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玉濤：高尚全們的“末日晚餐”（圖）

——最后一次“改革”會議

據當代中國新型“游擊戰”著名創始人蘇鐵山老師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海南的一個五星級酒店拍攝到的照片和相關資料，以及來自中新網的消息：　　

2010年10月30日-3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國家發改委體改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德國技術合作公司在海口聯合召開了以“發展方式轉變與改革選擇”為主題的中國“十二五”改革國際論壇（下簡稱“海南‘改革’會議”）。來自中、德、英、美、俄、印、墨西哥、巴西、越南、蒙古、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的官員和學者400余人參加本次論壇。

中共中央十七屆四中全會與五中全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集中力量盡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提出了加強黨的建設的任務。五中全會對于社會體制改革，也僅僅提出了“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目標，而并沒有將其作為“十二五”改革計劃的重要內容。　　

但是，在中共中央五中全會剛剛結束之際，高尚全們立馬在祖國的南端——海南一個高級酒店里，召開了與中央全會人數相當的和以社會體制改革為核心內容的中國“改革”國際論壇會議，打著“深化改革”的旗幟和“改革”分配制度、“改善民生”的幌子，唱著倡導低碳生活可持續發展的調子，真正關注和強調的卻是在現有的經濟基礎上落實社會體制的改革。

據蘇鐵山老師的觀察，參會者有近三分之一是外國人。從這里，我們即可預見會議會是什么結果了。有馬列毛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參加嗎？沒有。會議的方向和結果完全可想而知。

會議象三十年來一以貫之的那樣，始終不忘打著“改善民生”的幌子，反復強調要改革分配制度，就是不涉及公與私的所有制主次問題，回避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的客觀真理。他們奢談私有條件下的分配改革，只能是在權貴、資本家與偽精英階層同一個階級之間調整利益關系，而廣大勞動人民被壓迫與被剝削的狀況始終不會有任何根本的改變。　　

對于他們這次早有準備的會議，我不想做什么評論，只摘錄他們的發言中的相關觀點于后，讓大家去分析評論吧。盡管會議中孫立平教授對于“十二五”規劃能否落到實處表示了質疑。我把馬門列夫昨日的“評陳劍的‘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一文附后，作為對于他們這次會議的部分觀點與措施的批判的參考。　　

他們這次會議并沒有什么新東西，還是那些“改革”呀，“市場”呀，“深化”呀，“體制”呀一類的老調。老實說，他們的“改革”調子已經唱完，他們的“改革”之路已經到頭，這次會議，便是高尚全們“改革”末日“晚宴”，也是他們關于“改革”的最后一次會議。盡管還是那么豪奢，但終究氣數已盡。　　

這次會議，只是向中華民族當代的所有先進分子和廣大勞動人民傳遞了一個最重要的信息：腐朽倒退的“改革”即將死亡，當代中國即將新生，只要一切進步的人們團結起來，一齊向著一切腐朽反動勢力與邪惡勢力勇敢地堅持戰斗，勝利就一定會盡早地到來。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附：會議部分發言摘錄與網友的批判

1，“中改院：‘十二五’改革研究報告”

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經濟社會體制改革。　　

發展方式轉變滯后主要是體制機制問題。　　

發展方式轉型依賴改革的新突破。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有賴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突破，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有賴于社會體制改革的新突破，推進政府轉型有賴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新突破。　　

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　　

以社會體制改革形成轉變發展方式的動力。“　　

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的根源在于改革不到位。　　

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　　

把深化市場化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徑。　　

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　　

加快推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建設。　　

以基本利益關系協調為主線，加快和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構建利益表達的多元化渠道，建立協調利益關系機制，要求加快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十二五”社會體制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難度加大，復雜性加深，必須把構建利益均衡機制作為社會體制改革的一項重點任務。　　

新階段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失衡問題必須深化社會體制改革。面對新形勢，社會發展和社會體制改革必須提高到更高的戰略位置，在社會體制中構建發展型社會體制和政策體系。基本目標在于建立與經濟政策協調的、中長期的，內部整合的、積極的社會政策體系，并加以制度化，形成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新時期的社會矛盾問題，樹立“穩定”的新思維；加強公民合法權利的保護，構建利益均衡機制；推進社會建設，規范發展社會組織，加強社區自治。　　

行政管理體制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逐步暴露。國際金融危機及國內發展階段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政府轉型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府主導型經濟運行機制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二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職責不到位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三是政府自身建設滯后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十一五”時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但改革遠未完成。當前的突出問題是政府職能轉變尚不到位和政府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尚不到位。　　

“十二五”體制改革需要考慮優先順序安排　　

（1）短期內亟待實現突破的改革。重點推進資源環境價格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力爭在1～2年內取得實質性突破；重點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力爭在“十二五”初期取得重大突破。　　

（2）中期內期待取得進展的改革。在明確行政體制改革基本方向的前提下，著力推進以行政體制內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設為要求的大部門體制改革；力爭在未來３年左右事業單位改革取得重要進展。　　

（3）中長期需要持續推進的改革。未來5～7年，著眼于轉變發展方式，需要加快推進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以及政府自身建設等方面的改革。　　

2，中改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重在改革的新突破——中國“十二五”改革國際論壇綜述（一）　　

當前，利益失衡問題相當嚴重，沒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和相對獨立的力量，解決利益失衡的問題是不可能的。這客觀上要求更強的治理能力，形成市場、社會、政府多元的治理結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認為，強調社會建設的含義重在建設和維護社會的主體性。第一，以能動社會的建設為先導，推動公民社會建設，可能是一種更現實的選擇；第二，能動社會與公民社會的雙重建設，可以分別選擇“勞資關系”和“官民關系”為突破口；第三，以建立勞資博弈機制推動“能動社會”建設；第四，關鍵的問題是在勞資雙方之間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機制，這種機制要保護的不僅僅是勞動者的利益，而是勞資利益的均衡。　　

3 ，馬門列夫網友在網上的相關批判：

評陳劍的“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
回避所有制的根本問題，回避嚴重的兩極分化問題，而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是修正主義慣用的老伎倆！
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就是掩蓋兩極分化問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即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分為三部分：利潤，地租和工資，利潤，利息是資本家的收入，地租是地主的收入，這兩部分是剩余價值的分贓，工資是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價格，是由資本家的可變資本支付的，計入生產成本。
修正主義還不如資本主義誠實，竟然把三種國民收入混在一起搞出一個所謂的“居民收入”來，而又加上“國家稅收”“企業利潤”冒充為“國民收入”。如此統計出來的所謂“居民收入比重”能說明什么呢？
所謂“三次分配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是厲以寧提出的掩蓋兩極分化的餿主意，被精英們視為“高見”，到處引用。
其實，兩極分化正是所謂的“初次分配”實質是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造成的，是制造不公的，怎么能解決不公問題呢？工資是勞動力的出賣價格，是資本家生產成本，根本就不是利潤的“初次分配”，哪來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修正主義荒謬的邏輯
“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等于說，只有不斷深化兩極分化的“改革”，而且用“政治體制改革”把剝削秩序固定下來，“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有這樣的邏輯嗎？
3，所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騙局
“所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做好了，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有效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國，這項工作如果在“十二五”有較大進展，至少應當減少基尼系數0.05，將基尼系數從目前的0.48減少到0.43左右”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搶了你的家當，給你一塊糖吃；打得你遍體凌傷，再撫摸一下！把工農的一切福利都毀光了，上學，醫療，住房的低費和免費變成了天價高費，毛澤東時代，老百姓的事，所在單位不敢不管；現在，卻用一個遲遲建立不起來的殘缺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來敷衍人民！這算什么“體現公平正義原則”？
基尼系數是反映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精英說，城鄉分開統計就可以降低基尼系數，這里又說“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能降低基尼系數，似乎搞搞數字游戲就能解決收入分配不平均問題，實在是超級高招！那么，基尼系數被公認的科學性還在哪里呢？
兩極分化是剩余價值的剝削造成的，不是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造成的，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兩極分化的分配不公豈不是南轅北轍？
所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人民是騙局！唯一有意義的是有利于修正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蛻變成全民國家！
4，工資下降的原因唯獨沒有剩余價值的剝削！
‘勞工工資占GDP的比重下降,主要有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和不健全、勞動力資源配置轉型不到位、歷史形成的戶籍制度割裂了城鄉勞動力市場、沒有一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工資和利潤的關系就是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關系，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工資的相對下降根本上只在于剩余價值的被殘酷剝削！這里找了一系列原因，唯獨沒有剩余價值的剝削！這騙得了誰呢？
5，所謂“資本所得”就是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是全部無償占有！
“目前存在的一個嚴重現象是，資本勢力的張狂和強勢，資本所得嚴重擠占勞動所得。”
所謂“資本所得”就是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是全部無償占有！而不是什么“擠占勞動所得”。工人的工資是出賣勞動力的價格，而不是工人全部的“勞動所得”，工人勞動全部所創造的，大部分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
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剝削是合法合理的，工人的被剝削和只能出賣勞動力維持一個基本生活費用也是合理的，是市場上平等的交換，一點也沒有“擠占”工人的“平等交換的權利”。
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是整個工人階級的被剝削
“初次分配中農民工的工資被長期壓低，行業收入差距過大”
“一些農民工的工資已經壓低到很低的地步長期處于被資本剝奪的境地”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是整個工人階級的被剝削，不是什么“農民工部分”的被剝削，更不是失業工人不受剝削！更不是什么“行業收入差距過大”！
7，不消滅現代奴隸制，哪有什么勞動者權益的被尊重？
“上述現象是勞動者權益得不到尊重的體現，也與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缺位有關。”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制度就是現代奴隸制！工人就是資本家的奴隸，不消滅資本家，不消滅現代奴隸制，哪有什么勞動者權益的被尊重？政府在位正是要維持剝削秩序而不會消滅資本的剝削的，哪里會“缺位”呢？
8，剝削剩余價值是制造公平的最基本根源，哪有什么“在一次分配體現公平”？
“要在一次分配體現公平，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真正發揮工會組織對勞工權益保護的職責，健全集體協商機制。通過健全勞動力規則，形成勞、資和政府三方合作伙伴關系，這也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應當盡到的責任。”
剝削剩余價值是制造公平的最基本根源，哪有什么“在一次分配體現公平”？
官辦工會越來越成為資本家的幫兇，哪能“真正發揮工會組織對勞工權益保護的職責”？
9，所謂“扶貧標準和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掩蓋不了資本的剝削
“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是制定規則，政府應當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工資指導線，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打擊和取締非法暴利等措施，從而合理劃分國民收入的“蛋糕”，讓勞動報酬占有更多份額。”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資即勞動力價格就是工人最低的生活費用，而且由于大量失業工人大軍的存在，勞動力總是供大于求，因此勞動力的價格就永遠被壓低在勞動力的價值之下！一切所謂對工人的“政府關懷”都只能成為資本進一步壓低工資的理由，最終按照市場規律，永遠使工資維持在基本生活費用之下，永遠不可能有“勞動報酬占有更多份額”。
10，所謂“體現市場公平”
“一次分配體現市場公平”
所謂“一次分配”是制造兩極分化的源泉，而絕不是什么“體現公平”！
但從資產階級的“平等權利”來看，勞動力的市場交易是絕對“體現市場公平”的，而且尊重工人選擇資本家的“自愿”。
11，原來是私有化“改革”的目標瞄準了關系國家命脈的“壟斷企業”的肥肉
“打破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
“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競爭力和人力資本差異的體現，而主要是壟斷行業獲取了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收益。”
“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公”成了堂而皇之進行私有化“改革”的借口！難道重新恢復全民所有制不是更有效解決壟斷企業的壟斷收益嗎？
“壟斷格局不打破，這種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存在，并成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兩極分化的所謂“居民收入”不是資本剝削造成的，竟然歸結為“壟斷格局”是“重要原因”？
12，赤裸裸主張“基礎和主體是民營經濟”了？
“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是民營經濟，而國有經濟只是承擔特殊的社會職能和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
不是說“公有制為主體”嗎？現在這個面具也不要了？赤裸裸主張“基礎和主體是民營經濟”了？
“絕大多數的國有企業壟斷的行業和領域都應當放開準入。只有民營企業不能做或不愿做的待業和領域，才需要國有企業的介入；”
“民營企業不能做或不愿做的待業和領域”，都甩給“國有企業”，然后再成為“公有制效率不高”的根據！
“推進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擴大民間資本的進入，凡是政策沒有規定不可以進入的，都應該讓民間資本進入。要“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教育、醫療、衛生、基建、公用事業等壟斷領域都應當進行改革，吸引更多民營資本進入。”
公有制的徹底撤退！私營浩浩蕩蕩的“進入”——好一副“深化改革”的壯觀場景！
“今年5月13日，國務院出臺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政策落到實處。”
國發雙36條就是私有制浩浩蕩蕩進軍的行軍路線圖！
13，在“二元結構”上做文章的荒謬
“中國的二元結構、鮮明的城鄉差別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大缺陷和特點。”
毛澤東時代社會保障制度如何呢？上學不愁，住房不愁，看病不愁，就業不愁。人人無私心羈絆，個個無后顧之憂。“城鄉差別”并沒有成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大缺陷和特點”，進行了30年改革怎么反倒成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大缺陷和特點”了呢？
14，數據對比正說明了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在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中，國民收入三大分配主體政府、企業、居民中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比例曾經是24∶18∶56。國家和企業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國現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點。”
毛澤東時代的“居民”沒有嚴重的兩極分化，分配占到56，現在只占37，還有嚴重兩極分化，這不正說明了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嗎？
15，地方利益的膨脹是修正主義私有化路線的產物
“各級政府用稅收、收費罰款、土地出讓、探礦權采礦權出讓等權力在國民收入中進行分配，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最大的利益主體”
特別是“土地出讓、探礦權采礦權出讓”，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對土地征用，地方政府從中是得不到任何好處的，而“探礦權采礦權出讓”是根本沒有的事！現在“土地出讓、探礦權采礦權出讓”則成了地方財政的支柱！
“政府分配占比高，問題癥結在于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產權制度改革緩慢。”
不是什么“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而是修正主義私有化路線的產物。
所謂“產權制度”正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許多問題的產生恰恰在于資產階級的產權制度的復辟，而不是什么“產權制度改革緩慢”。狐貍想得到烏鴉嘴里的肥肉，就說，你的歌聲之所以不好，就因為你把肉叼得太緊。
16，“產權收益的分配”只能是資本主義“收入的分配”的原則！
“收入的分配無非是產權收益的分配。”
這只能是資本主義“收入的分配”的原則！工人沒有“產權”——工人勞動制造的產品不歸工人所有，因此工人只能出賣勞動力，得到微薄的工資。
但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而不是什么“產權收益的分配”。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配原則是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由于我國要素市場不健全，要素的產權不明晰，使得各種要素的貢獻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場價值得到實現，產權利益扭曲。”
不是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嗎？怎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卻改變了呢？所謂“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實質就是“產權收益的分配”。工資根本不是對利潤的“分配”，利潤即剩余價值全部被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了。
“企業產權制度缺陷已成為企業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礙。”
這仍然是狐貍欺騙烏鴉的伎倆——無非是為實現私有化產權制造借口。
“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已有多年，但“所有者虛位”和“政企不分”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不就是還沒有把壟斷企業都搞到私人手里嗎？
17，為土地徹底私有化制造借口
“中國目前出現的大量的群體事件，一個重要因素是政府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對農民土地的剝奪。總體情況是，中國農民只得到了土地出讓金的5%，其余則被政府和開發商占有。要做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需要在宅基地、農村承包經營、農村集體財產等多個方面確定每個家庭和個人的實際權益，建立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和補償機制。”
馬克思說，土地私有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也是對生產的一種制約。土地公有正是打破土地私有對社會化生產的制約，最合理的變革。精英卻打著為農民利益的幌子，企圖實現徹底的土地私有化的歷史倒退！
“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加快人口城市化的發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什么“農民工市民化”？不過就是城市貧民化！精英看重的是置換農民手里的土地！
“雖然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但卻無法享有與城里人同等的公共服務。現行戶籍制度最受非議的，乃是它造成了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難以跨越的城鄉福利差異，并阻礙著人們的自由遷徙，它在本質上是帶有歧視性的。”
“應逐步創造農民工可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
“對現有土地制度進行改革，將政府土地收益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用于解決進城農民工的住房保障問題”
“通過建立統一的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保障農民工實現就業。”
用“農民工市民化”“農民工的住房保障”“平等競爭”為誘餌，換取農民手里的承包土地，為徹底土地私有化開辟道路！
“在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方面，農民擁有的只是對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權或經營權，卻不擁有轉讓、抵押、入股等處置權以及相對應的收益權。農村土地沒有真正成為可以在市場上流轉和交易的生產要素。這種土地產權制度既不利于土地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還嚴重助長了政府批地過程中的權錢交易和徇私舞弊，使少數人中飽私囊，廣大農民卻不能從中受益。”
一副多么悲天憫人的慈悲像！
18，所謂“三次分配”的眼藥水胡椒面
“推進“三次分配體系”的建立”
“民辦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又稱“三次分配”制度，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第三次分配體系”的建立，在道德力量的支配下，社會成員以自愿捐贈等方式，資助困難群體，使社會分配更趨公平，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一、二次分配的不足。”
所謂讓資本家血管里流淌道德的血液，頗類似于讓老虎獻出一張皮來一樣可笑！是被打得遍體凌傷后撫摸一下的“更趨公平”！
“現在中國企業在慈善方面的表現遠遠落后于西方。”
“西方”彼岸就是中國改革的楷模！即使彼岸已經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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