時候是多數。其實我不同意中國“極左”人仕的觀點，認為建國后三十年如何如何。要整體否定三十年改革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其實任何人也沒有這么大的能量（樹敵過多?）。再說老鄧也還是有他的原則的，從他不同意老帥、少帥們的“整體設計”方案就可看出，他是不同意“踩這些地雷”的。1985年3月7日，他說：“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我作過調查，在1978年到1988年這十年間中國老百姓還是很高興的。其實要害不在于三十年有沒有成就，而是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博弈的過程中，我們的“雙贏”結果，資本主義贏了什么，我們贏了什么，比較起來值不值才是關鍵。　　

這使我想起，控制論作者維納先生說的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在他朋友處見到了一個從印度帶回來的“猴掌”，朋友告訴他，它可以給擁有它的人實現三個要求或是愿望。并告訴他雖然可以實現他的愿望，但以前擁有它的幾個人每一個都不得善終。故他不敢向“猴掌”提要求。于是這個人要朋友將“猴掌”轉送給他。他得到“猴掌”后，回到家便向“猴掌”提出了第一個要求：請給我2500美元。話剛落音便響起了敲門聲，有人給他送來了2500美元——他兒子陣亡的撫恤金。于是他傷心地對”猴掌”提出了第二個要求，我要我的兒子回來。到了晚上他幾子的靈魂回到家中又哭又叫。一家人不得安寧，于是他又向“猴掌”提出了第三個要求，請讓我兒子的靈魂安息吧。于是他兒子的靈魂離開了他的家。維納先生總結說，有時候，我們得到的，并不是我們想要的。有時候我們從表面上得到了我們所要的東西，但我們所得的東西遠遠不值我們所付出的代價。　　

只有從這樣的意義上來探討才有些意義。另外，我們還要看到，從十六大以來，許多苛政正在被改變。科學發展觀正在撫平中國民眾的創傷。　　

如果大家還認為他夠不上頭榜，請看所附語錄。（如還不認可，我們還可再議議他推行國有銀行股份化的嚴重后果（請看郎咸平先生對中國國有銀行不應、不該股份化的議論）　　

附：關于房改問題我們再看看“走資改”少帥在《改革攻尖的思考》和《1996年-1998的經濟和政策》著作中如何說的：
    “住房支出在職工生活費支出中的比重和改革前相比幾乎沒的提高，許多城市甚至還有所下降，租金和售價合理化的最大障礙常常被歸結為“缺乏承受能力”，實質問題是，國有單位職工的工資中長期以來不包含全部住房費用。即使工資中原來包含的那一部分住房費用，由于租金不能隨著物價和工資的上升而調整，個人實際負擔的比重越來越低，也沒有完全被用于住房支出。 ”
     “包括職工第二職業收入、單位以各種名義發放錢物、利用價格“雙軌制”進行了倒買倒賣活動的收入，等等。有些收入不合理但是合法，有些收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屬于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這些非工資性收入比工資性收入增長得更快，成為職工總收入過快增長的直接推動力量，在職工總收入中的比例也越來越大。”

    “按照上述基本思路，租金價格提到合理水平可以很快做到，除去給公有部門職工折扣優惠之后，實際回收的現金流量可能達到合理價格的一半左右（各地可適當有所差異），住房資金進入良性循環已沒有問題，其他過去不公平分配遺留的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矯正，國家不需要增加任何新的投入，企業亦如此，房改難點即可攻破。”

     “歷史地考慮住房分配關系，同時把握“暗補”和“明補”，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我們就不會再糾纏于“承受能力”的問題上。

    “現有公房近30億平方米，按重置價，至少在3萬億元左右。抱著這么大一塊實實在在的資產，卻在說房改承受能力太低，豈不可笑？ ”
    “房改步履蹣跚，最大的障礙是所謂‘沒有存受能力’。這是一個蒙蔽我們多年的認識誤區，實際上我們有多少實物房屋和建設規模，我們就有多大承受能力。”（《1996年-1998的經濟和政策》252頁）看來，直到今天，作者還把擁有房屋和承受能力扯在一起。
    “由于目前職工工齡是20年左右，所以按工作年限均攤，大體上是每人每年對應有1500元。這樣工作40年的人有6萬元。工作10年的有1.5萬元，工作2年的有3000元分別記在帳戶上，這個存量資產基金不能提取現金，只有一個用途，按規定的辦法抵交購房款或抵交房租。假如一對夫婦工作30年，兩人共有9萬元記在帳上，當他們買一套80平方米的住宅，就可以只付3萬元（1500*80-90000=30000）。”（《1996年-1998的經濟和政策》253頁）
    “通過住房制度改革，提高租金和售房價格，回收資金，一年增加幾個億，沒有問題。”
     “在住房問題上，顯然也存在這個問題。世界銀行有的專家指出，在過去，工人的工資固然很低，但與此同時他們已經得到分配的住房和服務，這樣二者可以抵消了。”
 
   “但問題在于并非每個職工都能在同一時間分配到相同數量的住房。在計劃經濟時期，住房的分配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到目前為止，住房的公平分配問題也沒有解決，而且也不可能解決，實際上這也是以權謀私和腐敗現象最為嚴重的一個領域。”
 
   “房改要全社會統一推行，各城市方案根據當地情況，可有所不同。現在的公房雖然有單位、部門之分，但住房的人卻早已多重交叉了，一個家庭的成員也可在不同行業工作，所以房改必須一起搞，否則社會有許多矛盾、漏洞，防不勝防。
 
    “政府機關，從中央領導到一般辦事員，最好都能一起參加房放。無非是將暗翻明的補貼（即“存量資產公積金”）差別拉到合理水平而已。從總體情況看，我國政府官員（包括高級官員）的實際住房水平與一般職工的差別并不比其他國家大。越南房改一步到位，租金提高數十倍，補貼返還不按工資平均比例搞，考慮了各種合理差別，社會完全接受。”
    作者還說：“房改提租和出售就是典型的例子，反反復復，步履艱難，困難總是被歸結為收入水平低、承受能力差，這是錯覺，因為這里涉及到的僅僅是實物分配轉變為貨幣分配，并不減少職工的收入。”
    “通過住房制度改革，提高租金和售房價格，回收資金，一年增加幾個億，沒有問題。”

　　

    “所謂高收入者高價，中低收入者低價，既無道理也難操作。長期允許標準價而且要限制出售是根本做不到的，結果只能促進“黑市”或“灰市”的繁榮。” 

    “一個市長的工資可能只是一個普通工人的兩倍，但是市長得到的住房可能是一個普通工人的4倍，當統一提租并按工資一定比例發放補貼后，對這個普通工人來說可能增支和增收正好相等，而市長卻要另外再凈增加支出一大塊。又如在售房方面，盡管有地方和單位的不同，有種種優惠，但對住在同一類房屋里的住戶是幾乎沒有區別的，工作了幾十年的職工和剛剛就業的職工，權益基本相等，這正是世界銀行官員所堅決不贊成的。由于不能區別不同人群，所以無論是提租還是售房，我們只能按所謂最低承受能力水平來設計，這是典型的“木桶效應”

   “按成本價、標準價購房的職工離退休后，家庭生活發生困難的，可將所購住房抵押給原售房單位或其所屬的住房資金管理分中心，并按屆時其家庭收入低于全市中等家庭生活費支出的部分，按月從抵押中支取生活費。抵押人及其配偶辭世后，抵押權人方可按有關規定處置住房。抵押金支付生活費不足的，不足部分由抵押權人補發；有剩余的，按抵押人遺囑處理。”

   “租售回收資金應由政府統一歸集、管理和運用。除用于現期必要的維修管理支出之外，其余部分必須用于新住宅建設。按市場經濟的方向要求，企業和單位今后要把房管權責分離出來，一步做不到完全脫鉤，也要保證資金的集中使用，不能繼續承認企業和單位的所有權。”

   “因為建設住宅靠銀行增加貸款是十分困難的，而房改可以把居民儲蓄動員出來，直接轉移到住宅建設，這又不減少銀行的信貸規模，是非常劃算的。”
   鑒于篇幅，《改革攻尖的思考》一書中還有許多關于“教育產業化”、“保障社會化”、“國有資產流失合理化”等等極其荒謬的錯誤觀點不勝枚舉，容后另文再議。若認為排行不當請指正，并請往下排，將這些誤國精英都放在聚光燈下。　　

再附網上一篇聲討誤國精英的奇文共賞。　　

《討逆檄文》　　

  蕓蕓眾生，失德則泠；烝烝靈息，無儀則獍。人有溫熱，天有暗明；榮于善行，恥于惡名。富坐金山，不仁劣性；貧居寒窟，德守溫情。當思澤東系民，一統德道盛興。拭目今日，邪惡橫行；法不能暢，制不得清；老無所養，少入窘境。不守節操，淫亂成性。食民之不敢食，飲人所未嘗飲，嫖稀少之年齡，賭大筆之數額，包別墅之嬌伶。棄德之昭明，拋心之魂靈，陽為人之形狀，陰則阿諛后庭。登堂妒忌，官位爭相沽名；入室紛爭，以討蛾眉高興；讒語掩殺，對手怏怏無命。慫恿污流，演義骯臟之風；金錢萬能，可以不要魂靈。為錢，賣笑縱情；為錢，拋卻親情；為錢，放棄愛情；為錢，喪盡人性；為錢，遠離友情。如今神人共怒，天地更所不容。猶有暗藏禍心，妄想天崩。以達亂中取勝，飽囊別宮。國之蝥蟲，禍害已成；民之賊子，何其求成？噫嘻！國人幡然悟醒，獨尊悠久孔孟。柳絲飄拂，覺春來之綠生；荷珠映彩，喜夏花之幽凈。　　

  愚一介布衣，無所適名。謹奉黨之宗旨，循澤東之志，演仲尼之遺風，氣沖云天，立志長纓，順乎民心，爰舉義旗，吁呼之誠，竭盡所能，但求清風，呼喚道德，吶喊人性！　　

 復蘇復蘇兮，道德！回歸回歸兮，人性！　　

牽衽散人金學孟感慨于丙戌秋
                        2009/04/08

吳敬璉“和平演變”中國經濟的方略與智慧
 
作者：司馬無痕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1840    更新時間：2010-4-3  

吳敬璉 “和平演變” 中國經濟的方略與智慧　　

  在科學發展觀深入人心的今天，中國經濟“和平演變”的圖謀廣泛地受到了阻擊。特別是黨的十七大以來，住房、醫療、教育的泛市場化改革受到了全面質疑和阻擊。實行了十年的生產型“增值稅”在09年已被叫停，轉型為消費型“增值稅”。鮮為人知的是生產型“增值稅”曾經是吳敬璉經濟“和平演變”的暗渡陳倉的重要“突破口”。筆者在生產型“增值稅”開始推行之時，就大惑不解，但筆者畢竟不是稅收方面的專門研究者。但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生產型“增值稅”發展，終于在09年看到了這種禍國殃民的生產型“增值稅”被黨中央叫停了。（文后將附近些年來專家們控訴生產型“增值稅”推行的災難性后果）。　　

    一、吳敬璉“和平演變”中國經濟的方略　　

  吳敬璉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不知何故此書多年前已從各種電子圖書館——如超星，中撤除，作者在各種場合也絕少再提此書，但筆者手中目前尚保存此書掃描電子版，若有需要，可提供討論。）中指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或某些戰時經濟在朝向商品經濟的改革的逆轉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發生政治上權力變化，這里且存而不論。另一種是“和平演變式”的逆轉。”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吳敬璉、周小川等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76頁，本文所有引摘均出自此版并作認真校對，該書編者說明，本板除增加周小川兩篇文章和樓繼偉一篇文章外未作任何修改）。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就是這樣一部如何“和平演變”中國經濟的總體設計。過去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議論，說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是“摸石頭過河”，其實辯證地看不全是，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十年，在鄧小平同志把關的時代，雖然有走資本主義的呼聲，但公有制的主體沒有動搖，他的改革底線是不出千萬富翁和兩極分劃。“四項基本原則”還是占主導地位。說前十年是“摸石頭過河”還有些可信。因為吳敬璉的旨在“和平演變”中國經濟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被老鄧否定并“擱置一旁”。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出版過兩個版本，第一版是1988年版，其出版背景如本書后記所言：“《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形成于1987年底。 當時，繼1986年底價、稅、財、金、貿配套改革方案被擱置一旁，改革戰略從配套改革轉向以企業改革為突破口的思路。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李劍閣等主張整體改革的經濟學家認為，這一“戰略轉變”的方向是不正確的，他們希望將1984—1987年期間所寫的方案、經驗總結和理論文章出版發表，以期把整體改革派的學術觀點和政策主張介紹給更多關注我國經濟改革事業的人。”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511頁）　　

改革的前十年“走資改”并沒有市場。老吳“和平演變”的綱領的啟用是改革十年之后的事。根據《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介紹“吳敬璉、郭樹清等人在上世紀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的研究報告，后被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找出來了，他不但對這份研究報告很感興趣，而且建議逐步采取這一方案。”　　

一般而言，作為社科研究者來說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任由你書中有多少謬論，如果不形成政策，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都是有限的。要命的是這些具有重大政治錯誤的研究成果一旦形成政策，那將是致命的。從現在我們才明白當年為什么要搞“三講”。體制內的人都知道，其實講政治就是針對熱心于“砸碗、端窩、斷路、要命”踩“地雷”的“鍋巴”，這正是他一屆而下的應有結果。黨的十六大以后，特別是“科學發展觀”提出后，黨中央一直是在努力做“轉折”的工作。因此，其實本人對兩個“三十年”的劃分并不贊成。　　

老吳說改革是“摸石頭”摸過來的，那就肯定是在忽倏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開宗明義就是要設計一套整體的，系統的中國經濟 “和平演變”綱領。其內容包括“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的整體的“和平演變”綱領。而絕非是根據現實情況 “摸”出來的。如果說“摸石頭過河”能夠成功完成“走資改”，那無異于是說“猴子在打字機上跳出了一部莎士比亞”。 他所謂“摸石頭”的說法不過是掩蓋有預謀復辟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主動性圖謀。　　

    我們知道要，完成中國經濟的“和平演變”并非一個領導人的講話，一個綱領、一句口號、一個設計就可以完成的。沒有黨內熱衷于走資本主義道路思潮的支持和擁護的“內因”，“石頭”也是不會孵出小雞來的。筆者在體制內與改革同行近三十年，深知只有口號，而沒有方案，沒有綱領，沒有戰略目標、方針、原則、步驟、戰略突破口永遠都只是空中樓閣。我們不能想象，一句口號、一個談話就能將“舊燈換了新燈”？“鍋巴”沒有那些背后的“司爺”及其手下的操作，雞蛋也孵不出小雞的。吳敬璉充當的正是這樣一個“外因”的角色。由于他在戰略選擇上的智慧，導致中國經濟“和平演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完成。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年這個“司爺”及走卒是如何成功把我們給忽倏了的呢？　　

一是戰略選擇高妙：吳敬璉們深知從理論上講“政治權力變化”是推行資本主義經濟路線的捷徑，但是吳老深知在社會主義中國辦不到，他們巧地選擇了經濟“和平演變”的方式。顯然，他們選對了戰略措施。這是一條極為穩妥的妙計（或陰招）。　　

有人提到這樣的“和平演變”方式容易發生逆轉。吳老胸有成竹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即便改革發生逆轉，也不會回到與原先一模一樣的狀況。由于市場機制的引入，人們的追求利潤的動機會普遍增強。行政官員也難于免俗。而一旦強化行政分配，指令性計劃管理的水平回不到原有的狀態，而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濫用權力等瀆職腐敗行為卻會急劇增加。整個經濟在退向舊體制的同時。會或多或少地滑向腐敗的官僚經濟，給日后再度改革增添嚴重的障礙。” （《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第77頁）　　

吳敬璉們改革的設計絕不是“頭痛醫頭，腳步痛醫”腳的“摸石頭”，而是從整體的“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的整體聯動改革。如果說是“摸石頭”摸不著，還可以退回來，而吳大師卻是給我國經濟的“和平演變”設計的路卻是一條“不歸路”。顯然他完全知道我們今天會進入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的。　　

二是戰略步驟穩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與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987年時，吳大師認為：“我國經濟改革只是順利通過了制造輿論、發動群眾和使新體制的某些要素在國民經濟中試行的發動階段，從舊體制到新體制的轉軌還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第4頁）。“制造輿論、發動群眾”還不夠，于是“資改派”拋出了忽倏人的“初級階段論”、 “補市場經濟課論”、“二次革命論”等為“走資改”大造輿論。　　

回想那段時間，正是筆者20來歲血氣方剛的年代，有幸晉京聆聽厲、吳等大師們的“發動”。當時確實是熱血沸騰。與厲大師不同的是吳大師總是娓娓道來，不像厲大師一開口就是“政府得了老年癡呆癥”、“國企得了小兒麻痹癥”，從而高調推銷他的“股份化”方略。而吳大師只是大講市場經濟的美好圖景，但他從來就沒有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后，數千萬國有企業工人要下崗；國有資產會大規模流失，資本家開的工廠除了榨取你的血汗外，不再有學校、醫院、不再為你提供住房，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職代會、工會，你要爭取權利，就得在權利和失業間作選擇。資本家如何可以通過稅收巨大的漏洞偷稅漏稅，如何通過股份化將國有資產化為私有，如何可以通過證券市場掠奪人民的財產，如何通過金融、貿易將勞動者的血汗輸送到洋主子手里去，從而分得一杯羮。你的兒子、孫子，需要你一家三代人的一生積儲才有房住。你的兒子、孫子需要高額學費才能上大學等等。你得了重病只能提前送終。　　

記得一個名人說過，騙子往往只給你描繪你將可能得到的，他永遠不會給你講你將失去的。正如維納給我們講的關于“猴掌”的故事，它可以給你帶來2500美元，但條件是你兒子的生命。想當年在“十三大”以后的一段時間，老吳上竄下跳，通過三寸不爛之舌制造了多少輿論，大家都清楚。顯然“吳市場”不是浪得虛名的。什么“計劃經濟”如何僵化、“初級階段”需要用市場經濟補資本主義的課。　　

回首當年，他為什么要造輿論、發動群眾？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三是戰略目標明確：吳大師的整體設計對“和平演變”作了長期、中期、短期規劃。詳見《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中“關于體制改革總體規劃研究”各章。　　

四是突破口選擇出人預料。在《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實行增值稅：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章節中他指出：“通過這一稅制的改革，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是許多國家、特別是外貿占國民經濟比重大的國家的主要目的，即在進出口的國內稅收制度上與實行增值稅的國家(如歐洲共同體國家)銜接起來。在外貿體制改革中，要想真正取得這一方面的好處，就必須把這一稅制改革與匯率政策、國內價格改革和外貿企業化經營結合起來。如果實現了這種同步配套的改革，實行出口退稅、進口復征的增值稅，對促進外貿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好處是十分巨大的。”從這段看起來很美的話，我們仿佛看到了增值稅的巨大前景和好處。但實際實行增值稅后，存在許多問題：　　

     一是抵扣憑證多樣化，缺乏規范性，增加了管理難度。抵扣憑證除增值稅專用發票外，還有運輸發票和農副產品及廢舊物品的收購憑證等。由于這些交易對象主要為農戶和個體勞動者，大多采用現金交易方式，收購憑證由收購方隨意填寫，稽查無據。造成企業虛報抵扣、重復抵扣等。　　

    二是抵扣稅款以時間劃分不能體現銷項稅與進項稅額配比抵扣原則，導致大量企業尤其是商業企業利用抵扣時間大做文章，達到長期擠占應繳稅款、延期納稅的目的。　　

三是我國現行增值稅是采用憑票扣稅的辦法計稅的，因此增值稅源能否有效控制，關鍵在于憑票扣稅中的"票"能否如實反映經濟活動，以票管稅只局限于票面審核，而票面所反映的經濟內容的真實性難以控制，從而造成"票"的含金量高，不法分子不惜鋌而走險，采用虛開、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手段，以達到偷逃稅的目的。　　

不少“皮包公司”的結論則是：“比搶銀行還便利”。（我們只要在網上查一查，增值稅犯罪觸目驚心，從最近的情況看，僅一個長虹“通過買賣銀行承兌匯票形成虛開增值稅發票，數額至少在20億元以上。”（北京晨報）　　

1995年山東研究者王仲禮就指出：“從我們已破獲的利用增值稅發票犯罪的案件來看，十萬、百萬、千萬，乃至上億元的都有。搶銀行都達不到那么高的數額。再看難易程度，由于購進扣稅法，見發票就可以抵扣稅，憑發票可退稅，有的開個皮包公司不用生產，只開發票就來錢。）（全文詳見附件1）。十多年來，利用增值稅發票鯨吞國有資產的數量大得驚人。這也就是十余年來我國億萬富翁奇跡般增長的原因之一。反觀十年增值稅推行以來，它的作用并不僅僅是稅制的改革，而是吳敬璉推行經濟“和平演變”的重大配套措施。可以說中國私有制企業大多有偷稅漏稅的原罪。　　

二、“和平演變”的“突破口”選擇有“暗渡陳倉”之效　　

當然有人會說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出現今天的現狀或許是吳敬璉們始料未及的。實際上關于“增值稅”開征將會產生的風險他是知道的。就在他的團隊中，在《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書中由劉力群、石小敏執筆的“稅制改革的反思”部分就指出了增值稅可能出現的問題：“作為流轉稅改革的方向，這個想法是對的。但是從目前現實的無論哪個角度看，近期上馬增值稅都是既無條件，又不急需的。根據國際經驗，我國要改行增值稅，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實行增值稅的產品價格要改為自由價，而現在是雙軌制，真正放開的價格并不多。第二，稅率要較大幅度降低并規范化為三至五個檔次。而我國目前的增值稅率是要按原產品稅率換算的，稅率既高，檔次又多(現行產品稅率檔次有20～30種)，使扣除法與外貿退稅都無法實行，這樣，深加工產品稅負重的問題就仍未解決。第三，財會制度與征稅技術也要大改。目前，我國企業財務帳戶上生產、生活、福利等項支出混帳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若用加法計征增值稅則應稅額偷漏太多，而用減法卻又太繁雜。此外，改行增值稅一般是與國內市場同國際市場完全聯通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是因為當外貿自由化后，出口產品不能再靠財政明補貼，須以出口退稅代替；而進口產品也不能再靠高關稅限制，只有用國內的增值稅頂住；當外貿進一步自由化后，進口產品的品種、渠道大增，即使遍地設關也難防偷稅漏稅，只有靠增值稅的扣稅法來查補關稅。”同時還指出：“如若一味急于上馬，所換得的增值稅就難免徒具其名，實際上還是產品稅，費力不小但問題依舊，還會造成更多的偷漏。據有人估算，去年，由于價格體系不合理，僅機械產品增值稅的偷漏額就達幾十億元。在流轉稅改革上退步固守不好，在增值稅改革上急于求成同樣是有害的。” （《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160頁）　　

但是吳大師更有棋高一招的看法，他在文中指出：“這項改革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決不能把實行增值稅單純看作是稅制改革，而應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通盤考慮，綜合設計，配套出臺，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186頁）同時還指出：“對推行增值稅所引起的利益調整及其對實行增值稅的阻力，應有所準備。一方面，應讓企業報告利益調整的情況，對利益損失較大者應采取過渡性補救措施；另一方面，對利益受損者的反對應有思想準備，以便頂住由此產生的政治壓力”。（《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180頁）他所言的預期效果顯然就是中國經濟的“和平演變”，他不是不知道增值稅的危害，而是為了推行“和平演變”， 增值稅的推行不可或缺。增值稅的推行全面墊定了中國私自有化的強大基礎。　　

從今天來看，除了上屬弊端外，就我國稅收改革發展來看，專家們還普遍認為：生產型增值稅弊端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它切斷了增值稅的征收鏈條，不能徹底消除重復征稅，有悖于增值稅建立的初衷。二是它不利于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有悖于我國的產業政策。三是它阻礙了征稅范圍的擴大，不利于增值稅的完善。四是使增值稅的發票交叉審計功能弱化，增加了征管難度，使稅源流失難以控制。　　

從“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的整體聯動的“走資改”整體設計來看，僅僅是一個“增值稅”的推行，就給我國的“走社改”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他也從來沒有諱言他的“和平演變”就是要走資本主義，就是要“革”公有制的命。他在書中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它給人民群眾帶來的好處不象“打土豪分田地”那樣直接和明顯。同時由于要重新調整利益分配關系，不能不引起一定的社會矛盾和困難。目前已有一些尖銳的社會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并盡快采取措施。” （《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39頁）。“資改派”之所以將“改革”定性為“第二次革命”實際上他們想“革”的就是“革命”的命。關于什么是革命，我想毛澤東同志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把改革稱為“革命”其目的已經非常明顯了。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私有制替代社會主義公有制。　　

顯然，他所說的“改革”實際上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而非我們所說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完善的“改革”。我們今天說要用改革的方式解決改革中的問題，是指用社會主義改革方式，否定“走資改”的改革。這當然不是走回頭路，因為改革過程中并非沒有我們和“資改派”的斗爭，在“走社改”和“走資改”在博弈中，多數時候是在前進的，只能說我們在 “走資改”的牽牽制下中走了一些彎路。需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去。由于“資改派”給我們設計的是一條“不歸路”，需要較大的能量阻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貫性。這當然需要時間。回頭路我們當然是不會走，比如已經停止的執行的部分“出口退稅”、生產型“增值稅”的轉型等當然不會再走回去。當然，我們的任重道遠，這些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還會繼續忽倏我們，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由于本人精力、水平有限，希望烏有能對《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在“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面進行全面揭批。　　

2020年4月2日

附錄1　　

完善增值稅幾個問題的研究——關于增值稅征稅對象　　

王仲禮　　

摘要： 增值稅是中性稅種。但世界各國大都沒有實施中性的增值稅。其實質是對增值稅的扭曲。特別是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扭曲得更嚴重。消費型增值稅也不是中性的，抵扣稅過多，其實是對設備投資的鼓勵措施。本文試圖探索增值稅的實質，以找到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增值稅、研究 　　

增值稅就是對增值額征稅。所以能夠做到"道道征稅,稅不重征"。這就是增值稅的生命力之所在。怎么能保證做到對新增加的價值征稅呢?起碼要有三個前提條件：一是納稅人必須是全面的,就是只要是屬于增值稅"鏈條"上的納稅人,都必須繳納增值稅;二是稅率必須是單一的；三是征稅對象必須是真正的增值額。這里先僅就第三點進行探討。如果增值額不是新增加的價值,那么,這個增值稅則被扭曲。增值額中包含的非新增加價值的成份越多,則扭曲程度越嚴重。例如，稅率為單一稅率17%，商品價格為200元，其中增值額為100元，另100元就是非增值額了。對商品征收純增值稅，增值稅額應該是:100元×17%=17元。如果該商品增值額中含10元的非增值額成份，增值稅額則是110元×17%=18.7元。如果增值額中包含全部非增值額成份，增值稅就是200元×17%=34元，這實質就是對商品征收產品稅，而不是征收增值稅。相反，如果計稅依據少于100元，那也不是對新增加的價值征稅。如果少到凈利潤的程度，則是對所得征稅。那么，這個增值稅就又變成了所得稅。所以，從道理上講，我們既然選擇了增值稅，拋棄了產品稅，后面還要征收所得稅，就應該把我國的增值稅政策目標定在對真正的增值額--新增加的價值征稅上。　　

  我國增值稅的計算公式是:應納稅額=當期銷項稅額－當期進項稅額。這只在當期進銷項相匹配、稅率單一時，才會符合增值稅原理。例如，稅率為17%，銷售額200元，銷售額包含的購進貨物及勞務100元。用扣額法計算，應納稅額=(200元一100元)× 17%=17元。用扣稅法計算：應納稅額=200元×17%-100元×17%=17元。如果稅率不是單一的，則必然造成人為扭曲。用扣額法就無法計算。如果進項稅率為13%，銷項稅率為17%，用扣稅法計算:應納稅額=200元×17%-100元×13%=21元。同樣的增值額，該納稅人多納稅4元。深入分析，B納稅人從A納稅人購入的這l00元貨物，盡管A納稅人確是納了13無的增值稅，但這100元的貨物轉移到B納稅人那200元商品中是要用17%稅率來計算的；同是這100元的貨物，在A納稅人那里是13元增值稅，而在B納稅的這里則要納17元的稅。這4元錢的增值稅款實質是補納的。同理，如果在A納稅人那里免稅，則在B納稅人這里要全部補上。如果稅率相反，則B納稅人就可得到17元錢或4元錢的退稅。國家給A納稅人免的稅或減的稅，要B納稅人補繳，道理上能講通嗎?在實踐中，有時矛盾被掩蓋，但有時就很突出。如銷售購進的免稅品、用收購的廢品生產的商品銷售、運費抵扣7%，購進免稅農產品抵扣13%等等。根本解決以上問題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選擇單一稅率；二是多稅率時，進項扣除率采用銷項稅率。 　　

   我國增值稅采用的是購進扣稅法。誠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是這樣做的。但我們從增值稅的原理上來分析，購進扣稅法有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不匹配的弊端。并且把國家征多少稅，在什么時間征稅的權力交給了納稅人，與稅收的根本原則相悖。本來納稅人當期銷售收人20萬元，增值額10萬元，稅率為17%，按增值額計算應納稅1.7萬元。而納稅人當期購進貨物40萬元，按購進扣稅法，當期應納稅額=20萬元×17%-40萬元×17%=-3.4萬元。納稅人實現增值額本來當期應納稅1.7萬元，按購進扣稅法，不但當期不用納稅，而且還有3.4萬元的留抵稅額。如果當期貨物全部出口，則按原來的政策，該納稅人還可得到3.4萬元的出口退稅。這不難看出，購進扣稅對增值稅原理扭曲多么厲害。在這種情況下，根本就不是對增值額征稅，所以也就不是在征收增值稅了。這也是我國實行增值稅零稅率政策之初為什么退那多稅，以致使國家財政承受不了的基本理論原因。　　

    購進扣稅造成的弊病很多：　　

首先，實行該稅之初必然遇到期初庫存貨物進項稅抵扣問題。因為稅法規定購進貨物就可以抵和稅款，所以期初存貨進項稅額就應該允許抵扣。但國家財政絕對承受不了。就拿我們煙臺市涉外稅收來說，經過多次檢查核實，到1995年3月底的核實數是全市期初存貨分離稅款2.17億元。1993年全市涉外稅收僅1.67億元。1994年在沒有允許按比例抵扣的情況下，實現增值稅1.98億元．也就是說，如果按照購進扣稅法，當年不但沒有增值稅收入，國家還應該給納稅人退稅0.19億元。可見，購進扣稅不但扭曲增值稅原理，而且國家財政也難以承受。因此，國家只好決定期初存貨分離稅款五年攤銷。這樣的選擇，既沒有依據增值稅原理，也沒有依據購進扣稅的政策。　　

其次，購進扣稅，因為購進的權力完全在納稅人手里，所以實際上他就掌握了什么時候納稅、納多少稅的權力。我國對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有稅負高返還的政策。納稅人完全可以運用購進扣稅的權力"制造"稅負高，從而得到本不應得到的退還。舉例說明:某納稅人如果按照正常的購銷經營，稅負與原繳納的工商統一稅稅負齊平，這樣五年稅負高退還的政策對他來說沒有實惠。他利用購進扣稅可以最多"制造"三年的稅負高退稅。第一年配合使用期初存貨分離稅款不準抵扣的政策，該購進原材料等也不購進，進項稅少，銷售收入多，稅負肯定要高，必然得到退稅。第二年正相反，多購進，稅負讓它特低。　　

第三、五年重復第一年的做法。第四年重復第二年的做法。三年的稅負高不就輕而易舉地"制造"出來了嗎?更有甚者，本來稅負低的企業，也可以如法"制造"出稅負高來。可見購進扣稅的弊端是何等嚴重。不僅如此，納稅人還可以隨心所欲地"制造"出"零申報"、"負數申報"。這種情況太普遍了，征稅機關毫無辦法。長此以往，后果不堪設想。再其次，購進扣稅，進銷不匹配，既有內銷又有外銷的納稅人，外銷部分相對應的進項稅額要進成本，這部分稅額是按照外銷收入占全部銷售收人的比例計算的，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大。本來一定數額銷售收人中包含的進項稅額是固定不變的，按以上比例來計算，不同月份的比例是不同的，所以稅務機關不同時期對納稅人進行檢查，就計算出不同的數額。　　

最后，購進扣稅與發票扣稅法相結合，還給一些不法之徒留下一個大漏洞，使其可以輕易攫取不義之財。(后面詳談)　　

  從理論上講，可供我們選擇的不單單是購進扣稅，還有實耗扣稅。實耗扣稅又可分為投入實耗扣稅、產出實耗扣稅和銷售實耗扣稅。按道理講，銷售實耗扣稅，進項與銷項最匹配。所以我們應選擇銷售實耗扣稅法。據1995年第3期《國際稅訊》載文稱:俄羅斯就"采用實耗扣稅法，即按庫存貨物撥付生產或銷售部分計扣"。這樣可以完全解決以上所述弊端。至于有人認為計算不夠簡便，這相對于采用購進扣稅法的弊端是小問題。企業所得稅那么復雜，全世界不是都在征收嗎?如果把增值稅的會計核算與企業所得稅的會計核算結合起來；我們對增值稅征收管理與企業所得稅征收管理也結合起來，采用銷售扣稅也費不了多少事。    專用發票問題是實行增值稅以來一直困擾我們的最棘手問題。違法犯罪，屢屢發生，盡管開了殺戒，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征收管理中"假"的問題--假發票、真票假開、大頭小尾……等等，盡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交叉稽核、建立防偽稅控系統，采用計算機填開發票…… 問題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不能不使我們靜下心來，進行理性思考，找出根源之所在，然后對癥下藥，以期藥到病除。　　

  任何經濟犯罪，頻繁發生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贓物豐厚，攫取容易，"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可以冒生命危險"；另一方面是發現的概率低，受到的處罰輕。從我們已破獲的利用增值稅發票犯罪的案件來看，十萬、百萬、千萬，乃至上億元的都有。搶銀行都達不到那么高的數額。再看難易程度，由于購進扣稅法，見發票就可以抵扣稅，憑發票可退稅，有的開個皮包公司不用生產，只開發票就來錢。在南方一份發票就可賣四千元，100份就是40萬元。比走私販毒容易多了。這從反面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必須弱化專用發票的作用，不能購進就可以扣稅。所謂弱化專用發票的作用，并不是要廢除專用發票，徹底否定專用發票制度，而是把專用發票的作用弱化到普通發票差不多的程度，再結合銷售扣稅，絕對再不會出現失控現象。銷售收人在一個企業里是一個有限的數目，其中包含的進項稅額再大也不會超過銷項稅額。這是徹底解決專用發票犯罪問題的根本辦法。　　

  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徹底解決征管中專用發票問題的有效辦法。交叉稽核是個好辦法，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但在我國這樣的大國，全面進行交叉稽核，成本太大。采用抽查的方法，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韓國抽查的比例是比較高的，也只占發票總額的40%。另外，還有些發票如農產品收購、廢舊物資收購、運輸等仍在機控以外，這里的漏洞很大。堵塞漏洞的根本辦法是依靠法律的威攝力。威懾力來之于被查出的高比例和處罰的嚴厲，這點在我國正是薄弱環節。多年的實踐已經讓我們看清了，增值稅發票問題太多。這使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要么仍購進憑票就可扣稅，漏洞大開；要么弱化專用發票的作用，結合銷售扣稅，徹底堵死漏洞，以確保稅款不白白流失!　　

附2：《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全文目錄（第一版）　　

前言　　

·形勢分析和整體設計·　　

·價格改革·　　

·財政、稅收改革·　　

·關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　　

·金融改革·　　

·計劃、投資、物資體制改革·　　

·企業改革·　　

·外貿改革·　　

·改革與經濟環境·　　

·經驗總結和理論論證·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局勢與選擇──整體協調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幾種實施構想　　

關于體制改革總體規劃研究　　

以改善宏觀控制為目標，進行三個基本環節的配套改革　　

避免循環往復，爭取改革的實質性進展　　

爭取盡快地走出相持階段，開創改革的新局面　　

價格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選擇　　

價格改革的設想　　

對鋼材價格改革和“石家莊經驗”局限性的一點看法　　

關于經濟運行模式與財政稅收改革的若干思考　　

改革財政體制，解決財政赤字問題的設想　　

稅制改革的反思與選擇　　

實行增值稅：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　　

關于各級政府職能與分層管理的思考　　

應避免繼續走地方分權的道路　　

應適當推進金融改革　　

關于我國銀行體制進一步改革的設想　　

計劃、物資、投資配合改革的原則設想　　

組建大型生產資料公司，加快形成生產資料統一市場　　

`微觀改革中的企業家階層與所有制問題　　

企業經營體制改革及其對應的整體經濟模式　　

現代化需要的企業家與企業家需要的改革　　

關于外貿體制改革及其外部配合關系的探討　　

改善外貿調節體系的原則設想　　

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　　

反通貨膨脹措施與經濟體制改革進度的關系　　

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基本矛盾　　

我國經濟體制現狀和繼續改革的方向　　

十 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與改革經驗的研究　　

關于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　　

作者：吳敬璉、周小川等（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　　

出版：中國展望出版社 - 1988年一版　　

分類：F123.9　　

尺寸：19cm　　

書號：7-5050-0212-0　　

定價：$4.80　　

形態：462 頁 - 40 章節　

誤國精英利用改革禍國殃民，歷史要求再次撥亂反正
 
作者：華夏嫡孫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6611    更新時間：2009-10-10

一、誤國精英　    　　

《中國不高興》所提到的誤國精英有：龍永圖、厲以寧、林毅夫、樊綱、丁學良、崔衛平、朱學勤、余世存、馬立誠、王蒙、王朔、李銀河、周孝正。在網民中形成共識的誤國精英有：“吳市場”、“厲股份”、“曹破產”、“楊賣光”、“張產權”、“周改錢”，這是民意的集中體現，客觀上也沒有委屈各位精英。 　　

二、挖出禍國殃民的理論根源，對誤國精英進行排列分析　　

談到精英誤國，應該作一個宏觀上的分析。建國60年，精英將其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并不妥當，前后30年都應該再作細分，不能一棍子就掃蕩了前三十年或后三十年，而且，這兩個三十年中都應該有個“三七開”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還是受廣大民眾擁護的，八十年代初，對于農村的“萬元戶”、“專業戶”，大多數干部知識分子，也還是沒有意見的。雖然中國學者寫的書成千上萬，但真正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的學者書并不多。而后來真正禍害中國改革的書是那本《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作者：吳敬璉、樓繼偉、周小川、郭樹清、李劍閣，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許多人把改革的問題歸于鄧小平，這是不科學的。因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在當時（1988）被鄧小平否定了。但是“中國戈巴”一上臺就祭起了這本改革一開始就被否定的書。中國改革出現問題最多，最要命的是中國“戈巴五年”，三座大山就是從那時壓在人民群眾頭上的。改革發生問題的根源集中在那個時期，而那個時期影響決策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此書堪稱中國改革三十年最“光毀”的得意之作。　　

至于厲以寧，他雖然對中國改革影響極壞，特別是在十三大理論研討班上，就認為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認為中國領導者生病了：“一是犯了老年癡呆癥，二是得了小兒麻痹癥。”提出了股份化制度的十大意義。大談“經濟人”理論“科斯定理”那一套。他的什么“殺富濟不了貧”；什么“老大老二論”：“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什么“腐敗不但可以摧毀舊體制，而且可以建立一個新體制”；“腐敗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那么嚴重了”；“提倡二房政策”；“市場經濟應該也必須把教育當作一門產業來辦”；“堵車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種值得欣喜的事情”，什么“全國3000萬老工人要為改制做出犧牲的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冰棍論”等等，實在是在為禍國殃民推波助瀾，但要與“五人團”的整體設計相比，厲以寧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著者五人團才配登上誤國精英排行旁的榜首。　　

在這個“五人團”內，雖然“吳市場”是禍國殃民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名義上的課題組組長，沒有他，這個東西當時根本拿不上一定的層面去討論，但吳組長只能敬陪末座，郭少帥榮登榜首，其余三人不分先后：其一，據李向陽編著的《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介紹，吳市場其時已經58歲高齡，只是一個快退休的學者。——中國的改革大計其實出于“一個快60的老頭子帶著四個30多歲的研究生搞出來的東西”。如何評價這些人和東西，自有這些年的實踐去檢驗，中國成千上萬下崗工人走上不歸路與此書有著很大關系。其二，據　張宏良　老師的統計，在本次經濟危機中誤國以金融業誤國精英為最，而那四個當年30多歲的研究生現在都與金融業有關。李劍閣，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下稱“中金”）董事長。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由摩根士丹利與建設銀行合資建立，是由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和公司基于戰略合作關系共同投資組建的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注冊資本為1.25億美元。2003年，國有銀行改革之后，中金公司的主要大股東(持有43.35%)，由原建設銀行轉為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匯金公司)全資控股的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建銀投資)。其在金融海嘯時的失誤（？）損失了多少，大家都知道。周小川、樓xx職務和所干的事誰都知道，也不用多說。郭樹清是最年紀最小的一個（顯然應該是誤國精英的冠軍）。42歲時，體改委撤消后任貴州省副省長，分管外資和金融。2001年起，郭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同以上幾位一樣寫過很多書，被定義為“學者型官員”。他們都是原國家體改委的人，曾經對中國改革產生過重要影響。因為經濟危機，中國金融業成為重災區，熟悉中國金融界險情，為中國金融安全擔心的人都知道，他們有多少錯誤（失誤），每個人對國家造成的損失數以億記還是其次，嚴重的是對中國金融業安全造成的損失恐怕難以計算。可能有人會說你有沒有證據呢？其實不用證據，我們有辦法，一是我們可以使用證據倒置的方式，如他們沒有誤國（賣國）只要主動將自己財產公布一下即可。二是對這些有賣國嫌疑的人我們可以終生監察他們全家的消費。如果認為不公，誰請你站在“瓜田李下”呢。想必我們這些中國老百姓還是講理的。如果損失了中國老百姓如此眾多的血汗錢，不拍身上只是亮亮腰包，恐怕老百姓一萬年都不會相信他們沒有賣國。他們若是一不愿自覺公布財產，二不愿意受人民監督，那你又怎么能消除別人對你的懷疑呢？又有人會問，你怎么知道他們應該有多少錢呢？號稱“改革少帥”的郭，從1982年畢業參加工作，85年工資改革，每月不過60余元工資，85年后他的工資不會超過200元，85年到92年成為助理研究員，其工資每月大約150余元（還是按副處級最高一等算），92年后實行新工資制度，他的工資是助理研究員，副司長，工資不過400余元，到96年后漲工資不過700至800元之間，1996年到2001年他到外匯管理局時，他的全部工資賬面工資總額絕對不會超過10萬元。而任建行董事長時年薪超過85萬元，一年的工資就是中央領導們最高一級工資從49年至2008年的總和還要多（據按歷年中國最高領導人工資標準計算共為76萬元。）我們一方面要算他“正常”收入，同時也要算算他們的消費是否超除了他們的“正常”收入。如果沒有，那就是我們錯了，我們愿意向他們賠禮道歉。其三，郭少帥登榜首的證據很充分。據　2008年09月28日　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1985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樹清（時年不滿30歲）、邱樹芳和劉吉瑞給國務院領導寫了一份報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設計。國務院領導批示“有益無害”，下令在北京西山為樓xx、郭樹清、許美珍、王芹、李弘、劉吉瑞、邱樹芳、宮著銘、賈和亭等年輕人安排了房子，用了兩個月時間寫出一份《體制改革總體規劃》。這就是中國第一份經濟改革的總體設計”（見 經濟觀察報，吳敬璉語）僅由此就足見郭某功勞最大，足以忝列精英誤國的排行榜首。其四，讓人萬萬想不到的是老朱掌門后，竟然在他們的忽悠下，將《體制改革總體規劃》作為改革藍圖，做了四件事：砸碗（國企破產工人下崗）、端窩（住房貨幣化）、斷路（教育產業化）、要命（醫保社會化），件件事都是穿老百姓心窩的事（這或許正是他一屆而下的原因，今后歷史將會證明）。新的“三座大山”即形成于此時。而“新三座大山”的始作俑者是誰呢？雖然中國自認精英的人大有人在，但許多人并沒有決策操作權。而郭某則不一樣，從理論到實踐完全是“郭少帥”一手完成的。中國房改、醫改、教改都是他一手完成的，看看他在貴州期間的多次講話（講話大多出了書的，查起來十分方便），再查查他的《改革攻堅的思考》這一著作，任何人都不會有異義了。其五，很多人并不知道，誤國害民的中國房改方案其實原本是發端于貴陽市的。中央解散了體改委后，“郭少帥”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難以實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貴州推銷，當時該省人大、政協60多名委員聯名反對，只好以副省長的名義將方案拿到貴陽試點（可以查貴陽方案出臺時間）。貴陽市的頭們不知是礙于“下級服從上級”還是什么別的原因。推行了房改方案。這就是后來的所謂“貴州模式”。曾幾何時，中國一些精英認為，“住房制度改革，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這種觀點，近年來漸漸地被實踐證明完全是癡人說夢。這種提法已經成為歷史的笑談。其六，郭某隱瞞貴州民眾強烈反對的真相，將“貴州模式”在各種場合吹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國眾多省市欲來貴州取經。但許多省來人到貴州考察之后，發現與其吹虛的大相徑庭。甚至認為這是一個“與民謀皮”且影響安定團結的“苛政”，斷不可學（后來證明貴州房改模式確實沒有任何一個省敢于效仿）。房改偉大勝利“順利實施了全國推開”；順利實施了住房商品化，樂了房地產商，氣死了不少老百姓。這個模式的實施也使貴州人民叫苦不疊。有些人曾找當時腐敗書記劉芳仁申訴，劉芳仁也曾擬過問此事，郭某知情后，雖然天天見面，但還采用寫信方式告訴劉，房改方案大有來頭，是老朱的意思，并附有給老朱寫信的復印件。其時劉芳仁案情雖未敗露，但自知是“夾屎狗”，只好收聲了。貴州老百姓也沉默了。從實施這種被老百姓稱為“禍弊化”房改方案出現以來，不但給貴州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同時在全國也造成了許多災難性的影響。　　

雖然“住房是新經濟增長點”的房改觀點已經被否定，但其留下的后遺癥確是致命的。回過頭來看十年房改，其惡果早已被實踐證明了其荒唐性。面對今天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實施10年以來的現狀，回首十年來的歷程，再看看今天不斷攀升的房價，老百姓不滿意、政府也不滿意（在近年兩會上，住房改革設計始作俑者郭樹清也承認“十年住房制度改革教訓深刻”）。雖然2007年下半年國務院有關部門提出了六大措施，但是，即使是從現在起改弦更張，調整土地審批政策、重新制定住房標準、落實廉租房制度，要改善住房問題也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有所緩解，甚至可以說這些政策于老百姓來說可能只是“畫餅充饑”。　　

三、撥亂反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走由人民主導的繼續改革開放和持續自我完善的中國特色道路　　

《聽法國人尖銳說中國》文中說：“法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分析、判斷一般都離不開人權、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國家控制的嚴密與否、民族自決等西方觀念。”令人震驚的是，這些西方現行的主流觀點，不是出自西方，完全是出自東方的毛澤東思想，“當時我們都學習《毛主席語錄》，認為中國是理想社會。當中國人認為文革是動亂的時候，西方青年和主流一直都認為文革大民主所倡導的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理想的社會”——“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發動的反對與防止官僚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法權、特權和剝削權相結合的思想啟蒙運動，本來是革命者的自我文化革命，卻因為被當權的官僚階層利用，唆使代表人民利益的紅衛兵瘋狂武斗，幾乎使“文革”陷入到“武革”混亂狀態。到1978年，撥亂反正的歷史車輪導致了中央政治權力的易手。再后來，文革的積極作用被刻意完全否定而其消極作用卻被某些人蓄意渲染擴大了。　　

改革開放，其初期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擁護，但后來又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階層利用而走上了邪路——“住房貨幣化”、“國有銀行股份化”、“教育產業化”、“醫保社會化”、“國有資產流失合理化”等等極其荒謬錯誤的改革措施對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破壞（直到目前，這些破壞活動還在公然“合法”的進行）。0.4%的人搶劫了70%的社會財富，廣大的勞動人民又一次被推入了三座大山之下，國家的金融、土地、資源又一次被殖民化，這還不夠，他們組成了西山會議派，擬定了“08憲章”，公然修改黨章、憲法，繼而要求共產黨下臺，實行全盤西化。憤怒的人民忍無可忍，再度以各種方式聯合起來…… 茲附網上一篇聲討誤國精英的奇文共賞——《討逆檄文》   蕓蕓眾生，失德則泠；烝烝靈息，無儀則獍。人有溫熱，天有暗明；榮于善行，恥于惡名。富坐金山，不仁劣性；貧居寒窟，德守溫情。當思澤東系民，一統德道盛興。拭目今日，邪惡橫行；法不能暢，制不得清；老無所養，少入窘境。不守節操，淫亂成性。食民之不敢食，飲人所未嘗飲，嫖稀少之年齡，霍巨額之公款，養別墅之嬌伶。棄德之昭明，拋心之魂靈，陽為人之形狀，陰則阿諛后庭。登堂妒忌，官位爭相沽名；入室紛爭，以討蛾眉高興；讒語掩殺，對手怏怏無命。慫恿污流，演義骯臟之風；金錢萬能，可以不要魂靈。為錢，賣笑縱情；為錢，拋卻親情；為錢，放棄愛情；為錢，喪盡人性；為錢，遠離友情。如今神人共怒，天地更所不容。猶有暗藏禍心，妄想天崩。以達亂中取勝，飽囊別宮。國之蝥蟲，禍害已成；民之賊子，何其求成？嘻嘻！國人幡然悟醒，追尊澤東孔孟。柳絲飄拂，覺春來之綠生；荷珠映彩，喜夏花之幽凈。愚一介布衣，無所適名。謹奉黨之宗旨，循澤東之志，演仲尼之遺風，氣沖云天，立志長纓，順乎民心，爰舉義旗，吁呼之誠，竭盡所能，但求清風，呼喚道德，吶喊人性！復蘇復蘇兮，道德！回歸回歸兮，人性！　　

這一次的撥亂反正也是在中央政權易手之后開始的，但步履維艱。從十六大以來，一些苛政開始被改變，科學發展觀正在撫平中國民眾的創傷。今天，我們看到了醫改已經從市場化的道路改到了公益性公共產品的指向，雖然還不能說三座大山倒了一座，從趨勢來看其他兩座大山也應該快了。從十七大的“五有”看，房改的回歸應該不遠了。按科學發展觀的思路，教育改革也有回頭的意思。對于下崗問題，本屆政府的要求是“保崗求穩”。應該說“新三座大山”在科學發展觀的強震下，倒掉是有希望的。　　

對于前、后三十年，總體來說還都是好的時候是多數。要整體否定哪個三十年都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毛主席的偉大和高明毋庸置疑，鄧也是有原則的，從他不同意老帥、少帥們的“整體設計”方案就可看出，他是不同意“踩這些地雷”的。　1985年3月7日　，他說：“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　　

值得慶幸的是，奉行全盤西化的“08憲章”正好遭遇了資本主義世界的08經濟危機大爆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觀加快了撥亂反正的步伐！世界已經看到，這一輪的撥亂反正已經轟然啟動了。中國人民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黨中央已經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是科學發展的社會主義！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就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道路一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由人民主導的繼續改革開放和持續自我完善的中國特色道路！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屬于人民，由人民而不能由精英主導改革開放的方向，要避免精英誤國就必須將參政議政的權利歸還給真正的廣大人民，以后所有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措施都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實踐中檢驗并不斷地進行自我完善。　　

注：

本文部分內容引用《聚焦中國疑似誤國精英——兼議排行榜提名   作者：s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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