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成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因素

(內容提要)

　　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階段性成效,無論是從制度層面、管理層面、醫療技術層面都得到了世界各國的稱贊。從更高的層面上看，指導思想正確是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階段性成效的基本保證。而從抗擊疫情技術層面上講，“中西醫結合”是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階段性勝利的重要手段;“中西醫結合”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決策。

　　雖然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3月23日以中醫藥為主題的國家級發布會上發布了 “在疫苗尚未成功的情況下，在西藥還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中國的“三藥三方”即就是特效藥”。但為什么國外不可能采用中醫藥即時遏制疫情問題?本文從國外對中國中醫方案的認知、遇到的法律問題、中藥資源問題、中國醫藥文化傳承的信仰問題等方面作了討論。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能夠作出“中西醫結合”抗擊新病毒肺炎并取得階段性勝利，是源于對我國幾千年文化傳承的“文化自信”。

　　本文還著重討論了錢學森先生認為：傳統醫學是個珍寶，因為它是幾千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分量很重。認為：中醫的看法又跟現代科學中最先進、最尖端的系統科學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判斷：“從人體科學的觀點，中醫有許多比西方醫學高明的地方，將來的醫學一定是集中醫、西醫各民族醫學于一爐的新醫學。

　　還討論了在中國為什么也會有不少人對中醫提出質疑的根本原因。指出了全盤肯定和全盤否定的錯誤觀點。錢學森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 在科學界，對待中醫的態度有兩種：一是認為它不科學，全是些講不清的東西。雖然公開這樣講的人不多，但不屑一顧者卻大有人在。另一種極端則認為中醫理論十分完善，只要將自《黃帝內經》以來的浩瀚的中醫古籍名家著述弄懂就完美無缺了。” 但是要讓人們真正信服還需要從理論上作出全面的、科學的闡釋。然而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直至現在，錯誤的、偏頗的與正確的認識仍然膠著、糾纏。顯然這兩種觀點都是十分錯誤的。因為一方只看到了中醫理論與現代科學認知明顯的不足，就否定了中醫理論中的精華之處;一方因循守舊看不到其中的不足。一方指出中國醫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中華民族抗擊瘟疫的“定海神針”，另一方面指出東漢以降，由于中醫典籍經多次重大整理，除晉、唐、宋、明、清官方有過重大編校整理外，還經過許多沽名釣譽者，江湖游醫著書立說穿鑿附會。甚至“假借運氣、附會歲露，變實效之書為玄談的傾向”。

　　文章贊成錢學森先生的觀點：“當務之急是要搞中醫理論的現代闡述，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除去中醫理論中的糟粕，用現代科學語言來表述。這樣中醫理論就可以發放出它固有的光輝，丟掉它現在的嚇人的假象”。”

　　本文還討論了如何將自然哲學的中醫理論推向生命科學問題，用現代語言改造中醫，試圖用系統科學思想解釋傷寒論“六經辯證”的系統性、發展性規律。

　　最后筆者認為，從今天的角度來審視《傷寒論》，認為它是一部專門研究“以上、下呼吸道感染癥候群這種傳染病為對象的專門性著作”。它不但研究了以發熱為特征的傳染病，還研究了以不發熱為特征的傳染性疾病、《傷寒論》猶如一部“病典”，故而中國熟悉《傷寒論》的學者，對于今之新冠肺炎疫情“見病知源”，立即就能判斷出這種疫情的性質，并精準確定所用方劑。

　　筆者還認為：中西醫進行比較的話，如果將瘟疫病魔比喻成一只鳥，西醫找特效藥的方法是用“箭射法”的話，而中醫則是用“網捕法”。無論是“淮南子”，還是“呂氏春秋”都有古訓說，“千目之網，羅雀僅一目，今織一目之網，無以羅雀”。《傷寒論》共搜集歷代治療傳染性疫病的藥方共三百九十七法，研究、收集開出藥方一百二十方。顯然，以《傷寒論》為首的中國抗擊瘟疫學說，即是中國古人欲戰勝瘟疫所織的“千目之網”，這就是中華民族能夠一次次勝利抗擊瘟疫的終極原因。

　　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階段性成效,無論是從制度層面、管理層面、醫療技術層面都得到了世界各國的稱贊。從更高的層面上看，指導思想正確是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階段性成效的基本保證。從抗擊疫情技術層面上講，“中西醫結合”是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階段性勝利的重要手段。“中西醫結合”是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提倡的重要指導思想。

　　2020年2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調研指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對于診療方案提出要求：“要不斷優化診療方案，堅持中西醫結合。面對嚴峻復雜的疫情防控形勢，充分發揮中西醫結合的優勢，能夠為人民群眾構筑更牢固的健康防線。”對于藥物研究提出：“要加快藥物研發進程，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加快推廣應用已經研發和篩選的有效藥物。”

　　一、“中西醫結合”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決策

　　有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決策，從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第三版到第七版，一直使用的是中西醫結合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方案。根據這個方案，中國能在60多天的時間內取得階段性成就，顯示了這個方案科學性、準確性和實效性的。

　　2020年3月13日，在湖北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召開的第45場新聞發布會上發布信息稱：“截至3月12日，全省累計中醫藥使用率達到91.91%，方艙醫院中醫藥使用率超過99%，集中隔離點中醫藥使用率94%；武漢市284個集中隔離康復點累計康復觀察18750人，中醫巡診累計79114人次。方艙醫院見證了強大的中國醫藥的力量，也創造了偉大的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經驗。而“方艙醫院”中使用中醫湯藥及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金花清感（顆粒）”等，用使率達99%以上。”從3月上旬“方艙醫院”全面休倉的結果看，顯然中醫中藥在抗擊新冠肺炎中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國務院新聞辦在3月2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披露：“全國新冠肺炎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0.6%，臨床療效表明，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90%以上。”實踐證明中西醫結合抗擊新冠肺炎方案是非常正確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23日的重要講話中也指出：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

　　對于提出“采用中西醫結合抗擊新冠肺炎”的決策看似簡單，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是理所當然。這其中更深層的原因是人民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自信，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自信，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自信。沒有這些自信的西方國家則在抗擊疫情中步履艱難。特別是歐美國家，由于沒有對中國文化的信仰，由于沒有對中醫中藥的認知和信仰，明知有有效控制藥物，在歐美國家推行起來困難重重。

　　二、中醫抗疫成功方案在國外推行困難的原因

　　在我國抗擊新冠肺炎取得性勝利的同時，筆者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相比世界各國越演越烈的疫情，中國抗擊新冠肺炎取得了如此驕人的成績，但是為什么外國就不能作為借鑒呢?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眾所周知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原因外，為什么就不能直接采用中國探索出來的第七版救治方案呢?特別是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3月23日下午16時首次以中醫藥為主題的國家級發布會上，明確地向全球分享中國經驗中指出：“在疫苗尚未研制出來的情況下，在西藥還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中國的“三藥三方”即就是特效藥”。

　　1、中國中西醫結合抗疫方案為什么歐美借鑒困難。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全球來看，除亞洲地區外基本沒有辦法借鑒。從世界各國情況看，認同中醫抗疫方案的亞洲國家抗疫效果都較好。如韓國、日本，我國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甚至周邊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都比較容易應對。從新聞報道及中國專家與各國與中國專家交流情況看，“三藥三方”基本無法在這些地方實施。以意大利為例，雖然想學中國采用中藥控制疫情，也第一時間從中國訂購了十萬盒“蓮花清瘟膠囊”后來又追加了十萬盒。但是還是收效不明顯。究其原因，在媒體采訪援意中醫專家時，人們才得到了答案：

　　一是可能對中國中醫方案的認知問題。中國中成藥“蓮花清瘟膠囊(顆粒)當年在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甲型流感、乙型流感、禽流感等一系列傳染性公共衛生事件中屢屢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方案中的“三藥”(“蓮花清瘟膠囊（顆粒）”、金花清感膠囊（顆粒）、疏風膠囊（顆粒）)在抗擊疫情中，中國方案說得非常明白，三個中成藥只是使用于抗擊新冠病毒觀察期，對輕癥及初發階段有較好效果，它起到對大量疑似、輕癥、初發病人，起阻斷、篩濾作用。而真正臨床(確診)后使用的是“清肺排毒湯”、“宣肺敗毒方”“化濕敗毒方”。這些方劑還要根據病人的情況作權變與加減。

　　二是可能遇到的是法律問題。在國外，由于各國對中國文化遺產的中藥認知甚少，西方對于用藥有許多法律規定，甚至到了疫情嚴重到了人命關天的時候，還需要歐盟有關部門評估、認證。對于象“蓮花清瘟膠囊(顆粒)”、金花清感膠囊(顆粒)、疏風膠囊(顆粒)這些有中國國藥準字號的，可能還好些。而在國外如“清肺排毒湯”、“宣肺敗毒方”“化濕敗毒方”這些治療方劑的使用，也還有許多認證、評估、測試等等程序。并且需要詳細注明、聲明配方、藥物組成、毒性試驗情況，同時，中國的中藥方劑是要因人，因人(男、女、老、少)原有基礎病灶等等情況臨時權變加減用藥，要讓其整個國家層面的認同，直接是不可思議的事。有如“云南白藥”在國外的遭遇。

　　由于西方各國缺少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中醫歷史的認知、對中國醫圣張仲景的信仰，許多人不敢喝中藥。而華人(包括中國周邊地區國家的華人)則普遍有中華文化遺產自信。其實就是在中國，如果沒有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決策，即時將中醫藥加入抗擊新冠肺炎方案，人命關天的抗疫大事，誰也不敢自作主張。而在西方由于沒有對中醫的認同，幾乎沒有哪個國家領導者敢于發布同意讓中醫加入抗擊疫情的命令。即使是有中醫也沒有人敢于授權讓醫生象中國中醫隨時隨意加減用藥的。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院士介紹：“三藥三方”的基礎方都出自張仲景的《傷寒論》。“麻杏石甘湯”、“麻杏薏甘湯”加減。這種因時，因地、因人、因病情對用藥方案的加減，在這中醫抗疫中是非常常見的。比如“抗疫3號方”就是在疫情中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用藥的，這種情況在西方更是不可想象的。這其中涉及用藥的授權、藥品的毒性評估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如果沒有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誰也不敢作出這樣的決策。

　　三是可能遇到中藥資源問題。雖然“三方”在中國疫情控制中非常出色，特別是1號方“清肺排毒湯”。中國醫生到西歐抗疫到哪里去找到這么多中藥資源?說實話，中國的中醫資源也是有限的，根本不足以應對全球抗疫。“三方”基礎方也都主要出自張仲景的《傷寒論》。其中：

　　1號方是：“清肺排毒湯”。同樣來源于《傷寒論》中“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五苓散”等，是一個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通用方。

　　2號方是：“宣肺敗毒方”。是在《傷寒論》中：“麻杏石甘湯”、“麻杏薏甘湯”、“葶藶大棗瀉肺湯”、“千金葦莖湯”等經典名方的基礎上凝練而來。

　　3號方是：“化濕敗毒方”。這是在國家診療方案推薦的方劑的基礎上，由中國中醫科學院醫療隊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結合臨床實踐優化而成。

　　僅從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通用1號方“清肺排毒湯”看。僅“麻杏石甘湯”中杏仁、麻黃、甘草三種藥物，從國內資源情況看，筆者就注意到，多年來，由于對中醫藥的認識不足，國內資源大有枯竭之勢。特別是甘草、麻黃、杏仁。野生甘草由于過度采伐，年產量連年萎縮(僅3到4萬噸）、麻黃是限制審批栽種的藥物，由于多年沒有重要疫情，產量大幅減少，苦杏仁的產地有限，其年產量也不多，況且這些藥物都屬于草本植物性藥物，生長周期長，擴大規模不是一年兩年可以達到的。并且這些藥物有生產區域限制。僅在中國北方幾省生產，根本不足以應對突然發生的世界大疫情。如果按世界衛生組織判斷，明年可能還會再來甚至與人類長期共存。這些藥物都是庇護中國14億人的不可或缺的必備戰略資源，而不是向世界各國廉價推銷的產品。

　　除了資源不足外，還有中藥炮制的問題。僅以杏仁為例，杏仁分甜杏仁和苦杏仁。從資料文獻可知，南方大多是甜杏仁無毒，人們普遍作為堅果食用。而藥用杏仁大多產于北方內蒙、河北、山西、陜西及東三省一帶。從藥物文獻可知“苦杏仁含有氰甙毒素，如果食用過多會引起中毒，其毒性成分位于尖端和皮上。在胃腸道中被水解后會釋放出高毒性成分氫氰酸。氫氰酸被迅速吸收到血液循環中并作用于人體的各個部位，導致組織細胞無法利用紅細胞所攜帶的氧氣，引起組織缺氧、組織窒息。在細胞中產生毒性低氧癥，使中樞神經系統先興奮...”因此在中藥藥方中，苦杏仁有時需要去尖、去皮。據文獻可知：“人口服苦杏仁55枚(約60g),含苦杏仁甙約1.8g(約0.024g/kg),可致死。”而就《傷寒論》“麻杏石甘湯”方劑而言，查《傷寒論》原文可知。“麻杏石甘湯”就有注明：“麻黃四兩 杏仁五十個(去皮尖) 甘草二兩(炙) 石膏半斤(碎，綿裹)”。顯然，在“三方”中所用的是苦杏仁，但要去尖，去皮。去皮怎樣去?去尖去到那一個部位?在西方國家都是問題。

　　在中醫藥的炮制中，還有許多類似的問題，其實中國民間都知道“是藥三分毒，無毒不是藥”。按西方標準許多中藥都是有“毒”的，比如南方人常吃的“魚腥草”等，連東部許多人都不敢吃。其實許多有毒性的植物，無論是食用還是入藥都有個量的問題。其次還有科學炮制問題(如馬錢子、馬兜鈴等)都是需要用各種不同的方式精心炮制才能入藥的。有些藥方還需指定地域的藥材，如淮山、秦椒、川貝等等。同時，如果國外對中醫藥無認知的情況下，只根據植物名稱在未加炮制的情況下去檢測，難免得出藥方中含有有毒物質的結論。如只根據處方字面自以為是用藥，或藥物不地道，炮制方式不對等，非但不能顯現療效而且還可能敗壞中醫的聲譽。

　　同時生產這些植物產品的生產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同時這些藥品還承載著防止、抗擊生化武器的作用，從某種角度看，說成是“國之重器”也不為過。實屬“保家衛國”的戰略物資，從現實世界疫情的角度講，從中國14億以上人口總量看，從目前疫情看，其實不是國外重不重視中藥的問題，實際上目前的中藥資源是不足以應對世界疫情大爆發的。不是我們要苦口婆心請世界認同中藥，而是更重的是這些中藥應該是中國重要的戰略性儲備資源。從某種角度看，許多中藥也是應對、預防生化武器的藥物。

　　2、可能沒有對中國醫藥文化傳承的信仰。 在中國，吃中藥治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在其他各國則不然。雖然從中國抗疫實踐證明，“三藥三方”就是特效藥，而在歐美各國，沒有哪個國家領導者敢于同意，中醫根據病情輕重和不同臨時加減用藥。因此，中國抗疫臨床用藥方案基本不能實現。而在亞洲，由于華人對中醫藥有基本確定的信仰。受中國影響的周邊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和韓國對于中醫的抗擊疫情方案普遍是接受的，沒有認知和法律上的問題。有了中國的抗疫方案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疫情控制不會有大的問題。而歐美則不同，由于對中國中醫藥認知甚少，對中醫、醫圣精典都沒有信仰。

　　長期以來中醫不但受到國外、國際上的質疑甚至還受到國內一些人的詆毀。即使是世界衛生組織，也對中醫藥也有偏見。直至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到武漢方艙醫院了解新冠肺炎救治情況時，親眼看到了中醫藥在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時的巨大作用，才于3月初刪除了其網站上“不應當使用傳統草本藥物”的表述。3月6日從中文頁面刪除，3月7日從英文頁面刪除，3月8日從聯合國其余官方頁面刪除。

　　正是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的疫情的防治工作，演繹了一次中、西醫結合治療的一次生動實踐。中醫在其中不俗的表現，在治療疾病全流程的深度參與，與西醫形成優勢互補、協同作戰是打贏此次疫情醫療救治的關鍵。

　　三、中國抗疫成功源于對中華民族文化自信

　　1、堅定的中醫藥文化信仰是中國領導層的傳統。 其實在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中，“中西醫結合”的思想和理念是一貫的。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指導醫院“用中、西兩法治療”，廣泛利用當地流傳的中醫單方和當地出產的草藥，內服外敷，治愈了許多傷病員。對中醫藥問題毛澤東一直很重視。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窯洞中工作得了風濕病，經西醫治療長期不愈。后力排眾議請李鼎銘先生用中藥，開四副中藥而見效。從而提出“中西醫結合”的概念沿用至今。

　　1953年12月底，毛澤東在杭州時指出：“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1954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寫道：“我國中藥有幾千年的歷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應組織有學問的中醫，有計劃有重點地先將某些有用的，從古文譯成現代文，時機成熟時應組織他們結合自己的經驗編出一套系統的中醫醫書來。”

　　1958年10月，毛澤東再次對中醫藥學給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國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1955年12月，中國中醫研究院和中醫研究班宣布成立;

　　1956年，中央召開了西醫學習中醫的衛生廳局長會議，并且決定在上海、北京、廣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醫大學。這些措施，對提高中國醫學科學水平起了明顯的促進作用。

　　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再次闡述了他關于中西醫結合的思想：“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他還指出：“要把外國的好東西都學到。比如學醫，細菌學、生物化學、解剖學、病理學，這些都要學。也要把中國的好東西都學到。要重視中國的東西，否則很多研究就沒有對象了。”毛澤東還認為“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2、中醫藥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珍寶是中國精英層的共識。“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先生也是中醫的推崇者。1982年，在“兩彈一星”等重大工程完成后，他一直在推動中醫現代化。希望通過研究將中國中醫納入生命科學的工作。

　　錢學森對中醫的認知，源于他少年時得過傷寒，后經中醫治療得以痊愈。1930年春夏之際錢學森暑假結束前幾天正準備從杭州家中返校時，經醫生診斷得了傷寒，并且病情來勢洶洶。其父錢均夫求助于中醫，一位中醫給錢學森開了一個方子，傷寒居然大好了。錢學森后來回憶說:“我在上海讀書時患了傷寒，請一位中醫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卻留下了病根。那位中醫沒有辦法去根，就介紹我去找鐵路上的一個氣功師調理，結果除了病根。練氣功在屋里可以進行，(從這種在家里就能練習的氣功，應該是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的“健身氣功八段錦”或華佗的“五禽戲”一類的健身氣功)，很適合我。所以在美國時也沒有中斷”。他對自己如何提高對中醫的認識，發表過一篇文章《我對祖國醫學的認識過程》。多年后他一直有將中醫理論納入這種自然哲學，納入現代生命科學的夙愿。

　　他在給山東中醫藥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主任、教授的信中指出：“我不是個中醫，但我認為傳統醫學是個珍寶，因為它是幾千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醫理論包含了許多系統論的思想，而這正是西醫的嚴重缺陷。所以中醫現代化是醫學發展的正道，而最終會引起科學體系的的改造——科學革命。”

　　從今天來看，中國古代中醫的治療方法可能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而是一種“笨辦法”因為它的代價太高了。它只能產生在具有古老文明傳統的國度。這是一個需要幾百年甚至數千年的試錯驗對，是中國歷代瘟疫中，以成千上萬人生命為代價，換來的經驗與教訓;是用大浪淘沙的方式，通過中國醫家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換來的醫治方法和用藥及診療方案。

　　一般而言，凡不是自然科學的、從經驗概括起來的理論，都可稱之為自然哲學，因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測、臆想的東西。然而這里邊確有珍貴的經驗和教訓，當然也有被科學和時代證實是錯誤的東西。因此，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錢學森先生一直致力于推進中醫的現代化。他說“我以前用“闡述”，現在又加“總結”二字，成為“總結闡述”;因為中醫理論也是發展的：從《黃帝內經》到張仲景的《傷寒論》，再到張景岳的《類經》，所以要總結，不能只“述”，不能“述而不作”。”

　　錢學森先生還指出：“人類認識自然界之初，必然有一個自然哲學的階段。在經過了科學的巨大發展的今天，已經不再需要自然哲學了，而應該接受自然科學。我認為中醫理論很像自然哲學。其中包含著人類智慧的珍寶。人體科學很需要這部分珍寶，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絕不能丟掉。”（《錢學森人體科學與當代科學技術縱橫觀》108）

　　3、中醫藥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的珍寶。在抗擊新冠肺炎取得重大成就的現實面前，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即使在事實面前，對中醫的質疑和誤解并沒有消除。至今天還沒有人能全面論證錢學森先生提出的“中醫的理論是系統觀的，這是科學的。”也沒有人從系統科學的角度，論證“中醫的特點在于從整體、從系統來看問題”有什么重大的意義。也還沒有對中醫比較熟悉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全面回答清楚錢學森先生提出的：“中醫包含著科學真理，非常寶貴的科學真理，但人們‘以貌取人’，懷疑中醫有沒有真理，或進而認為中醫是封建糟粕。”的論段。

　　對中醫藥的將信將疑的態度，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對于這種現象其實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人類的認識是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逐步發展的。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正如錢學森先生指出 ：“中醫理論在幾千年的歲月中是有發展的，有《黃帝內經》，有張仲景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以及名家研究專著，后又有張介賓的《類經》、《類經圖翼》、《類經附翼》以及其他浩瀚的中醫書籍，這些珍寶有許多“天才的思想”，但也有“十分荒唐的見解”。怎樣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我們現代有這么多經驗，科學這么發達，有那么多儀器，我們吸取古人的長處，但還要發展”。的確，即使今天科技如此發達，但對人體生命中的病痛遠沒有達到藥到病除的效果。人類發展幾千年后，同樣會嘲笑今天的西方醫療技術。

　　4、中國精英層也有嘲笑、詆毀、誤解中醫的情況。站在人類文明發展高度的今天，中醫理論的表述確有玄幻部分，的確也有錢老所說的“十分荒唐的見解”。

　　不獨中國廣大庶民百姓對中醫將信將疑的蕓蕓眾生，就連魯迅先生早年也對中醫有偏見和誤解(據說晚年有正確認識需考證真偽)。筆者雖然出生在中醫世家，但少時確實對中醫并不感興趣，當時可能誤解在魯迅先生對中醫的認識，魯迅先生在《父親的病》一文中對中醫的描述，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多年。文中有對中醫的如此描述：“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前一位郎中所用的藥引。其實在《傷寒論》蘆根確是常用作藥引的藥），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或再醮，連做藥引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并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魯迅先生對中醫的刻薄諷刺當時影響了不少中國文人。

　　的確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進程中，確實有不少庸醫，治不好病就推找不到藥或藥引，老百姓在民間唱本中對庸醫的諷刺挖苦似乎還更夸張一些，一些戲文中，庸醫看不好的病(如《梁祝》中的庸醫)，就說這個需要藥引：“一要東海龍王角，二要羅漢手中香，三要冬月蚊子膽，四要千年鐵牛腸”當然這是對庸醫的諷刺挖苦。想必魯迅先生父親遇到的亦或是庸醫。但話又說回來，據記載，其實魯迅先生父親一家因受冤屈之故，長年酗酒，醫治時已經是肝腹水后期。大約與畫家陳逸非先生同樣的病，即使在現有醫療條件下，亦有充足的治療經費的今天，無論西醫還是中醫其實都是回天乏術的。然而，魯迅先生的文章還是影響了不少人。至今在還對中醫深惡痛絕的，還大有人在。許多人對于中醫的誤解，原因還有很多方面。東漢以降，中醫典籍經多次重大整理，除晉、唐、宋、明、清官方有過重大編校整理外，還經過許多沽名釣譽者穿鑿附會。甚至“假借運氣、附會歲露，變實效之書為玄談。”

　　解放后人民衛生出版社才正本清源，將張仲景的《傷寒論》等書刊校出版。“由于本書成書年代較早，至西晉時已有散失，后經王叔和（晉）、高繼沖（唐）、林億（宋）等人多次整理。以現存本來說，金·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也是其中較早的一種，因此，我們在1963年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汪濟川校正成無己注本，重加標點，并對原有校勘作了整理后排印出版。按：商務印書館在1955年出版時，曾參照趙開美本和《醫統正脈》本校勘。” (見人民衛生版《注釋傷寒論》出版說明。)即使解放后中醫得到重視，但研究的人很少，重視也不夠。手中這本較早的珍貴版本，一九七二年人民衛生出版的《注釋傷寒論》僅售0.43元。當然也有一些存疑問題。中國世代尊崇為醫圣的張仲景，其《傷寒論》中也不可避免有存疑之處。認真研究原文，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確有一些看來是“十分荒唐的見解”。比如“燒裩散”治“瘥后勞復病”，為歷代至今垢病中醫圣典、一葉障目的笑料。

　　而今之學者對其中的研究也是不夠的。包括人民衛生版的《傷寒雜病論》、包括“中醫四大名著版”、“北京科技版”，校正中也有一些問題，如常常將“瘥”字自以為是改為“差”其實是不正確的。“瘥”古意為“帶病房事”之意。男病為“陰易”、女病為“陽易”。對于傷寒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疫病，或許正相似于今之“無癥狀感染者”、“轉陰后的帶毒者”在“大病新瘥”之后，病重時《傷寒論》給出此方：需要男或女對方之私處底褲燒灰成藥，如系青樓、野合染疾，則無藥可尋。或為阻嚇“瘥后房事”之用也未可知。況王叔和所編《傷寒論》系從民間尺牘(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原是刻在竹簡上的)傳抄集成而來，亦或此方系“畫蛇添足”或“民間創意”也未可知。

　　5、如何正確認識中國中醫藥的問題任重道遠。雖然錢學森先生認為：“從人體科學的觀點，中醫有許多比西方醫學高明的地方，但將來的醫學一定是集中醫、西醫各民族醫學于一爐的新醫學。”但是要讓人們真正信服還需要從理論上作出全面的、科學的闡釋。然而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直至現在，錯誤的、偏頗的與正確的認識仍然膠著、糾纏。錢學森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 在科學界，對待中醫的態度有兩種：一是認為它不科學，全是些講不清的東西。雖然公開這樣講的人不多，但不屑一顧者卻大有人在。另一種極端則認為中醫理論十分完善，只要將自《黃帝內經》以來的浩瀚的中醫古籍名家著述弄懂就完美無缺了。”

　　顯然這兩種觀點都是十分錯誤的。因為一方只看到了中醫理論與現代科學認知明顯的不足，就否定了中醫理論中的精華之處;一方因循守舊看不到其中的不足，看不到科學發展和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技術創新成果早已將“人體黑箱”過渡到“灰箱”甚至接近“白箱”的新階段。

　　6、“系統整體”觀及“黑箱分析”的認知方式，是中華古文化的智慧。中國古人采用類似系統整體和“黑箱”分析方式治病，是中國人對“生命科學”的原始、樸素而偉大的貢獻。中國古時并沒有可能對人體進行解剖分析，更沒有對人體各器官做科學和系統的研究。只能通過人體病變表現出現的現象，和人體功能失調的情況判斷五臓六腑出了什么問題。這種方式非常似于控制論中的“黑箱理論”。控制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功能模擬、黑箱、灰箱、白箱等方法。研究系統、要素、結構、功能、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等關系。

　　《中醫與控制論》認為中國古代醫者是把人作為“黑箱”系統來研究的，是把人的五臓六腑當成一個“黑箱”系統來看的，也就是說無論是受涼、無論是病毒、病菌。只根據人的“吃、喝、拉、撒”、根據“寸、關、尺”脈象情況，根據人面部“精、氣、神”的表情信息，用“望、聞、問、切”的方法，根據人體“黑箱”輸出的面色、情緒、體態、飲食、舌象、脈象、大小便情況等一系列的信息輸出，斷定人體五臓六腑的功能變化，從而使用藥物、針炙等各種方法控制病情，改良人體病變。顯然運用人體系統信息的輸入、輸出信息變化，用不同的藥物，對人體的病變情況進行控制。這種思維方式，顯然與系統科學的思想有相同的邏輯基礎。并且在《傷寒論》有許多根據病癥變化，對藥方進行權變的“如果——那么”治病用藥邏輯。如在太陽、陽明并病一節提出：

　　傷寒五六日后。往來寒熱，時熱時寒，胸脅苦滿、不欲飲食…

　　1、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

　　1、若渴，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蔞根四兩；

　　2、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3、若脅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4、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5、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

　　6、若咳者，去人參、大棗、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兩。

　　顯然這種根據病情細分，權變給藥的方式，對人體系統整體性的認識，不失為一種先進的、科學的研究方式。這其實是與西方經典隱函數F(x,y)的思維方式和“如果——那么”的邏輯基礎完全是一脈相承的。筆者就納悶了，西方人怎么就不明白了呢？

　　中國人幾千年前診療疾病的智慧與局限。人不能象機器，可以打開來看，運行情況，哪里出現問題了?因此是把人體相似于現代控制論的“黑箱”來看的(當然這種比擬也是很不準確的，因為人與機器的黑箱是完全不同的。因為人的眼耳口鼻都是裸露在外的，算不得真正的黑箱)。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利用“望、聞、問、切”來獲取人體黑箱的信息，根據經驗對癥下藥。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應該說是一種智慧。但是這種獲取信息的方式非常不易，需要多年經驗與傳承。僅從“切”脈而言，就相當玄秘。《脈學》將這種方式歸納為：“脈有七診，曰浮、中、沉。上、下、左、右，消息求尋，又有九候，舉按輕重。三部浮沉，各候五動”(見《瀕湖脈學》)

　　診法中，僅《脈法》就有所謂“七診”，即浮、中、沉、上、下、左、右七種診脈的手法。浮取能觀察有無外感表證，中取能觀察脾胃機能的變化，沉取能觀察有無內傷里癥。上，指寸部;下，指尺部。左即左手，右即右手。診脲時既要上下相互比：較·也要左右相互對照。運用“七診”手法來體察病情、尋找病因。這樣，對疾病的觀察和分析就較全面了。診法中還有所謂“九侯”的，即在寸、關、尺三部，每診一部時，都必須經過輕手浮、稍重中取、重按沉取三種手法，每用一種手法時，都必須侯到豚搏五次以上的搏動。一只手分做寸、關、尺三部，每一部又分做浮、中、沉三侯，“三三得九”，這就叫做“九候”。侯，即仔細觀察的意思。

　　僅這一種信息獲以方法，就一般非專業的人而言，就難以掌握了。并以“望聞為神為圣”，問與切，還只作輔助。因為病者常“錯語呢喃”表述未必準確，而切脈者，對“寸、關、尺”動脈與靜脈，流動的強弱、頻率變動的意義只有長期實踐和研習才有對這些模糊信息有比較正確的理解。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手段早已經能夠偵知動、靜脈血管頻率變動的真正意義。有了這些新的比較準確的手段，那種比較模糊的“人體信息來源”切脈的方式必然被儀器準確測量替代。況且廣大蕓蕓眾生對脈學的理解亦有誤會，常常看不懂，認為這是玄學。廣大民眾不是行內人自然不懂其中奧妙，普遍認為中醫是玄學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有時候我們對人體“黑箱”內的信息并不需要特別清楚的定量數據。正象我們找一個人并不一定需要最準確的，披露他的身高體重等等各項最精確的數據，只要幾個特征就能找到其人。但是采用人的“寸、關、尺”切脈這樣的方式，即使長期實踐也有對信息接收不完整或錯誤的情況。筆者認為，當今時代由于西醫的介入，人們經常接受靜脈注射，輸液等方式，這種切脈偵察病因的方式，難免影響“人體信息”的準確接收。治病是人命關天的事，事關用藥的準確性。今天的科技發展已經有更準確的方式獲取這些信息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這種古老的方式完全可以送進博物館供人研究而不是用于臨床偵病。

　　錢學森先生指出：“中醫還不是現代意義的科學。中醫必須現代化，現代化就是科學化。中醫雖不是現代意義的科學，卻蘊含著豐富的經典意義的自然哲學的哲理，迄今尚沒有一種能夠完全代替它的科學理論”。他認為：“中醫理論是經典意義的自然哲學，不是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這就是中醫的終結問題。只有將中醫理論提升到生命科學的高度來研究，才能完成中醫的現代化。”筆者相信，世界公認具有“大成智慧”的錢學森先生不會看走眼。他的論斷一定是正確的。

　　四、中醫現代化研究是哲學社會科學界目前面臨的重大課題

　　恩格斯指出：當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現后，再去恢復古代的自然哲學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是倒退！因此我們哲學社會科學界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要把中醫的這種自然哲學理論現代化;將中醫理論升華成為人類“生命科學”。這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用現代系統科學的語言改寫中醫的理論。這是一個重大的課題。需要有人做開創性的工作。

　　1、用科學認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對于中國古代中醫藥中這些天才的珍寶，如何根據當今科學認知，怎樣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正是擺在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在全球發達國家抗擊新冠肺炎都力不從心的今天，當前有許多發達國家有那么多經驗，科學這么發達，有那么多儀器，而從世界各國抗擊新冠病毒，大多數國家措手不及的情況來看，從中國借鑒古人智慧，利用《傷寒論》方劑成功抗擊疫情、阻斷病毒的情況看，從中國古人醫療思想中吸取的長處，掘祖國醫學珍寶，發展中國醫學事業完全是緊迫而必要的。

　　2、中醫理論精華及珍寶在哪里？中國中醫治病的理論有如“荊山之玉”，務須明眼宗匠，剖釋卞和之璞，必待高明之仕，鍛救命之精金。

　　竊以為，首要的問題是尋找中醫珍寶埋藏在哪里?中國中醫文獻汗牛充棟，我們的眼光當然應該聚焦于，中國歷代公認的中醫精典“四大名著”：《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及《溫病條辯》。而這四大名著中《黃帝內經》是春秋戰國時期醫家匯編。主要內容是以黃帝與歧伯的對話成篇。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根據我們今天掌握的知識看，《黃帝內經》其間確也包括了一些對自然和事項的正確認識。但只能說是比較的樸素的唯物思想、辯證思想和整體觀的思想。比如在整體性方面，提出把人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的。《黃帝內經》把人體“黑箱”認為由十二臓器組成。并將其比擬成朝庭中相輔相承的各種官職：“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中國古人曾將“三焦”當作氣官），不得相失也。”這種整體性意識是可貴的。

　　同時提出“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可貴的。《黃帝內經》(包括上篇《素問》、下篇《靈樞》)《素問》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今天來看，人們都有這樣一個共識，但凡傳染病都必須盡早阻斷傳染途徑。但《黃帝內經》內確有從今天的角度看來，確有不好理解的玄理及牽強附會之論。不但有而且不少。但是如果我們在淘金的時候只見泥沙漫漫，無視真金之所存，則世上無金可淘。

　　而《溫病條辯》則是清人吳瑭在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包括《傷寒論》、《金匱要略》)及東漢以降各代實踐醫療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溫病”一說。提出：溫病的種類，溫病的產生，認為“大凡溫病，邪多侵犯上焦，病位在太陰肺經。”(見中醫四大名著《溫病條辯》 P1130)之說。進而提出“三焦”之論。吳氏之書成書于嘉慶三年(1798年)，應該說中國古代認為“三焦”是臓器，后世人們逐步認識到“三焦” 并不是臓器，不提十二臓腑，轉而提“五臓六腑”。雖然說《黃帝內經》稱“三焦”為臓器但必竟是古人的見解，若清代以“三焦”論中醫，難免不會被今之學者垢病。其實《溫病條辯》的作者也認為“治法必須以張仲景《傷寒論》六經辯證原則為準。”(見中醫四大名著《溫病條辯》 P1131)由此看來，《溫病條辯》并未有超越《傷寒論》六經辯證之處，最多算是補論。

　　從自然哲學和系統科學的角度看，《黃帝內經》主要是我國春秋時期醫家匯編，從系統論的角度看，雖有閃光之處，但并不系統。而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正是博采上古精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而成。故而中醫珍寶這塊“荊山璞玉”顯然已經被張仲景蒐集于其《傷寒雜病論》之中，而其中《傷寒論》又是這塊精玉的最耀眼的核心。因此，把《傷寒論》作為重點研究對象才是中醫現代化的基礎和重點。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中醫的科學內核實際上更主要的是集中在張仲景的《傷寒論》之中。從今天而論，《傷寒論》原文僅僅是一本三萬余字的考察報告。完全是一個小小課題的規模。但幾千年來，注釋、附會，改編、擇要，甚至畫蛇添足者，多如牛毛。筆者以為研究《傷寒論》主要應該研讀原文。剝落附在其上的各種歷史氧化的外皮。

　　竊以為，自東漢以降，至清代止。真正參透《傷寒論》的，應該是清代《傷寒賦》的作者毛上溥。《傷寒賦》是清代名醫毛上溥的巨著《無底編》(全編已佚)的精要部分。其文深得《傷寒論》的精髓。其文分上、下篇，共約三千余字，是用標準駢體寫就之駢賦(或稱俳賦。前后兩句絕對相駢，講究對仗關系，即如二馬并行之文)，無論從文學角度還是從醫理角度都閃耀著光輝的文采。他認為真正對《傷寒論》發展有貢獻的不過幾人，其開篇及直接道出：

　　“人生疾苦，

　　莫過傷寒。

　　歧伯陳傳變之經，內經俱載。

　　仲景詳方法之論，金匱斯明。

　　補論方，晉王叔和功大。

　　加注釋，宋陳無已功多。

　　自宋及元，于今為盛。

　　集大成，王肯堂之輩；

　　摘精要，陶節庵之徒。

　　考古而徵今，

　　博學以說約。

　　欲明其癥，

　　先正其名。

　　霜降后為傷寒，若溫暖則有冬溫之異；

　　春分后為溫病，倘暴寒則有寒疫之殊。

　　寥寥數語即道盡《傷寒論》的傳承和發展之脈絡。以及傷寒與溫病的主要分別。

　　錢學森先生認為張仲景的《傷寒論》理論思想是系統的，充滿自然哲學思辯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他討論傷寒這種傳染性很強的瘟疫，是以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樣的分類方式對傷寒癥進行分類的：

　　初感太陽為表癥，認為瘟疫會由表及里發展。甚至會由太陽轉陽明轉少陽。同時會有太陽——陽明并癥;太陽——少陽并癥;太陽、陽明、少陽“三陽并癥”。此即六經分類。

　　如以系統科學分類方式，當今的以上、下呼吸道感染的肺部感染炎癥，應該可以作類似分類。一是以發熱為特征的“陽癥”，一是以“不發熱”為特征的“陰癥”。

　　同時，對于六經辯證系統的發展性可表示為：

　　也就是說《傷寒論》將所有以發熱為特征的“上、下呼吸道感染”統稱為“傷寒陽癥”。把所有不發熱的傳染病統稱為“傷寒陰癥”。

　　對于《傷寒論》的六經辯證，清代名醫毛上溥在《傷寒賦》中僅用極簡的語言對六經各癥的主要特征說得清楚：

　　“ 太陽則發熱惡寒，頭疼脊強，拘急體痛。

　　陽明則頭額自痛，微寒身熱，鼻干不眠。

　　少陽脅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

　　太陽腹滿自利，尺寸沉而咽干。

　　少陰之經，舌干口燥。

　　厥陰之癥，煩滿囊縮。”

　　《傷寒論》主要內容共八章：

　　1、辯太陽病脈證并治

　　2、辯陽明病脈證并治

　　3、辯少陽病脈證并治

　　4、辯太陰病脈證并治

　　5、辯少陰病脈證并治

　　6、辯陰厥病脈證并治

　　7、辯霍亂病脈證并治

　　8、辯陰陽易后勞復病脈證并治。

　　“六經辯證：應該是指前六章內容。全書共收集397法，針對六經病癥，對癥用藥。眾采各家之說，博收各代之方。以一百二十余方對應397證。

　　《傷寒論》全書僅約三萬余字，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討論了“陽癥”(即以發熱為特征的傷寒瘟疫系統的救治辯證以及治療方劑。對于太陽癥部分分上、中、下三篇，用了全書的1500字左右，陽明癥部分5000字左右;少陽癥400字左右。對于陰癥，在當時醫療環境和水平來看，陰癥大多為死癥。如從295條至300條大都為死癥。

　　295．少陰病，惡寒、身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296．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297．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298．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299．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300．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張仲景的《傷寒論雜病論》本是寫在竹簡上的。到了宋仁宗時，一個名叫王洙的翰林學士在翰林院的書庫里發現了一部“蠹簡”，也就是被蟲蛀了的竹簡，題有“金匱玉函要略方論”。宋代名醫林億、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傷寒論》。校定出版時編者在《傷寒論》序中認為：“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而元、明、清以降，經歷代醫家披著其間雖有一些獨到見解，也有不少欺世盜名、牽強附會，畫蛇添足之作。把一部僅三萬余字竹簡，硬是搞成嚇人的幾十萬字的大部頭。錢學森先生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搞中醫理論的現代闡述，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除去中醫理論中的糟粕，用現代科學語言來表述。這樣中醫理論就可以發放出它固有的光輝，丟掉它現在的嚇人的假象”。

　　五、現代人對醫圣張仲景《傷寒論》的科學研究方法

　　1、對《傷寒論》的基本評估。張仲景所著《傷寒論》，于宋仁宗時期，名醫林億、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傷寒論》，其在《傷寒論序》中對張仲景有評介：“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于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

　　張仲景寫這部專著的原因在其《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寫得非常清楚“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井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可見張仲景《傷寒論》之重點是研究和討論的是傷寒疫情(注：傷寒病與傷寒桿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從從今天的角度來審視《傷寒論》，筆者認為它是一部專門研究“以上、下呼吸道感染癥候群這種傳染病為對象的專門性著作”。

　　《傷寒論》猶如一部“病典”，故而中國熟悉《傷寒論》的學者，對于今之新冠肺炎疫情“見病知源”，立即就能判斷出這種疫情的性質。無論是非典、還是中東呼吸綜合證，新冠病毒肺炎。中國中醫專家便可見其病之初期癥狀，即斷定其病必在太陽——陽明之間。故開出“三藥”意在阻斷病情從“太陽”向“陽明”及其變癥的發展。“三方”則是根據不同情況阻斷病情向“少陽”及變癥發展。實踐證明中國中醫專家的判斷是準確的。由于中國中醫專家判斷的準確，故而中國中醫參加抗擊疫情收事半功倍之效。可以說《傷寒論》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抗擊、戰勝一次又一次瘟疫的“定海神針。”

　　2、《傷寒論》對瘟疫的應對策略原理。張仲景面對傷寒疫情，認為瘟疫一旦潛入人體后日盛一日，其致病之變癥多樣、發展多端，而百姓老少婦孺體質、長幼等不同。他不是苦尋一種救世濟民的特效之藥，而是運用六經辯證。廣集眾方，阻擊病變各階段邪祟。由于傳染性疾病一旦由表及里，必然“變癥蜂起”會產生“太陽——陽明——少陰”的合病、共病、并病甚至三陽并癥。最終發展為死癥。

　　如果將瘟疫病魔比喻成一只鳥，西醫找特效藥的方法是用“箭射法”的話，而中醫則是用“網捕法”。無論是“淮南子”，還是“呂氏春秋”都有古訓說，“千目之網，羅雀僅一目，今織一目之網，無以羅雀”。以《傷寒論》為首的中國抗擊瘟疫學說，即是中國古人欲戰勝瘟疫所織的“千目之網”，這就是中華民族勝利抗擊一次次瘟疫的終極原因。

　　《傷寒論》共搜集歷代治療傳染性疫病的藥方共三百九十七法，研究、收集開出藥方一百二十方。反查今天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的抗疫“三方”，其主要方劑“麻杏石甘湯”方劑，首見于《傷寒論》第63條《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可見中醫專家判斷，認為今年疫病為太陽病。“三藥”正是對應其病而出。這是早期、初期，即今之“醫學觀察期”所用之藥。而中國治療新冠肺炎的方案第七版后的“三劑”則是針對重癥開出的方劑。

　　《傷寒賦》指出“隨證而治，乃為良醫。治之失時，變癥蜂起。”故而說明：傷寒之太陽病若是失時而治，必然生出變癥，墮入重癥之深淵。今世界各國疫情亂象，完全證明了如果耽誤病情，后果很嚴重。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特效藥“清肺排毒方”等“三劑”中，僅“小柴胡湯”全書出現17次。橫跨太陽、陰明、少陽至厥陰重癥的治療。最后出現于《傷寒論》第394條。“五苓散”則首現于《傷寒論》71條，主要針對：“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里證者，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全書出現11次用法。顯然是治重癥、危重癥之方。這種治病的方式或許就是錢學森先生認為的：“中醫有許多比西方醫學高明的地方”。亦或就是中醫優于西醫之處。

　　2020年4月26日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錢學森先生一直致力于中醫的現代化。錢學森先生對中醫的現代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主要有這樣一些論述附后供大家參考：

　　1、“我認為傳統醫學是個珍寶，因為它是幾千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醫理論包含了許多系統論的思想，而這是西醫的嚴重缺點。所以中醫現代化是醫學發展的正道，而且最終會引起科學技術體系的改造——科學革命。系統的理論是現代科學理論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現代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中醫理論又恰恰與系統科學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還有個旁征，人的社會實踐和科學的發展已經指出中醫的這個方向是對的。不僅因為有中醫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幾千年和這么多人民的實踐證明，而且另一方面，中醫的看法又跟現代科學中最先進、最尖端的系統科學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我們在這個所里講的人體科學的看法。我講過，越來越證明我們這個觀點錯不了，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錢學森人體科學與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縱橫觀》301頁）

　　2、“要在我國保存并進而發展中醫，必須在維護中醫理論全部實質的前提下，把其表面形象改變一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用現代科學的語言來表述，不用古醫書中的詞句，寫出真正的現代中醫書籍。這要一整套書，不是零星的一本、幾本，要從人體理論到醫理，到臨床醫學。”“所以中醫（當然包括藏醫、蒙醫等）的現代闡述是一件關系到祖國傳統醫學的生死存亡大事，而且時不我待呵！”（1984年5月22日致崔月犁——《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090頁）

　　3、“把中醫都納入到科學技術的體系里，創立新的關于人的科學，我稱其為人體科學。這樣的科學一旦創立起來，必然會提高、改造現在已經有的科學技術體系，當然這一步應該是徹底的，不僅是現象的概括，不僅要知其當然，而且要能講出其所以然。這才是真正的中醫現代化;不，不止于現代化，甚至可以說是中醫的未來化！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是改造整個科學技術體系，創立新的科學技術體系，所以是一次科學革命。”（《錢學森等論人體科學》301頁）

　　4、“我們知道中醫包含著科學真理，非常寶貴的科學真理，但人們‘以貌取人’，懷疑中醫有沒有真理，或進而認為中醫是封建糟粕。”（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088頁，國防工業出版社2008，6）

　　5、“中醫理論是經典意義的自然哲學，不是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其實這里并沒有貶低中醫理論的意思，沒有自然哲學也就沒有自然科學；今天的中醫理論正是將來中醫現代化（或醫學科學革命）的老祖宗。”（1983年3月17日致黃建平——《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044頁）

　　6、“醫學不已有幾千年的經驗了嗎？人的一生是有變化的，生老病死，但模式基本一樣，在幾千年中重復了億億萬萬次，所以醫學，特別是中醫，是有經驗基礎的。”（1994年12月2日致王壽云等六同志——《錢學森書信選（下卷）》0992頁）

　　7.“中醫的理論是系統觀的，這是科學的。”（《錢學森人體科學與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縱橫觀》107頁——此為1983年至1987年錢學森在507所學術討論會上的歷次講話匯編）

　　8.“中醫的特點在于從整體、從系統來看問題。”（《錢學森等論人體科學》297頁，人民軍醫出版社1988，12）

　　15.“醫學的前途是中醫現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徑。”“人體科學的方向是中醫，不是西醫，西醫也要走到中醫的道路上來。”（《錢學森等論人體科學》277頁）

　　16、“中醫理論是經典意義的自然哲學，不是現代意義的自然科學。”“其實這里并沒有貶低中醫理論的意思，沒有自然哲學也就沒有自然科學；今天的中醫理論正是將來中醫現代化（或醫學科學革命）的老祖宗。”（1983年3月17日致黃建平——《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044頁）

　　17、“人類認識自然界之初，必然有一個自然哲學的階段。在經過了科學的巨大發展的今天，已經不再需要自然哲學了，而應該接受自然科學。“我認為中醫理論很像自然哲學。其中包含著人類智慧的珍寶。人體科學很需要這部分珍寶，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絕不能丟掉。”（《錢學森人體科學與當代科學技術縱橫觀》108頁）

　　18、“什么叫自然哲學？什么叫自然科學？我以為凡不是自然科學的、從經驗概括起來的理論，都可稱之為自然哲學，因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測、臆想的東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學問是：一方面研究一種對象的學問，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學有機地結合成一個整體；如現代科學的物理、化學、生物學、地學、天文學、電子學、機械學、水力學、海洋學、氣象學等，都是互相關聯的一個整體。所以中醫理論是自然哲學，它獨立于現代科學之外。”（1984年6月2日致黃建平——《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092頁）

　　19、“中醫是東方古代的自然哲學；而恩格斯早就說過，當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現后，再去恢復古代的自然哲學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是倒退！所以我們要實現中醫現代化，也要把中醫的哲學理論現代化；這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用現代系統科學的語言改寫中醫的理論。而現代系統科學語言中最接近于這個東方古代的自然哲學的是武漢數字工程研究所吳學謀同志的‘泛系元理論’。”（1987年8月19日致肖漢明——《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335頁）

　　20、“中醫理論的這一令人生畏的形象也使得不少人對它不理解，所以盡管《憲法》上明明寫了，他還不愿支持，甚而打擊。就連中醫學院也有人反對中醫！”“怎么辦？”“我想只能對癥下藥，給中醫換裝！把中醫理論、中醫醫理用：（1）現代語言，（2）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來闡述清楚，寫出一套現代的中醫書籍。這還不是中醫現代化，不是用將來會出現的人體科學來提高中醫，創造新醫學，只是保留中醫的真正科學內容，老老實實地闡明中醫的道理。請老中醫同志不要擔心，我們是要把中醫的珍寶保留下來！

　　21、“我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大自然探索》1983年3期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構和中醫理論的現代闡述》講的就是這項工作。我現在感到它已經十分迫切，不能拖延了！我們要培養下一代中醫只能用這套書籍，不然培養不出今天的中醫。有了這套中醫醫書，反對中醫的人也能說服了。因為我們是講馬克思主義的呀！

　　22、“我現在認為，中醫所遇到的困難是個20世紀社會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中醫理論講陰陽五行，令人望而生畏！“為什么一定要講‘子午流注’，不直說‘人體晝夜節律’？”“也因為中醫理論還不是現代科學，所以就如寫文章還不是現代科學一樣，中醫臨床看病，多少是得靠老師帶，以身教為主、言傳為輔。中醫教學最后要老師帶著看病，一年、幾年才能學成。”（1984年6月2日致黃建平——《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092頁）

　　23、“科學技術是一個整體，中醫不能獨立于世界科學技術體系之外；猶如今天的中國不能閉關自守一樣。陰陽五行學說如是科學真理，就應能把全部自然科學都概括在內。如不能，那就只有用今天科學技術最高概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來闡述中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能指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1984年12月1日致王敬——《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127頁）

　　24、“發展中醫只有這一條路，要用強大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來使中醫從古代的自然哲學式的、思辨式的論述解脫出來。要換裝，變成用現代科學語言表達的唯象中醫理論，什么叫唯象理論呢？就是完全從現象來總結、概括，得出系統的理論。也就是說，只講其當然，現在還講不出其所以然。根據實踐的經驗，說明這是怎么回事，把它講得有條有理，這就叫唯象中醫學。”（《錢學森等論人體科學》299頁）

　　25、“如何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綜合集成法去創建唯象中醫學？”“醫學已有幾千年歷史，醫案記錄浩如煙海,這都是定性的點滴認識，現在有了新的方法，加上電子自計算機的幫助，綜合集成是可以實現的。不但傳統醫學的醫案，而且西醫的醫案也可以用新觀點（開放的復雜巨系統）歸納進來。這就是綜合揚棄，創建21世紀的新醫學。”（1989年12月8日致楊學鵬——《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484頁）

　　26、“問題是怎樣把老中醫的智慧總結起來，匯集成唯象中醫學？我想可以用現代科學技術，即：1）用專家系統、人工智能技術把每一位老中醫大夫的學問經驗記錄成電子計算機程序。這項工作在幾年前已開始了，只是擴廣的問題。2）有了大量不同的老中醫指導下制成的各有特長的專家系統，我們就可以將其匯總綜合。這也已有具體方法，即我們現在稱為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3）綜合的結果是唯象中醫學。新的中醫臨床經驗還可以不斷補充進來，所以這樣的唯象中醫學是不斷發展的。”（1991年8月14日致鄒偉俊——《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602頁）

　　27.“如中醫工程學會能把各家中醫的專家系統用中醫理論宗合成一個中醫計算機辯證施治系統，將是一件大事。這個系統可以在臨床實踐中不斷完善，那就是唯象中醫學了。”（1992年10月10日致譚高德——《錢學森書信選（下卷）》0700頁）

　　28、“對唯象中醫學的研究您主張在中國古代醫易的基礎上構筑唯象中醫學。而我認為中國古代醫易的局限性太大，不適用于人體這一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不久前見到西安西北大學孟凱韜寫的陰陽五行學說的數學論證，可見五行說的毛病在于把客觀存在的復雜性簡單化了。所以我不贊成您的主張，我認為您還沒有從家傳的中醫學解放出來，真正進入現代科學。

　　29、“我勸您要大膽創新、實事求是，千萬不要把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硬框在陰陽五行之中！陰陽五行不能解決社會科學問題，陰陽五行也不能解決人體科學問題。”（1994年2月16日致鄒偉俊——《錢學森書信選（下卷）》0886頁）

　　30、“所謂唯象學方法論，即一切從實踐出發，先概括出若干經驗規律，在進而構筑一個經驗規律的體系。所以唯象中醫學，即從中醫臨床經驗構筑一個醫學理論，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中醫理論體系。這將是人體科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31、“中醫這個寶庫似只有用現代科學技術打開后，才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而這項工作又必須建立在對中醫理論的正確理解。”（1987年4月18日致徐寶源——《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312頁）

　　32、“經典的中醫學、西醫學都有其不足之處。如：中醫理論中沒有人體人腦的結構和功能介紹，而西醫實踐中一般誤診率不下于1/3。中西醫結合則也不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人體潛能的發現。”（1995年9月12日致吳邦惠——《錢學森書信選（下卷）》1086頁）

　　33、“從人體科學的觀點，中醫有許多比西方醫學高明的地方，但將來的醫學一定是集中醫、西醫各民族醫學于一爐的新醫學。所以請您也注意并收集國內、國外近年來對時間氣象醫學的研究成果，以發展并深化我傳統的時間氣象醫學。”（1990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錢學森書信選（上卷）》0553頁）

　　34、“我近來總感到醫學，治病的醫學，總有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為什么會得病？不是總有人不得病嗎？這種病（指‘無癥狀心肌缺血’）既然不是細菌、病毒感染，是人自身的問題，但問題在哪里？

　　35、“這是我近年來一直在求答案的難題，醫學界好像還沒有來得及考慮這個問題。”（1993年12月26日致王士雯——《錢學森書信選（下卷）》0863頁）

　　36、“中醫與西醫要真正結合，揚棄上升為新醫學、人體科學的醫學，的確很不容易，我曾說過：人體科學是現代科學技術工作中的珠穆朗瑪峰！難的原因在于新醫學是人體這樣一個開放的巨系統的科學，除了中醫、西醫用的語言概念不同，還要用新的思維方法：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對此我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召集對此有興趣的中醫、像您和對此有興趣的西醫、像吳階平大夫開討論會。所以我寄厚望于中國人體科學學會。”（1996年2月29日致鄒偉俊——《錢學森書信選（下卷）》1126頁）

　　37、“‘泛化’思想來源于‘象’即意象、形象，也是從整體上認識事物。這一思維方法的優點在于宏觀，能避免微觀方法的因小失大。我國的中醫就是用這個方法，所以我們稱之為‘唯象中醫學’。”“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來看問題，則‘小’，微觀認識不是可以不管的。也就是您還應該下點功夫學些西醫學、生理學，使對人體的認識能落實到物質基礎——細胞，以及細胞的內部物理與化學過程。然后把局部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即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這是對人體這樣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進行研究認識的方法。所以我幾年前就向您宣傳這個觀點，唯象中醫學是第一步，下面的任務是把唯象中醫學與現代西醫學辯證地統一起來，揚棄為更高級的醫學，21世紀的醫學。”（1995年11月19日致鄒偉俊——《錢學森書信選（下卷）》1098頁）

　　39、“從巫術到醫學是人類歷史的普遍發展規律，世界各地都如此，西方也是這樣的。在西方，后來科學逐漸進步深化，就成為現在所謂西醫學。但近年來又發現西醫的一套也遇到困難，所以又找到中國的中醫學。這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來看是一點不奇怪的，是實踐中不斷深化對客觀世界，包括人體的認識。（1996年6月16日致陶先剛——《錢學森書信選（下卷）》1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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