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對抗“官本經濟”的“民本經濟”論——與高尚全先生商榷

作者：吳宣恭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第9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內容提要】高尚全主張“中國下一步改革的突破點在于民本經濟”，要“以民間所有、民間積累、民間投資、民間經營為主要經營方式”。“民有、民營、民享”，實際上是由資本家投資、經營，歸他們所有、積累和享受，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背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此目的，他把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還稱為“官本經濟”，故意將之混同于俾斯麥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然后加以譴責。本文指出高尚全的影射，強調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以及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指出他把“以人為本”改為“以民為本”，是為了制造“官”“民”對立理論，離間國家、政府和人民的關系，推行新自由主義主張。

近年來，高尚全先生在不同刊物和各種會議上，反復地以不同的標題發表內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和報告“，歪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影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片面鼓吹私有經濟應成為我國的主要所有制，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有關國有經濟性質的重要條文不一致。但由于他的文章也在個別段落插進一兩句中央文件的詞句，借以表示他并沒有背離中央的精神，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因此，很有必要通過經濟理論分析，指出其錯誤及其真實用意所在，以正視聽，以利于貫徹科學發展觀，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一、以公有制為主體不容反對

高先生一再重復地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民社會主義，其中心思想是，這個社會的基礎是“民本經濟”。他說：“什么是民本經濟呢？就是以民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也就是老百姓經濟。民本經濟是相對官本經濟而言的，其主要特點就是：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事業以民辦為主，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他認為民本經濟是很有生命力的，因為人民主動地創業，變“要我干”為“我要干”，其獨立的經濟利益以及由此產生的自主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源和動力，也使得經濟社會效率不斷提高。于是，國家財政稅收就多了，就可以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老百姓也能安居樂業了。所以，“中國下一步改革的突破點在于民本經濟。”

黨的重要文件多次指出，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載明：“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對于這些，高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他卻屢次主張：“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在杭州舉行的一次民營經濟峰會上，他解釋了這種經濟形式就是“以民間所有、民間積累、民間投資、民間經營為主要經營方式”。對此首先要問，究竟“為主”的民間投資是哪些人的投資？哪些人才有足夠的資本去投資、去積累？是個體生產者嗎？不是的。因為個體生產者單體力量薄弱，收入很低，總量不大，而且處于向兩極分化的過程，地位不穩固，糊口之余沒有多少積累，不可能“為主”。是廣大的工人嗎？更不是。因為他們只能靠低微的工資維持生活，積蓄不多，根本無法籌集到必需的資本；而且，如果工人也都成為投資者，都能獨立從事經營，享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就不需要受雇于人了，資本家到哪里雇人替他打工，怎能進行生產和獲得利潤？所以，高先生所說的“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只能是以積累了必需資本額的少數人，即資本家的投資為主，由這些人支配并經營管理企業。他所云“民間所有”、“民間經營”、“民間積累”，只能是資本家所有、經營和積累。盡管他嘴巴上也說，“只有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協調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這只講共同發展而不談何為主體，無非是敷衍應付之詞。既然他反復鼓吹的是“以民間所有、民間積累、民間投資、民間經營為主要經營方式”，他實際主張的卻是以資本家的私有為主體，那種“協調發展”只能是使公有制從屬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需要的協調發展。如果高先生還要說那種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主義，請問，它與資本主義還有多大差別？

在私有制為主的條件下，是誰享有經濟發展的果實呢？是工人嗎？不是。工人只能靠出賣勞動力得到微薄的工資，不僅水平極為低下，還經常被拖欠。以被高先生譽為“人民向往的社會主義”典范的某省為例，該省從2006年9月1日起，分4檔調高最低工資，分別為540、620． 670、750元。這樣水平的工資，還包括社會保險個人繳納的部分在內，即工人每月實際得到的現金收入比這個數目還要少。據該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介紹，這還是自1994年開始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以來調整力度比較大的一次。足見該省雖說“富裕程度列在全國首位”，但十幾年來省內工人所得還是低得可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最低工資線提出后，該省一些企業竟然借機按此水平調低原先的工資支付標準，使許多工人的工資收入下降，促使有關部門不得不出面制止。

實際上，在高先生倡導的制度下，真正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的不是廣大工人，而是少數的企業主。先看看國外。在資本家投資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少數富翁所占財富的比重不斷增大，廣大勞動者所占財富的比重不斷縮小。據美國人口調查局提供的數據，在1973年，20％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占美國總收入的44％；而到了2002年，這一比重已經增至50％。對社會最下層的20％的家庭而言，他們的收入占美國總收入的比例則從1973年的4．2％，降至2002年的3．5％。”這是資本和雇傭勞動關系發展的必然規律。再看看我國。雖然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同于西方國家，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逐步增大，社會財富也加速流向富人。據《瞭望》雜志2008年第2期的報道，我國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為：1980年17％、1990年15．8％、2000年10．7％和2004年10．6％、2005年10．8％、2006年11．1％。2003年我國勞動分配率為57．6％，2005年降為41．4％，兩年之內下降了16個百分點，與此對應的則是資本分配的比重達到1／3以上。這僅是包括各種所有制性質企業的平均數據，如以私營企業計算，勞動分配率還要低得多。據中央電視臺記者曝出的材料，陜西省私人礦主每噸煤的坑口價格一般為400元，各項成本為120－130元，其中主要部分是人工費用，約為50－60元。“就是說，每生產 1噸煤，創造的新價值約為 330元，工人得到50－60元，占 15％－18％；礦主獲利 270－280元，占 82％－85％；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形成了懸殊的倒掛。不僅如此，上述《瞭望》雜志的另一些報道還指出，目前我國城鄉居民資產差距已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據新華網2006年6月14日刊載的資料，我國目前60％的社會財富掌握在0．4％的人手中，而99．6％的人僅僅擁有 40％的財富。近年來，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是勞動收入增長速度的1倍。不過，這種增長速度只是一個平均數，統計對象包括了毫無財產收入和極少財產收入的廣大勞動者，所以它所表示的主要是少數富人財產的快速增長。社會小部分人可以憑借其擁有的財產，獲得難以置信的巨額非勞動收入，難怪十幾歲的妙齡少女居然擁有幾百億元的家財！從我國近年來的這些變化不難推斷，如果實行高先生的以私人投資、私人積累為主的財產制度，這種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狀態還會進一步加劇。

收入和財富的懸殊決定了不同階層的生活狀況的巨大差別。一邊是珍饈佳肴，燈紅酒綠，別墅豪宅，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如 1188萬元一輛的賓利轎車在中國銷售85輛，創下亞洲第一紀錄，連一向認為中國極度貧窮的外國人都感到驚羨。據《深圳商報》2008年7月23日消息，胡潤研究院發布的“ 2008年中國新貴族消費門檻”竟然高達 8299萬元，而全國有 5萬人具備這樣的消費能力。就是說，這些新貴族每人的消費幾乎等于一萬個農民工全年的收入。在另一邊，廣大工人拿著微薄的工資，維持起碼的生活，與門檻高一點的生活無緣，許多人罄其一生積蓄都無法在城市里購得一所安身之宅，有的甚至看不起病。他們還談得上什么享受？至于更大量沒有外出打工，留守農村，沐雨櫛風，辛勤耕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他們也有自己的“投資”，也由自己“經營”，足夠稱上“民有、民營”了，但其收入還遠遠不如城鎮的農民工（否則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農民甘愿背井離鄉進城務工）。他們只能以求得溫飽為幸事，何敢侈談享受。可見，在高先生的私有為主的制度下，所謂“民享”，只能是極少數的富人在享受。

高先生宣稱，只要按照他的設想實行“三民經濟”，就會出現廣大人民主動創業，變“要我干”為“我要干”，出現全民積極性大調動的局面。這只能哄騙沒有經濟學常識的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決定了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也決定了勞動成果的分配。資本家投資興建的企業歸資本家所有，由他們支配和管理，用于生產和增加剩余價值的目的。廣大工人是他們雇傭來的，只能按照他們的意志，在他們的監督指揮下干活，所創造的產品和價值也都歸他們所得。工人沒有生產資料，處于被驅使的狀態，完全失去主人翁地位，除了微薄的工資以外，什么也得不到。他們之所以要干活，完全是迫于謀生需要，不得不干，哪里有動力和條件“變‘要我干’為‘我要干’”？他們的“內在動力和創造力”能“充分激發出來”嗎？

可見，高尚全打著老百姓的旗號只是一個幌子，為的是掩蓋經濟關系的實質。他心目中的“老百姓”實際上只是少數的資本家，他的“三民經濟”不是老百姓經濟，而是資本家所有、經營和積累、享受的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如果聽從他所說“中國下一步改革的突破點在于民本經濟”，只能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制度，我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局面就會喪失殆盡。鄧小平說得好，“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二、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不容誣蔑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為了鼓吹發展私有經濟，樹立私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對抗中央提出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正確思想，高尚全先生把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誣稱為“官本經濟”，并且故意混同于俾斯麥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然后嚴加譴責。他說：“人民社會主義區別于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是以民為本、以社會為本，國家社會主義是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資源，政府包辦所有企業，政府作為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希特勒也搞過國家社會主義，把德意志工人黨改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黨，把國家社會主義作為執政綱領，并通過國家的力量把企業和托拉斯國有化。”他還引用了恩格斯對俾斯麥國有化的批判，證明他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正確性。在講了這些話以后，他接著明白道出：“以上案例表明，我們必須弄清國有化到底是為了什么？不是任何形式的國有化都是搞社會主義的，把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作為區分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標準也是極其荒謬的。”從論證的方法看，高先生不去直接反對“以國有經濟為主導”，而且也沒有足夠的理由去批判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最好和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把它同臭名昭著的俾斯麥和希特勒并列，都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造成他反對的只是“官本經濟”和俾斯麥、希特勒等人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假象。這樣，他既可避開直接攻擊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風險，又可讓人們像痛恨法西斯那樣去討伐國有經濟，加速搞私有化，好讓數量已大量減少的國有企業盡快變成少數權貴富人的盛宴大餐。這種應用影射手段進行迂回攻擊的戰術確實精明！

不幸的是，隱藏再深再密的意圖終究也會暴露出來。且看高先生在別的地方的一段話，他說：“我們過去實行的是官本經濟。就是把老百姓的錢集中起來，根據政府少數人的意志編制計劃投資表，政府而不是老百姓是創造財富的主體。”這同他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資源，政府包辦所有企業，政府作為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不是一模一樣嗎？這就表明他所攻擊的“官本經濟”和“國家社會主義”，不是指外國的、歷史上的反動國有化，而是指“我們過去”，即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來的國家所有制經濟。

那么，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究竟是不是那種被恩格斯批判過、相同于俾斯麥的“國有化”或高先生所說的相同于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絕對不是。恩格斯揭露的是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的“國有化”和欺騙勞動群眾的假社會主義，但他并不一般地排斥國有化。在高先生引用的那一段話里，恩格斯就同時指出：“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于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這就是說，“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國有化也有“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的一面。而且恩格斯在同一節里還預言，經過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可見，恩格斯對待國有化的科學分析同高先生的斷章取義存在鮮明的差異。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種經濟關系。恩格斯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用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則是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剝奪官僚資產階級而建成的，以后又運用全體人民共同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斷加以擴充發展。國家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不屬于任何個人、團體，更不屬于國家機構或政府成員，全體人民都是國有資產的共同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七條指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安排和支配國有資產，擴大生產，促進整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改善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是由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的。除此之外，30年來國有經濟又承擔了巨大的社會成本，支持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盡管我國在國有經濟的經營管理上存在不少問題，但它屬于全體人民、用于全體人民的性質是客觀存在和有目共睹的。如果要講“民有”，作為全民所有制現階段存在形式的國家所有制，才真正是由最廣大人民享有普遍的平等權利的所有制。

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們要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就必須不斷促進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離開了國有制的主導地位，公有制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失去最重要的根基和依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也都會受到極大阻礙。

高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不可能不知道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與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的本質區別，然而，為什么在他的筆下國有經濟卻變成為政府少數人聚斂民財，脫離人民隨意使用的“官本經濟”？為什么一提到在我國要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他就故意把它等同于俾斯麥的國有化和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說“不是任何形式的國有化都是搞社會主義的”？他講過有關國有經濟比重問題之所以有爭論，“有人是故意借機攻擊黨的改革路線和方針政策，有人則是因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分歧。”這用來分析他為什么反對國有經濟為主導是最恰當不過的。就他的工作經驗和理論水平而言，他對我國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性質不可能存在理解上的問題。所以，他把性質根本不同的國有經濟混淆在一起加以反對，只能是像他自己說的是對黨的社會主義路線和方針政策的“故意借機攻擊”。

當有人揭露他的這種意圖的時候，他盡可聲稱他的文章里也講過“國有經濟必須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等等。但是，只需從前后文完整地分析他的話，便可看出他根本不是真心贊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實際上，他的這句話是夾在批評國有化才是社會主義的大段議論中提到的，原文是：“現在一說老百姓創業，有人認為是搞私有化，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只有國有化才是搞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必須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在這句話后面，他不但沒有片言只語論及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如何必要和重要，反而著重講國有經濟的調整是十五大提出的重要任務，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再度重復并非國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不錯，國有經濟需要調整結構，但調整的根本目標還在于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國有經濟要取得控制力重要的是必須提高整體素質，保證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的戰略重點，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大型基礎設施、全國性銀行和重要的金融機構、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等，為了實現這一點，首先需要在數量上占有一定的比重。雖說國有經濟不是越多越好，但如果沒有必要的數量就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高先生只是孤零零地講一句“國有經濟必須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接著就強調提出更多的與之相反的意見，表明他只是為了掩蓋自己意圖不得已而說說的敷衍之詞。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不容歪曲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上，在性質上不同于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種性質上的特點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報告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豐富內涵，明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提出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提出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固然，要實現這些復雜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全體人民共同努力奮斗，但是也應看到，這些任務涉及的不是個別部門、單位、企業或個別方面、個別關系，而是“總體布局”，需要“全面推進”。建設的各個方面需要相協調，重大關系需要妥善處理，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要相統一，各種發展、各種利益和國際國內大局需要統籌，特別是，所有這一切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可見，如果沒有杜會主義國家發揮統籌協調、宏觀調控作用，僅靠市場機制的調節是絕對無法實現的。為此，十七大重新強調必須發揮國家計劃的導向作用，指出要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在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發揮國家的調控作用，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點，也是其重要的優越性所在。

高尚全先生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征之一是市場經濟，說“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基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優化資源配置，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雖然他在市場經濟前面也不忘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可是他只強調“民本經濟是市場經濟、競爭經濟”，而不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特別是，在說明什么是市場經濟時，他將中央《決定》里“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刪改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不是敘述的省略（因為凡是他想說的話，他總是不厭其煩地一再重復），而是為了要歪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故意為之。因為，按照他的主張，“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只要“提供公共產品”，“提供公共服務”；國家在市場經濟中進行宏觀調控不僅不必要，而且在他筆下。是“根據政府少數人的意志編制計劃投資表”，是根本要不得的“官本經濟”，這種市場經濟哪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只要市場調節不要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觀，是他“以私人投資、經營、積累為主”的所有制觀點，以及對私有經濟不加引導放任其發展的主張的自然延續，實際上是系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

正是由于高先生力主效法的是新自由主義，他最忌諱的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他在一篇評價我國改革的文章里說：“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其實，批判新自由主義原本是為了端正指導思想，使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更好地深入開展，以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怎么居然會同“否定改革”聯系在一起，并且“會有災難性的后果”？這恰好說明，他所指的“解放思想，堅持改革”無非是要讓我們丟掉馬克思主義，放棄社會主義，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那一套去做，表明批判新自由主義恰好觸到他的痛處，才使他急忙跳出來妄圖阻止這一批判的大潮。

四、以人為本的內涵不容篡改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就是以人為本。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里闡述了發展的目的就是要使最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發展的成果必須由廣大人民共享。這就要統籌兼顧不同階層的利益，尤其要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間收入階層的比重。這一思想貫徹到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就是要保證普通勞動者在權利配置中的主體性。唯有如此，勞資關系才能正確處理，社會才能和諧、繁榮，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證。反觀高尚全先生的“三民經濟”如何。他僅僅鼓吹私人投資為主（實即占個體、私有經濟主要部分的資本主義經濟為主），并相應產生以資本家擁有所有權和經營權為主；只講老百姓是財富的創造主體，不講廣大勞動者對他們創造的財富應享有的權利，這分明是鼓吹讓資本家投資、經營，叫工人干活，創造財富，而讓資本家積累、享受。經過這種閹割，他的“以民為本”同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人為本”不僅內涵完全不同，在理念上更是完全對立的。

高尚全把“以人為本”修改為“以民為本”，目的在于：（1）襲用商業上假冒偽劣產品“傍名牌”的惡劣行徑，以一字之更換使他的“民本經濟”與中央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沾上一點邊，使他的主張仿冒已經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奮斗目標，迷惑群眾，為他鼓吹的“民本經濟”增加幾分欺騙力。（2）便于爭取群眾的同情，并制造“‘官’、‘民’對立”理論（如果講“以人為本”，與它相對的只能是物，就無法把‘官”設置為對立面了），方便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調控行為和國家所有制套上“以官為本”的帽子，離間人民大眾與社會主義國家和政府的關系，破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基。（3）假借人民和老百姓的名義包裝他抄自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把他的“三民”經濟同人民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便于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化。大家只要對高先生的言論作些認真思考，就不難發現他提出的對抗“官本經濟”的“民本經濟”論的真實意圖。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