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不容篡改          

 —— 一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

國家發改宏觀院研究員 夏小林

原載《管理學刊》2011年5期

轉發者按：胡錦濤總書記指出，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決不走改旗易幟的歪門邪路 ”。他還指出，要警惕和反對一些人搞“西化、分化圖謀”。

但是，國家機關中有的“著名專家”、共產黨員卻在不斷竭盡全力地篡改、曲解和丑化馬克思主義，以動搖和瓦解我們的立黨立國之本，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開力倡中國走所謂“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資本主義道路，主張“西化”。中國經濟學界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或“如日中天”者，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研究員莫屬。吳敬璉儼然是體制內“反對派”的經濟學“教父”。

此文通過仔細地考證和分析，指出吳敬璉在其代表作《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中，系統地篡改、曲解和否定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從源頭上否定社會主義歷史運動的合理性，為把中國改革導向資本主義添磚加瓦、鳴鑼開道。批評吳敬璉的種種“改革”謬論，首先需要在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方面進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此文表明，吳敬璉在歪曲馬克思主義、愚弄和欺騙世人（包括一些高中級干部、專家學者、博士生和黨政高端媒體）上確實達到了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最高境界”，沾污、抹黑了他據有的“孫冶方經濟學獎” 和“中國經濟學獎杰出貢獻獎”等光環。同時，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惡劣攻擊、栽贓陷害和曲解沒有任何科學性和理論性可言，且其手段擊穿了一般學術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底線，足以充當經典的、“一等一”級別的反面教員，證明了即使在“特別是”年代里， “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列寧）。

此文以《馬克思從未提出“‘社會大工廠’模式”—— 一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為題，發表于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會刊《管理學刊》2011年5期。而關于列寧、斯大林、蘇聯歷史、中國問題和“歐美模式”的評論也將陸續在該刊發表。現以《馬克思主義不容篡改—— 一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為題，轉發作者原文（個別文字與《管理學刊》發文不同）。

文章摘要：在201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中，作者吳敬璉研究員稱，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中國1978年改革以來的社會主義理論或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脫離實際的“社會主義模式”（或“體制”）。其首當其沖、源遠流長者，是馬克思、恩格斯理論中的社會主義= “‘社會大工廠’模式”。科學社會主義在源頭上就錯了。所以，后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都命定要失敗。“怎么辦”？吳敬璉的邏輯結論是，中國應當“向往”“歐美模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但是，第一，經過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仔細考察可以看到，吳敬璉的這些觀點是杜撰的，嚴重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有必要對其逐一據實加以評論，正本清源。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二，吳敬璉在曲解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歷史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符合“歐美模式”的“中國改革頂層設計”，即第一是“國退民進”，國企從競爭、壟斷行業（含“關鍵性領域”）通通退出，；第二是建立不“受控的市場”；第三是實行西式“憲政民主”。吳敬璉的這些改革主張，屬于“華盛頓共識”的范疇。吳敬璉在闡述這些主張的時候，還不時以自己定義的“國退民進”、“自由市場”、“政治體制改革”來充當黨中央的重大改革決策，這是非常不嚴肅的、反常的政治行為。

第三，經過對西方經濟學和世界格局的考察可以看出，吳敬璉選擇的“歐美模式”資本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歐美模式”國家出于既得利益考慮，也明確反對中國復制它們的“模式”。

本文是對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系列評論的第一篇。它首先從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學說進入，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其基本觀點是：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自己的理論是行動指南，而不是教條。他們從未提出關于未來社會先驗的、普適的“模式”。相反，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將由那時取得政權的人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而采取措施。顧準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重要特點，也曾充分肯定。

——由方法論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如吳敬璉所說，試圖去“提出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遑論荒誕不經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觀點了。相反，他們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樹立了實事求是、理論結合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諸多范例。

——據對吳敬璉“大工廠論”所依據的兩個重要學術論據的考察和解析，它們都屬牽強附會，不足為憑。“大工廠論”者要注意學風。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吳敬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向往歐美模式。

前言

在2010年1月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以下簡稱《教程》）中﹐吳敬璉研究員總結了他自1995年以來﹐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對博士生宣講﹐并在社會上傳播的改革目標﹑戰略和近年來對政治改革的“新認識”﹐綱舉目張﹐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的“向往”。^[1] 將吳敬璉的這本書和其它作品互相映證著看﹐它們形成了一條證據鏈﹐證明吳敬璉的終極價值取向是否定馬克思主義﹐要求徹底改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普世價值”旗幟下，走向“歐美模式”的資本主義。

在《教程》中﹐吳敬璉杜撰的“社會主義模式論”﹐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2]的原則。他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歪曲﹐杜撰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大工廠”“模式”﹑^[3] 杜撰列寧“國家辛迪加”的“計劃經濟”“模式”﹑^[4] 杜撰斯大林否定新經濟政策后實行“國家辛迪加”“體制”。^[5] 并且﹐把這些子虛烏有的“社會主義模式”和“體制”通通聯成一氣﹐從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兩個角度﹐對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和領袖人物展開了歷史性的大批判﹐并從根本上予以否定。

吳敬璉無視一個早已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即“想要使所有國家的運動都采取統一的形式是荒謬的”。^[6] 按照這個原理﹐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際運動中﹐從來就不存在吳敬璉杜撰的那些荒謬的﹑具有普適性的“模式”和“體制”。恩格斯曾就法國巴黎公社的創舉指出﹐公社實行的經濟措施﹐都是由具體環境中的實際需要所決定﹐這是社會主義運動“活的靈魂”。^[7] 不僅如此。回顧歷史﹐這也是自馬克思﹑恩格斯以來﹐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活的靈魂”。

被吳敬璉口頭上尊為“先賢”的顧準也曾這樣寫道：

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沒有一成不變的看法，他確實真心實意地愿意讓歷史的運動去解決客觀條件完全不同的各國的問題……。^[8]

但是，吳敬璉對顧準老師的這段話，顯然是視而不見、棄之如敝屣了。緣由大概是，“吾愛老師，更愛普世價值、歐美模式”。

    一切歷史爭論都服務于現實利益。吳敬璉批判他杜撰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模式”也是這樣的。因為，有充分的文獻資料顯示，在吳敬璉扭曲的“社會主義模式論”背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他開始全面歪曲中國“前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后30年”的社會主義改革取向。而他的政策性建議則是：中國應當在“普世價值”旗幟下，全面建立私人自由企業制度、自由市場和憲政民主為主要內容的“歐美模式”。[9]

所以，對這種歪曲、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且直接導向“歐美模式”選擇的所謂“社會主義模式論”，有必要辯析、澄清，以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一、吳敬璉杜撰馬克思“‘社會大工廠’模式”

在《教程》開篇中，吳敬璉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前人經驗，“提出（了）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10]“大工廠”！并且，將這個所謂的“大工廠”模式絕對化，橫貫中西100多年。[11]他在《教程》中寫道：

他們認為（指馬克思、恩格斯——引用者注），......完成了社會對極少數壟斷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剝奪，整個社會就成為一座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的大工廠。在這種‘社會大工廠’式的經濟中，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和市場關系都將消亡。[12]

接著，他自問自答，“這個碩大無比的‘社會大工廠’是怎樣組織起來并進行管理的呢？”簡而言之，“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一個全社會規模的魯濱遜”，生產資料公有，自覺進行聯合勞動。往下，他開始批評馬克思的這些想法脫離了歷史在后來的發展，是空想。[13]

于是，刨根問底，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在根子上就不對，如孔夫子所說，“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如此一來，不僅當時，而且后來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從空想到空想。

但是，這種所謂的“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社會大工廠’模式”，[14]完全是吳敬璉的杜撰。而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的公式，[15]更是無中生有，是強加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頭上的。我們有必要正本清源。以下，我們就進入歷史的長廊，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面前，看看真理的本來面貌。

二、理論：社會主義沒有先驗的、統一的“模式”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原理，但沒有“提出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16]的先驗的教條。相反，他們一貫反對這樣做，并認為，想要使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都采取統一的形式是荒謬的”。[17]他們要求社會主義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18]

    1881年1月6日斐•多•紐文胡斯在信中告訴馬克思，荷蘭社會民主黨打算在蘇黎世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討論“一個問題”，即：假使社會黨人取得政權，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他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應當是什么。

這里，如果由吳敬璉執筆代表馬克思來復信，答案肯定是這樣的：你們“首要的立法措施應當是”建立“大工廠”！因為，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19]就是指建設一個“社會大工廠”。[20]

但是，1881年2月22日馬克思致斐•多•紐文胡斯回信中的內容，與吳敬璉修正后的“假馬克思主義”恰恰相反。馬克思在信中針對斐•多•紐文胡斯提出的“問題”明確地寫道：

......您告訴我的要在即將召開的蘇黎世代表大會上討論的“問題”（即上述問題——引者注）在我看來是提得不正確的。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么，應該馬上做些什么，這當然完全取決于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虛無縹緲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復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沒有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是不能解這個方程式的。[21]

這之后約兩年時間，由于“反動政府的迫害，貧困的物質生活，繁重的理論工作和緊張的戰斗，嚴重損害了馬克思的健康。他晚年常被病痛折磨。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的—顆偉大的心停止了跳動。”[22]

所以，晚年的馬克思對斐•多•紐文胡斯上述的問題回答，可以看成是他對于應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政治遺囑之一。在這里，哪里有什么“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23]即“大工廠”模式一絲一毫的影子可尋？！

恩格斯意見與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致奧托•伯尼克的信中寫道：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他任何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24]

   但是，除了這個基本原理，一旦有了成功的革命，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有沒有一個“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呢？

如果我們再讓吳敬璉來代表恩格斯回答問題，他還會振振有詞地說，是的，當然有。比如，“大工廠”模式就可以仿效、復制。[25]

當然，實際情況仍然是完全相反。恩格斯認為，面對這種實踐問題，如果要真正“符合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那么，就應當像巴黎公社一樣，他們采取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活的靈魂’不是由什么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構成”。[26]

1892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致奧古斯特·倍倍爾信中，還這樣寫道：

 想要使所有國家的運動都采取統一的形式是荒謬的……。[27]

由此推理，既然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沒有“統一的形式”，那么，由吳敬璉杜撰的所謂具有先驗性、普適性的社會主義“大工廠”模式又從何談起？

1895年3月11日，晚年的恩格斯致威納爾•桑巴特的信中，進一步在世界觀的層面總結性地寫道：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28]

半年后，恩格斯逝世了。但他的這一段話，無疑是關于如何學習、應用和評論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最好的、最重要的學術遺言。在恩格斯富于實際精神的觀點面前，吳敬璉的“大工廠論”又能夠找到什么“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模式的論據嗎？！

相反的，馬克思、恩格斯要求社會主義者要因時因地而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而吳敬璉杜撰的“大工廠論”，就是企圖把 “荒謬的”、“統一的形式”的大帽子扣在馬克思、恩格斯頭上，窒息科學社會主義“活的靈魂”，在源頭上就矮化、丑化和否定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的合理性。

  三、范例：各國社會主義探索將各具特色

馬克思、恩格斯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復雜關系上，做出了表率。一方面，他們“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29]提出了關于“新世界”的一些基本原則。如上所述，恩格斯就曾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30]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社會啥樣子”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是回答清楚了的。[31]

另一方面，他們又都認為，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施時機、方法、程度和范圍，一定要根據各個國家的內部情況和所處的國際環境來決定。原則不是教條，更不是那種可以模擬、復制、拷貝的所謂“模式”。社會主義原則的實現形式需要結合具體國情進行探索。由于各個國家情況相異，這種實現形式具有多樣性。在此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是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要求各國社會主義者在實踐中去探索和回答的問題，——這也是個一清二楚的問題。

不僅限于以上這些理論上的闡述。在當時復雜多變的歐洲局勢下，馬克思、恩格斯還分別就法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的不同情況，就社會主義原則在不同的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實現形式問題，分別發表過一些具體的意見，充分體現了“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東西”[32]的辯證法原則。他們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不同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將各具特色。在這些豐富的論述中，更找不到吳敬璉“大工廠論”強加給他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的影子。例如：

（一）在西歐先進國家和落后國家之間，如在法國和德國之間，不可能存在一個統一方式的“共產主義實驗”。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的某些激情聲明、計劃，也不應當為站在斗爭第一線的各國社會主義者視為束縛。

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曾經就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問題這樣寫道：

無產階級革命的預備條件，為我們準備基地和掃清道路的種種措施，例如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等等，我們當時為了反對某些人而必須加以捍衛的東西（這些人天然的正常的使命本來應該做到或至少要求這些東西），——這一切現在都已經得到了承認，……這一次我們可以直接從《宣言》開始……。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理論；在實踐中，我們和往常一樣，將不得不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堅決和毫不容情。麻煩也就出在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黨一籌莫展和委靡不振，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歸根結蒂是去實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壓力下，由于被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斗爭中多少帶著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所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并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我們會丟掉腦袋，——但愿只在肉體方面，——就會出現反動，并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作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還能有別的什么結果。在德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里，它有一個先進的政黨并且同法國這樣先進的國家一起被卷入了先進的革命，只要一發生嚴重的沖突，一有真正的危險，這個先進的政黨就不得不采取行動，而這對它來說無論如何是為時過早的。然而這無關緊要，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預先準備好在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時為我們黨作歷史的辯護。 [33]

這里，如果真有一個所謂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工廠”模式存在，執行就是了，還需要恩格斯這么仔細地劃分不同情況，千叮嚀萬囑咐，要德國的工人政黨“預先準備，好在萬一真發生這種情況時為我們黨作歷史的辯護”嗎？[34]

（二）無論在西歐的先進國家還是落后國家，在小農私有制占優勢的地方，一旦社會主義者取得政權，應該建立今天說的那種多種所有制并存，并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和國家干預的“混合經濟”體制。這意味著占人口多數的小農（和其他小生產者）和受到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關系將繼續存在，這本身就排斥所謂的“社會大工廠”模式。

1894年11月，在著名的《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者取得政權后，在資本主義大農業少，存在大量小農的國家，如法國、德國等，對資本主義大工業、大農業可以通過“剝奪”、“贖買”的靈活方式收歸社會，[35]而且，這是馬克思和他的共同思想。恩格斯說，“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允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并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用贖買擺脫這整個匪幫，那對于我們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了”。[36]但“絕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37]相反，要循循善誘，如引導農民組織合作社、大田莊，采用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動的比例分配收入，再“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38]在這期間，政府、公有制的大工業、大農業將與個體小農的私有制共同存在，并幫助他們。同時，“由國家銀行接受它們（指農民合作社——引者注）的一切抵押債務并將利率大大降低，從社會資金中抽撥貸款來建立大規模生產.....及其他各種便利”，[39]——這實際就是恩格斯直截了當地指出，這個時候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和市場機制的存在和作用必不可少。用今天的話來概括這種情況，就是將存在一個過渡性的混合經濟體制。[40]

當然，恩格斯也指出，在大土地占有和大農業已經完全排擠了靠自己經營為生的農民的英國，建立新農業將采取另外的方式。[41] 但是，他也謹慎地指出，對“我們將在什么條件下”把歸還社會的土地轉交給合作社的農業工人使用，“關于這點現在還不能說出一定的意見”。[42]

但是，最終而言，“至于怎樣具體在每一個別場合下實現這一點，那將決定于這一場合的情況，以及我們奪得政權時的情況。”[43]

這里，可有所謂的建立統一“社會大工廠”的影子？沒有。

（三）在西歐具有非君主專制傳統的荷蘭，社會主義革命可以與有官僚主義傳統的法國、德國不一樣，更方便地建立起勞動者“自由的自治”。

1886年2月4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寫道：

荷蘭在十六至十八世紀是唯一的非君主專制政體的西歐國家，因此有它某些優越的地方，其中殘余的地方自治和省的自治就沒有法國或普魯士氣味的那種真正的官僚機構。這對發展民族性格，以及對今后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只要稍許起一些變化，勞動[人民]就能夠在這里建立起自由的自治，而這種自治在變革生產方式時應當是我們的最好武器。無論在德國，還是在法國，根本沒有這種優點，在那里還得要重新創造。[44]

“自由的自治”！顯然，恩格斯關于荷蘭將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想法里，也沒有所謂的專制“社會大工廠”插足的空隙。

（四）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落后國家，在先進國家的幫助和示范下，可以直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并開始建立大工業。同時，發揮自身優勢，利用其社會組織——如農民的公社——的歷史形式。

在西歐之外的落后國家，如19世紀后期的俄國，由于資本主義不發達，缺乏先進的大生產，難以直接建立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查蘇利奇的復信及草稿中提出，在一定條件下，俄國的進步可以邁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并發揮農村公社的歷史優勢。[45]恩格斯也指出：

當西歐人民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轉歸公有之后，那些剛剛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殘余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些公社所有制的殘余和與此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并可以避免我們在西歐開辟道路時所不得不經歷的大部分苦難和斗爭。但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持。......這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46]

在這里，俄國公社所有制+西歐勝利的無產階級幫助“把大工業嫁接在農民的公社上面”以后，[47]由于公社的民主風尚和傳統的作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方式，與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公式也沒有任何瓜葛。

（五）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商品貨幣范疇或市場經濟關系并不是立即全部消除，可以利用它們來建設社會主義。

前面關于1894年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的引文中，已經顯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在一定范圍內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機制將在國家干預下繼續存在。并且，如上所述，恩格斯還說過，馬克思“好多次”向他講過，可以考慮“用贖買”來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48]而“贖買”本身，就是一個連續的商品、貨幣的交換行為。

另外，在1872年的《論住宅問題》中 ，恩格斯也提到“消滅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滅地租......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49]

而1870年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一邊高度評價了法國巴黎公社是“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形式”，一邊贊揚它的分配規定，即“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50]他并沒有因為巴黎公社保留著工資這種商品貨幣關系而說三道四。

1872年恩格斯這樣總結了法國巴黎公社的務實精神：

公社莫大的榮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活的靈魂”不是由什么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構成。......一點不符合普魯東的精神，而符合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51]

在這里，一方面，所謂的關于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社會主義”“大工廠”仍然沒有任何根據可言。

另一方面，我們退一步，假定當時某個社會主義者曾經提出過一個“大工廠”的設想，假定實際運動中也出現過一段時間的“大工廠”實驗（如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但是，勝利后的無產階級由于“簡單的實際需要”否定了它，這完全“符合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那又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呢？否則，“大工廠論”者真應該告訴我們，歷史上哪一次持續百年以上，卷入了億萬群眾的偉大歷史變革運動中，居然不曾有過夢想和失誤。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睿智的名言：“夢想是可貴的品質”；“失敗是成功之母”。就是在吳敬璉心馳神往的“美國模式”中，不是也存在《光榮與夢想》，以及不可計數的試錯和固有的毛病嗎？

至此，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視野中，無論在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各異的西歐各國，還是在那之外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落后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有發生的可能性。但是，這些不同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都將酌情而定，實現方式不一樣，且各具特色。而無論在西歐，還是在其他地區的落后國家中，包括比較先進的國家，程度不同的混合經濟都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政策選項。哪里又有一個先驗的、普世化的、絕對化的，或者說是一個適合一切國家的統一模式的“大工廠”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存在呢？

更何況，重復地說，在理論方法和政治實踐上，馬克思、恩格斯都一直強調的基本精神，或科學社會主義“活的靈魂”是：

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么，應該馬上做些什么，這當然完全取決于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虛無縹緲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復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52]

吳敬璉強加給馬克思、恩格斯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模式論”，就是這樣一種需要“批判”的“虛無縹緲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

四、社會主義與“大工廠”論毫無干系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制度與“大工廠”風馬牛不相及。前者可能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后者則肯定是絕對權威主義的、要求放棄個人自由的生產單位。馬克思主義把兩者關系劃分得一清二楚、涇渭分明，不容混淆。在這個即定事實面前，吳敬璉的“大工廠論”還仿效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硬要把二者牽扯在一起，捏造馬克思主義的論點，有違學術討論的規矩。

什么是“大工廠”？

在《論權威》中，恩格斯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企業的“專制”，而且在“假定”前提下，分析了公有制“大工廠”內的人際關系：

就拿紡紗廠作例子吧。棉花至少要經過六道連續工序才會成為棉紗，并且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車間進行的。其次，為了使機器不斷運轉，就需要工程師照管蒸汽機，需要技師進行日常檢修，需要許多粗工把產品由一個車間搬到另一個車間等等。所有這些勞動者——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個人自治的蒸汽權威所決定的鐘點開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勞動者們首先必須就工作時間取得一致；而工作時間一經確定，大家就要毫無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個車間里，時時都會發生有關生產過程、材料分配等細節問題，要求馬上解決，否則整個生產就會立刻停頓下來。不管這些問題是怎樣解決的，是根據領導各該勞動部門的代表的決定來解決的呢，還是在可能情況下用多數表決的辦法來解決，個別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示服從，這就是說，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大工廠里的自動機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資本家要專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時間而言，可以在這些工廠的大門上寫上這樣一句話：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53]

由此可見，第一，在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的“大工廠”中，由于機器體系和分工的發展水平，“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但這是基于“自動機器”“專制”的要求，與所有制形式相關度比較低。當然，由于實現了公有制，工人能夠自覺參加工廠管理，并發揮“民主集中制”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講，公有制工廠的工人應當擁有更多的民主權利。

第二，不管社會怎樣組織，社會的人際關系與工廠里的人際關系不一樣，因為，工廠里的“自動機器......專制”不可能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公民社會”等尚且如此，更何況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形式了。所以，吳敬璉的“大工廠論”說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大工廠”，純系無中生有。

第三，未來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特點是“專制”“大工廠”根本無法比擬的。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它將貫徹的最基本精神來自《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話：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54]

而在分析和總結法國巴黎公社的偉大創舉時，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未來社會組織建設的基本方向應該是“人民管理制”。馬克思寫道：

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55]

這些社會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內容，有那一條能夠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公有制社會的設想將是一個充滿專制精神的“大工廠”？！難道“自由人聯合體”會是“大工廠”？或者，難道巴黎公社的“人民管理制”是“大工廠”？

吳敬璉言之鑿鑿地說：是的。

但讀者您說呢？

進一步看，馬克思曾經預計，在生產力發展的高級階段，由于科學技術發達，自動機器體系將使人從直接生產過程和傳統分工中解放出來，“機器就會代替工人”，[56]從而工人徹底擺脫“自動機器......專制”。[57]如果未來社會以此為經濟基礎的話，那么，連公有制工廠中機器的命令，即“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的普遍要求也會成為歷史的遺跡，將只適應于少數工廠管理者。

但是，這樣的一個關于未來社會的工廠的真正的馬克思“設想”，吳敬璉的“大工廠論”就避而不談了。這里的一個追問是：如果這樣，在吳敬璉的“大工廠”模式中，社會主義社會還是一個“專制”的“大工廠”嗎？“大工廠論”還能夠利用它來指責馬克思主義和否定社會主義運動嗎？

偏見和無知都離真理很遠。

 五、“‘社會大工廠’模式”的論據牽強附會

從學術的引文方式上評論，吳敬璉用于論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的引文文不對題、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牽強附會。他沒有為自己的論點提出任何真實可信的論據。

證據之一，關于《哲學的貧困》的引文：拿假設當事實，沙上建塔。

吳敬璉為了論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個“大工廠”，首先引用了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中“分工和機器”這一節中的一段話：

如果我們以現代工廠中的分工為典型，把它運用于整個社會，那么我們就會看到，為了生產財富而組織得最完善的社會，毫無疑問只應當有一個起指揮作用的企業主按照預先制定的規劃將工作分配給共同體的各個成員。[58]

于是，他就發揮想象力，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

完成了社會對極少數壟斷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剝奪，整個社會就成為一座建立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的基礎上的大工廠。在這種社會大工廠式的經濟中，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和市場關系都將消亡。[59]

但是，這段話是馬克思在批評普魯東的分工謬論時，為了說明“社會分工”與“現代工廠中的分工”差異做的一個假設。所以，這段話的開頭，馬克思就使用了“如果”這種假設性質的詞。這種假設性質的東西，根本就不能成為證明某種事物是否存在的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就如我們可以假設今天太陽消失后，地球人類將陷入黑暗，以表明太陽的重要性。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太陽今天就會消失一樣。在科學中，甚至在文學中，假設僅僅是一種認識和表達某種情緒的工具，但它不能證明假設本身是真實。假設除了證明假設，還能夠證明什么呢？

更何況，就在吳敬璉引文中止的后面，馬克思緊接著還有一句重要的話被他故意刪除了。這句話就是：“可是，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這更反映了這段話所具有的工具性的假設性質。

進一步看，馬克思在“分工和機器”這一節里根本就沒有涉及剝奪資本家、建立公有制、商品經濟消亡，以及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等問題。

所以，雖然經過吳敬璉掐頭去尾，從《哲學的貧困》的這段原話中，我們還是根本看不出他加了引號的“大工廠”或“社會大工廠”是何來歷。更沒有看到所謂的“大工廠”或“社會大工廠”，有什么理由、資格成為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60]

更何況，關于未來社會，如前所述，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偉大創舉時說過，那時將實行的是“人民管理制”，[61]而不是“只應當有一個起指揮作用的企業主”。[62]因此，“大工廠論”的關鍵證據之一，純粹是論者的主觀臆想，不能夠成立。

    證據之二，關于《資本論》第一卷引文：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陰謀手法。

吳敬璉的第二條關鍵證據，是他從德文版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中找出來的一段話：

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這一點是很能說明問題的。[63]

誰在說，要說明什么問題？

這段沒頭沒腦的引文更令讀者莫名其妙。因為，在原文里，馬克思描述的是資產階級辯護士對“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的“斥責”，即這樣“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64]這種“資產階級辯護士”“斥責”他人的話，怎么就成了馬克思要建立“大工廠”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直接證據了呢？

如此牽強附會,吳敬璉的論證水平也太令人驚訝了。

請看，馬克思有頭有尾的原文是這樣的：
  

資產階級意識一方面把工場手工業分工，把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絕對服從資本，歌頌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同時又同樣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些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這一點是很能說明問題的。[65]

通覽馬克思的全文，我們看到的是，甚至在這里，馬克思也沒有專門地說什么“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特征，更沒有說這個體制將是“大工廠”。

相反，馬克思說的是“資產階級意識......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66]什么是“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呢？顯然，這即是指當時資本主義社會中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也包括社會上一些要求自覺調節經濟活動的聲音（包括各種社會主義流派）。而資產階級利益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

于是，誰在說大“工廠”清楚了：不是馬克思，而是資產階級辯護士們在說！

于是，大“工廠”的意思也清楚了：不是馬克思在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特征，而是資產階級專家“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和“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

至此，吳敬璉還會堅持自己杜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公式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嗎？

再進一步看，出版德文版《資本論》第一卷之后，在馬克思親自修訂的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中，以上的同樣內容表達得更為明確，文字也更加犀利。在這個修訂本中，馬克思寫道：

這種資產階級意識對工場手工業分工、勞動者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以及勞動者消極地服從資本家贊揚備至，只要有人談論生產過程的社會監督和社會調節，它就會大叫一聲，昏厥過去！它把任何這一類企圖都說成是侵犯資本家的財產權、自由和天賦才能的權利。于是，這些工廠制度的熱心辯護士們尖聲叫喊說：“你們是否想把社會變成一座工廠？”工廠制度只是對無產者才有好處！[67]

再一次地，真相大白了！原來，在自由資產階級辯護士的心中，對自由市場的任何一種限制和反對，包括任何一種社會主義的措施，都是在“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于是，馬克思指出，他們不僅這么想，而且會“尖聲叫喊說：‘你們是否想把社會變成一座工廠？’”[68]

顯然，無論在德文版，還是在法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所謂的“工廠論”都是馬克思在概括自由資產階級辯護士的胡思亂想，形象地描繪他們的胡言亂語，而不是他在定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大工廠”。

因此，吳敬璉說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大工廠”，根本就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觀點或說法。恰恰相反，它從一開始就是自由資產階級對政府干預經濟和社會主義思想“高聲地責罵”、“尖聲叫喊”！

但是，吳敬璉卻把這種“責罵”和“叫喊”，說成是馬克思的觀點，移花接木、張冠李戴、乾坤大挪移，栽贓陷害馬克思和社會主義，并反過來對社會主義“高聲地責罵”、“尖聲叫喊”：“你是大工廠”！——這純粹是無中生有、混淆視聽。

由此看來，吳敬璉關于“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大工廠”的第二個關鍵證據也是捏造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不能成立。

德國歷史上曾經有一些年輕人，他們教條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指責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寫道：

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于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這些老兄的無能只能同他們的狂妄相比擬……。厚顏無恥、膽小怯弱、自吹自擂、夸夸其談這些特有的柏林習氣，現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來……。[69]

這些先生不過是教條主義者而已。面對在一百多年后肆意杜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社會大工廠’模式”的論者，可能不僅歷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些先生的批評會悉數落在他的身上，而且，馬克思的在天之靈也會更嚴正地聲明了：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捏造論據能證明什么呢？它能證明：捏造者不光明正大。                

六、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科學體系

通過以上對吳敬璉“大工廠論”的評論，我們從正面證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社會理論，及其社會革命和建設的政策主張，確實是不僅內容異常豐富，而且就其整體而言，還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科學體系，隨時隨地地適應著整個世界不斷的變化，吸收著人類社會的一切優秀成果。他們從來沒有去制造任何思想上的障礙來阻擋自己，或去阻擋創新者，去讓同時代的、后來的社會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感到畏首畏尾、縮手縮腳、照抄照搬、依葫蘆畫瓢，成為唯唯諾諾、因循守舊的“套中人”。他們給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留下了富有激情、智慧和腳踏實地精神的勸告：為全人類的解放，“走你的路，讓人們說去罷”。[70]

而在這樣“走”的時候，千萬別忘記了，“‘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它任何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71]社會主義者能夠利用商品貨幣關系、不同所有制形式、對外開放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吳敬璉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72] 即“大工廠”模式。這是無中生有﹐在理論源頭上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合理性。而在往后的進一步評論中，讀者將看到，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杰出的社會主義者們，也從不認為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有這么一個荒謬的“大工廠”模式。

在社會主義的理論史和實踐史中，吳敬璉的“大工廠論”只能是一個泡沫，“從無經過無到無”。一個中國的著名經濟學人通過杜撰它來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歷史運動的合理性，并以為襯托，積極配合宣傳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倡導的“普世價值”，在理論上沒有任何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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