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司馬遷的政治失范到基督世界的合理性》
秦始皇從生命意義上死了一次，但被后人說死了N次之多。后人往往把秦始皇和胡亥這對父子一起當成“暴秦”的靶子，把胡亥父子與秦國歷史一起打到，就像俄羅斯前總統普京說的“把洗澡水連同洗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了”。
司馬遷在《史記》中不知說死了秦始皇多少次，這是中國文人的一貫作風。李陵事件中司馬遷嚴重的政治失范難以獲得原諒，李陵又不是去當臥底，憑什么不可以殺他的家人，就算是當臥底，這點代價是不可以省的，是司馬遷的“政治失范”導致漢武帝的“道德冷血”的歷史假象。
如果說“明史”把土木堡之變后的皇帝說成“靜養”“北狩”這樣的相當于出國旅游的字眼還是出于對自己生命的考慮，那么像司馬遷無端指責漢武帝在“李陵事件”后對李陵家人的冷血，就讓我摸不著頭腦了，司馬遷揮舞著“道德大棒”無情的向皇帝頭上砸去，自己雖然也落了個“腐刑”的下場，但加上對秦始皇的謾罵和誹謗，司馬遷從兩位皇帝的尸體上賺足了“人望”。
到了方孝孺登場時就省去了繁瑣的文字遮掩，直截了當的對皇權“宣戰”，道德正確的瘋狂“理性”完全忽略了政治正確的存在。抱著忠于另一位朱姓皇帝的道德牌匾，去反對另一位朱姓皇帝，在朱姓皇帝祖孫三代之間把“道德大棒”的雞毛令箭耍的是游刃有余，打的明成祖“遍體鱗傷、名聲掃地”。
傳說基督死后三天復活，只不過在19世紀末又被德國的哲學家尼采說死了一次。中國的皇帝沒有復活只說，只有同姓傳世之例，正是因為如此對于同姓皇帝在世的情況，文人一般留有余地，對于同姓皇帝不在的情況如秦始皇，就像“痛打落水狗”一樣的文學不斷出現。西方基督世界的合理性在于，除了一個神沒有其他權威的存在，不必“痛打落水狗”，中國的歷史和政治就是為了超越才“痛打落水狗”的，秦始皇死后皇帝的名號被盜用了多少次，就被詛咒和超越了多少次，也就死了多少次，這是中國哲學的死結。
秦始皇殺術士、漢武帝殺李陵一家、朱元璋依法殺宋濂、朱棣怒殺方孝孺，這些有作為的皇帝對名人的施法觸怒了文人階層，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字咒罵中，殺術士被“偷梁換柱”變成了殺儒生，終生無悔做漢奸的李陵成了受貴族排擠而出走匈奴游歷的、偉大的愛國將領，依法殺宋濂成了誅殺功臣的劊子手，朱棣的永樂盛世也不及方孝孺的唯道德至上，皇帝成了歷史話語權中的“弱勢群體”。
毛澤東的那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也不能算是對秦始皇的昭雪，因為他本人在《沁園春*雪》中“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以文辭作品的能力來鑒別政治家，并不比司馬遷、方孝孺之流的道德偽君子高明，也是一種政治失范。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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