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私有化鼓吹者制造“國”“民”對立論，掩蓋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實質，離間社會主義國家和國有經濟與人民大眾的關系；煽動“國退民進”歪風，企圖逼迫國有經濟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捏造“國進民退”對政府施壓，意欲使“國退民進”成為改革的定勢和準則，加快私有化的步伐；謊稱國家壟斷是我國分配不公的“禍首”，企圖將民眾的不滿情緒轉向國有經濟，讓私人資本進占國有經濟的現存陣地，實現全面的私有化。

　　本文揭露他們的手法，從理論和實踐上分析其錯誤，并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很強的過渡性質，強調改革必須以初級階段歷史任務的實現為目標，在基本經濟制度中突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每當經濟改革進一步深化的時候，我國理論界就紛嚷地響起“國”和“民”孰進孰退的爭吵聲。這是有些人故意掩蓋經濟關系的實質，推行私有化主張的招數。必須識破他們的攻略，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使改革走上科學發展的大道。

一、剝去迷彩服，還經濟關系以真實面目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多種所有制和在它們基礎上形成的生產關系。明確所有制的性質是正確認識不同所有制內部以及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經濟關系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者向來都秉著嚴格的科學精神，分析社會經濟關系，敢于面對實際情況，說明經濟關系的本質，揭示其中存在的矛盾，尋求解決的途徑。這才符合真理的品性：簡單、明了、實在。反之，那些懷著不可告人目的的人，總是遮遮掩掩，回避和掩蓋事物的真實情況和本質，用虛假錯誤的概念蒙蔽、誤導群眾，以求實現其意圖。在我國經濟改革的道路問題上，一些崇尚資本主義、鼓吹私有化的人，歪曲“國”和“民”的真正含義，混淆經濟關系的實質，使用的正是后面一種障眼法。

　　在科學用詞的基礎上，如果是為了簡略稱呼，在我國，從政權方面說，“國”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從所有制方面說，“國有”就是在性質上與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民”就是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人民。就這種含義而言，社會主義的“國”和“民”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甚至是難以分開的。

　　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共同建立、屬于自己的國家，是人民政治、經濟和人身權利的堅強保障，愛國不僅意味著忠于自己的國家，還包含熱愛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在國家尚未消亡時的存在形式，是屬于全體人民（即最廣大的“民”）所有，為全體人民利益服務的。

　　在這些地方，雖然也會存在整體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差別，卻根本不存在“國”和“民”之間“有我無你，有你無我”、“你進我退，你退我進”、互相對立、互為消長的關系。

　　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清楚明白的。

　　但是，自從有些人為了淡化、掩蓋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實質，將其諱稱為“民營經濟”以后，這種經濟歸少數人所有并剝削多數人的關系就被掩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差別就被抹殺了，而真正歸全體人民所有、作為全民所有制當今存在形式的國家所有制反而被說成是與人民利益無關，被擠出人民的行列。從此，“民”就歸一切非國有經濟專用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關系，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關系便被篡改成“國”與“民”的關系。

　　有些別有用心的人還把“國”改為“官”。一方面把私有經濟美化為“民本經濟”，掩蓋資本家剝削雇傭勞動者的關系，將資本家所有、由他們管理、歸他們享受的私有經濟偽裝成“民有、民治、民享”，冒充“人民利益”，說它才體現人民的現實利益;另一方面把國有經濟誣稱為“官本經濟”，將它等同于俾斯麥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甚至還給國有經濟扣上連資本主義都不如的“權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帽子，直接置于人民的對立面。

　　經過步步扭曲，資本家便可以穿著“民”的外衣去剝削更多的人民（雇傭勞動者），私有化鼓吹者便可脫掉支持資本主義剝削的干系，不必對廣大被剝削人民的痛苦感到內疚，心安理得地擔當起維護“人民利益”的旗手，公然販賣他們的私貨，誤導輿論和群眾，反對和擠壓真正屬于廣大人民所有的國家所有制。

　　可見，一手假借“人民”的招牌，掩蓋私有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一手給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抹黑，夸大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差別，離間國有經濟與人民大眾的天然血緣關系，制造“國”“民”對立論，是掩護、支持私有化的重要“造輿論”手法。

　　所以，要使我國的改革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保證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維護勞動人民的真正利益，就要根據嚴格的科學的范疇，揭示“社”與“資”、“公”與“私”的經濟關系的實質，劃清它們的界線。

二、“國退民進”、“國進民退”喧嚷的實質

　　崇尚資本主義、鼓吹私有化的一些人總是善于窺伺時機，利用形勢，不斷轉換口號，一波又一波地推行他們的主張。

　　國有企業的制度改革始于通常所稱的“放權讓利”。它實際上是逐步改變傳統的、把國有制全部權利都集中在國家手中的產權制度，使企業得到自主經營權力和相應的局部利益，擺脫企業無權、無利因而也無需擔當經營責任的狀態，增強企業的活力，激勵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

　　到了1988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的發布為標志，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經過改革，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企業的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國家依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授予企業經營管理權。企業對國家授予其經營管理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處分的權利。這就是后來所說的國家所有制實現形式的轉換，是國有制產權制度的重大變革。

　　盡管它還存在不夠完善的地方，卻對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應有的優越性起著重要的作用。

　　但是，私有化鼓吹者對這種改革方式是不滿意的，認為它沒有改變企業的所有權，不是產權制度的改革[1]，沒有辦法根本解決國企的固有弊病。顯然，他們主張的是像另一部分國有企業那樣轉讓、出賣給私人，把歸屬含義的狹義所有權也改掉，轉變為完全的資本主義企業。

　　在改革的實踐中，受他們一片罵聲的影響，大批國有企業以各種方式被賤賣給企業高管和其他有門路、有背景的個人。幾年之內，國有經濟大幅度萎縮，私有經濟迅速增長。(具體數字見下表)

　　在20世紀90年代中葉，鑒于國有經濟戰線過長、配置布局不夠合理，整體素質不夠高，因此提出要從全局出發，進行戰略性調整。一些人以為可以利用這個時機，迫使國有經濟更大規模撤出，紛紛提出進一步私有化的主張，并且打出“國退民進”的旗幟，鼓吹國有經濟要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即所謂“戰略撤退”）。

　　如果說，在此以前私有經濟還不夠強大，只是偃旗息鼓地前進，那么當他們已經從社會生產的“補充”變為“重要力量”和“重要組成部分”時，就公然喊出要國有經濟讓路的口號了。當然，由于這種叫喊是根本違背社會發展方向的，在前段的大辯論中不被黨中央和廣大理論工作者所采納。

　　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多角度反復闡明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重要性，再次強調：

　　“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

　　全會擯棄了“國退民進”和“國有經濟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之類的提法，明確指出：

　　“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要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決定》的頒布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因為，中央提出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任務，其根本目標就在于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加強它控制國民經濟關鍵領域和行業的能力以及對社會經濟全局發展起導向作用的能力，以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為此，必須從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功能出發，對國有經濟重新定位，確定在哪些部門需要保留和發展國有經濟，哪些部門國有經濟可以部分退出或大部分退出，其中又要區分哪些部門需要或者不需要由國有經濟占據壟斷地位或控制地位。經過正確定位，該留的則留，該退的就退，該加強的就加強，這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進而有為，退而有度，進退相濟。

　　應該看到，不管是進還是退，都屬于戰略轉移行動，都是為了更好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只講國有經濟的退出和非公有經濟的進入，而不講國有經濟在某些領域的進入和加強，是片面的看法，不符合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本意，勢必削弱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為了堅持國有經濟戰略調整這一正確方針，十六屆三中全會再次指出，要

　　“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其他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

　　黨的十七大報告還提出要：

　　“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黨中央反復申明的這些意見清楚地表達了，國有經濟的改革和調整是國家所有制的自我完善，目的是要加強而不是削弱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因此，有些人把所謂“國退民進”說成是所有制改革和國有經濟調整的定勢，只許私有經濟不斷擴張，國有經濟繼續萎縮，不準國有經濟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有所加強，是與改革目的背道而馳，真正逆社會主義潮流而動的。

　　吳邦國同志在一篇專論中指出，將國有企業改革簡單演繹為“國退民進”，籠統地說“國有企業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等等，這些是完全違背中央精神的，必須堅決加以糾正[2]。

　　不過，私有化鼓吹者對他們的目的是矢志不渝的，他們不顧黨的決定，繼續進行造輿論的活動，除了相約發表文章以外（有的竟然公開篡改《決定》內容），還密集地舉行有官員、學者、工商聯和企業主參加的“發展非公經濟”的座談會、形勢分析會、研討會，并且連續在幾年的“兩會”期間，通過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遞交整改提案，直至寫“萬言書”向中央呼吁，上上下下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

　　受迫于這種強壓，有的部門漠視中央《決定》關于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的重要方針和原則，不顧國有經濟的發展，相繼出臺一些傾力扶持私有經濟的政策，實行“非禁即入”，全面放開市場準入，包括金融、基礎設施、壟斷行業、公用事業，乃至國防科工行業，并允許私人資本參與金融機構改組改制，全面加大非公企業的融資力度。對此，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躊躇滿志地說：

　　“從目前來看，正在系統形成建國以來最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體系。”

　　得益于這種“清道和開閘”，私有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私有企業的注冊資本由1993年底的681億元增加到2009年上半年的42146億元，增長了60倍。2009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構成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與非公有企業的比重從1992年的48.1%與13.9%，改變為31.8%與29.6%。

　　值得體味的是，根據《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2009》的資料，有18.3%的被調查企業是由國營、集體改制為私營企業的。該報告據此推斷，300.55萬個私企中約有55萬個是由公有制企業改制而來的[3]。證實眾多私有企業的產生正是“化公為私”、“改社為資”的結果。

　　以上情況說明了，雖然有著黨中央的明確反對，“國退民進”的暗流在實際經濟生活中還在翻滾。

　　盡管如此，那些堅持私有化道路的人仍不滿足，還想更快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在2008年以后，有些私有企業因受國際危機影響經營困難，出現破產或被收購兼并，有些地方為了實行產業結構調整，關閉一批劣質私營礦窯，而國有經濟則經過改革和調整，逐步改善了經營管理，提高了效益，并在國際危機中顯露其活力，為國民經濟和綜合國力的增長做出更大貢獻。

　　面對這種新的形勢，伺機已久的那些人便跳了出來，編造出所謂“國進民退”的虛假問題，極盡煽情之能事，痛呼它是對民眾利益的侵占和改革的倒退，挑撥人民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并聲稱它會影響國際上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向黨和政府施壓。

　　霎時間，境外的報刊也大量發文響應，加入申討行列，聲稱中國改革出現了逆流。

　　這在表面上好像是喊冤叫屈，實際上卻是利用時機對國有經濟發起新一輪的攻勢，目的在于加快私有化進程，其手法具有極大的欺騙性。

　　從總的方面看，它借著反對莫須有的“國進民退”去肯定“國退民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通過炒作，將前一回合在理論上已被擯棄、冷卻多時的“國退民進”口號，打造成已被“公認”的原則，使其合法化、程式化，成為判別改革是非進退的標準，并據此認定，凡是不繼續搞“國退民進”或國有經濟稍有加強的，就是逆改革方向的“倒退”。

　　如果這一招得逞，私有化就理正言順，國有經濟就只能不斷地“不為”而不能“有所為”，只能不斷退卻、萎縮，最后喪失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

　　從具體的手法看，他們使用的是“無中生有”和“偷梁換柱”的計謀。

　　一方面憑空捏造子虛烏有的罪狀，利用各種渠道加以渲染，炒作夸大，制造聲勢;另一方面，隱瞞、歪曲事實的真相或者偷換問題的性質，賊喊抓賊，故作悲情，騙取社會的同情，佯守實攻。

　　但是，這些策略計謀貌似聰明，卻是弄巧反拙。大量的經濟數據和事件調查報告，暴露了那些人的欺騙行徑和理屈詞窮的囧狀。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工業中的國有經濟的比重近年來逐年下降，而私營經濟則逐年上升。2009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單位數量、總產值、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和從業人數占全部規模以上企業的比重，與2005年相比，分別下降了5.4、6.6、4.4、17.1和6.8個百分點； 而這幾年中，私營經濟相關指標則由45.6%、19%、12.4%、14.3%和24.5%，分別提高到58. 9%、29.6%、18.5%、28%和33.7%[4]。

　　另據報道，在2011中國(重慶)民營經濟發展論壇上，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宣布，中國民營經濟總量已占到GDP的50%以上，民間投資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最大源泉。2011年1～4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占總投資的35.1%，民間投資占57.7%。與2003到2010年平均值相比，政府投資點比下降了8.3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增加了22.5個百分點[5]。

　　可見，無論是從政府還是工商界組織的渠道得到的信息，都可得出結論：“統計數據不支持‘國進民退’觀點”，所謂“國進民退”“大潮”來襲的傳聞純粹是為了掩護對國有經濟進攻的行動而施放的煙幕彈。

　　至于某些人列舉的“國進民退”的一些重大“罪責”，更是嚴重歪曲事實甚至是顛倒黑白的。例如：

　　幾宗高價地塊由國企拍得，本是土地招標的市場競爭行為，卻被借題發揮，呼喊房地產業已成為“國退民進”的重災區;

　　蒙牛因受“三聚氰胺”事件影響，財務出現巨虧，陷入絕境，中糧經過平等協商，入股幫其解決資金困難，避免其落入外資手中，這種為溺援手，以大幫小的好事，竟被夸大為食品飲料行業“國進民退”;

　　山東日照鋼鐵因礦石存量過多，在金融危機影響下損失慘重，山東鋼鐵出面收購，幫其維持正常經營，這種有利于穩定地方經濟秩序而進行的正常并購，被說成是效益差的國企收購效益好的“民企”，成為“國進民退”的惡例;

　　國家為了應對2008年國際危機增加4萬億投資，大部分用于基礎產業、環保設施和公共事業建設，由于行業特點，自然主要由國有企業負責運行，剛好此時一些私營企業(如東星航空公司)虧損破產，有些人就故意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糾合在一起，稱之為國家政策歧視，也說是“國進民退”。

　　最為荒謬的是，山西省為了整治煤炭業“多、小、散、亂、低”的狀況，對煤炭資源的使用進行戰略重組，強化煤炭產業的綜合開發能力，提高產業規模效益、降低環境代價、遏制安全事故，關閉一批達不到要求的中小礦井(其中也包括國有企業在內)，建立一批比較規范的企業，可是，一些站在落后礦主立場的人卻對這種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產業調整措施嚴加抨擊，當做大規模“國進民退”的例證到處申訴[6]。

　　以上事例，有的只是個別現象，純屬資本市場的正常運營和競爭的優勝劣汰;有的是危機后為了“救市”所做的投資，對社會長遠發展有重大意義;有的屬于產業整頓，是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結構的必要措施。

　　但是，私有化鼓吹者卻把它們湊合在一起夸張地稱為系統性的“國進民退”，將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歪曲為改革的后退，充分暴露出他們為了攻擊國有經濟不擇手段，無中生有，顛倒是非，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完全喪失正常的判斷分析能力。

　　正像境外某些人“逢中必反”一樣，他們對“公”、“社”、“國”的種種進步一概厭惡，不停地尋找機會給“公”、“社”、“國”栽贓，已形成逢啥反啥的變態心理了。

　　在“國進民退”鬧劇演出后不久，私有化鼓吹者又利用廣大群眾對分配不公的嚴重不滿，謊稱它的“禍首”在于“國家壟斷”，企圖將憤怒的矛頭轉向國家所有制，繼他們想把國有經濟擠出“一切競爭性領域”之后，再逐出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實現全面的私有化。

　　拙文《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決途徑》(載《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11期)，以多方面的實際數據對我國收入分配情況做了分析對比，駁斥這種謊言，揭露私有化鼓吹者回避、掩蓋資本主義剝削這一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借機攻擊國有經濟的伎倆。這里不再贅述。

三、明確改革的目標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關于“國”“民”進退的爭論在實質上是對我國經濟改革方向的認識分歧。

　　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的改革與調整全面影響和制約著整個社會的生產關系，是我國經濟改革的核心、關鍵和首要任務。流行的觀點夸大運行層次的經濟體制的作用，將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

　　如果不是由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代替近乎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如果國家所有制沒有經過改革出現了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產權主體，我國就不會存在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經濟關系。

　　可見，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只是所有制改革和調整的自然結果。

　　市場是人們進行經濟聯系、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它們的特點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市場主體(即商品所有者或占有者)的差異使市場帶有特定的經濟屬性，如奴隸制市場中人們的關系在性質上有別于資本主義的市場。它們決定了不同市場經濟具有不同的性質。

　　因此，以抽象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資本主義為范式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作為我國改革的目標，想按這種市場經濟的要求去指引所有制的改革，就會模糊改革的方向，將改革引上資本主義的歧途。

　　可能有人會辯解，說他們是要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但這也是無濟于事的，因為我國市場經濟之所以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完全是因為它是依存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所賦予的。

　　所以，必須澄清被顛倒了的所有制與市場的關系，將經濟改革的重心放在所有制的改革上。

　　我國所有制建設和改革的目標應該服從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這就是發展生產力，最大限度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成長，為向社會主義的成熟階段過渡創造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只有按照這個任務的要求進行的制度建設和改革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才是歷史的進步。

　　當然，歷史任務的實現必須從現實的條件出發。我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在總體上水平還不高，而且存在不同的發展層次;管理社會化大生產的經驗不足;大部分人的思想覺悟與經濟的高度公有化還有相當距離。

　　建國初期進行的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打開了長期束縛生產力的樊籠，極大地煥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合理組織社會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重大的貢獻。

　　但是，由于缺乏經驗和理性思考不足，我國在創建新的社會制度時，急于擴大公有制范圍和消滅私有制，在公有經濟內部的管理體制上也存在過分集中的傾向。這些都脫離了我國的生產力狀況和思想條件，不利于公有制優越性的發揮，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從各個方面總結歷史經驗，正確認識中國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進行全面改革。

　　在經濟體制方面，我國改革引起的最大變化是外國資本的引進以及個體、私營經濟的恢復和迅速發展，國有經濟則在整體素質有所提高的前提下縮小了經營范圍。這是適應我國生產力水平，改變偏跛的單一公有制結構，利用一切積極因素，發展國民經濟的必要舉措。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我國逐步建立起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剛摧垮舊社會制度、建立不久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很強的過渡性，存在過渡時期的重大社會特征。由于在這個階段社會上存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所有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階級。

　　雖然各個階級在一定時期里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但也存在不少的矛盾。他們都為謀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競爭，力圖最終占據社會的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制度初生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勢力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社會依然存在著沿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或者向資本主義倒退的兩種可能。

　　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一重要歷史特點，關心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理論工作者應保持清醒的認識。

　　因此，確保公有制為主體，便成為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防止倒退、復辟的最起碼的經濟制度方面的保證[7]。鄧小平反復強調：

　　“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發展非公有制最終也是為了加強公有經濟。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8]

　　這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的根本大事，是分析評判改革成功或失敗的最重要的標準。

　　前引數據表明，近十幾年，我國資本主義私有制快速發展。它在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也逐漸顯露出一些消極作用。

　　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新資產階級的財富急劇增長，勞動者相對貧困的情況加劇[9]，兩極分化日益顯著，標志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數迅速增大，一邊是富豪們及其后代窮奢極侈，另一邊是大批勞動群眾的正常需求得不到滿足。早在經濟改革啟動之時，鄧小平就告誡過大家：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10]

　　對照我國當前實際，改革后，尤其是近十幾年，新冒出來的已不僅是“一批百萬富翁”，而是成千個十億、百億富翁和數以萬計的億元富翁[11]，僅其中的前200人的財富就相當于全國GDP的7. 76%，高于美國400個最大富豪財富占全美GDP的比例[12]。兩極分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分配不公和財富懸殊的程度列于世界前茅，真是改革初期始料不及的！

　　此外，新成長的資產階級中為數不少的不法分子為了更快聚斂資財，多方拉攏腐蝕政府官員和國企高管，進行權錢交易，造成不斷發酵膨脹的官場、職場腐敗，引起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極大地破壞了政府的威信，妨礙了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們利用掌握的巨額游資，搶購緊缺商品，囤積居奇，互相串聯造勢，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秩序，侵犯廣大消費者利益;他們還耍弄各種欺詐手段，制造“豆腐渣工程”，破壞經濟建設，生產、販賣假冒偽劣乃至有毒商品，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嚴重敗壞社會風氣，阻礙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形成。

　　以上種種問題，既是資本主義私有經濟追逐最大利潤本性的自然顯露，也同前階段在政策上和工作中的缺點密切相關。這就是，在鼓勵、支持私有經濟發展的時候，忽視、諱言、不敢對它進行監督和引導，（就大多數地方而言，實際上是只顧GDP指標，諂商媚商，爭相降格恭迎資本），致使私有經濟得以利用各種手段，包括不正當甚至是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利，并長時期壓榨工人血汗，壓低工資，偷稅漏稅，加速私人資本的積累[13]。

　　如果這種狀況不加緩解或扭轉，勢必引起勞動人民的更大不滿，不僅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還將產生眾多的社會矛盾，危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矛盾的必然產物。它不僅消滅了剝削，實現按勞分配和共同富裕，能夠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最根本的生產力要素———人的因素提高經濟效率，發展生產力;而且能夠克服以追求剩余價值為唯一目的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局限性，消除私人利益造成的種種隔閡，根據社會的利益和需要，更好地協調再生產各個環節以及各類生產者、消費者的相互關系，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

　　只是在它的建立和發展初期，由于經驗不足和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存在許多弊病，妨礙其優越性的充分發揮。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收縮了分布過長的戰線，將主要力量集中于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對其他行業和領域，則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促優汰劣，集中力量，加強重點。在微觀基礎方面，也改變以往產權高度集中于國家的配置格局，尋找和建立了多種效益優良的公有制實現形式。

　　總之，通過改革和調整，提高了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基本解決了所有制結構與生產力條件不相適應的問題，增強了企業的活力，經濟效益持續地大幅提升[14]。

　　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經濟危機，我國國有經濟呈現出強大的抗震能力，不僅保證我國經濟迅速擺脫危機的沖擊，繼續快速發展，還支持幫助非國有經濟渡過難關。

　　在環球經濟動蕩的時期，我國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迅速上升，由2008年第四季度國有工業每增加1%帶動GDP增加0.13%，上升到2009年末每增加1%帶動GDP增加0.29%[15]。盡管私有化鼓吹者不時編造各種說法詆毀國有經濟，但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無可辯駁地顯示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重要性和積極意義。

　　當前，國有經濟還要繼續深化改革，解決存在的許多問題，但基本上已不屬于與生產力之間的根本性矛盾，而主要是調整產業布局，優化組織結構，改善經營管理，完善企業激勵和約束機制，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加快培養職工隊伍，提高整體素質方面的問題，不但無需再進行以前那種大范圍、成規模撤出的變革，繼續壓縮其存在空間，而且還要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反思以往只靠“摸石頭過河”進行改革的缺陷，科學審視國有經濟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和定位，根據社會需要，采取新的方式，重新參與一些需要進入的部門。

　　通過這些方面的深化改革，國有經濟在質和量上都將得到進一步提高，就能夠在全局上和戰略上加強控制國民經濟的能力，更好地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

　　私有化鼓吹者清楚地了解，單純依靠經濟力量是搞不跨國有經濟的，于是便寄托希望于思想和政治斗爭，大造輿論，企圖實現和平演變，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必須識破他們的圖謀，全面、正確地認識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特點和作用，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處理好兩者的相互關系，保證改革和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注 釋：

　　[1]根據產權理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和有意歪曲的。因為，國有企業經過這一時期權利關系的調整，企業的所有權配置結構(亦即產權制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家只保留對企業的狹義所有權，即歸屬權。從廣義的所有權看，國有資產的占有、使用和部分的處分權以及相應產生的經濟利益已經交還給企業了。

　　[2]見2001年5月17日《經濟日報》。

　　[3]該報告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織的“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發表的。

　　[4]見2010年8月2日《人民日報》。

　　[5]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全國工商聯要聞》2011年7月7日。

　　[6]其實，山西省在這次整合后保留的1053處礦井中，國有占19%，私營占28%，混合所有占53%，形成以股份制企業為主要形式，國有、民營并存的辦礦格局。私營企業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一，仍然高過國有企業。

　　[7]在政治上，關鍵性的保證則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的政權。

　　[8]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138-139頁、149頁。

　　[9]據中國社科院2011年8月3日發布的2011年《城市藍皮書》，2009年，我國城市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城市貧困人口數增加，約達5000萬人，是目前低保標準和受保人數的2倍左右。

　　[10]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頁。

　　[11]據2010年發布的《2009胡潤百富榜》，僅北京一地，在2009年就有8800個億萬富豪。

　　[12]關于我國兩極分化的數據，還可參見拙文《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決途徑》，《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11期。

　　[13]我國已有27%的富翁移民國外，還有更多人正在辦理和準備移民。他們的大量財產已經轉移，或隨時準備轉移到國外。這已經不算新聞了。這些先富們首先關心的是他們財產的安全和繼續增值，還能希望他們去帶動后富，為向社會主義更高階段發展創造條件嗎?

　　[14]據國資委的資料，中央國企上繳稅金從2002年的2914.8億元增長到2009年的10876 億元，年均增長1137.3億元，實現利潤從2002年的2405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9968.5億元，年均增長1500億元。

　　[15]轉引自《經濟波動下的國有經濟成績單》，中顧法律網，201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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