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買辦化歧途（一）

——買辦化道路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威脅（末篇·一）

買辦化的發展道路即殖民地化道路。我在此前的文章中，通過對晚清買辦化道路的歷史回顧，及考察當代我們在此不歸之路上的可怕發展，已指出此民族沉淪，國家衰亡，人民苦難之死路，乃我當前最大危險。走上此歧途已別無選擇，必須徹底擺脫此厄運。

    凡走上買辦化發展道路之民族，皆因其以助長腐敗之法紀廢弛方式對外開放，以致內外勾結，產生出勢力日益坐大之官僚買辦階級，并取得政治支配地位。這個階級不同于任何根植于社會不可或缺的生產關系而必然產生的階級——農民、藍領工人、白領職員、民族資本家、小資產者等等，官僚買辦階級純屬社會肌體中腐敗寄生的異化毒瘤，其職能只是為外國吸血服務而禍國殃民亡天下，沒有絲毫存在的合理性。健康社會肌體中絕不應有其位置。

官僚買辦階級一旦得勢而使國家走上買辦化歧途，如同民族精神意志被外人主宰，必然在其政治、經濟、文化、及外交內政各個方面呈現殖民地化全面惡果。

政出多門的權貴寡頭腐敗政治

在政治上，因買辦權貴與外國勢力相勾結，導致外國意志操控買辦內奸而主導國家政治格局，形成依附于外部勢力之最腐敗權貴寡頭政治。此政治結構政出多門，互相摯肘，已喪失維護國家利益之國家意志。有人說這是“民主”形成權力制衡。此言謬矣！此非民主，（因其與民權毫不相干，）而是權貴們作主，所維護者乃其共同利益，而非國家人民利益。寡頭互相制衡，則不能集權肅政。“民主”限于權貴，則無民意監督制約。既無集權肅政，又無民意制約，此政治結構向為藏污納垢腐敗養奸之最好溫床。貪官污吏無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顯貴，欺主顯貴則為結私黨而納奸腐為其羽翼。此內奸賣國之天堂，他國謀我之樂園，談何嚴明法紀？

凡民權缺失之國，如無外部勢力干預，權貴多頭政治一般不能長期維持，三架馬車總要趨于一架馬車。若此體制中權貴多頭政治得以長期維持，則多為外部勢力有意平衡維系，以從中漁利。如晚清太后垂簾，如民國軍閥割據，皆徒有“集權”虛名，而無集權實效。

外國勢力既需要權貴互相制衡而無法集權肅貪安內御外，又要使其內爭不止以乘隙利用。挾洋自重之寡頭權貴無不竟相媚外，爭先賣國邀寵以獲強國支持而助其內斗。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狀況，此秦滅六國政治滲透之首計也。（戰，則其有內奸弄權，猛將安能立功？和，則有其買辦賣國，何暴利不可得？）

中國之所以在1949年徹底清除買辦政治勢力擺脫殖民地化厄運后，又于當代重走老路，也是因腐敗而被外部政治滲透的結果，買辦內奸竊據高位，反利用我之行政資源和無監督專權體制缺陷對我反控制，并更深入地對我滲透。

正因我政治上被嚴重滲透，使官僚買辦階級重新走上政治舞臺。才導致我經濟、文化、外交、內政各個方面全面而迅猛的買辦化發展。維護國家利益之國家意志正趨于瓦解，唯一還體現國家統一意志（維護國家民族最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政府部門——軍隊，也在最高決策層中缺少發言權。

我今政治體制已形成多核心之弊，顯見外部勢力有意平衡維系。反腐若涉高層大員，須經高層共識方準調查。此政治現狀已使最高領袖清除腐敗之雄心退為“將腐敗降至最低限度”之無奈。只要中國永遠保持腐敗，就永遠無法清除腐敗的買辦勢力而擺脫殖民地化道路，外國列強就可永遠勾結買辦勢力剝削壓榨中國人民。

為國際資本和買辦利益服務日益衰敗的殖民地經濟

在經濟上，由于官僚買辦的內奸性質，將國家命運私授他人主宰，自棄經濟主權以尋租，必導致嚴重的財富利權外流，經濟命脈被外國控制，利益盡歸他人，而窮困、破產、失業、動亂、屈辱、衰亡，則留給自己的祖國。

這條買辦化殖民地化的經濟發展道路，得到發展的只是買辦和外國的經濟利益。晚清和民國，官僚買辦階級的財富不斷增加，從穆彰阿、李鴻章，到四大家族，皆富可敵國。但中國卻喪失了幾千年的財富積累，由世界最富庶之國變成最貧窮的國家，到新中國成立前已是衰微破敗，百業雕蔽，民不聊生；造不出一輛汽車，一臺機器，更遑論飛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官僚買辦階級再度登上政治舞臺，中國又重新開始了依附外國的經濟殖民地化道路。

美國等國際資本在滲透進我高層并掌控我經濟政策主導權后，就勾結我買辦權奸，以長期的緊縮貨幣及高稅率政策，將我企業利潤空間壓縮殆盡，使其大半倒閉，制造出大量失業人口形成龐大勞動后備大軍，以將我國工資水平及出口商品價格壓至最低，成為美國的廉價商品供應國。并造成我股市長期低迷，癱瘓其融資功能，使我大量民族產業（包括金融機構）在普遍經濟和融資困境中只能被外資廉價兼并，幸存企業再也無力研發技術而只能滿足于國際分工的窮苦力角色；我大量儲蓄資金也因無投資機會而流往海外支撐美元，我們的黃金儲備被運到美國存放，我們的外匯儲備只能買美國債券。我原本為內需服務的國民經濟變成了為美國及西方利益服務的經濟體系，美國等西方國際資本因此而享受著一切利益，而中國人民則為此承受一切苦難。

我國殺雞取蛋式的高額稅收基本被用來對沖因買美國債券產生的（外匯放款）通脹因素，因美國債利息不抵貶值，等于將巨額稅收都給美國人白使。僅此就已徹底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發展權。而美國等西方國際資本則用我之資金控制我經濟命脈而獲超額暴利。

早在三年以前，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就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玻璃行業、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20％的醫藥企業在外資手中。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見叢亞平《利用外資八思》）

這還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況，現在外資兼并又有了新的惡性發展。

我國銀行業無一例外均被外資較大比例參股，其中有些已被控股。我國現已沒有一家獨資的中資銀行，卻有數百家外資獨資銀行。

我買辦大員勾結國際資本，頻繁制造經濟波動洗劫中國人民，并鼓勵我貪腐非法收入造成的資本外逃，導致我國前所未有的財富利權外流。我們的股市總是讓外資坐底而獲暴利；在國際商品和外匯市場，我們總是低拋高買，利益盡歸外國及大小買辦，而虧損全留給國家；外資廉價控股我民族產業造成的財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數目，其中僅廉價參股我銀行金融系統一年就賺走我1.7萬億元[注1]；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將國內壟斷暴利給美國等海外股東分紅超過其國外融資額數倍乃至數十倍；我參股外國銀行金融機構的股價比外國參股我銀行金融機構的股價高數百倍。此次美國金融海嘯，美國竟勾結我內奸向我轉嫁危機，為其墊背，壓我繼續以數千億美元購買其必將崩盤的美債。現我所持美債已超過1.7萬億美元，合11萬億多人民幣，其中8000億美元公司機構垃圾債和股票已損失慘重（僅外匯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資一年就虧損800億美元），這1.7萬億美元美債正面臨被美國當局必然（蓄意）實行的史無前例美元大貶值吞噬大半之厄運。

所有這些都不是以正常的經濟手段，而是充分利用我民主和法制的缺失，收買我政府官員造成的。這條買辦化道路繼續走下去，中國必為美國等西方國際資本淌干最后一滴財富之血！

墮落自賤摧殘民族文化的買辦文化

在文化方面，買辦化的發展道路必然生出殖民地買辦文化毒瘤，它瓦解著民族精神意識，扼殺民族文化，破壞道德根基，泯滅民族自尊自信，以使國人自任低賤而甘為外人之奴。

中國買辦文化的產生源于晚清腐敗的買辦化道路喪權辱國，致使民族衰亡；洋人在華趾高氣揚且享有特權而愈尊，掠我資財而日富；而國人則受盡屈辱而愈卑，財富外流而日窮。上層社會因之彌漫崇洋媚外之風而喪失民族自尊自信。尤其上層文人諱言腐敗者，將因腐敗造成的巨大民族災難統統歸咎于民族文化。而這卻完全符合列強欲泯滅我民族自尊自信之文化滲透意圖，因而為之鼓噪傳播者眾多。此等輿論流傳擴散，使我傳統文化皆成買辦腐敗之替罪羊。漢奸、買辦文化也隨之興起泛濫，形成近、現代植入我文化肌體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民國時期買辦漢奸勢力及買辦文化繼續發展，買辦們總是以宣揚中國人低劣因而必須依賴洋人來證明其賣國有理。

新中國成立，官僚買辦階級被徹底打倒，買辦文化也偃旗息鼓，但其并未根絕，舊上海十里洋場崇洋媚外之風依然散發著遺臭。隨著對外開放及我腐敗的發展，新的官僚買辦階級重新登上政治舞臺，百余年買辦文化毒瘤終又起死回生，再度惡性發展，擴散潰爛。

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無疑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值得自豪的民族。中國人文化上的優越感除其巨大的歷史成就外更有其深刻的道德根源，中國人的道德觀――德乃道體現于人，完全是基于自己獨有之現實世界觀（諸子百家莫不如此），而不同于其他民族以非現實的宗教信仰為道德基礎，反映了古代中國人深刻領悟到宇宙最普遍的同一性――道，及其在人和人類社會的具體體現――德，即個人與他人和社會高度的同一性，利人愛人與利己的內在同一性。

中國民族文化由于其天然的人道基礎及因此而產生的道德優越感，形成根深蒂固內在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中國的民族精神更追求道義純潔，以及氣節操守的完美忠貞。反映出我民族精神獨有之不懼強不欺弱而只認天道人心是非正義之高尚品質。

中國人民從幾千年的歷史教訓中深知：任何國家民族利益的損失最終都會由民眾承受痛苦。因此，我國人民歷來是堅定的愛國者，視國家興旺和統一為最大最根本之人民利益，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因而也是愛國主義的文化傳統。

那些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英雄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靈魂和脊梁。而賣國賊則只配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遭千秋萬代唾罵。

愛憎分明，忠奸分明，是中國民族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征。

在中國民族精神文化的沃土中產生如岳飛、文天祥、楊業、蘇武、于謙、袁崇煥、林則徐、左宗棠、鄧世昌、楊靖宇、趙一曼等千千萬萬民族英雄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一個民族依靠自己100多年的自強奮斗，由受盡欺凌衰微破敗而走出殖民地化歧途重新崛起，其不屈之民族精神必有超強凝聚力為其文化內核。惟道德情操高尚之民族，才有其內在驕傲自尊。惟內在高度道德自尊之文化傳統，才會產生如過草地的紅軍和上甘嶺坑道的志愿軍那樣的精神凝聚力――在絕糧絕水之絕境舍生取義而把生存希望留給戰友。這是令一切對中國不懷好意的列強最為恐懼的精神力量。

要使中國永遠低下高貴的頭，只有誘導其人民道德墮落，靈魂卑劣，才能使其喪失內在的精神自尊而自認低賤。

因此，瓦解中國的民族精神及其道德根基，摧毀其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心，顛覆其（崇拜民族英雄憎惡漢奸賣國賊）愛憎分明的是非榮辱觀，改變其大一統的國家民族意識，就成為妄圖侵略、顛覆、分裂、壓榨中國的國際政治勢力最重視的問題。他們扶植中國內奸所主導的殖民地化進程迫切需要以漢奸買辦下流文化來徹底顛覆中國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凡是中國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國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徹底否定。凡是中國及人類所不齒之齷齪卑鄙，見利忘義，叛國賣祖，甚至亂倫、同性戀、換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勵之列。

為此目的，美、日等西方國家以數十年滲透之功，在我文化教育和學術界、及文藝、宣傳等所有意識形態領域培養了大批文化漢奸，對我進行了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卑劣的精神滲透戰，并產生了嚴重后果。

我國社會崇拜的內容已被徹底顛覆，從英雄品德和學者智慧崇拜蛻變為財富虛名崇拜，演藝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大量外來的和買辦文化催生的垃圾文化侵蝕著青少年的心靈。我民族忠奸善惡榮辱是非標準雖還未被徹底顛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亂，不時有漢奸文人公然為秦檜、李鴻章等平反鳴冤，漢奸買辦言論在公開場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員學者厚顏無恥，以賣國依附洋人為榮，以中國人及其民族精神為恥。

外國敵對勢力甚至親自出馬，利用我國現階段道德倫理基礎的真空對我青少年進行大規模邪教洗腦。近幾年許多大中城市都已發現大量外國（主要是美國）人辦的各類非法“培訓班”，專以邪教手段誘導我國青少年道德墮落，教唆其自私自利，背信棄義，怯懦茍且，鄙視一切社會責任感和犧牲精神。其所傳播之精神毒品不僅完全與我國文化傳統難容，也與全人類（包括西方）公認道德準則相悖。其用心顯然是在瓦解摧毀我民族精神和靈魂，把年輕一代都變成“范跑跑”，為徹底分裂、瓦解、毀滅中華民族創造精神條件。現此類“培訓班”已發展到數千家之多，至少對我百萬青少年進行了毒化洗腦。

而我們的教育部門（如上海、北京等地），卻對這些精神文化滲透予以了配合，教育部竟否認岳飛、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上海的教科書自刪除了《狼牙山五壯士》后，又繼續刪減淡化關于毛澤東、長征、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殺等內容，而代之以經濟全球化、摩根大通、比爾·蓋茨、紐約股票交易所、美國航天飛機以及日本子彈頭火車、領帶等等。而北京的教科書也不甘寂寞，以低俗的金庸代替嚴肅的魯迅，以大量當代白話垃圾代替千載流芳的文化精品。北京、上海兩地中小學教科書明顯的去中國化傾向，比臺獨并不遜色。其庸俗低劣傾向更是有過之無不及。

近來在美國出動軍艦橫行我海疆，并支持日、菲、越、馬、印尼侵吞我東海、南海領土主權的嚴重時刻，北京市教委竟將《奇襲白虎團》“打敗美帝野心狼”等唱詞選段從北京中小學京劇教材中刪除，理由是與時代脫節。（如此明目張膽的漢奸行為，這是誰家的教育部門？！）

傳統的中國是道德的深淵，而買辦漢奸文化泛濫的中國則出現幾千年未有之巨大道德蛻化，尤其讀書人道德蛻化使民族精神民族靈魂受到致命打擊。以往最受人尊敬的教師（傳道授業解惑之靈魂工程師）和醫生（行救死扶傷之仁術），許多人蛻變成了不惜誤人子弟甚至謀財害命的斂財高手。范跑跑之自私卑劣居然受到吹捧。更有大批無恥文人受外人豢養而成漢奸。

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讀書人所學、所敬者，莫不以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其大義。士子若有投靠外幫賣國求榮者，必以國賊、敗類之惡名享千秋萬代唾罵。從未有如今日，讀書人竟有大批自賤之徒成群結伙甘為外敵走狗。其所追求之虛榮與其自賤之卑劣形成買辦文化特有之精神變態分裂癥――以自卑為尊，自賤為貴，自非為是，自毀為譽，自辱為榮；

在科學學術領域，對洋權威的盲目崇拜，嚴重阻礙了我國科學技術的進步。有無洋權威的認可成了“科學”的標準，洋人不認可就不敢說，不敢想，不敢做。自己先進的東西也不敢堅持。中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醫中藥學及武術、氣功、養生學的理論基礎――經絡系統及氣血循環理論，既是中國人獨有之陰陽對立統一世界觀之具體運用，同時也進一步豐富了中國人的哲學和宇宙觀，成為其組成部分。（世界其他一切民族的哲學由于未能抽象出宇宙最根本之陰陽對立范疇而只能用于解釋世界，只有中國人的哲學才有實際應用意義。）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也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此體現先進世界觀之人與自然系統科學體系，及其令西方人困惑不解的種種神奇功效，已受到世界各國人民越來越普遍的推崇。（若非受外國人偏愛，中醫恐早已難逃失傳泯滅厄運。）

因此，不徹底否定中醫及其理論體系，就難以徹底泯滅掉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并瓦解其民族精神。（如同不貶低岳飛、文天祥，不抬高秦檜、李鴻章，就無法徹底顛覆中國人愛憎分明的是非榮辱觀一樣。）于是，文化漢奸們利用各種傳媒（主要是網絡）展開對中醫的瘋狂詆毀……迄今為止，所有對中醫的種種非議除暴露出蓄意詆毀者的惡毒及無知者的淺薄外，卻仍未見有任何有學術價值的論點。

由于買辦文化產生的崇洋媚外心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日漸淡漠，大量我獨有之人類文化瑰寶已失傳，其殘存的也要以其范疇并不兼容的“洋科學”去規范，失傳的速度反而加快，水平也因此而迅速下降，這又反過來動搖了國人對自己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助長了崇洋媚外。形成文化失傳和崇洋媚外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總之，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具有我中華民族那樣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也沒有一個民族如我這般自賤文化、自賤祖宗、自賤靈魂。

買辦殖民地文化毒瘤的惡性發展，潛移默化地不斷泯滅著中國人的民族自尊自信，有些人因民族自尊自信喪失殆盡而墮落為漢奸。不論高層還是社會底層，民族自卑心理現都已廣泛存在。開個奧運會我們居然要把世界上多半國家領導人請來，視洋人賞臉為奧運成功標志。為此而使美國日本等趁機竊取我巨大利益。日本僅一次象征性的地震人道救援，在買辦內奸借此煽起對日謝恩潮鼓動下，就使相當一部分人受寵若驚，以至要“涌泉相報”，此因自卑而生一廂情愿之親善幻想，是使日本得以順利竊取我東海巨大主權權益的一個重要因素。因中國人的崇洋自卑心理，中國生產的大批洋品牌商品對中國人的售價可比賣給外國人高出數倍。……

這些事實進一步證明：越自卑就越喪失民族利益，越喪失民族利益則越自卑……卑則愈窮，窮則愈卑；此惡性循環將永遠困擾著買辦精神文化充斥的國家！

總之，因我思想文教領域國家意志缺失，買辦文化肆虐，國家利益（軟實力）所受損害十分巨大，瓦解著我們的民族精神，并潛移默化嚴重侵蝕著一切國家利益領域。如晚清買辦文化毒瘤之陰魂再現，其趨勢發展下去當更甚于蘇聯解體，即使無外敵入侵和經濟災難，僅民族精神意識瓦解，民族魂魄消亡，也足以導致國家因此而四分五裂。

即使我們以后能徹底清除買辦漢奸的政治經濟勢力，擺脫買辦化發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臨根除買辦文化毒瘤，徹底蕩滌其污泥濁水之長期艱巨歷史重任。

屈辱的買辦洋奴外交

在外交方面，因該領域直接關系到對外利益交涉，因此凡買辦勢力坐大之國，其外交皆為外國大舉滲透，及買辦力圖全面控制之所在。

晚清李鴻章包攬外交，在朝廷和洋人之間充當掮客，挾洋自重，左右逢源，甚至幫洋人嚇唬清廷，其洋務大都借公事而謀私，吃里扒外。另一方面，因腐敗而致國家衰弱，弱國無外交，因此買辦勢力主導的外交必定是軟弱屈辱的讓步送禮外交——即洋奴外交，國家主權利益原則讓位于息事寧人原則。晚清因此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因此而滑向殖民地深淵。應指出的是，這些不平等條約并非都是戰爭失敗的產物。其中有些是勝仗敗約（如1874年《中日臺灣事件專約》和1885年《中法新約》），有些則純粹是買辦官吏腐敗受賄所致（如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1896年《中俄密約》、1896年中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就是崇厚、李鴻章等腐敗受賄所致）。

直到新中國成立，才徹底擺脫了弱國外交困境。徹底清除了買辦勢力的新中國，不僅一掃百年屈辱，敢于同時強硬抗衡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而且能充分利用其矛盾縱橫捭闔，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開創了我世界強國外交地位和廣闊國際空間。

可惜當代官僚買辦勢力重登政治舞臺后，又漸起晚清買辦外交遺風。毛主席、周總理為我國外交格局打下的良好基礎遭到破壞。

原本維護我國家主權原則，禁止美國對臺軍售的互利的中美關系，變成了美國以對臺軍售等手段操控臺獨，勒索我巨大利益，從而單方面有利于美國的中美外交關系。臺灣統一大業因而受阻，岌岌可危，海峽兩岸同胞為此都向全世界付出了巨大代價。

釣魚島及其海域因我單方面擱置爭議而被日本控制。東海本是我國內海，現在日本不僅不付任何代價與我共同開發，而且我若在其所謂“中間線”以東與其共同開發，須拿出完全無爭議的其他權益（如春曉氣田等）交換。事實上承認了日本的所謂“中間線”原則。

我外交軟弱鼓勵了周邊國家蠶食我領土，現南沙島礁大部分被外國（甚至彈丸小國）占領，并堂而皇之大肆盜采我石油資源。韓國也侵占我蘇巖礁，意圖據此侵占我東海海域。

自改革開放以來，外國勢力對我外交領域各機構進行了長期大規模滲透，外交精英們普遍接受國外資助，胳膊肘外拐之人不在少數。

在美國聯合日本支持臺獨，嚴重威脅我國家安全，并策動我內部分裂勢力陰謀分裂顛覆我國的嚴重時刻，外交精英們卻不斷忽悠我高層妥協退讓，反對增強國家軍事實力，以“韜光養晦”“珍惜和平發展機遇”為最高原則，取代國家主權利益原則。[注2]

他們破壞國家外交戰略，鼓吹幫美國制裁伊朗、朝鮮，不惜自斷臂膀，陷國家于危局。為日本利益，他們則煽動一廂情愿無原則的“親善”，使日本得以在“友好”的氣氛中兵不血刃毫無風險地竊取我重大主權權益。

另一方面，由于我政治腐敗，不能有效肅貪除奸，勢力強大的買辦內奸既得利益集團吃里扒外，更有大野心家以列強為靠山而謀其超政治地位出賣國家重大利益，從而大大削弱限制我自強攘外之軟硬實力，也使我難以對外強硬。從而又再度使我外交淪為送禮外交、讓步外交。有些政府大員不帶大禮（大訂單等重要利益）就不出國訪問。如晚清一般，似乎只有“送禮”一種外交手段。對此日本外交界有頗為直率的形容“中國考慮的是何時向何人送出大禮才最有效果。”[注3]

軟弱的買辦“讓步”“送禮”外交，必導致晚清喪權辱國失利的嚴重局面。眾列強紛紛以欺我之惡招壓我讓步、送禮，參拜靖國神社、臺獨、藏獨、疆獨、人權、餃子、包子、出席奧運會、侵我海疆、窺我軍情等皆為其籌碼。我則今天以大禮送甲，以冷落報復欺我之乙；明日甲又欺我，我再以大禮送乙，以冷落報復欺我之甲。如此以我重大國家利益輪番相送以夷制夷，眾列強則輪番享受欺我之利而樂此不彼。甚至剛受我大禮即得寸進尺翻臉提出新要求。

在日本宣布其軍艦常駐我釣魚島，并從美國確認釣魚島適用于日美安保條約后，對此侵我領土主權赤裸裸侵略行徑，我外長居然說釣魚島問題不影響中日關系，中日兩國海軍反而要加強合作巡邏亞丁灣。（受人欺辱還要強顏歡笑，恥乎？賤乎?） 我金融管理當局也仍然承諾繼續購買即將崩盤的美債，為美國墊背。（以我之財，資敵鑄造宰我利劍，真愚乎？裝愚乎？） 如此自輕主權尊嚴，豈能獲他國尊重？！

就連菲律賓一第三世界小國也不把中國領土主權和尊嚴放在眼里，在菲總統簽署法令將中國南沙部分島礁和黃巖島劃入菲領土后第二天，我新任駐菲大使就向其遞交國書，不僅轉達我最高首腦的“親切問候”，而且竟不知羞恥地稱這位剛簽署了法令侵吞中國領土的總統“高度重視中菲關系，為中菲戰略性合作關系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中方表示贊賞。”（人不自賤他人何以賤之？）

在美國間諜船在我南海專屬經濟區窺我軍情，并派驅逐艦為其間諜船護航，兼為日、越、菲、馬等侵我領土主權撐腰打氣后，我外長竟奴顏媚骨，與此踢上門來惡霸達成共識，要避免與其發生沖突，非但如此，而且還要繼續配合美國拯救其金融危機（還要買美債資敵欺我？）。

世上任何國家之間，首腦會見之前總要先改善關系，營造友好氣氛；唯獨西方國家與中國領導人會見之前要尋釁找茬惡化關系，以增其壓我讓步籌碼。（領導人愿忍氣吞聲，十三億有民族尊嚴之中國人民甘忍外辱乎？！）

新中國頂天立地之大國形象已蕩然無存，晚清買辦外交衰亡之道今又再現。

腐敗混亂風雨飄搖的內政困局

在內政方面，買辦化殖民地化道路，其實質就是外國勢力和腐敗的官僚買辦階級相勾結，形成共同剝削壓迫人民的政治經濟聯盟。買辦尋租一分，則洋人必獲數倍暴利，國家則更受十倍以上損失，因此必導致國家民族財富利權外流如濤濤江河難以遏止，國內社會矛盾因此而更加尖銳激化。又因法紀廢弛，腐敗泛濫，買辦貪官巧取豪奪，人民遭受外國勢力和官僚買辦階級雙重剝削壓迫而陷于苦難貧困，社會日益動蕩。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官僚買辦重登我國政治舞臺，“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注4]，導致了我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財富外流，中國社會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及人民的普遍災難就已注定了。

巨額的財富流失和為外國利益服務的經濟政策，徹底封殺了我國的社會利潤空間，使原有的經濟關系已無法維系再生產，只有拼命壓縮成本一條出路，有些地方甚至倒退到以暴力維系強迫勞動的奴隸制。而數億人民失業、貧困，及破壞環境資源，假冒偽劣，野蠻運輸等等一切中國人民的災難，也都不過是為了將中國出口商品成本壓至最低，從而為美國等國際資本貢獻最大經濟價值，并使其可廉價控制我經濟命脈的“必要”安排。

在此大環境中，所有個人、家庭、及整個民族的不幸其實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不同的只是厄運降臨對不同的個人家庭具體時間和場合的差別。他們或下崗失業，或為破產業主，或為遭人算計損失慘重的投資者，或作掙不著工錢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窯，或被拐賣黑磚窯作奴工，或為娼為盜，或被黑了良心的醫生謀財害命，或子女學費導致家庭負債破產，或吃了假冒偽劣食物藥物而中毒，或因環境污染生病早逝，或被黑社會威脅、壓迫、盤剝、殘害等等。用過去最通俗的政治術語來說，所有這些災難都是“階級仇民族恨”，這個罪惡的階級就是官僚買辦階級。

腐敗導致官匪勾結欺壓人民，基層政權日益黑社會化。不僅買辦權奸貪腐大吏無視王法，就連臭名昭著地方腐敗典型，如地震垮塌學校豆腐渣工程責任者，甕安貪腐黑惡勢力等至今仍逍遙法外。時至今日，民眾尚有幾人無怨無憤？幾人不受害維權？社會矛盾越尖銳激化，人民抗爭及對其壓制也越強烈，難以調和解決的大量對抗性社會矛盾使當局為求一時之安而封殺了一切可與人民和平對話的窗口——禁止上訪，對媒體及互聯網嚴格控制。民眾申冤無門，只能與當局暴力對話，大規模群體暴力事件因而層出不窮，整個國家如遍布火藥干柴。

而互相勾結的內外分裂勢力則意圖趁此危局分裂國家，非法暴富的買辦權奸因懼怕日后人民清算，也陰謀盤算拆廟裂土，消滅祖國債權人，在洋人庇護下劃地為王。為此，買辦權奸陰謀將一切國家實力統統交由美國控制，黃金交給美國保管，外匯儲備也都借給美國，現在（通過軍工企業全球招聘高管）連軍工秘密也要交出去，……買辦漢奸賣國可大張旗鼓堂而皇之，而民眾愛國卻常遭杯葛。

因買辦賣國導致財富利權外流還在迅猛發展，且勢不可擋；因此而聚積的尖銳社會對立使局勢越來越具爆炸性，孕育著巨大的社會動蕩和變革風暴……

總之，現中國已被美國、日本等全面滲透，這條買辦化殖民地化老路已走到盡頭，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內政，不論哪方面的危機均足以導致亡國亂天下，更何況各方面危機交織在一起發作？惟跳出此歧途，國家民族才可獲得新生。

路在何方？——關于如何擺脫買辦殖民地化厄運

中國之所以再次走上買辦化道路，皆因官僚買辦重登政治舞臺并掌控大權。若要擺脫買辦化殖民地化厄運，首先必須在政治上徹底鏟除官僚買辦階級的勢力。這個階級完全是社會腐敗形成的奪命毒瘤，你不折騰它，它就要折騰老百姓，折騰光國家民族最后一點財富而亡國禍族害民，我們的和諧社會中決不應有其位置。

正如馬克思所說：“要使人民革命與市民社會個別階級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個等級成為整個社會的等級，社會的一切缺點就必須集中于另一個階級，一定的等級就必須成為一般障礙的化身，成為一切等級所共通的障礙的體現；一種特殊的社會領域就必須被看成是整個社會公認的罪惡，因此，從這個領域解放出來就表現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個等級真正成為解放者等級，另一個等級相反地就應當成為明顯的奴役者等級。”[注5]

現在，中國的官僚買辦階級——這個欺壓剝削所有社會成員而無任何存在合理性的社會毒瘤，以其人民公敵的反動角色跳上政治舞臺，膽敢充當阻礙中國進步的唯一民族罪人，集一切社會憤怒和詛咒于己一身，必將從反面動員凝聚中國人民的一切反抗力量，使之團結聯合起來，同仇敵愾組織起強大的人民救國運動，將其徹底鏟除而進入嶄新的人民主權時代！

鏟除了買辦階級的政治勢力后，為防止腐敗再度滋生官僚買辦，還須建立真正體現人民主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民權缺位，無民意監督制約，是導致我腐敗難以遏止之主要原因。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官僚集團對文革的反動，剝奪了人民原有民主權利造成的惡果。要永遠徹底擺脫買辦化殖民地化厄運，必須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

在完成清除買辦政治勢力，及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這兩個艱巨的歷史任務后，還須徹底根除百余年所形成腐爛的買辦文化的惡劣影響，防止其不散陰魂一旦條件適宜便又借尸還魂，死灰復燃，瓦解民族精神，催生新的買辦階級和漢奸文化。為此須付出長期艱巨的努力，至少要幾代人上百年不懈之功才能徹底根除這個買辦文化毒瘤。

由于官僚買辦階級的強大，鏟除其政治勢力談何容易，中國人民要對付的不只是幾個大官，幾伙人，而是與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際勢力勾結在一起，并掌控我巨大行政和經濟、文化資源的整個官僚買辦階級，其利益交織盤根錯節，沆瀣一氣，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無疑是一極其艱巨的歷史重任。其艱難程度不亞于1949年勝利的中國民主革命。只有充分依靠人民偉力，才能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我們的人民之所以要愛國，正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家園。中國人民深知：任何國家民族利益的損失最終都會由民眾承受痛苦。因此，我國人民歷來是天然而堅定的愛國者，在當今美國及西方列強、國際資本妄圖分裂中國，收買漢奸剝削掠奪壓迫中國人民的危機時刻，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更是高度一致。

因此，當代中國人民反對買辦化殖民地化道路的偉大斗爭，不但是一場偉大的民族救亡運動，而且更是一場偉大的人民解放運動！可以說，這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自1949年勝利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糾正買辦化歧途的再版！也是當代全世界人民反抗西方壟斷資本國際剝削和壓迫的偉大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或許還要經歷無數挫折和磨難才能真正成熟和壯大起來，但其前途無疑也會因此而更加輝煌！

（未完）

下接：走出買辦化歧途（二）

走 出 買 辦 化 歧 途 （二）

——買辦化道路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威脅（末篇·二）

反對買辦殖民地化斗爭的三個基本要素——人民、人民領袖、人民軍隊

中國人民的敵人無疑是強大的，對此我們決不可心存幻想。但一切反動派畢竟是逆天道悖人心的紙老虎，一旦人民團結組織起來，任何貌似強大的敵人都不在話下。但在人民未團結組織起來時，千千萬萬民眾又不過是一盤散沙，淪為受壓迫被剝削的弱勢群體。而互相勾結的買辦漢奸與國際剝削和壓迫力量則有高度發達的組織資源，其強大也正在于此。

因此，人民必須組織起來，而組織人民并指揮使用其力量的核心，就是人民的領袖。由于人民的敵人——國際資本和國內買辦勢力，既可支配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力（美國及西方國家軍隊），又可利用我國內龐大的行政組織力量。因此，人民也必須有能對抗一切暴力機器的高度專業化組織——即人民的武裝，人民軍隊。

愛國的人民，人民領袖，人民軍隊，這是組織人民力量進行斗爭的三個基本要素，這三個必要條件只有緊密結合在一起，才可凝聚為反對買辦化殖民地化斗爭的偉大力量，人民才可戰勝強大的內外敵人。

這三個條件中，最關鍵的是人民的領袖，人民是天然存在的，如無領袖組織指揮，則群龍無首，一盤散沙。惟真正可擔負起歷史重任之人民領袖——即“真命天子”，才能組織、指揮人民及其武裝，使之形成一個統一的力量進行勝利的斗爭。上個世紀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斗爭，就是在選擇了毛澤東為領袖后才走上勝利的坦途。

比起毛澤東領導的艱苦卓絕的中國民主革命，中國人民今天糾正買辦化歧途的斗爭有著更多的有利條件。中國人民畢竟歷經百年奮斗曾經站起來過，并且富于光榮的革命傳統和斗爭精神；我們畢竟有毛澤東打下的核武大國家底，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已經是令所有西方列強不敢小視的武裝力量；我們的最高領導人仍有愛國愛民情懷，而不愿同買辦勢力同流合污。

但有一利也有一弊，也正因存在上述有利條件，人民對迫在眉睫的嚴重民族危機才缺乏強烈憂患意識。此外，當局對輿論（包括互聯網）的嚴格控制，也是造成民眾尚未覺醒的重要原因。于是，買辦賣國導致的民族危機必將因缺乏有效的遏制力量而繼續發展，只有當買辦賣國真正造成經濟崩潰和民族災難時，人民才會普遍覺醒。

中國目前的民族危機，是由于人民、領袖、軍隊三者未能緊密結合，甚至彼此隔絕造成的。我們的最高領導人之所以對官僚買辦階級無可奈何，也正是因其未能完全掌控軍隊，并且與人民群眾之間隔著一個腐敗的官僚機構，而此官僚機構卻更多地被官僚買辦階級所控制。

官僚買辦階級之所以得勢，正因其阻斷了最高領袖與人民的聯系，因而欺上壓下，以“刁民作亂”恐嚇領袖，離間君民；借“君權王法”壓迫民眾，狐假虎威。從而使領袖無人民支持而成孤家寡人，身危心悸；使人民無領袖組織而成一盤散沙，任人魚肉。只要官僚買辦階級永遠控制君、民聯系渠道，領袖和人民就永遠可被其玩于股掌而皆成弱者。

毋庸諱言，當今我國統治權力來源于軍事力量的支撐而非民意。這是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因此，領袖只有完全掌控軍權，成為真正的軍隊總司令，才是名符其實的一國之君。軍權即君權，就是最民主的西方國家，國家最高領袖也兼軍隊總司令。“君”之所以被“臣”封閉阻隔于朝堂（所謂政令難出中南海），正因其軍權有限而無奈于臣強君弱。

因此，只要我最高領導人能完全掌控軍隊，進而突破官僚買辦階級的封閉而與人民建立緊密的聯系，就能形成足以清除買辦階級的強大政治力量。只要此希望尚未徹底破滅，就仍存在避免社會動亂嚴重的破壞和流血代價而走出買辦化歧途的可能。此可能性尚有幾何？人民、領袖、軍隊能否結合？還取決于這三者之作為。因此需分析這三個方面。

1．人民

我們的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也必將是鏟除買辦勢力最偉大的力量。買辦賣國造成的一切民族苦難都要落到人民頭上，現人民已在承受這些痛苦，并且還將繼續承受更大的痛苦，因此人民堅定的愛國精神毋庸置疑。正是美國和西方國際資本勾結買辦權奸對中國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促進了并繼續促進著中國人民的覺醒。這個覺醒就是由崇高的愛國心所體現的公民意識。

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市場化程度越高，人們的社會聯系越廣泛越密切，人的社會性也就越強。社會越發展，就越要求其成員的公民本質，缺乏公民意識的純私人社會，只有衰亡一途而無發展可能。

任何個人財富，如果不能成為社會財富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具有社會財富的一般性而與社會的具體財富相對立，相聯系，就不是財富。不論是富翁還是普通民眾，其錢財失去與其所對應的社會財富的聯系即一文不值。而財富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不過是其所有者——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純粹的私人或許能夠保住并增加自己的錢財形式，但無法保住其私產的財富內容。例如：當這些私產所對應的社會財富大量流失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時，所有的私產盡管形式（及其數量）未變，也與遭洗劫無異。

因此，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公益精神，無疑是維護社會及其所有成員利益最重要的精神條件，是社會存在和發展之魂。

從民眾自發組織出海保釣，到2005年全國十幾個城市數十萬民眾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政策的游行示威，到2008年春海內外華人排山倒海般反對西方分裂我國陰謀的愛國浪潮，及汶川特大地震百萬志愿者及全國人民表現出的公益精神，均體現出這種由偉大的愛國心和公民意識產生的社會責任感。

正是國家民族及人民利益受到的嚴重損失和威脅，喚醒了商品經濟社會千千萬萬私人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他們不是作為經濟社會的私人，而是作為公民而吶喊奮起。并且這種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將是構成我民族崛起及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最偉大的精神支柱！和“五.四”運動一樣，這種崇高的愛國熱情和公民意識標志著我中華民族新的覺醒！

另一方面，由于近十幾年來買辦文化興起泛濫，境外腐朽文化輸入，及大量美國“培訓公司”對我國青少年的大規模邪教洗腦；以及城市獨生子女因特殊環境形成的性格弱點，且社會又未能采取針對性教育措施對其糾正；我青少年崇拜的對象和人生追求目標（價值觀和人生觀）已普遍被嚴重顛覆。我國社會最具活力的80后、90后青年似乎已普遍缺乏“五.四”運動時青年學生救國救民的理想抱負和志氣，因此未來中國還能不能涌現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大批改天換地的杰出人材？如果很難，則無疑將大大增加中國鏟除買辦勢力而重新崛起的困難，并延長這個痛苦而悲壯的歷史過程。

但有一條規律毋庸置疑：不論前途多么艱難曲折，只要人民受剝削和壓迫的問題沒有解決，人民的斗爭就永遠不會停止，并且在其前赴后繼的斗爭中終將涌現出國家民族所需要的一切人材。（就是80后、90后青年，他們畢業即失業而陷入生活困境，其所承受的太多民族苦難也必將促使他們迅速覺醒，而投入反對國際資本和買辦階級剝削壓迫的斗爭。）

正如毛主席所說：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中國人民的斗爭必將依此邏輯取得最后勝利！

2．領袖

領袖并非最大的官，領袖是君不是臣。領袖肩負民族和人民的希望重托，須有超乎尋常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須有包容宇宙之志，恩澤八荒之心。

現民族和人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徹底鏟除勾結國際資本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官僚買辦勢力，以重新獲得解放。此重如千鈞之神圣歷史使命，責無旁貸落至領袖雙肩。此即天命！天命非任何位高權重者私授，而是天下人心所系；勇于承擔此歷史重任，得天下人之心，即真命天子。人民的領袖必須有為人民降妖除魔的勇氣和抱負！

惟領袖才能統帥軍隊，組織人民，從而凝聚民族和人民偉力。人民盼領袖救其于水火，解其于倒懸，如盼救星望眼欲穿。人民與官僚買辦階級勢同水火，不可能和諧。對人民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領袖也只有與人民和軍隊結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領袖，才可行其君權而有所作為。失去與人民和軍隊的聯系，則如無根之木，孤家寡人，可任人擺布；非但于其君責無能為力，而且身危處險，稍有不慎，輕則被廢，重則遇害。

君有軍權，則真君也。但僅有軍權而無民心，則暴君也，必不久長。有君權而得民心，則圣君也。惟圣君可創繼往開來之盛世，國運長久，名垂青史。

誰都可以潔身自好，遠離是非，惟獨領袖不能。君位乃政治漩渦中心，天下最大是非之地。處君位而謀避是非，如穿颶眼而圖躲風雨，南轅北轍乎？

誰都可以混幾年退休，唯獨領袖混不得，其他人都是對上級負責，惟領袖是對歷史，對天下，對民族和人民負責，這個責任是躲不掉的。一旦被歷史推上這個舞臺，其歷史責任重于泰山！如愧對其歷史重任，百年后自有后人評說。

面對人民的敵人，領袖如思與其和諧相處，猶欲孤身而處群狼，自尋其險乎？

領袖不用其君權堂而皇之清除奸臣民賊，則奸臣必隔絕君民之交，狐假虎威，借君權之威剝削壓迫人民，禍害民族國家，使人民怨及領袖，領袖離民愈遠則其勢愈孤，進而危及其自身安全。領袖不領導人民為民為己除害，則君權必為人民之敵利用而害民害己，沒有第三條道路。

君權自用，則志行天命，威服四方，恩及宇內，功在人心，千秋傳頌，圣王比肩。

君權他用，則狐假虎威，禍亂天下，君危民怨，愧恨初衷，史書見責，君名何謚？

可見：領袖者，須有為國為民除害懲惡之堅定決心方可為之！有此決心，則自保之，天佑之，民擁之。無此決心，則自毀之，天棄之，民離之。

我最高領導即位之初，就面臨前所未有之政治困境，處于買辦貪腐勢力重重包圍之中。現一晃六年，政治環境險惡如故，其與人民隔絕依舊，軍權仍未鞏固，官僚買辦朋比環伺，于此困境中苦撐危局實屬不易。惟沖破官僚買辦封鎖阻隔，緊密聯系人民和軍隊，君權才可名符其實，由弱轉強。

如何聯系人民，以獲其有力支持？通過互聯網等技術渠道固然不錯，但更重要的是通過人的聯系。互聯網也是由人管理，如無可靠之人，互聯網作為工具也如其它傳媒一樣，可基本被官僚買辦控制，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惟人與人之間的坦誠之心才是最可靠的社會聯系。但人心又難測，此乃為君者困惑所在。因此，是否知人善任，乃明主與暗主之區別。

為君者不可能直接接觸蕓蕓眾生，其職責性質要求有一個不受外界干擾，卻又能了解聯系外界的安全工作環境。知曉治理天下，卻不能被天下熙攘紛亂所擾；君處天下中樞，又須有嚴格的安全措施。因此，國君與民間，只能是某種封閉程度的有限渠道聯系。“墻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注6]

君主與外界（包括屬下的官吏機構）的聯系，只能通過身邊的工作人員（秘書、警衛、勤雜人員等等）；而與民眾的溝通，則是通過政府機構官員的間接聯系。身邊工作人員和官僚機構，是君主聯系民眾的兩個必經環節，也是可封閉君主于鐵幕高墻的兩把鎖。

荀子曰：“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暗，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于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暗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注7]

所謂“便嬖左右足信者”，指君旁忠誠可信之隨員。“卿相輔佐足任者”，指足以勝任輔佐君主職責之賢臣宰相。君旁無可信之人，則受蒙蔽而成暗主。朝中無賢臣輔佐，則與民隔絕而成孤家寡人。外交人員不得其人，則國家孤立。三者具備，國家沒亡也和亡了差不多。

何以我最高領導即位六年仍被官僚買辦封閉而沒能結合人民力量，以獲其有力支持？無非也是身邊隨員與朝中大臣，此二必經環節的問題。

君旁隨員自古就是內外一切政治陰謀拉攏腐蝕的對象。中國又是大國，大國領袖“便嬖左右”更是列強滲透之首選目標。曾有一臺灣人炫耀，說他在我最高領導人身邊工作人員身上花的錢每年高達數百萬美元。一臺灣人如此，美、日、英等列強又當如何？不僅列強如此，國內更有大吏權奸，當涂重臣，及垂簾弄權者，于君側安插收買親信耳目，窺探誤導領袖一舉一動；與君旁“便嬖左右”互相利用，互不得罪，互相包庇。

并非君旁就無一可信之人，但因其皆為內外政治勢力最重要滲透目標，被收買為他人所用者恐不在少數。君旁多一人為他人所用，則多一定時炸彈。若人人為他人所用，君遭劫持也！

朝中當涂重臣扼天下內外事要，控君民君臣之交。又如韓非子所說，有君旁“左右為之匿”，“敵國為之頌”，“群臣為之用”，“學士為之談”，“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注8]

敵國、君左右隨員、群臣、學者，此四者皆因有求于當涂重臣而為其美言，是其“四助”。邪臣因而享有美譽，重臣不可能忠君而栽培自己的對頭，而君主對大臣考察又難越其“四助”之圍，因此君愈受蒙蔽而大臣權勢愈重。

最高領導之所以六年未能結合人民，皆因官僚機構一套制度，將其束縛局限于官場體制之內。用人考察皆難破重臣“四助”之圍。“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我今官場腐敗至此，任人唯親唯錢，裙帶貪腐。已足證此體制內人事組織制度之失敗。（舉薦制若無舉薦者責任制彌補缺陷，腐敗必不可救。）若仍指望以此失敗人事組織制度選拔“忠臣”為領袖聯系人民橋梁，所用者仍屬謀私之人而有求于重臣，領袖則依然難破重臣“四助”之困。

何謂當涂重臣？如韓非子所言“重人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注9]

重人于官場無人能制，若僅局限于官場及其規則，君在其股掌之中。

惟愛國愛民之“智術能法”之士，乃當涂重臣天敵。因其為民謀利，體現民意，聯系人民，乃領袖聯結人民橋梁。這些理想主義者不謀私利，很難為當涂重臣所用；卻秉公依法，乃當涂重臣致命之患。

如韓非子所言，“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注10]

智術之士聽用于君，則明察重臣陰謀；能法之士聽用于君，則糾正重臣違法罪行。君用智術能法之士，當涂重臣必被繩之以法。因此，“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勢不兩立，不共戴天。

君主為改變臣強君弱之困局，常急功近利拉攏權臣，或未辨賢愚而任人唯親，以期加強君權。殊不知臣之權勢來源于君，古人對此喻之以狐假虎威。為君者若虎看狐勢，則本末倒置，事與愿違。而不辨賢愚任人唯親，則其仍可能因謀私利而與重臣互相利用。對此荀子有精辟論述：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故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注11]

“有亂君，無亂國；”是說國亂的責任，只能落到國君頭上，而落不到國家頭上。

“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類（指法的具體化）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是說法治要靠人去實行，法不能自己落實；執法者得其人，則法存；執法不得人，則法亡。

“故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是說明君用人重其是否勝任職責，暗主用人則重在得權勢。用人以材，“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如此君權自然勢大。而用人重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則君權反而危險。因此，為君者主要工作是尋找可托大事之人，而不是辛辛苦苦使喚下屬。

中國自古以來，從不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智術能法之士”。主明政通時，這些人多在朝堂；而主暗政弊時，這些志士仁人多在草野。可以說，中國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愛國愛民的理想主義者與當涂權奸斗爭的歷史。簡言之就是忠奸斗爭史。忠臣得勢，則明君在朝與民意較多溝通，能妥善處理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均較緩和，社會經濟文化得以發展。而奸佞得勢，則壅主擅權，隔絕君主與人民，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銳，導致天下大亂，乃至改朝換代。

古往今來，有抱負的志士仁人總是思得明主。忠君，也被中國人當作一條道德準則。因為君權強大可抑制貪腐權奸，沖破其封閉阻隔更多聯系民眾。

今天，如為君者總墨守成規，陷在失敗的精英組織制度怪圈里用人，就永遠無法突破買辦權奸“四助”之圍而選賢任能知人善任，也就永遠不能聯系人民，從而也越發看不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只看到狐假虎威的權勢者，陷入用人重勢，“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的惡性循環。

愛國愛民，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國家公務員從業準則，也是最重要的用人標準。不愛國愛民者，理應除其公職。應學習毛澤東，對重臣發現其嚴重的謀私之心，尤其政治野心，則堅決將其從政治上拿掉。

而對身邊工作人員，應學習毛澤東首先要求其講真話，忠誠可靠。并對其經常更換，篩選其中忠實足信廉潔無私者，可留身邊工作較長時間。

總之，如果我最高領導能利用其統帥軍隊之威，名正言順之利，結合人民力量，自上而下完成歷史和人民賦予的神圣使命，從而使國家民族避免再付出幾十年動亂及千千萬萬人流血的代價，則無疑將名垂青史，與偉人同列。反之，不能完成其歷史使命，坐視買辦賣國造成巨大民族災難，并導致長期流血動亂，那無疑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悲劇，也是為君者個人的悲劇。此歷史責任百年后自會有后人評說。

難道有愛國愛民之心之最高領導，在有幸為國家民族建立曠世奇功而成為歷史偉人時，愿放棄此他人絕無而自己僅有之天賜機緣，卻愿承擔歷史悲劇的重大責任，并聽任權奸害民害己嗎？

3．軍隊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中國人民在1949年獲得的解放，就是將解放人民作為其使命并以此命名的人民解放軍的輝煌業績。今天，人民和民族的再次解放，也仍將依賴人民軍隊譜寫新的歷史篇章！

毛澤東創建指揮的人民軍隊之所以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能戰勝最強大的國內外敵人，而始終為人民利益英勇奮斗，前赴后繼，就因其有理想主義的軍魂。

軍隊乃社會最強武力，若無為國為民之理想為其軍魂，則必墮為軍閥。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黨指揮槍”，就是為使我軍有一理想主義軍魂，永保其人民軍隊本色，因為過去的共產黨是一為理想主義奮斗的黨。軍隊的理想主義軍魂，乃黨指揮槍之真諦。（就是現在，“黨指揮槍”對于加強我最高領導與軍隊的聯系仍有積極意義。）

賣國內奸，乃衛國軍隊背后暗箭黑槍，不可兩存之仇也。內奸得勢，雖猛將難免風波之難，雖精兵難避敗軍之險。（現軍工企業向全球招聘高管，豈非對軍隊及士兵生命之嚴重威脅?！巨額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買美債，豈非資敵？）惟擁君除奸，為民除害，徹底鏟除買辦漢奸勢力，軍隊才可無后顧之憂。

鏟除強大的買辦漢奸勢力無軍隊之力難以實現，而軍隊若不擁君順民積極除奸，則其后背寒刃森森，前途危難重重。買辦權奸當道，我軍雖勇，必毀其手。或因朝臣弄權于內而難以立功于外，軍旗蒙羞；或因坐視內奸政客分裂國家而無用武之地，軍人忍辱；或為官僚買辦利用而與人民敵對，軍譽玷污。或被秦檜陷害而再現風波毒手，將領蒙冤。

難道我打遍天下無敵手之英雄人民軍隊愿坐視買辦權奸顛覆國家，分裂民族，荼毒人民，劫持領袖，毀滅軍隊，羞辱軍人嗎？尤其我軍一些骨干將領，乃開國功臣之后，愿坐視先輩奮斗之榮耀喪于己手乎？

目前許多地方腐敗已使政權黑社會化，官匪勾結欺壓魚肉人民，不斷激起民變。民眾翹首以盼，希望人民軍隊能鏟除各地黑惡勢力而再次解放人民。去年甕安民變各族群眾對“紅軍師”的熱情期望就印證了這一點。

當前外有美、日等列強虎視眈眈，內有買辦權奸賣國，并勾結內外分裂勢力陰謀分裂顛覆國家，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買辦化送禮外交讓步外交，以息事寧人茍且偷安取代國家主權利益原則，使國家領土完整和統一面臨新中國前所未有之嚴重挑戰。

人民軍隊內臨除奸掃惡，外臨捍衛領土主權之艱巨救國救民歷史重任。

這些年來，我軍武器裝備和現代化建設發展很快。但毋庸諱言，我軍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當前官僚機構全面腐敗的形勢下，軍隊也在滋生著腐敗，甚至是非常嚴重的腐敗。因此，很多人質疑，軍隊還能否完成其歷史使命？能否外御強國，內平奸賊黑惡勢力，再次解放人民，拯救民族？這一切均取決于我軍是否還有其軍魂——救國救民之理想。有此軍魂，我軍將一如既往，服務人民，戰無不勝，為軍徽增添新的榮耀！無此軍魂，則軍隊變質，如舊式之軍，攘外弱旅，軍民對立。

因此，我軍軍魂在否，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命運至關重要。如果我軍因腐敗變質失軍魂而不能完成其歷史使命，則中國人民的斗爭就會更艱苦而漫長。但人民的斗爭永遠不會停止，人民還會在自己的斗爭中產生新的人民軍隊。如同我軍的一些骨干曾來源于舊軍隊中的理想主義者一樣（如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彭德懷等），若再有全新的人民軍隊，也將會有一部分骨干來源于我軍現在的理想主義者。因此，盡可能抑制軍隊腐敗的發展，并有效地在軍中灌輸救國救民理想，盡可能使更多部隊能保持或再聚已淡漠的軍魂，哪怕只是使一部分做到這一點，對中國人民新的民族和人民解放斗爭都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愛國主義理想教育是學習岳飛、文天祥、狼牙山五壯士……，而不是參觀扼殺民族產業引進敵國昂貴過時技術的京滬高鐵。）

通過以上對人民、領袖、軍隊三方面的分析，我們可知，此三者都是官僚買辦階級的對頭，都有將其鏟除的要求，其中以人民為最堅定徹底，因為人民是買辦賣國的最終承受者而無任何退路。而領袖和軍隊，此二者于買辦勢大而使之彼此完全隔絕并與人民也隔絕時，則或被其完全控制，或殊死一搏，或與其妥協。

人民是中華民族反抗殖民地化道路鏟除官僚買辦階級斗爭的強大動力和源泉。人民的斗爭不達勝利目的則永遠不會停止，無明君勝任其責，則人民斗爭會再涌人民領袖；無武裝除惡降魔，則人民斗爭會再現人民軍隊。

當前我國能否避免社會動亂的嚴重破壞和千百萬人流血的代價走出買辦化歧途，關鍵在于領袖與軍隊和人民的聯系。而領袖聯系人民和軍隊的關鍵卻在用人。

如前所述，用人得法，則不乏賢才良將聯系人民和軍隊，既得下情，又行上意，民主集中，一同天下之義，政通人和。人才得用，賞罰自明，何愁奸佞不去，天下不治？

反之，仍局限于失敗的組織制度中惑于“四助”偽言，則買辦權奸壅主自重，欺上壓下，狐假虎威，內外勾結，天下必大亂而不可救。

領袖聯系人民和軍隊，除用人關鍵環節外，還應抓住一切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出現）的有利時機，解放人民。現在人民被捆著手腳，受著壓迫，惟解放人民才能獲其強有力支持！

近年民變頻頻，皆告狀無門之民眾心懷不滿自發反抗，與當局暴力對話。而我每每只求息事寧人，既懲鬧事之首，也換當事官員，卻往往顧忌牽涉大員勢力而不敢依法公正處理，更不能深究根源鏟除貪腐黑惡。“亂”雖暫平，但民心不服，黑惡貪腐勢力依舊，民怨依舊。

民變者，乃民眾與地方當局矛盾激化之產物，其中必有貪腐黑惡積民怨惹民憤。因此，凡民變皆領袖聯系軍隊和人民，以獲其支持，并解放人民之良機。

每逢民變，最高領導應速派愛國愛民干練廉潔欽差大臣（如果還有的話）去當地公開審理案情。欽差應帶警衛部隊（維持秩序，聯系群眾，監督當地公安），并帶全套辦案人員，包括法醫等技術人員。接管保護全部案卷及在押疑犯，杜絕當地公安（已成一方當事人）可能采取的逼、供、信，及串供。若處理得好，公正解決，不冤枉好人，不放過壞人，則可重獲失之已久之民心，使一方長治久安。一地處置得當，則天下歸心，穩定大局。（相反，若一地以壓服求穩定，使貪腐黑惡逍遙法外，或可暫穩，但人心不服，終釀天下大亂。）

民變固然有其破壞性，但其使矛盾暴露，而且民眾的自發反抗正說明其強烈的變革要求，正可趁此時機在人民支持下公開審理順藤摸瓜，揭開地方黑蓋，牽出幕后黑手，清除貪腐黑惡勢力。并就勢利用民眾的政治熱情進行公正的選舉，（因各地出現官黑勾結的地方黑惡勢力，現基層民主選舉往往有名無實。而民變恰恰提供了借此鏟除地方黑惡勢力之良機。）重建真正代表人民的各級民意機構和當地政權組織，如此可摸索出一條基層民主改革之路，并從中發現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為民眾信任的領袖人物，作為聯系最高領袖和人民之間的橋梁加以培養歷練。執政黨若有整黨意愿，也可就此廣采民意，去腐納賢，純潔其基層組織。

如此一箭數雕，君權因有人民和軍隊支持而得勢，成為強有力的人民領袖和軍隊統帥。人民因有領袖組織和軍隊撐腰而重獲解放，確立民權；人民的斗爭因而受到鼓舞，并規矩約束其暴力破壞因素轉化為推動歷史進步之積極斗爭。軍隊也因有領袖統帥和人民支持而空前強大。如此可剪斷官僚買辦階級之根基羽翼——沆瀣一氣的地方買辦貪腐黑惡勢力，使買辦階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領袖、軍隊積極配合人民的斗爭，掙脫了枷鎖而重獲解放的人民必將煥發出移山倒海之偉力，給領袖和軍隊以極大的支持。

抓住各地方民變之機為其民主改革試點，變壞事為好事。數次之后，即可總結經驗，聚攬人才，培養骨干，逐步向全國推廣（鏟除貪腐黑惡勢力的）真正民主改革。

這實際上是1949年勝利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再現。各地方的民主改革是中國人民反對買辦殖民地化道路的人民民族解放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領袖不能統帥軍隊組織人民自上而下完成此民主改革歷史使命，則人民的斗爭必會自下而上（在產生自己的領袖并組建自己的軍隊后）完成此民主革命歷史重任。人民盼望領袖救其出水火，如希望破滅，就會唱著“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自己起來解放自己。歷史選擇哪條道路，取決于最高領袖的魄力和決心！

關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不論任何國家，須首先為一強權組織。惟強權方可外御其侮，內安其境；否則無法維持國家存在與社會發展最基本之安定秩序，無強權無以立國。

何謂民主？社會自身有力量制衡國家強權，并形成民權制度，乃民主是也。這是國家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而在此之前，在社會自身無力制衡國家強權時，則為獨裁；即使有民主之形式，其執政權力也非來源于民，而仍舊來源于支撐政權的強力組織——軍事力量。其民主也是上面的賞賜。（如文革，盡管有許許多多群眾組織，但能存在下去的群眾組織均有上層權力支持。到文革結束時，大鳴大放、罷工、結社等賞賜的民主權利就都被收回。）

由此，我們也可明白，為何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盡管有民主的形式，卻仍是個人獨裁。而成為民主國家的關鍵——社會自身形成制衡國家權力的力量，則必須有以下幾方面條件的成熟：

1.社會成員強烈的公民意識——對公共公益事務的關切和熱情（先有主人之精神，方可有主人之地位）。2.言論自由，傳媒業的非壟斷。人民的知情權和發言權是一切政治權利的前提。3.社會成員非官方的組織程度。主要標志有二，其一是社會成員為維護自身及社會公共利益，及其它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形成大量非政府組織。其二是社會自身廣泛而緊密的經濟聯系。4.社會成員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即對國家大事和社會公共事務的認識水平。）

當這些條件基本具備時，社會就有力量制衡國家強權而進入民主階段。

現在，這些實現民主的基本條件正在逐漸成熟。人民在其歷經國家民族和自身的苦難中，其公民意識正迅速覺醒；社會的經濟聯系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而密切；中國人民為維護自己遭受侵害的權益和國家民族及公共利益，正在形形色色的維權斗爭中形成各種（不為當局正式承認的）非政府組織；互聯網的出現也使當局難以完全控制輿論；民眾受教育的程度也有了顯著提高。

尤其人民從其無基本民主權力導致飽受內外黑惡勢力壓迫剝削的慘痛經歷和深重的民族危機中深刻認識到人民民主的可貴。產生出對民權的迫切要求，社會民主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

目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薄弱之處主要卡在兩個環節：其一，傳媒業的官方壟斷，限制言論自由。（互聯網雖不能被徹底控制，但也大部被嚴格控制。） 其二，民間非政府組織無合法地位。這兩條反映了當權的官僚買辦階級對社會自身力量的壓制和恐懼。也必將是今后人民爭取民主權利斗爭的焦點。

那些巧言令色的偽民主派妄圖在官僚買辦勢力絕對控制傳媒業的條件下，煞有介事地搞所謂憲政或黨內民主，其實質無非是在蔽民耳目，塞民之口后，欺騙愚弄不知情的民眾為其篡權并分裂國家披上一件“民意”的合法外衣。

人民的知情權和發言權是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最基本民權。凡無此基本民權的民主都是假民主。對此基本民權的態度也是識別真假民主的試金石之一。凡剝奪此基本民權，壟斷著輿論玩民主和政治改革之人，多為別有用心的陰謀家野心家。

目前官方對輿論（包括網絡）的控制，更多地是針對民眾對貪腐黑惡的揭露和對買辦賣國的指責；相反，買辦漢奸賣國，其言行卻打著官家招牌堂而皇之。網監網管對涉及高官大員賣國貪腐的文章不僅隨意勒令刪貼，而且動輒封網，全無法度，網絡管理規定形同虛設。

網絡有傾向性的片面嚴格控制關閉了人民與當局最后一個和平對話窗口，于是各地群體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去年甕安及前后一系列民變恰值（以奧運為借口）封網，刪貼高潮，豈是偶然。古人言“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今則“封網正酣貴州亂，刁民也可不上網。”防民之口如防巨川，剝奪了民眾知情權和發言權，使貪腐買辦無所顧忌，人民有冤難鳴，有憤難泄，恰恰是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而動蕩難安之首要原因。

那些刻意標榜親民，奢談政治改革之大員，若真有誠意，請先管住任意妄為之網監網管，還民最基本之發言權與知情權！

人民的結社權也是最基本民主權利之一。長期以來，以穩定為由不準民間團體合法登記，甚至愛國團體也無合法身份，民間一切自發愛國及維權社團活動均受嚴格限制，尤以愛國團體為甚。如此平白無故限制維護主權之人權，自毀執政形象及合法根基，徒增不必要對立情緒，以自失人心而求穩定，可長久乎？

人民作主之日，即買辦垮臺之時，官僚買辦階級與人民民主水火難容，是實現人民民主的最大障礙。鏟除買辦勢力有賴于人民力量的壯大，在清除了阻礙民主制度的最大政治障礙——買辦階級后，強大的人民力量必將主宰自己命運，人民民主則水到渠成。鏟除買辦勢力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必要條件，而實現人民民主則是消滅了買辦階級的必然結果。

當然，民權的建立并非一定要等官僚買辦階級完全清除后，可一方面清除阻礙民權之買辦貪腐黑惡勢力，一方面就勢進行民主改革，以解放人民而獲其政治支持。

指望不觸及買辦黑惡勢力就可建立起民主制度，則只能是異想天開，與虎謀皮。買辦勢力占優的政治現實，必使任何“民主改革”都不得與其階級利益相悖。并且互相勾結的內外分裂勢力也會在懼怕人民追究其賣國孽債而妄圖消滅祖國債權人的買辦權奸配合下，以民主、自由、憲政為旗號，搞分裂國家的“顏色革命”。

另一方面，買辦階級都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罪犯，這個應受法律追究的階級根本不具任何享有政治民主權利的資格，更遑論其政治支配地位。因此，只有徹底消除這個壓迫剝削人民的階級，才能有人民民主制度最起碼的自由空間、社會正義和公平基礎。

只有當人民主權原則真正確立起穩固而不可逆轉之民權制度后，中國人民反對買辦殖民地化道路的斗爭才算取得基本勝利。國家才能基本防范內奸滲透進高層掌控國家大權而產生的各方面致命安全威脅。

民主所為何事？人民利益也！國家民族利益乃中國人民最大公共利益，凡諱言國家民族利益而高談民主憲政者，多為洋人豢養利用“民主”分裂國家之道具，亦偽民主主義者。愛國與否，是區別真假民主的另一試金石。

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所謂支持中國人民“人權”“民主”，則不過是其壓中國政府出讓中國人民利益的籌碼，完全是其用來壓榨、剝削中國人民，及分裂中華民族的道具。

吸取慘痛歷史教訓，避免再入買辦化歧途。

走出買辦化殖民地化歧途的中國人民必將痛定思痛，吸取漢奸賣國的慘痛教訓，效法韓國嚴懲韓奸之范例，徹底清算漢奸。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正對此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則共識：

不管付出多大代價，中國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賣國者及其子孫后代！因其賣國收益無疑由其子孫繼承，其賣國孽債也將同樣由其子孫后代繼承！而其賣國孽債決不能僅以其賣國收益計算，而是以其為國家民族造成的損失＋時間因素計算。

賣國必殃及子孫！賣國必家破人亡！賣國必遺臭萬年！

事實證明，漢奸思想意識是有遺傳的，或言傳身教，或潛移默化，當代一些漢奸其祖上就曾是漢奸，漢奸子孫無疑是再產生漢奸比例最高之群體，最起碼很難保證其有愛國心。因此，除其必須償還祖輩賣國孽債外，對其職業和社會活動也必須有所限制，不得許其從事任何必須以愛國心為從業基本要求的一切職業和社會活動。漢奸子孫五代之內不得從政參軍，不得作國家公務員，不得有各級民意代表的候選人資格，不得成為企業法人，不得從事文化、宣傳、教育、司法和史學工作，不得公開發表對歷史和公共事務的言論。

再次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為永遠徹底告別買辦殖民地化道路，必將深刻反省二次入此歧途之精神根源——買辦文化毒瘤。而鏟除此百年毒瘤比之清除買辦勢力和建立民權，將是更艱難而漫長的歷史過程。須幾代愛國英才至少百年兢兢業業不懈之功，鏟除買辦文化垃圾，消除其惡劣影響，實事求是地澄清糾正史學及各領域學術被買辦文化顛倒混淆之處，繼承發掘我們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并吸收他國文化精華，開創前所未有之嶄新中華文明，以光復漢唐盛世，為人類文化作出超越古人之最大貢獻，重塑失之已久之民族文化自信，再執人類文明大旗。

為此需培養大批有理想抱負的愛國文杰才俊，從事教育、科研、宣傳、文藝、史學等工作。既要全面開創第一流的學術研究，走在世界科技及文化發展前列，又要寓教于樂以雅俗共賞之文藝形式普及優秀文化至千家萬戶，潛移默化再造民族精神之魂。

精神文化思想意識不同于其他，不能強迫人們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人們要改變已有之思想意識需要時間及環境變化，因此對腐朽的垃圾文化的消除將是長期而艱巨的歷史重任，（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只有下一代人在幼年全新的環境中接受優秀文化教育，才能有對上一代舊的文化糟粕明顯的清除效果。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子孫后代，真正把教育當成萬世立國之基，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必須超過德國、日本、以色列，以最大的財力投入和最優秀的人才搞全民教育，選擇最優秀的教材，不漏掉任何一個孩子，并徹底改變現行教育制度對青少年的摧殘和誤導。必須吸取我國長期輕視教育，將其視為包袱而最終導致買辦文化泛濫的沉痛教訓，至少需要幾代人卓有成效的愛國主義和優秀民族文化傳統教育，我們的民族才能得到真正脫胎換骨的改造，徹底鏟除買辦文化毒瘤造成的“劣根性”——民族自卑自賤心理。

文化與科技不能分離，任何民族文化都扎根于一定的科技發展水平上。中華民族的文化，原本就是包容性最強，以人類大同為理想，最適合人類共同發展的優秀文化；也是最重視宇宙普遍的同一性，最能吸取任何科技和文化精華的博大精深的科學哲學系統。買辦文化造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極大地壓抑了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再次站起的中國人民將恢復民族自信，敢想敢說敢做，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出舉世皆驚的科技奇跡，并在此基礎上將自己的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科學哲學系統，推向全新的高度，再次成為人類文明的代表和學習的榜樣。

古代中國先進的文化曾同化了眾多民族（包括我周邊很多鄰國），再創輝煌的中華新文明也必將同化更多的民族，而共同走向人類大同。也只有到那時，中國的民族自信才算得到徹底恢復，買辦文化的毒瘤才算得到徹底鏟除，才不會再產生漢奸。中國人民也才算永遠告別了買辦化殖民地化厄運！

腐敗是滋生買辦的環境土壤，買辦文化是滋生漢奸買辦的精神土壤。在消除買辦文化毒瘤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其惡劣精神影響雖會沉寂一時，但卻并未根除；只有堅決抑制并始終不斷地清除腐敗，徹底鏟除一切滋生買辦的腐敗土壤，始終保持政府廉潔，確保不再產生新的官僚買辦階級，才不致因買辦得勢買辦文化又死灰復燃而使消除其毒瘤的長期努力前功盡棄。而要有效抑制腐敗，又必須確保人民民主制度制衡監督作用。

因此，永遠維護國家制度的人民主權原則，堅持隨時清除不斷萌芽滋生的腐敗，堅持長期不懈地消除買辦文化的歷史影響，是在掃除官僚買辦階級的政治勢力后，永遠徹底擺脫買辦殖民地化道路的三個緊密聯系的必要環節，缺一不可。而中國之所以在1949年徹底清除了官僚買辦階級的政治勢力后又再次誤入買辦化歧途，也正是上述三個環節的問題。

補充附錄：關于買辦化道路與對外開放

中國再次走上買辦化道路，并非始自1978年改革開放，但產生官僚買辦階級及其兩個不可分割的原因——腐敗 + 對外開放，卻正萌芽發展于此時。中國真正開始再次走上買辦化的發展道路，始自1993年6月開始的（不惜以巨大的經濟災難）緊縮貨幣的宏觀調控。這就是美國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所說的“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的開始。[注12]

因此，“改革開放30年”這個概念是錯誤的。中國真正為自己民族利益進行的改革開放只有15年，1978—1993年。這期間的改革開放雖有很多錯誤，尤其是未能建立起商品經濟必不可少的法紀基礎，從而滋生了嚴重的腐敗并迅速蔓延發展，并開始出現了侵吞國家民族利益胳膊肘外拐的買辦；再有就是犧牲國家安全和產業戰略，下馬了大量尖端武器和戰略工業項目，造成國家利益的巨大損失；以及合資政策不當造成一定程度的財富外流。盡管有這些嚴重錯誤，這15年仍基本屬于中國為自己的民族利益而改革開放的年代，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也都發生在這個時期。而美、日等外國勢力此時還只是在暗中滲透，還不能主導中國的經濟政策。

而93年6月以后，以緊縮貨幣宏觀調控為標志，中國幾乎所有的“改革開放”都是在為美國及國際資本利益服務，而且買辦權奸在動手緊縮貨幣的同時，以“必須與中央宏觀調控保持高度一致”為名控制了幾乎所有傳媒，在西方輿論的密切配合下為其災難性的買辦殖民地道路大唱頌歌，因此而產生了“中國改革開放巨大成就”傳遍全球的神話。實際上是成了氣候的官僚買辦階級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整整走了15年買辦殖民地化道路。

總之，這兩個15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歷史階段，而非一個性質相同的30年。但這兩個性質不同的15年又有其必然的因果聯系，后一個15年之所以走上買辦化道路，其一切必要條件均萌生孕育于前一個15年，這也是中國僅15年（任其腐敗）的改革開放最沉痛的教訓。

對外開放并非導致買辦化道路的必然原因，只有以法紀廢弛而必然產生腐敗的方式對外開放，才會產生官僚買辦階級。而如閉關鎖國，則失與世界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交流科技文化之利，國家必因此而落后。對外開放理應是國家發展的有利因素，但只有在具備嚴肅的法紀環境和監督機制，能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有效抑制腐敗，而不滋生吃里扒外的官僚買辦階級的情況下，才能確保國家民族的命運由自己主導而不落入外人手中，對外開放也才是真正的國家民族利益。

新中國之所以20多年未對外開放，不是我們不愿開放，而是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而以后之所以能夠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主導對外開放，恰恰是長期堅持獨立自主政策維護民族利益，從而大大提高了國際地位和國家實力的結果。我們平等地參與國際經貿合作的機會和地位正是我們自己長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對外不畏強權敢于抗爭的紅利。

對外開放也存在適度問題，適度與否的標準就是國家民族利益。而買辦為外國利益服務，必然會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而單方面過度對外開放；另一方面，開放適度與否也要受腐敗程度制約，腐敗越甚，財富外流就越嚴重，如此開放愈甚則衰亡愈速。

只有徹底清除了腐敗及因此而產生的財富外流，才可有更積極的對外開放而與國際接軌。如：取消外匯管制，人民幣因實現自由兌換而真正成為主要國際貨幣之一。（而在徹底根除了腐敗和財富外流之前，惟有一定的外匯管制才能保證最基本的經濟安全，人民幣就不能自由兌換而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金融也必須在保證國內充足的流動性的同時，對國際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離狀態。因為沒有一個欲走向富強的大國能夠將其龐雜而開放的經濟體系建立在腐敗混亂的基礎上。）

另一方面，清除了買辦勢力而重新掌握自己命運的中國，也必將徹底扭轉損害民族利益的單方面過度開放。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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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見張宏良《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

注2：有個叫馮昭奎的“精英”作詩妄言：“資源誠可貴，環境價更高，若為和平事，二者皆可拋。”（忽悠為“和平”而拋棄主權權益。）

注3：《共同社》10月25日文章，原題：麻生訪華為眾院選舉預熱“……對于中方而言，此次能與麻生就日中戰略互惠關系加以確認已算是取得了成功。日本外務省官員表示，‘中國考慮的是何時向何人送出大禮才最有效果’。”

來源：環球網http://www.huanqiu.com《日媒:麻生改變強硬 訪華渲染友好》2008-10-26 http://china.huanqiu.com/eyes_on_china/politics/2008-10/263088.html

注4：美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美國有力量與時間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注5：見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注6：見《荀子·君道》。

注7：同注6。

注8：見《韓非子·孤憤》。

注9：同注8。

注10：同注8。

注11：同注6。

注12：同注4。

        楊芳洲

        200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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