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編者按：改革開放中的成績取得的因素是毛時代的社會主義遺產及改革時期的社會主義成分，這些成績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勞動人民、干部、知識分子通過艱辛勞動取得的。改革的失誤在于過度市場化、過度資本主義化，是吳敬璉、高尚全、茅于軾等迷信歐美模式的主流經濟學家及買辦集團對改革開放的誤導與破壞導致的。在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吳敬璉、高尚全、茅于軾們及買辦集團雖然已經大失民心，但仍然在主流媒體上掌控話語權，在主導著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這里推薦 夏小林 老師的這篇文章。文末附錄吳敬璉的部分公開言論。

向往“歐美模式”畫餅不充饑

作者：■夏小林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字數：3091

提要：中國在改革開放的３０年中，多年來保持的高速增長始終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為微觀基礎而實現的。這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特別在原蘇、東國家“轉軌”經歷的反襯下，是一個讓西方思想界也覺得需要深入思考的真正的大國奇跡
　　政府和市場關系失衡，是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基礎性原因。當然，進一步分析，在“次貸危機”的背后，也還存在馬克思說的多數人有限的有支付能力和資本無限擴張沖動的矛盾，以及無政府狀態等在發揮作用
　　可有一個具體的“歐美模式”是中國可以仿效的？其實，在國內、外，多年來否定這種仿效可行性的歷史文獻已經積累很多。正確的態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國家統計局的一項所有制結構預測顯示，到２０１０年，中國的ＧＤＰ構成中，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和集體經濟）比重是５５．３％，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私營和外商經濟）的比重是４４．７％。（詳細數據和分析見作者《為誰作嫁？——經濟學、市場和改革》專欄5.9）。這個數據反映了一個事實：中國在改革開放的３０年中，多年來保持的高速增長始終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為微觀基礎而實現的。這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特別在原蘇、東國家“轉軌”經歷的反襯下，是一個讓西方思想界也覺得需要深入思考的真正的大國奇跡。社會主義的實踐和理論在發展中不斷創新，西方思想界注重實際的人們也在重新打開眼界，并在與美國模式等的比較中，研究尚在建設中，但還存在明顯缺陷的“中國模式”。在全球化和金融海嘯中公信力已然破產的“華盛頓共識”和自由資本主義理論，遠遠不是“歷史終結”的符號。
　　 但是，國內有的“主流經濟學家”仍然非常向往“歐美模式”，并大力提倡之。在《喧囂的９０年代》一書中，２００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直截了當地指出，美國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版本。近３０年左右的美國版本不過是一個需要揭開偽善面紗的“神話”，其依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巫術經濟學”。
　　 因為，主要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里根經濟學”以來，由于新自由主義風靡共和黨和民主黨，在打造“小政府”、自由化的大旗下，綱舉目張，官、商、學、媒結成“美國特色的裙帶資本主義”，放松監管，減免“富人稅”，著力促進華爾街的資本和ＣＥＯ們放肆地追名逐利，金融秩序日益混亂，公司治理結構破綻百出，欺詐盛行，社會道德墮落，社會保障削弱，一般雇員的工資一再降低，兩極分化加劇見怪不怪，一切堅持向“底線經濟學”看齊，以致一般工薪階層收入持續下降的歲月成了日后“次貸”和金融衍生工具泛濫的良機，金融災難的出現是不奇怪的，且早有端倪可尋。事實表明，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是有預見性的。所以，政府和市場關系失衡，是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基礎性原因。當然，進一步分析，在“次貸危機”的背后，也還存在馬克思說的多數人有限的有支付能力和資本無限擴張沖動的矛盾，以及無政府狀態等在發揮作用。
　　 約瑟夫·Ｅ·斯蒂格利茨有針對性地提出，人們應該超越美國版本，在過分干預經濟和自由放任經濟的版本之間探索平衡之道，探索建立體現更多公平、正義的市場經濟體制。而在外交政策和意識形態上推銷美國式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是在弄巧成拙”。因為，里根以來美國的變化“表明了一種清晰的模式（不同的模式能夠反映不同價值觀和不同判斷之間的差異），一種對于窮人們非常吝嗇，而對于富人們相當慷慨的模式，這種模式經常掩蓋了政府對于自由市場信條的完全皈依”，這引起了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很多美國人的“更大憤怒”。他們反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美國模式。當前，這個美國版本正在經歷自作自受的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
　　 不久，２００８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憑著良知，著書立說，也發出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警世之聲：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的《美國怎么了？》。作者著重從政治運行層面入手，對美國混亂的民主制度及其加劇兩極分化、社會不公的后果進行了尖刻的批評，并預見了隨著美國的窮人越來越多的加入到政治選擇的過程中來，著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共和黨已經危在旦夕，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日程將受到嚴重沖擊，可能發生逆轉。他言中了。
　　 另外，克魯格曼也指出，在這期間，自羅斯福“新政”開始建設的混合經濟模式，也被自里根以來的美國政府逐步解構了。而“新政”前的美國，就是《光榮與夢想》中的記載：到處是血汗工廠，窮人生活畜牲不如，農民暴力抗政，城鎮中產階級可憐兮兮，并在大危機中處于奄奄一息的狀況。
　　 這些歷史記載在不同的層面上，也支持了斯蒂格利茨關于要勇于超越現存美國市場經濟模式的論點。更早些時候，塞繆爾·亨廷頓也說過，現實的美國模式是一個“失望”，但“希望”在哪里，他卻沒有令人信服的說明。斯蒂格利茨尋求的“第三條道路”也有待進一步探索。
　　 歐洲各國差異大，俄羅斯也在其內。如果說“真理總是具體的”，那么，誰是代表“歐洲模式”的國家？其實，這是個偽問題。歐洲和美國一些優秀的經濟學家，是將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分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并對其中撒切爾的“英國模式”、俄羅斯的“黑手黨資本主義模式”和東歐“病態＋變態”的資本主義模式投以了更多的批評，等等。
　　 進一步的問題是：可有一個具體的“歐美模式”是中國可以仿效的？其實，在國內、外，多年來否定這種仿效可行性的歷史文獻已經積累很多。正確的態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所用。“金融海嘯”以來，有關文獻更是大量涌現。顯然，在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海納百川的胸懷要有，但沒有必要捏一個“歐美模式”的偽菩薩，亦步亦趨，亦真亦幻，云山霧罩，最后連能夠走到哪里去都不曉得了，就像當年為前蘇、東國家設計私有化方案的美國人薩克斯教授和索羅斯一樣，面對駭人聽聞的災難性后果和尖銳批評，為了洗清自己，只好把責任推給不斷換屆的美國政府了，直至誰也不負責任了。于是，薩克斯教授又跑到中國來“擔任中國高級政府官員的顧問”和“中國經濟學家協會（ＣＥＳ）的顧問”，并且宣布了新的非常樂觀的研究成果：我們時代可能實現《貧困的終結》。但是，人們今天看到的另外一種現實是，“增長可能導致貧困增加”，全球兩極分化加劇。而金融海嘯一起，美國自家的“貧困”現象和窮人也都大量增加了。
　　 當然，我們這里固執己見的人也有。較為極端的是，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執主任、美國高盛投資銀行董事胡祖六，擔心金融危機損害資本主義的號召力，刻意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文章。和他持同一觀點的人，包括在清華大學任職的耶魯大學的陳志武等，在國內也接二連三地發文講話，在主流媒體上主張學習撒切爾版本、葉利欽版本的市場經濟，通過全面瓜分國資的股份制改革“促進內需”，并實行美式“憲政”，“改旗易幟”，將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也燒制成了推銷所謂“歐美模式”的“資改”的金字招牌，反映了美國政府、華裔投行專家和少數經濟學人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這真是應了《華爾街日報》一資深記者的話，“只有經濟學家創造出了自上帝創造世界以來的種種混亂”，所以，他們在今天的網絡上“很快變成了惡意玩笑的靶子”。而中國特色的古怪在于，少數人和主流媒體長年累月的樂此不疲，年年集資賺錢開會、出鏡，自封“杰出人物”和“頂尖”，還不準平等地“爭論”，比美國同行那種樂于變化、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新鮮活潑風格差遠了。
　　 經過在不同時期與諸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的零距離接觸，“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美國名記者小阿爾弗雷德·馬拉伯寫書說實話：《迷惘的預言者——當代經濟學家的歷史》。中國能夠出現這樣的財經記者和著作嗎？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附錄：

吳敬璉：改革的目標是歐美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來源：2008-9-22   21世紀經濟報道】

http://www.21cbh.com/HTML/2008/9/22/HTML_JDS2D5XNROCG_5.html

在“文革”后的探索中,在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對經濟體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種可供借鑒的體制模式:

(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以孫冶方、馬洪、蔣一葦等學者為代表,形成了主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給予企業更大自主權的學派。

(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于光遠、蘇紹智等學者比較系統地汲取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濟學的成果,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介紹。

(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二戰結束以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采用威權主義的政府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辦法,形成帶有重商主義色彩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

(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許多理論界人士,特別是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商品和服務;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并且滋生腐敗。因此,他們更傾向于歐美類型的市場經濟,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學者愈來愈多,這種思想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

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

從1984年以后的中國黨政領導機關的文獻可以看到,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而在規定具體措施時,則有更多模式(3)的內容。

摘自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歷程的制度思考》

吳敬璉：腐敗與市場經濟無關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腐敗，這個腐敗是怎么來的？有人說是因為市場經濟造成的腐敗；有人說不是。在我看來就不是因為市場經濟，而是改革沒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

吳敬璉：談國企改革

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作出決定后，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  摘自《中國改革向何處去》  發于2008年11月《同舟共進》

吳敬璉談市場換技術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輿論，對‘市場換技術’政策提出質疑，說改革開放多年了，市場逐步被外資占領，但技術卻沒有換到，所以這個政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種觀點過于片面。（6月19日《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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