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建黨90周年”的幌子下

史正之

最近，《某家文摘》摘引了《某京日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90年黨史中的幾個細節”。《編者按》說，今年是“建黨90周年”，本文“提出了幾個值得關注的細節”。很顯然，某京日報和某家文摘有些人是用此文來慶祝建黨90周年的。

怎樣慶祝，都慶祝些什么，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翹首以待的。某京日報設宴請客了，準備了一道菜。這道菜是野味，名曰“紅燒三大彎”，就是紅燒野雞脖子、翅子和爪子。好個又野又彎的一道菜！

刊登出來的文章有6個標題。在“‘中山艦事件’源于一場誤會”的標題下，作者共寫了三個細節，中心思想是中山艦事件不是反共事件，蔣介石是忠心與共產黨合作到底的。下面逐一解剖一下，辨別真偽，以正視聽。

關于第一個細節，作者寫道：“通常以為這是蔣介石向共產黨挑釁的一次陰謀，但不過是由于中山艦的臨時調動引發的一場誤會。敏感多疑的蔣介石，誤以為汪精衛和蘇聯顧問季山嘉試圖把他劫持到中山艦上，送往蘇聯。”

關于中山艦事件有諸多版本。據國民黨的一個版本說，艦長李之龍謀叛，打算于3月20日攻打黃埔，由于泄密，蔣介石派歐陽格占領中山艦，逮捕李之龍。這里的問題是：20日天剛亮，李之龍是在他的寓所睡覺時被逮捕的，并非在艦上，李之龍如何利用中山艦去攻打黃埔？而在19日，中山艦已奉蔣介石的命令調動歸駐泊省河，如何把蔣介石劫持到中山艦上？至于是否有劫持蔣介石之事，現在，國內有些人拿來國民黨的版本，以8月北伐軍攻下漢口后，蔣介石說的“他（汪精衛）要我參觀俄國來廣東的船，打算就在船上扣留我直送海參崴”這句話立論，認定中山艦事件不是為了反共。蔣介石說的是“俄國來廣東的船”，而不是中山艦。既然如此，蔣介石何以派人占領中山艦，何以逮捕作為共產黨員的李之龍？！有人說中山艦事件不是反共，是反汪。汪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如果真的是蔣介石反汪，下列情形不可理解：軍隊沒有包圍國民政府，沒有包圍汪精衛的住宅。戒嚴的當時，汪精衛正在家里，并不知情。譚組安和朱益之當面轉呈蔣介石寫給汪精衛的一封親筆信，寫有“共產黨意圖謀亂，所以不得不緊急處置，請求主席原諒。”應當認為，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向共產黨挑釁的一次陰謀”的結論并沒有錯。

關于第二個細節，作者寫道：“這一事件涉及國共及蘇聯的關系，性質是嚴重的，因此蔣思想壓力很大。據說，事變當天下午，何香凝徑直去見蔣介石，質問他派軍隊到處戒嚴，究竟想干什么？斥責他是不是發了瘋，想投降帝國主義？蔣‘竟像個小孩子般伏在寫字臺上哭了’。”這是作者在肯定蔣“誤以為”之后，寫蔣“思想壓力很大”，接著寫“哭了”的。

20日事變當天，蔣介石已與蘇聯顧問鮑羅庭決定：囚禁占領中山艦的歐陽格、廣州公安局長吳鐵誠，限廣州市長伍梯云即日離粵，等等。蔣介石同鮑羅庭“妥洽”，共同處理事件善后事宜等情況，證明根本不存在蘇聯顧問想扣留蔣介石問題，因而不涉及與蘇聯的關系問題，何來“蔣思想壓力很大”之有？至于何香凝的質問、蔣介石的哭，未知是作者杜撰，還是野史流傳。20日事變不幾日，蔣介石決定成立一個“左派核心組織”，共12人，蔣介石負總責，也包括何香凝在內。該組織的重要任務，是“限制共黨”。蔣介石反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有可能出現“竟像個小孩子般伏在寫字臺上哭了”之類事情嗎？

關于第三個細節，作者寫道：“1926年6月28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總理紀念周訓詞》中又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講），3月20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系的。’”因此，“我們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確定是要合作到底的。”作者寫下這類東西，無非是想進一步肯定中山艦事件不僅不是反共，而且蔣介石是誓要同共產黨“合作到底”的。

實際情況是，作者告訴讀者的與蔣介石做的恰恰相反。中山艦事件發生后的第三天，即3月22日早上，中央政治委員會在汪精衛的家里開會，由汪精衛主席主持，蔣介石也參加了。會議討論、決定三件事：一是通過限制共產黨活動辦法；二是請求俄國召回軍事總顧問季山嘉；三是討論怎樣停止省港大罷工。這三件事，都是針對共產黨的，都是破壞國共合作的。接著，發生了1927年4月12日的大屠殺，蔣介石公然把共產黨人推入血泊。作者孤立地挑出蔣介石1926年6月28日虛假的“國共合作”的講話作結，掩蓋了幾個月后發生的這一血腥的事實。

這一節的最后結論是：“歷史真相和人們的固有認識，差距真是太大了。”這不是在嘲弄共產黨、嘲弄黨史、嘲弄億萬人民群眾嗎？這里，作者把歷史假象說成“歷史真相”，把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好”的固有認識改變為大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漢奸走狗對“國民黨好”、“蔣介石好”的固有認識。而這一切，竟然發生在慶祝建黨90周年的莊嚴時刻。

除上述一個標題下的細節之外，文章還“結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其他“幾個值得關注的細節”。

在“毛澤東的記憶誤差” 一節里，針對毛向斯諾回憶說，第二次在北京讀過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時寫道：“毛澤東第二次在北京期間，此書應該還未出版呢。”為掩飾自己的無知和陰暗心理，文章乖巧地提出毛讀過“節譯譯文”和另外的“譯自德語的油印本”兩種可能。誰都知道，作者是利用所言“節譯譯文”和“油印本”與“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之不同，根本否定毛對斯諾的說法。

在“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 一節里，編造說“博古等人卻根本不屑于毛澤東”，說張聞天說毛澤東“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張與本領，我是不理解，也并沒有想去了解過的。”作者借博古、張聞天之口貶毛，實際上博古（秦邦憲）、張聞天對毛主席是信服的。作者認為，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不是遵義會議確立的，是六屆六中全會前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于“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之類的口信后確立的。應當說，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和能力更能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況且，遵義會議后，實際上已經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六屆六中全會是程序上確立。“口信”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說的，而且，說國外的一句“口信”就起了什么樣的作用，是顛倒了內因同外因的關系。

在“有對比懸殊的后勤保障，國民黨政權想不垮臺都難”一節里，作者開始以孟良崮戰役為例，說我軍集中優勢兵力殲敵，“并不是制勝的全部原因”。說國民黨整編七十四師戰敗，原因是“國民黨軍歷來不大重視后勤補給”。又說淮海戰役我軍糧多、彈藥物資多，“一個村子打幾千顆炮彈和成千成萬斤炸藥”（粟裕這句話中說的“村子”，是指沒有老百姓，只有國民黨軍隊的“村子”，而作者引來時未作說明，使人誤認為是住有老百姓的通常意義上的“村子”）。作者把“后勤保障”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原因，是見物不見人。人的因素是戰爭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如果按照作者的邏輯，是不是說有一天美國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我們武器不如人，后勤補給（特別是海戰、空戰）不如人，我們是必敗無疑的。  

在“‘兩個凡是’不是華國鋒最早提出，也不是為了阻撓鄧小平復出”一節里，作者說“‘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強調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又說“華國鋒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么舉國上下反“兩個凡是”反得沸反盈天，豈不是最大的陰謀？鄧小平豈不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權奸和小人？

對于上述所謂細節，我想讀者和黨史學界會給出正確答案的。

我們研究黨史，應當以史為鑒，總結經驗教訓，找出規律性的東西，防止走錯路、走彎路。然而，由于歷史觀和方法論不對頭、研究方法不對頭，有些研究往往事與愿違，甚至走向方面。近30年來，黨史研究存在的突出問題是：

第一，歷史唯物主義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唯物主義歷史觀是研究黨史的指南，而從某種既定的觀念出發解釋黨史，割裂黨史的全部發展過程，為適應當代某種情形的需要而尋找為我所用的東西，表現了唯心主義歷史觀。

譬如，為了適應“反左”的需要，偏偏要在蔣介石“四一二政變”之前，尋找什么“左傾機會主義”，而明明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斷送了中國革命。人類的全部文明史是階級斗爭史，黨內路線斗爭是階級斗爭的反映。不管人們承認或不承認，事情總是這樣。我們是“有階級成份論者”，也是“不惟成份論者”、“重在表現論者”。曾流傳這樣一段對話：赫魯曉夫說，有一點相同的，我們兩個都是總理，周恩來說，還有一點相同的，就是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在黨的歷史上，有些領導人出身于剝削階級，但他們是偉大的叛逆者，對共產主義無限忠誠。也有些領導人出身于各式各樣的非無產階級家庭，可他們思想上并沒有入黨，立場和思想同勞動人民格格不入。這樣的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跑出來復辟資本主義。怎樣研究他們在黨內的歷史，存在唯物主義歷史觀與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分野。

第二，應當堅持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反對形而上學，而歷史事實與邏輯相互割裂、不能區分歷史主線和細節等思想和方法，當前顯得特別突出。

歷史事實是客觀的，但歷史本本卻是人造的。歷史的紙質載體和非紙質載體是人造的，近些年流行的“口述歷史”也是人造的。因為歷史事實被加工制造的緣故，因而存在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問題。歪曲、偽造歷史的常用方法，是歷史事實與邏輯相互割裂的方法。“天下烏鴉一般黑”，是邏輯，“黑烏鴉長出一根白羽毛”，可能是個別事實，但如果醉心于提出并論證“白羽毛怎么那么白”，屬于事實與邏輯割裂。譬如，為了美化陳獨秀，提出什么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責任在共產國際”，提出托陳取消派“再研究”，提出陳獨秀拿國民黨的“津貼”是“私人幫助”、“沒有簽字”等等。總書記——右傾機會主義——托陳取消派——拿國民黨“津貼”，是陳獨秀黨內生涯的必然邏輯。關于陳獨秀的任何歷史事實，都應當與上述邏輯統一起來。這就是歷史事實與邏輯相統一的史學方法。

歷史發展的主線是歷史主流形成的，而歷史主流是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主要矛盾是過程中的主要矛盾，黨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要求我們認識到不同的過程有不同的矛盾。譬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但在當前階段，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指導思想多元化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指導思想多元化。因此，新階段黨史的發展，在某些人那里，“指導思想多元化”形成了主流，成為主線。在這樣的主線下，即使尋找出什么“集體學習馬列”呀、“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呀等等“細節”，都不能改變這一主線的具體規定性。同理，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主線下，尋找出什么“幾個人穿一條褲子”呀、“餓死三千萬”呀等等“細節”，都不能改變這一主線的具體規定性。研究黨史當然可以研究細節，但脫離歷史發展的主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或抓起幾片雞毛當做旗子，偶有所得便以為天下第一等等，是十分有害的思想方法。

 建黨90年來，“螺旋式向上發展”，是我們黨史發展的主線。這是一條紅色的主線。“螺旋式”，是講黨史的發展是曲折的，并不像長安大街那樣平坦和筆直。“向上發展”，是講黨的歷史是不斷取得勝利的歷史，黨的前途永遠是光明的。

我們研究黨史，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或時髦的詞句，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原則出發來解釋歷史，而是從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原則的東西。這應當是最重要的方法論原理。

第三，黨史是我們黨集體奮斗的結晶，是廣大黨員團結人民群眾創造的，然而，“個人史”超越黨史、“家庭史”替代黨史，已經成為多年來黨史敘述中的一個不良傾向。

現在，回憶錄、口述歷史之類滿天飛。這種東西，往往是“仔賣爺田”、種樹庇蔭。作者還沒有出生，就知道他爺爺和中央領導人講了什么話，連講話時的表情、動作都寫得繪聲繪色。這那里是在講黨史，分明是在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有些人以為改革開放了，官財并舉，結果好多書好像開棺（官）材（財）鋪似的，開頭總要表白“祖上富過”、“祖上官過”，乃至連很了不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也未能免俗。阿Q以“祖上富過”自居，好多人犯了阿Q的這個毛病。阿Q好像沒有說過“祖上官過”，這里就算阿O說的吧。阿Q頭上有條辮子，阿O沒有辮子了，應當是民國以后出生的。

最為嚴重的是，有的翻歷史的定案、公認的結論；有的自我吹噓、委過于人；有的任心編造、弄虛作假。尤其惡劣的是，利用同黨的領導人接觸過、共過事的身份，制毒販毒，以售其奸，或假他人之手，行惡毒攻擊之實。這是大有書在的，不煩備舉。其系列化的版本，當屬《中共50年》（王明）、《我的回憶》（張國燾）、《雙山回憶錄》（王凡西）、《中國記事》（李德）、《延安日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苦笑錄》（陳公博）、《鄭超麟回憶錄》（鄭超麟）等。其中攻擊得發了瘋的，是王明的《中共50年》。

這些回憶錄、口述歷史之類為什么能夠俘虜一些不更世事、天真爛漫的人呢？從寫作技術角度說，這類東西采取了“以孤證得出結論”的思想方法。“孤證不取”，從來是治史之訓。歷史本本，浩如煙海，信手拈來幾個“事實”是很容易的。列寧批評過“東抽一點，西抽一點”，用拼湊個別事例得出結論的手法，告誡人們必須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我們研究黨史，立論、論證和結論，依靠一個證據是不行的，諸多證據也不行，證據必須形成“證據鏈”，即證據體系。只有這樣的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的證據體系，才能足以充分確實地證明客觀事實，排除所有的合理懷疑。

如此說來，黨史研究或回憶錄、口述歷史之類，只要是真人真事、真言真行，是好寫的，但如果編造，那就很難寫了。有人寫他上小學時，在門縫外聽到他爸爸同其他領導人談市場經濟，談話的內容他還都記住了，以說明他爸爸是先知先覺。西方國家的權威工具書、教材和理論著述，從來都把“市場經濟”定義為“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是從“經濟制度”上定義“市場經濟”的。列寧對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也是從“經濟制度”上而不是從什么“經濟體制”上理解的。80年代經濟改革時還沒有“市場經濟”這個詞兒，全國上下對“市場經濟”諱莫如深，何來他爸爸“市場經濟”之宏論？

目前，黨中央提出關于慶祝建黨90周年的決策，是審時度勢的表現，是一個重大進步。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慶祝，而在于為什么慶祝、怎樣慶祝和慶祝之后接著做些什么。

從1921年建黨至今，“打倒共產黨”是敵對勢力始終不變的教義。1949年建國之前是“共黨的非法性”，這是國民黨、蔣介石干過的；建國之后是“共產黨執政的非法性”，國內外敵對勢力現在正在干。而解決這兩個“非法性”，就一定首先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把毛主席打倒了，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敵人的陰毒和猖獗并不可怕，可怕的事情在共產黨的內部。除了赤膊上陣的李銳、茅以軾、辛子陵之流之外，另一些人往往打著“學術”、“文化”的旗號上陣，以研究黨史問題為名，行“打倒共產黨”之實，制造事端，惟恐天下不亂。

無論如何，反擊和清算這一輪新的反共高潮，應當是慶祝建黨90周年題中應有之義。

201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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