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炮擊新星號”事件看資本主義的黑社會性質

作者：老田

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到底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其內在邏輯是什么？很多糊涂的擁躉者并不完全理解，所以，每到關鍵時候就會犯錯誤，這一次“炮擊新星號”中間就表現得很明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間，資本主義的黑社會性質暴露得非常明顯：一切資源和力量都被動員起來最大限度地參與到利潤追逐的目標中間來，而人的生命、財產和規則（包括私人交易規則和國際政治規則）與利潤目標相比都微不足道。

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的核心邏輯就是“資本積累高于一切”，市場經濟的規則和邏輯都是服務于資本積累順利進行的，資本主義概念在外延上要大于市場經濟，它包括了市場經濟概念所未能涵蓋的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實際上，資本主義概念更能夠準確地體現資本積累的全部邏輯條件，沒有了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幫助，實際上市場經濟根本就不可能運作。

由私人主導的資本積累過程，百分之百依賴在市場上的買賣活動，如果買不進原材料、機器設備和雇傭勞動者，一切生產和經營活動就不可能開始；反過來也是這樣，如果沒有一個市場讓生產者去聯系眾多的消費者，所生產的產品或者服務就不可能銷售出去，并實現資本積累的目的。如果沒有市場，就沒有資本積累和資本家的一切，如果市場上能夠買賣的商品或者資源數量和范圍越大，顯然，生產和銷售活動就越是能夠動員盡可能多的資源，實現生產潛力的最大化。這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歷史資本主義就是一個“萬物商品化”的過程。

對于萬物商品化過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間有一個經典的描寫：“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在市場經濟中間，一切都是為了資本積累的順利進行，一切評價標準都圍繞著資本積累的數量質量來實現。如果還有一種有影響的力量或者思想，沒有得到高價格的雇傭和收買，那肯定要逐步邊緣化，被人瞧不起。一個萬物商品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萬事萬物（包括人本身）在市場上被標定價格進行發售的過程。所不同的是，有些是公開標價向所有人發售的，有些則是秘密標價僅僅向特定范圍的“消費者”發售的——例如廣泛存在的“權錢交易”主要就是局限在特定的“圈子”內部進行的。

由于航海事業最開始是先行“列強諸國”的強項，所以，通行的航海規則對于承運人的保護是最大化的，甚至有一段時間，每發生一次海損事故，“國際通行的海運提單”上就會加上一條“免責條款”，最后形成的所謂的國際貿易慣例“海牙規則”，幾乎免除了承運人除“不適航、不適貨”之外的一切賠償責任。大體而言，這個海牙規則基本上實現了最大限度地保護承運人利益的目的，當然同時就最小化了對托運人的利益保護。保險事業在海運業特別發達，一個關鍵原因就在于承運人之外的各方利益，所受到的保護被人為地最小化了，而應該承擔責任的承運人方面都是黑社會老大，沒辦法讓他們擔負起應付責任。這樣一種后果，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論點，肯定是鼓勵了“逆向選擇”，而所發生的成本和損失則基于保險業的“大數規則”按照平均主義的方式被強行分攤給各利益相關方了。

關于這次“新星號事件”，大體上可以做出如下推測：新星號承運的大米沒有保險，因此發生的貨損就造成收貨方的直接損失，而收貨方為了止損，希望依托國家機器的力量強行向承運人分攤損失，而承運人則堅決拒絕分攤，因此收貨方不得不花費一定成本去動員“邊防力量”的武力參與博弈過程，這是事態演變的第一步。顯然，如果該批貨物也已投保的話，那么，“拒絕卸貨”和“扣押船舶”的動作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收貨方在獲取保險理賠的同時，保險公司就同時獲得了基于貨損責任而產生的追索權。收貨方的各種動作，實際上就是因為追索權沒有轉移出去同時貨損又已經實際發生。

而俄羅斯邊防人員為了實現威懾力量最大化，并為以后的同類事件確立規矩，采取了“持續炮擊5小時”并導致貨船沉沒和8名船員遇難的極端手段，這是事態演變的第二步。第二步事態演變中間，邊防軍人的行為，實際上是通過殺人、毀船來立威，跟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武裝力量使用規則都沒有任何關系，而僅僅與提高威懾力量有效性和市場價格有關：一個特別能夠威懾人的邊防力量，只要其參與任何一次成本分攤的談判，都肯定能夠最大限度地迫使相關方面做最大讓步，越是深刻地改變成本和利益分配的份額，則改變分配份額所依托的武力就可以期望更高的報酬，這樣，被動員的邊防力量就能夠獲得一個滿意的雇傭價格。當然，這個雇傭價格不可能上交俄羅斯中央財政，分肥的范圍不會超過有發號施令權的少數軍官范圍。正是從這個個人利益與國家需要的差距中間，相關軍官才會積極地行動起來去確立殺人立威的預期價值——如果殺人立威是為了增加俄羅斯的財政收入，軍官們的積極性就不一定會這樣高了。

可以預測，此后，無論哪一個國家的商船，只要在俄羅斯的同一個港口與俄國資本家發生糾紛，只需要邊防的一紙扣押令，任何一個船東都將會理性地選擇屈服，并對俄羅斯商人做出滿意的讓步，承擔海牙規則之外的損失分攤數額，可以預料這個數額會遠遠大于實際的貨損數字，因為這個數額中間肯定要包括邊防方面的“分肥”數字或者較高的“雇傭價格”。這一次俄羅斯邊防的表現，實際上是一個確立黑社會威信的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間，每一個船東在俄羅斯邊防軍殺人毀船的行為中間都看到了他們可能的“最大機會成本”——船員的生命以及船舶的損失，此后，每一個明智的船東都會接受在上述兩項損失總數之下任何數額的勒索。這個被勒索的數額，將按照對資本積累的真實貢獻，其中一部分肯定要被分肥給俄羅斯邊防方面。

在黑社會中間，只要有了威信，就有了一切，我們還記得張子祥等人在香港確立的綁架威信，最后，無需張子祥的人馬真實出動去綁票，一張紙條就可以讓香港富豪們送上贖金。這所有的一切，都跟真實的國家政治規則以及任何一個國家邊防力量設立和運用規則無關，而僅僅與相關負責人群體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有關，說白了，服從資本積累的邏輯。這就說明，俄羅斯的邊防力量的運用，現在有兩個主人，一個是代表俄羅斯國家，但是更主要的是代表相關利益同盟（這一次是俄羅斯收貨人和邊防負責人）。有了俄羅斯國家代表的身份，在國際法中間就有了“國家豁免權”并免受一切法院的管轄，有了后一個身份就能夠為相關資本家和軍官創造可觀的經濟利益。毫不奇怪，一切“權錢結合”的內在邏輯都在于利用公權力去謀求私利，公權力可以讓獲利方最小化成本和補償。俄羅斯資本家對于國家機器的動員能力，要遠遠超越第一世界國家的同行們，例如動員軍用飛機走私貨物已經制度化了，而海關、邊防力量受到資本動員的現象更是小菜一碟了。

公權力與私利的結合，內在邏輯就在于官員的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不一致，并通過他們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來實現利益和成本的不對等分配——“利益規自己、成本歸國家”。這一點我們的老祖宗早就發現了，管仲曾經告訴齊桓公說：“（治國）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托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于民，入則比周慢侮蔽惡以欺于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就這樣，原本是官員個人的逐利動機和私人目標，最終獲得了一種外在的“政治面貌”——個人資本積累的需要被包裝成為國家行政行為。俄羅斯中央政府雖然未必參與了港口城市的分利同盟，但是，由于缺乏低成本地擺脫“社鼠”策略的鉗制，不得不“理性”地選擇了為其打掩護的外交姿態——呈現出一種“奸商聯合貪官成功地綁架了國家政治”的普遍現象。

資本購買一切，同時通過市場驅動一切，這一點中國人實際上已經有了很深刻的經驗了，著名的黑磚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其實已經給普通中國人上了生動的教育課。地方政府公開地站在資本一邊，無視政策和法令的規定，公開充當資本的保護傘，這早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本來，人們指望政府部門實現十七大報告所說的“政資分開”，但由于資本的動員能力超強，這一目標不可能在提出來之后就馬上實現。如果考慮到社會上還有很大一股勢力，要最大限度地推進“資本動員公權力能力”的話，顯然，對實現“政資分開”目標期待就不能樂觀了，這端視能夠在何種程度上瓦解這種推進力量而定了。

地方政府實施一種極端的“親資本”政策，背棄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著名的仇和先生，在江蘇宿遷任上推行的各種政策，就給當地老百姓一種“宿遷已無共產黨”的印象。但是在官員的選拔規則中間，仇和先生卻能夠脫穎而出，官越當越大，繼續在云南任上實施那種極端的“親資本”政策，這還受到高尚全等著名主流經濟學家把持的“**研究會”的喝彩，授予一個所謂的“國家級大獎”以資鼓勵。有人甚至說，搞所謂的“分權讓利”改革，實際上就是開放了一個吸引地方官員通道，讓他們為政績和私利需要，去積極地充當資本的保護傘，并為此而背棄各級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貫徹職能。若官員掌握的公權力不易受到資本的動員，顯然，公權力就不能較好地為降低資本積累的社會成本服務；而借助地方政府官員們的私利驅動，解除政策和法令加諸企業的各種社會責任，至少在中國仍然被主流經濟學家看作是一種幫助資本積累的重要機制。

此次新星號的船東，很典型地體現了中國資本家的特點——最小化稅負、政府監管成本同時最小化對船員的生命保障（算是一種特殊的勞動保護條件吧），所以船東選擇在香港注冊、雇傭印尼籍船長、掛塞拉里昂“方便旗”；船東給船長發出逃逸指令，實際上是試圖脫離俄羅斯資本家和軍官的分利同盟的武力直接控制，回歸到對自己較為有利的“海牙規則”下的法律環境，但是，付出的機會成本是“船毀人亡”——要以船員生命為代價去“賭一把”——賭俄羅斯邊防軍不會執行黑社會規則。而船長在俄羅斯邊防軍開槍的情況下，仍然繼續逃逸（假如真有此事的話），顯然也是以船毀人亡的機會成本去爭取一個“立功機會”——這個“立功”在正常情況下可以指望在船東那里兌現為一筆可觀的獎金。所有這些“小算盤”最終在俄羅斯邊防軍的殺人毀船立威行動中間化為泡影。黑社會是要以武力為后盾的，沒有武力后盾的小算盤都是“無法兌現”的，這其實就是為什么武力可以參與利益博弈的內在邏輯——依托武力可以制造利益分配上的巨大差距，而相關利差分配又可以按照特定的分配規則落實到某些特定的個人頭上。

資本主義的黑社會化，往往與公權力的過度“親資本”傾向相一致。筆者曾經剖析過仇和事件透露出來的官員行為動機：“由于各地政府對于招商引資的熱情過高，中國市場上有贏利潛力的投資機會，遠遠不能滿足各地政府擴張稅源的欲望需要，也注定要超過海內外商人的投資意愿總和。這樣一來，招商引資事業方面就肯定會出現‘僧多粥少’的局面，由此必然會引發‘惡性競爭’，政府作為政策和法令的執行者，能夠吸引投資者的就是給出的各種扶持措施，不外乎稅收優惠，環境政策寬松，對勞動保護的要求降低等等。所以，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資上的熱情‘競爭’，最終轉化為作為政策和法令執行者而出臺‘枉法優惠政策’的比賽，不僅僅說不到關注產業政策，更談不上環境保護考慮，甚至，連工人的福利和勞動保護條件都在考慮之外，最后，各種稅收優惠措施也都在法外施行。換言之，由于地方政府過于關注本地稅源需要，已經不可能關注中央政府的任何政策調節措施乃至法令了。”

“仇和現象”雖然不符合“政資分開”目標，也嚴重違背普通民眾的意愿，并誘致地方政府拒絕履行其所擔負的政策執行與監督職能，但是，卻受到主流經濟學家和媒體人的喝彩，這揭示了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實際上，從改革初期起，就不停地有人設計出各種“讓改革不可逆轉”的社會力量生產機制，“價格雙軌制”帶來嚴重的腐敗現象，在有些人眼里這是“花錢買改革”，軍隊經商在中國并不是資本動員出來，而是設計師推出的一種精心設計的政策。張五常一方面歡呼中國今天是五千年最好的時期，一方面說中國實際上沒有中央政府而只有兩千多個以縣為單位的公司。

在這些人看來，什么市場經濟什么規則都是無關緊要，關鍵之關鍵就在于要形成一種支撐資本積累順利進行的力量機制，這種機制中間，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官員出于私利需要執行一種極端的親資本政策，而政府政策和法令最好被擱置在一邊，這樣，一切環境保護勞工保護的成本都可以最小化。換言之，讓資本能夠最方便地動員官員的私欲私利借以實現權力私有化，才最符合資本積累的需要。而相關輿論宣傳的核心邏輯，也只有一個：批判一切，但絕不批評資本積累。其實，在這一次的炮擊新星號事件后，在主流經濟學家之外的網絡輿論中間也有很具體的表現，一些市場經濟的擁躉者甚至發生戰爭叫囂，實際上就是跟隨那種“社鼠”的包裝策略——把個人資本積累的需要轉換成為一種國家行政外觀然后再來發議論的，并且，假裝對事件背后資本動員的決定性作用視而不見，這種極端言論實際上仍然延續資本積累所需的宣傳邏輯——為了資本積累可以犧牲一切，哪怕成千上萬的生命和鮮血也在所不惜，實際上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輿論鼓動都是這個邏輯起作用的結果。

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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