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全球化與科學發展觀——廣東經濟國際化面臨的挑戰

許建康

【內容提要】兩種長期對立的發展觀的根本沖突，集中表現為維護與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的斗爭。從20世紀初產業國際垂直分工一體化的全功能超級壟斷，到90年代跨國公司內部生產流程中勞動密集型的工藝過程和零配組件生產“外包”，由此而形成的全球產業垂直分工“U”形價值增值鏈，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國際化推動著百年來壟斷組織資本國際積累方式的演變。人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的是，全球“U”形價值增值鏈的中游“外包”部分下端形式的巨大縮影，面臨嚴重的生長瓶頸。廣東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設以國內市場為依托的民族經濟產業鏈，維系“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興起與成功。

【關鍵詞】資本國際積累  產業國際垂直分工  “外包”代工  全球產業價值增值鏈  科學發展觀

作者許建康（1950-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經濟室主任、副研究員（北京  100720）。

  2007年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我們要清醒認識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的大勢”，“必須科學分析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深刻把握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形勢下我國各項事業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1]。廣東省是中國境內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省份，利用境外資本和境外市場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廣東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基本條件。廣東經濟的國際化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釀就了地處前沿而首先遭遇高國際風險的挑戰。因此，上面提到的胡錦濤總書記講話中的這些內容，對于廣東省今后的發展尤為重要。實際上，如何認識和應對已經身在其中的世界經濟結構和國際經濟動蕩起伏的環境，以便趨利避害，未雨綢繆，一直是近年來廣東省主要領導關注的重要課題，并及時提出了促進廣東內外源型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和對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5月21日廣東省第十次黨代會報告中，張德江同志進一步指出：“內源型經濟是我省經濟發展的根本立足點。”“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2]這是廣東省委依據和落實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對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廣東省如何能夠再持續發展，繼續擔當和發揮全國排頭兵榜樣作用，所做出的一個基本回答。

一、不同發展觀的對立

 世界上不同的發展觀形形色色，都屬于社會意識；只有當它反映了人類社會演進的客觀規律時，才是我們要堅持的科學發展觀。馬克思是科學發展觀的創始人。他發現了人類社會物質生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及其對整個社會狀態變化的基礎作用，研究了這一矛盾運動在不同時期質變的特征，并用“社會經濟形態”這一高度抽象的科學范疇概括和把握這些特征，以此為基準，進而識別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歷史分期，客觀地揭示了人類社會演進的若干時代特征。今天，我們仍處于一個世紀前列寧就曾敏銳地意識到的，不同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寧闡述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幾大特征，當時尚處于生長期，它們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及期間的大蕭條后，在縱深方向上又有許多重要的發展，還出現了大量的新問題和新現象。對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之必要性和緊迫性的深入認識，需要有對當今時代特征逐漸形成的共識，需要有對這一共識的不斷凝聚做基礎。不同發展觀的對立和沖突，直接就是國際范圍內意識形態的斗爭，歸根結底，它們反映了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基本社會制度之間的生存較量。不同的發展觀，又分別是不同社會制度的統治階級能動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它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充滿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國家利益的博弈。這些就是發展觀問題的階級性。從這個意義上看，發展觀雖然大量涉及社會經濟問題，但它首先體現的，則是世界范圍內不同政治理念的對立，是一個政治觀問題。我們需要從這樣的視野與高度來認識和解決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問題。

 發展觀問題的階級性離不開它在歷史過程中的實踐性。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主要處于上升時期，隨著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在西方的確立，發展觀問題開始出現在這些國家政府的議事日程中。它們的共性在于：以現代國家主權統轄的領土為分析和實施發展的單位，研究政府如何以意識形態為先導，有目的地規劃、組織和領導轄區內的社會經濟變革，處理和協調變革中的階級關系，通過培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而保護這一市場經濟的自主發展，順利完成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制度轉型，達到本國經濟增長、財富增加的社會發展目標。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李斯特的“保護關稅”論等，開啟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研究發展觀問題的先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是一個在國際范圍內從事資本積累進行國際剝削的世界體系。經濟全球化從那時就開始了，并隨著資本國際積累條件的變化而呈波浪式的發展，它的實質是資本統治的全球化。它的發展觀與我們所要堅持的科學發展觀是根本對立的。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眼中，西歐北美這些資本主義中心地區之外的世界，是“野蠻民族” 棲息的區域，由于不存在西方的現代產權制度，那里豐裕廣袤的土地及自然資源乃是所有權缺位的“無主之地”，即使土地為當地居民世代耕種，但只要那里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于發達國家，為了發展生產力，西方的殖民者完全可以依仗暴力手段“合法”地占有和經營。這種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強烈意識，在長時期內成為列強分割世界、統治全球的國際法慣例。這是殖民主義強盜邏輯的發展觀。[3]

 戰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在意識形態上猛烈沖擊了上述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主流發展觀，兩種發展觀在地緣政治經濟上，形成了東方－南方與西方的對立。一方要擺脫世界資本主義的控制，自主發展本國民族經濟；另一方則企圖依仗在世界資本主義中的支配地位，脅迫第三世界國家走經濟依附性發展的道路。關于“現代性”或“現代化”的發展觀問題，是戰后世界范圍內意識形態斗爭的一個焦點。[4]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過一番精心的學術包裝，美國官方向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推出了“現代化理論”。它把近現代世界歷史的演變概括成只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二元對立，認為前者向后者轉型的道路，只能按照他們總結的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經驗進行復制。這一理論不僅否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階級結構的對抗性，也否認現代化進程中后發國家所遭遇的與先發國家性質完全不同的世界經濟結構。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委員會主任的羅斯托，以“非共產黨宣言”作副標題，在其著名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中著重陳述了這樣的主張：大規模引進外資是“傳統社會”“經濟起飛”進而現實社會轉型的第一推動力。[5]可見，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是冷戰時期東西方爭奪“第一個中間地帶”（第三世界）的產物。它不僅在國際上遭到左翼學者的強烈抨擊，在實踐中與之抗衡的，還有拉美國家自20世紀30－70年代實施的，旨在實現民族經濟獨立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

 在東西方冷戰關系的制約下，戰后第三世界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主流發展觀的斗爭，展現為不斷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隨著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徹底失敗，這一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進入了高潮的頂峰。以石油輸出國組織為典型和榜樣，形式上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將本國自然資源國有化，并努力維護對本國資源的國家壟斷。這實際上是將前殖民地附屬國自然資源的國有化，作為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第一推動力”。在77國集團和不結盟運動的推動下，1974年召開的第六屆特別聯大通過了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世界被壓迫民族取得形式上的政治獨立后，在發展觀問題上第一次系統提出的團結戰斗綱領誕生了。鄧小平同志在這次聯合國特別會議的發言中強調指出：“原料和發展問題的實質，就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掠奪和控制的問題。”[6]

 然而在那個動蕩的20世紀70年代，因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貨幣體系的崩潰、日本西歐的重新崛起、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等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滯漲”困境，在具有強大優勢的國際資本的主導下，最終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及其推動的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濫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爭取經濟獨立，在20世紀70年代從西方跨國銀行借入巨額廉價的“石油美元”，而在20世紀80年代卻因世界經濟形勢的突然惡化而遭遇國際債務危機。它們被迫出讓經濟主權，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結構性調整”方案，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從“進口替代”改而采取“出口導向”的國家發展戰略，以便賺取外匯償還外債。這意味著更深地嵌入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重新將單一初級產品出口的專業化生產置于首位。這一轉變，不僅大大削弱了政府對本國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而且從根本上失去了按照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發展觀由中央政府主動規劃和實施社會發展戰略的選擇權和掌控權。這一權力現在表面上轉讓到世界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中，實際上不得不受控制世界市場的國際壟斷資本及其各自母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擺布，致使第三世界債務國因嚴重的貧富分化而面臨社會動亂甚至國家解體的嚴峻挑戰。將這種狀況永久地固定下來，取消發展中國家政府對本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自主發展的選擇權和掌控權，使它們的演變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這恰恰是1990年后美國政府提出并堅持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根本宗旨。

 從根本上支撐和制約當前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政治舊秩序的，仍是世界經濟的舊秩序。決定意識形態斗爭中不同發展觀誰壓倒誰的，是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同物質生產方式與發展道路的較量。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百年來世界產業結構和資本國際積累形式的發展變化。

二、20世紀資本國際積累形式的演變

 自19世紀前期英國取得產業革命勝利以來，世界又先后發生了幾次重大的科學技術革命，推動國際勞動分工突飛猛進地發展，與此相適應，資本的國際積累形式也在不斷演變。從世界農村——農業社會與世界城市——工業社會之間分工的依賴關系，到產業國際垂直分工一體化的全功能超級壟斷，再到跨國公司內部生產流程中勞動密集型的工藝過程和零配組件生產“外包”而形成的全球產業價值鏈，這一切不但至今未能改變南北關系的不平等性質，并且，隨著世界生產力的發展，這種不對稱的依附性國際生產關系還在深化。資本全球化進程歷經了幾個世紀的波浪式發展，逐漸引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圍內日益展開。社會化生產與它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的矛盾，在國際范圍較之在一國范圍更難以控制、統轄和協調，更容易轉化成公開破裂的外部對抗方式。這不僅是因為在世界范圍內不存在民族國家主權下一國所具有的統一的中央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貨幣制度和統一的關稅制度；而且還在于，資本積累（即資本的擴大再生產）的基礎與條件在資本主義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存在重大差別，因此，資本的國際積累比起資本在發達國家內部的運動要坎坷得多。資本的國際積累在遭遇民族國家障礙時，克服阻隔而進行跨國統轄與治理的特殊形式，是我們在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加深研究的一個基本課題。資本國際積累的不平衡發展，曾引爆了兩次世界大戰；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資本全球化的裹挾和沖擊下，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經濟動蕩，各種危機包括金融危機和結構性危機頻仍的基本原因。

 以西方產業資本為基礎的世界市場，在當時的宗主國與殖民地附屬國貿易中首先形成了工農業之間的一般分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地區生產的工業制成品與地處外圍的殖民地附屬國生產的原料、農副產品的交換比例，長期存在剪刀差。剩余價值來源和商品資本流通的國際化，是產業資本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進行資本國際積累表現最明顯的特殊形式。基于不平等的國際一般分工的國際不等價交換，不但以交換雙方各自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為前提，而且，工業生產過程仍限制在宗主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境內。戰后至今，由于第三世界國家初步工業化的起程，它們與發達國家的商品交換也從工農業的一般分工拓展到產業部門之間的特殊分工，但制造業的出口大多限于輕工業產品，仍沒有完全擺脫上述舊殖民主義的依附形式。只不過這種形式過去主要存在于宗主國及其統治下的殖民地附屬國之間，工農業之間的國際貿易主要發生在某個列強的勢力范圍內，而在各個列強的勢力范圍之間不但筑有高關稅壁壘，而且往往設有武力屏障。現在，列強勢力范圍間的高墻壁壘已為美國霸權下統一的“自由”世界市場所洞穿。在大宗傳統商品的對外貿易中，我國包括廣東省的內源型資本的自我積累，無論在量的增長、還是質的升級換代上，都因此而遭遇發展的結構性障礙。在出口額不斷增長的同時，出口商品價格下跌，利潤相對減少。利潤微薄致使資本積累的速度緩慢，經濟規模難以擴大，企業對技術的開發主要憑經驗，而不是依靠專門的研發部門的長期積累。憑借占統治地位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發達國家總是力圖把第三世界國家的產業結構從而出口結構“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端價位上，利用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之間低端產品在世界市場的過度競爭，坐收“漁翁之利”。

 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資本國際積累的特殊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列寧曾概括說：“這是全世界資本和生產集中的一個新的、比過去高得無比的階段。”[7]“最新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是最大企業家的壟斷同盟的統治。”[8]通過資本輸出和殖民統治，“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9]“這種超級壟斷”“是正在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又是“生產的社會化”。[10]它們“有計劃地組織原料的供應，其數量達幾千萬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有步驟地”“運送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產地點”；“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許多種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個中心指揮的”；最后，“這些產品分配給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是按照一個計劃進行的”[11]。

 從20世紀初列寧指出的“國際托拉斯開始分割世界”至今，百年來，生產社會性的國際化及其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的國際擴展，二者在民族國家林立的世界范圍內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又有哪些新的特點，為什么會從過去的國際托拉斯垂直一體化全功能的超級壟斷，發展到今天因國際垂直分工一體化分解而形成的全球產業價值增值鏈的超級統轄形式，后者與前者的重要區別又是什么？這些新現象新矛盾，都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國際貿易分工理論當前最前沿的研究課題，更需要我們及時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回答。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思維應當對世界大勢的這一核心走向給予有說服力的解釋。近30年來，拉動廣東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飛速發展的韁繩，是廣東經濟的國際化。廣東經濟“兩頭在外”的國際化，不是中國政府單方面的“特區優惠政策”就能奏效的，而是為世界產業結構的新變動所根本制約的。

 眾所周知，個別企業中生產有計劃管理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之一。為什么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不能被國家宏觀調控所“燙平”或消除，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全社會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無政府狀態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社會總產品中生產資料在各個生產部門的分配，從而經由市場聯系起來的各前后相關企業之間的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充，不能自覺地保持比例；二是社會總產品中消費資料（最終產品）與社會消費需求之間不能自覺地保持比例，生產能力盲目擴大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生產社會化（包括生產的國際化）的飛速發展，如果沒有生產關系的相應調整，馬克思指出的基于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的均衡而滾滾向前的資本積累會越來越嚴重地遭到危機的破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將越來越尖銳。帝國主義階段壟斷組織在社會中占據主體地位的確立，就是社會生產的經濟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限度內的適應性調整。它把單個企業外部的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新制度學派科斯等人所謂的“交易成本”，一個膚淺、從未明確定義的概念）的一部分，轉變為壟斷組織內部有計劃的組織管理（新制度學派所謂的“代理成本”），把原來基于商品交換的一般分工（工農業分工）與特殊分工（部門或行業之間的分工）轉變為壟斷組織內部有組織的集中指揮和管理的個別分工。壟斷組織內部的垂直一體化分工，通常由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部分或環節組成。上游包括原料的采掘與供給、專用設備的制造等；中游主要是多道工序使用機械設備對中間產品的加工和組裝過程；下游則為最終產品的運輸與銷售服務等。這樣，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原先存在于個別企業外部的市場經濟無政府狀態中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實物與價值補償的兩個比例問題，就被部分地轉化為壟斷組織內部自覺的有計劃管理。即所謂的“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大公司內部以大規模生產標準化產品為基礎的垂直分工全功能一體化剛性生產。私人資本向社會資本的轉變，通過信用聚斂到股份公司的社會資本，是壟斷組織形成與發展的必要條件。壟斷組織是社會資本進一步社會化的形式，通過股權控制，不斷膨脹的社會資本日益集中在極少數金融寡頭手中。20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這種全功能國際垂直分工一體化管理的壟斷組織，是建立在所有權高度集中基礎上的，包括母公司對下面多級附屬公司的層層控股。

 一個半世紀以來，生產社會化的國際擴張伴隨著對它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的國際擴展，但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性質，決定了上述把“外部對抗”轉化為“內部消化”的方式，不可能擴大到囊括一國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的所有部門，乃至變成布哈林設想的單一“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12]，也不可能在它的國際擴張中消除民族國家的障礙，以至出現沒有國家保護（公司因無國籍而“超國家”）的全球壟斷組織的世界統治[13]。一方面，壟斷沒有消除市場經濟企業競爭引致的無政府狀態。不但在壟斷組織之旁存在著大量非壟斷性的中小企業，而且在壟斷組織之間存在著壟斷性競爭，壟斷性競爭在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中更加激烈。另一方面，無論構成的所有制基礎是社會資本還是私人資本，在它們的企業中都存在著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對立。剩余價值的生產必然造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因此，生產能力盲目擴大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也不可能獲得根本解決。具體地說，壟斷組織內的下游部門只是憑借它的中上游部門在產業中的壟斷地位，全力維持大的部門市場份額，企圖以此緩和商品實現問題的矛盾，而把擴大整個市場絕對容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國家再分配的功能上。且不說這種本末倒置做法的最終無效性，一旦國家對再分配的積極干預被遏止，兩極分化加劇，正如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那里糟糕的社會狀況所表明的，市場總容量就會相對甚至絕對地縮小。總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上述兩個表現形式，繼續推動著百年來壟斷組織資本國際積累方式的發展變化。

  20世紀科學技術發生的多次重大革命，導致了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的誕生，社會勞動分工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質的飛躍。歷史上美國出現過五次企業兼并浪潮，伴隨著大公司集團的資產重組和企業組織體制的調整。[14]除了第一次兼并浪潮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外，其余4次兼并浪潮，促使壟斷組織占有形式的演變，從20世紀初的全功能垂直一體化分工逐漸向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分工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全球垂直分工產業價值增值鏈的網狀結構發展。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水平分工成為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主導面。它們各國的工業發展有先有后，側重的工業部門有所不同，技術水平和發展狀況存在的差別，依據比較優勢，導致一國以其重點工業部門的產品去換取他國重點工業部門的產品，他國的重點工業部門是本國工業的非重點部門。這是部門之間的國際水平分工。同類產品不同品種規格的多樣化生產，要求精度高的專用設備、特殊工藝和成建制的研發系統。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進行大批量生產在經濟上才有利可圖。這需要突破一國狹隘的國內市場和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致使部門間專業分工向部門內專業化分工的發展成為國際加工形式的新趨勢，一種新型的國際水平分工。這是指同一產業內不同廠商生產的產品，雖有相同或相近的技術程度，但其使用價值在外觀設計、內在質量、規格、品種、商標、牌號或價格上有所差異，由此形成的國際分工和相互交換，滿足了壟斷性競爭下消費者偏好多樣化的需求，被稱為“后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戰后發達國家之間水平型分工所推動的國際貿易的巨大增長，主要是眾多私營公司之間的交換，而不是同一個巨型公司的內部交換。這就完全證實了我們在上面的判斷：社會資本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絕不可能無限制地通過“代理成本”取代外部“交易成本”，用“內部消化”的方式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化生產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即使采取了巨型跨國公司的壟斷組織形式，還是太狹小了，無法用內部計劃管理的方式容納社會性生產的急速發展。這對于長期存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垂直分工，從全功能型向以“外包”為中介的網狀型的演變，也是如此。

 全球產業價值增值鏈的網狀結構又稱“溫特主義（Wintelism）”，是英文“Windows（視窗）”與“Intel（芯片）”兩個詞的結合。跨國公司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復雜，內部分工越來越精細，產品加工的工序，從初加工到深加工的垂直聯系越來越龐雜，加工工序的工藝流程差異也越來越細密，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于是，跨國公司將內部個別分工的“外包”分離交易活動日增，被稱為“（中間）產品國際分工”的新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跨國公司制定產品性能標準和交易關系準則，利用掌握的強大信息網絡，通過數字化編程的模塊生產，在全球范圍內對深淺加工和生產要素不同密集程度的工藝流程進行配置與控制，制造零部組件產品和組合裝配，主宰了產品國際分工之間要素流入和流出方向的物流整合，充分發揮全球人、物、財力資源在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以求利潤的最大化。作為跨國公司內部全功能垂直一體化分工“破碎化”、“片斷化”[15]的產物，壟斷組織的全球產業鏈的網狀結構，就其價值增值程度動態變化在上、中、下三個部分的整體分布看，清晰地呈現出一條“U”形的價值增值鏈。[16]上游和下游部分獲取的附加值最高，中游部分則處于價值增值鏈的低端，附加值最少。我們知道，作為下游主體的單純流通過程不創造價值，作為上游核心的研發過程之貼身保命符的知識產權和專利使用權，它們定價的勞動價值論基礎至今還沒有人能做出清晰的解釋。但我們知道，什么是壟斷價格、壟斷利潤和國際剝削。壟斷組織全球“U”形價值增值鏈的興起，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第四次企業兼并浪潮，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中迅猛發展。[17]世界電子工業的壟斷組織及其全球管理體制是這種資本國際積累新形式的典型，它的興起在技術上得益于垂直一體化分工體系中工藝過程數字編碼的模塊化生產（value chain modularity）。[18]在珠江三角洲，人們能看到它的中游“外包”部分下端形式的巨大縮影。參與這樣的國際分工，能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外圍工藝和管理知識，還能以量取勝，出口掙外匯，但壟斷組織的控制不允許處于“U”形價值增值鏈低端、從事來料加工的代工企業攀升到價值增值鏈高端的上游和下游部門，甚至在“U”形價值增值鏈的中游加工部門中，代工企業從最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工藝和產品的生產，攀升到中上層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的代工生產，都會遭遇嚴重的生長瓶頸壓制。

 從現象看，全球垂直分工體系從全功能的剛性結構向“外包”代工的網狀結構的演變，是高新科技條件下壟斷組織“減肥增效”的結果。把現在變得昂貴的內部“代理成本”重新還原為低廉的外部“交易成本”，反映了跨國公司在日益復雜的社會化生產面前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從本質看，全球產業垂直分工價值增值鏈的網狀結構取代全功能垂直一體化的剛性結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國際化的產物。影響這一變化的基本因素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1）全功能垂直分工一體化壟斷形式的重要基礎——對原料產地經濟領土的殖民地占有，因戰后第三世界國家形式上政治獨立后將土地礦藏資源收歸國有而中斷。近年發生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就是以舊殖民主義的方式，重新占領擁有石油資源及其國際通道的經濟領土。

 （2）第三世界國家爭取自主發展民族經濟斗爭的高漲，一度使得西方跨國公司在當地的分支機構被注銷或沒收的政治風險增大，前者往往要求外來投資采取合資或合作企業的形式，以行使并保障國家經濟主權。

 （3）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直接投資和貿易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主導地位，水平型國際分工要求采取雙邊或多邊較平等協議的市場對接或合作方式，而不是強制統轄的垂直控制。

 （4）科學在生產中的自覺運用，使研發過程成為壟斷組織內部上游部門的核心環節。憑借國家及國際組織對知識產權和專利使用權的保護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壟斷組織將中游部門多層次加工工序中，底端的勞動密集型環節乃至中上端的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環節“外包”給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它分離的國外中小企業，同時又對它們實行非股權控制的有效性或現實可能性大為增長。

 （5）通過資本集中被壟斷組織“內部化”的社會生產日益復雜，特別是由于資本積累條件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重大差異，資本積累跨越國界的國際擴張致使內部管理成本和外部風險不斷提高。在全球三大資本積累中心（美國、西歐和日本）壟斷性競爭加劇的擠壓下，出現了“減肥增效”、用“外包”來“分解”跨國公司全功能垂直一體化管理的內在沖動。

 （6）在生產相對過剩的經常性壓力下，產品的多樣化和經常更新日益成為企業緩和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發展戰略，這種所謂“后福特主義”的彈性生產方式加劇了非價格競爭。產品生命周期的人為縮短，不僅要求壟斷組織從標準化生產轉向“柔性生產”，而且要求投入更多的研發資金和更快的固定資本更新，設備的物質磨損尚未到期，精神磨損卻大大加快了，甚至可能連研發資金都得不到及時補償。壟斷組織一旦把它的中游部門多層次工藝加工過程“外包”給在所有制上與它相分離的中小專業化生產企業，這些精神磨損的經濟成本與風險就能轉嫁出去，穿插在壟斷組織內部上游與中游部門之間的這個購買專業生產資料和專利使用權等的外部流通過程，通過壟斷高價，提前實現了上游乃至中游部門的價值補償。作為壟斷組織以非股權方式嚴密控制“外包”代工企業的重要手段，拿到加工定單的“外包”企業需自己花錢購買“發包人”的專用設備，按照“發包人”定制的模塊化構件生產的技術要求，提供定單采購的另配組件產品，并按照“發包人”的要求及時加大或加快固定資本的投資或更新，自己承擔由此帶來的經濟虧損風險，[19]特別是在突然遭遇國際經濟衰退的時候。由于“外包”代工企業已經購買了“發包人”的專用設備，在定單中往往被迫接受“發包人”不斷壓低的采購價，即壟斷低價。[20]代工企業雇傭當地廉價的勞動力，減低了成熟產品的成本，有利于它們在世界市場的價格競爭，從而相對延長了產品的生命周期。

 （7）全球價值增值鏈“外包”代工企業的所在地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那里存在著城鄉分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農村中有大量潛在的失業人口。勞動密集型的代工企業大量雇傭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的農民工，其價值短缺部分的生活資料靠留在農村的家屬從事農業生產來補充和維持，農民工活勞動創造的超額剩余價值大部分被壟斷組織的上游和下游部門榨取。壟斷組織中游部門的工序是多層次的，其中還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工藝加工過程。因此，“外包”與“拆包”也是多層次的。在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里的第一層“接包”與“拆包”人給自己留下附加值多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工藝，將附加值低的再“轉包”出去，這樣多層“拆包”和再“轉包”，直至價值增值鏈的最低端。例如，集聚在珠三角地區的大規模代工企業群，主要是戰后日本長期實施的國家發展戰略“雁行模式”的產物。“四小龍”是日本進行產業更新換代、淘汰非主導性產業或“外包”產業鏈中非核心加工環節的第一階梯轉移地；珠三角則是“四小龍”再度“外包”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的最低端轉移地；因企業集群“外部效應”的作用，現在同時也成了“四小龍”等“拆包人”自己所“截留”的“外包”項目中，那些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加工企業的集聚地。

三、廣東經濟國際化面臨的嚴峻挑戰

 廣東省經濟總量的增長過度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其動力主要來自“四小龍”等境外資本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投入，產品的主要銷路為外商控制的發達國家的大眾消費市場，“外包”代工企業技術含量不高，利潤率低，環境污染的破壞作用大。時至今日，供工業征用的土地面積廣，地價低廉，擁有本省特別是鄰近外省源源涌來的廉價農民工，珠三角崛起之初這些內源的比較優勢已風光不再。“兩頭在外”的單純來料加工貿易增長模式看來快走到了盡頭，需要未雨綢繆，從長計議。作為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全球自由化的惡果，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肆虐廣東的深刻教訓告訴人們：廣東內外源經濟協調發展的嚴重失衡，將會如何把一個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之一，在頃刻之間變成一個最易受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打擊的最脆弱地區之一。廣東的地緣經濟，不但使其成為中國內地與世界經濟交往最具活力的傳送帶，而且是阻止國際金融危機從香港突破后向大陸腹地蔓延的戰略通道。廣東不但是改革開放最為欣欣向榮的實驗場，而且肩負著維護我國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排頭重任。廣東經濟長期發展戰略的定向事關大局。

 經濟國際化條件下，廣東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設我們自己民族經濟的產業鏈，用自己的基礎創新技術、龍頭企業、品牌和國內市場，占領上游和下游的制高點。在這個基礎上，利用跨國公司內部垂直一體化分工的“破碎化”“片斷化”的機遇，在包括中國國內市場在內的世界市場上，力爭與它們發生較為平等的對接或其他交往關系，把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從目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步轉變為水平型分工。要實現這一自主發展的戰略轉變，沒有國家主權對民族經濟的保護、協調和促進，是難以想象的。

 從長期趨勢看，廣東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維系于“泛珠三角（9+2）區域合作”的興起與成功。一旦廣東，主要是珠三角，成為向華南輻射的內源型發展的生長極中心，珠三角面臨的頹勢將從根本上扭轉，對因此蜂擁而來的外資的從優選擇將更為嚴格和從容。要實現這一發展目標，政府間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所架起的橋梁和網絡，就不能僅是利己的權宜之計，單邊地利用并吮吸周圍落后省區的人力、地力和資源，以救廣東加工貿易出口導向模式面臨的“民工荒”、“土地荒”、資源短缺等燃眉之急；而是要以先富起來的廣東為帶頭人，推動華南地區共同富裕，建立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的“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紐帶、企業為主體、項目為載體的互利互惠機制”[21]。這也正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籌建以來的基本指導思想。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國國民經濟的生產以內需為主，廣東也不例外。國內市場包括生產資料及其勞務的市場和消費資料及其勞務的市場兩大組成部分。其中的生產資料市場是關鍵。對于以珠三角為生長極中心以及其他省區生長極中心向華南地區交互輻射的骨干行業，相關的省份要相互協調，因地制宜地做出選擇。要建立與發展規模以上國有企業為龍頭、具有核心創新技術、產業鏈延伸長、其上中下游環節與產業鏈外的其他前后相關部門“乘數”效應大的主導部門。以產業鏈的主導工業為骨干，把為其服務與配套的多層次中小民營企業凝聚起來，形成“兩頭主要在內”的我們自己民族工業的產業鏈、產業群和供銷網絡；以此不斷吸納華南地區勞動人口的就業，并隨著產業鏈、產業群和供銷網中各企業贏利狀況的改善，優先提高廣大工人的工資收入水平，防止華南地區消費資料的相對過剩。隨著珠三角龍頭企業的產業鏈向華南地區的延伸和外擴，為廣泛分布在華南地區的產業鏈、產業群和供銷網從事中介生產性服務的第三產業，尤其是它們在華南地區的管理中心，就會在珠三角生長極的中心城市獲得迅速發展。這樣，珠三角本身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及其向后工業社會的轉型，就具備了必需的伸展與遷躍的地緣發展空間。同時還要確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注意克服區域經濟之間盲目競爭帶來的重復建設、爭奪能源和原材料、地方保護主義等弊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的國際積累都是在中心地區統治、控制和剝削外圍地區的對抗關系中發展起來的，攪得地球至今不得安寧。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雖然也是經濟發展程度異質的省區之間的一體化進程，起跑時省區之間存在著中心、半外圍和外圍的梯次結構，但只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新鮮經驗，特別是注意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的協調發展，就能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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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即將出版發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廣東課題組撰寫的大型調研報告的組成部分。

[1] 《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07年6月26日。

[2]  張德江同志在廣東省第十次黨代會上的報告，2007年5月30日。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party10/nanfang/200705300661.htm

[3]  [加拿大]埃倫·伍德：《資本的帝國》，王恒杰、宋興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7頁。

[4]  參閱阿里夫·德里克：《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面臨的挑戰：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全球化》，載《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7年第1期。

[5]  W·W·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6] 《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74年4月11日。

[7]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頁。

[8]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5頁。

[9]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頁。

[10]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87頁。

[11]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頁。

[12]  尼·布哈林：《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2-92頁。

[13]  例如見周通編譯的《正在形成的全球統治階級：全球化與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形成》，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2、3期。英文原文發表在美國《科學與社會》雜志總第64卷第1期(2000年春季號)，作者是威廉·羅賓遜和杰里·哈里斯。

[14]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企業改組與結構調整》，中國計劃出版社，2001年版，第八章“美國的兼并浪潮、資產重組及企業組織體制調整”；邵萬欽：《美國企業并購浪潮》，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年版；并參閱胡耀國《試論企業組織結構的演變》， http://blog.sina.com.cn/u/4947e0eb010005fo

[15]  Sven W. Arndt, and Henryk Kierzkowski: 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朱廷君：《外國直接投資、加工貿易利益分配：U形價值鏈模型》，載《中國流通經濟》，2007年第2期。

[17]  David Hummels，Jun Ishii and Kei-Mu 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Vol. 54, pp.75 - 96.

[18]  Gary Gereffi　and John Humphrey,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2，issue1，2005,  pp96-97.

[19]  劉志彪、張杰：《全球代工體系下發展中國家俘獲型網絡的形成、突破與對策——基于GVC與NVC的比較視角》，載《中國工業經濟》，2007年第5期。

[20]  劉志彪、張杰：《全球代工體系下發展中國家俘獲型網絡的形成、突破與對策——基于GVC與NVC的比較視角》，載《中國工業經濟》，2007年第5期。

[21]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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