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全部中國歷史，范老是第一人——
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何以經久不衰
陳其泰
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是享譽學壇的名著。他在延安時期撰成《中國通史簡編》原版。新中國成立后，經過長達15年的修訂、重寫，完成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第一到第三編，自遠古至五代十國時期，共110萬字。延安版和修訂版都多次再版、重印，劉大年先生說過，其“累計印數達好幾百萬冊，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成了我們一部主要的歷史讀物”。
《中國通史簡編》何以如此受重視
通史在各種類型史學著作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中國有幾千年悠久漫長的歷史，其內容極其豐富復雜，要了解我們民族歷史的由來，把握其發展的基本脈絡，繼承和發掘其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吸取歷史上盛衰治亂的教訓，首先要靠通史。
通史撰寫的難度又最大，因為中國史料汗牛充棟，撰成好的通史，不僅需要在搜集、考核和分析史料上具有深厚的功力，尤其需要對中國歷史演進的全局和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有自成體系的把握和貫穿全書的史識，還需要有處理史料、組織和再現史實的能力。在中國史學史上，能夠著成普遍稱道并傳誦不衰通史著作的史家屈指可數。古代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都是成功的通史著作，因而名垂青史，并稱前后“兩司馬”。進入二十世紀以后，史學家在歷史觀上達到新的高度，時代對通史著作也提出新的要求，因而，從二十世紀初以后，撰成新的通史著作，就成為眾多具有遠大抱負和出色創造力的史學家的目標。其中，夏曾佑、呂思勉、鄧之誠、錢穆、張蔭麟等以撰成通史著作而知名，梁啟超、章太炎也留有中國通史的篇目體例和部分原稿，陳寅恪、顧頡剛也曾對友人吐露過有撰寫通史的愿望。總之，通史著作因其特殊的價值和特別的難度，成為二十世紀史家的共同追求。
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成的通史著作。當時延安學術研究條件很艱苦，成書卻如此迅速，其原因，一是由于此前范文瀾長期從事群經、正史、諸子和集部的研究工作，精熟于古代典籍，撰成多部著作，并且在大學開設過《中國上古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程。二是他結合自己多年的革命活動，對于唯物史觀能夠融會貫通。譬如，關于古代社會性質問題，范文瀾經過深思熟慮，采用了吳玉章于1930年提出的“西周封建說”，范文瀾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論證，直到他逝世前一直持這種觀點不變，成為古史分期討論中這一派意見的主要代表。
這部著作系統地提出了對幾千年古代社會階段劃分的見解;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了各個時代的特點，做到主干清晰，有血有肉;對于歷史上的進步人物作了熱情地肯定和贊揚，對于獨夫民賊的罪惡有力地揭露;重視古代史與近代史的聯貫，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國的命運是孕育于明清時期多種社會矛盾和因素演變的必然結果。因此，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新階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其基本結構和內容，構成了以后修訂本的基礎。
戴逸評價說：“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全部中國歷史，范老是第一個”
范文瀾從事《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撰著，始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至1965年完成五代以前部分。全書容量廣闊，史料翔實，集中了范文瀾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并且吸收了史學界的批評建議。全書自成體系，以范文瀾運用普遍原理分析中國歷史進程而升華出來的觀點作為指導，敘述了各個時期的歷史狀況、社會特點、事件和制度、源流和變遷，肯定人民大眾是歷史的主人，又相當充分地反映了特殊歷史人物的活動，恰當評價其功過，以充分的篇幅記載少數民族的活動，對傳統文化作了精到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完成，標志著范文瀾著史事業達到更高峰。這部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讀者。
對于范文瀾的著作，史學家戴逸先生曾評價說：“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全部中國歷史，范老是第一個，當然，還有很多老一輩歷史學家，做了很多卓越的開創性工作，但他們沒有寫過中國通史，范老是第一個用馬列主義寫中國通史的。而且他的著作，觀點鮮明，見解精辟，學識貫通。”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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