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階級”概念自身的唯物主義屬性

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在當下，往往僅僅指向“歷史”，而并不指向“唯物”，這當然包含了對于以往歷史唯物主義被解讀為舊唯物主義傾向的理論糾偏，但是，這絕不是丟棄“唯物”的正當性理由。熟知并非真知，流行亦須陌生。那種認為馬克思的物質觀是一種經由“實踐和歷史中介”的“屬人世界”的理論根據，通常在于：（1）物質客體，其意旨在“思想客體、感性客體或屬人的對象”。與費爾巴哈不同，馬克思把自然消融在主客體的辯證法中，世界以主體為中介。物質的實在性實際上只存在與人的社會實踐和意識相互關聯的關系和相對性中，現實中的物質世界與以往的樸素的實在論或形而上學唯物論不相容。（2）認識的對象、勞動的對象、物質的對象在實踐的主體宰制下處于相互作用的過程和關系中，任何時候物質對象都不能夠作為最高的存在原則。（3）歷史的概念對于理解馬克思的唯物論至關重要，自然規律也只有在運用社會范疇中才能定型與適用。對此提供的文本依據是，1844年手稿中的“沒有人,自然就既無意義也無運動，自然是混沌的、無差別的、無關緊要的無知，從而歸根到底是虛無”、“關于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于凌駕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④]1845年提綱中的第一條“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⑤] 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單純的自然物質，只要沒有人類勞動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說，只要它是不依賴人類勞動而存在的單純物質，它就沒有價值，因為價值只不過是物化勞動。”[⑥]《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甚至連最簡單的可靠的感性對象也只是由于社會發展、由于工業和商業往來才提供給他的。 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與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⑦]　　

《關于費爾巴哈德提綱》第一條客觀地講，并不能如上述論斷那樣做非此即彼的理解。馬克思批判了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舊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但是這里不存在把對象、現實、感性等同于人類的實踐對象，把實踐所理解的對象局限在人化世界，把現實感性世界與人化的世界劃上等號，這不是馬克思的理解，而是外在解讀的強加。就是說，“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包含了雙重意蘊：即要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又要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前者的意思是，把客體當作客觀實在性，這是唯物主義的真實意謂。后者的意思是，立足于能夠的實踐活動才能與舊唯物主義區別開來。關于世界的客觀性問題是一個前提性根基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如果不能處理世界的物質客觀性和人類實踐的關系，堅持實踐范圍外的世界就是無，從這個錯誤的前提出發，一切有關認識論、歷史觀、價值論的問題都會陷于混亂。例如，在認識領域中反對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主張物質與意識混合論，認為在人的實踐中，人的意識與對象始終是膠著在一起的；反對唯物主義反映論，認為人在實踐中只能是對對象在認識中的選擇和重構；反對存在社會發展規律，認為社會生活本質是實踐的，只有選擇沒有規律。所有這些錯誤都是把具有一定真理性的論斷推向極端，原因就是把實踐范圍世界是無當作整個哲學的前提和出發點。”[⑧]　　

那么，現在的問題是，在馬克思這里“唯物”的特質在于什么？它與舊唯物主義的“唯物”如何界分，這是問題關鍵。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是社會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⑨]那么，對于現實的人到底該如何把握呢？　　

我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解的中，現實的人是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一定的階級關系中的人，即可稱之為“階級人”。生產關系的概念，在馬克思的《雇傭勞動和資本》一書中得到系統的科學表達。在馬克思看來，人類在生產過程中有著雙重維度，一是與自然之間發生的關系，另外一個則是，在生產過程中結合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為人類為了生產，必須發生一定的關系。在生產之中，人們因彼此占有的生產資料不同而顯示出其階級屬性。應該說，將人放置到生產之中考察，也是馬克思與當代西方哲學思考的重大不同。人的根是扎在物質生產之中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⑩]這樣一來，在費爾巴哈視域中的那種抽象的類本質被以物質生產的制約性給顛覆了，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或者可以推論為處于階級社會關系中的人，就是“階級人”，這是在人的存在論意義上講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為一個處于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11]在這里，顯然，人的社會性存在，與社會本身層面的存在可以看作是此一表述的個體與社會的兩個方面的表現。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再簡單地將“唯物”本身的屬性歸結為一種哲學本體論的回溯，而視其為一種存在論，這表現為，就個人而言，唯物指向的是人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之中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中人的分析正是在以剝削雇傭工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下來考察人的，“階級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凸顯出其瓦解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力量。而就社會來講，“唯物”則意味著社會是處于一定的生產關系之中，本身也是歷史性的，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看的話，則展示為“五種形態學說”，即“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偏離社會生產關系來理解社會現象的“解讀模式”依然頻頻出現，這一點熟悉哈貝哈斯的人都知道，他的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建立在顛覆馬克思的階級關系基礎上的。而到了后馬克思主義那里，顛覆生產關系的做法更是一種“顯學”，只要觸及馬克思的思想家，能夠蒙蔽馬克思的從生產關系出發的視角，是至關重要的理論地平。在后文將重點詳細論述拉克勞、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是如何顛覆馬克思的這一重要視角的。　　

二、“階級關系”的存在論闡釋

上部分，我們重點分析了生產關系視角之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意義。那么，更進一步說，在馬克思這里，最重要的生產關系則是階級關系。與一般的目下學術界從政治學意義上、哲學意義上、或者純粹的經濟學意義上，將階級本身學科化為三種不同的是，階級概念本身是三位一體的。階級在馬克思看來，并不僅僅是一種分析模型，更如埃爾斯特所說，“在我看來，階級理論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解釋階級何時轉變成集體的行動者。”[12]這一點，在馬克思那里也有著充足的文本依據，在1852 年3 月6 日馬克思在寫給約瑟夫·魏德邁信中提及了階級最為重要的論斷，“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 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 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 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3]就是說，階級在馬克思的學說中，不僅成為分析社會的基本方式，馬克思還鮮明地展示出其理論的特質是，“它維護另一個階級的利益，它以合理的形式意識到并信奉它的階級性質”。[14]　　

列寧認為，“由于古典經濟學家發現了價值規律和社會劃分為階級這一基本現象，創立了這門科學，由于18 世紀的啟蒙運動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主義反僧侶主義的斗爭進一步豐富了這門科學，由于19 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盡管他們抱有反動觀點) 進一步闡明了階級斗爭的問題，發展了辯證方法，并把它用于或開始用于社會生活，從而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所以它是歐洲整個歷史科學、經濟科學和哲學科學的最高發展”。[15]　　

顯然，那種認為“階級”概念是馬克思的獨創的說法是錯誤的。“階級”這一概念在19世紀由重農主義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首先使用。這樣一來，原先的“等級”概念被超越，而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析方法。依據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經濟學家魁奈的看法，當時的法國社會劃分為“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者階級”三個階級。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初期階級關系的最早的經濟分析，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把階級劃分與社會產品的分配結合起來。并且從這種階級結構觀出發，魁奈在《經濟表》中分析了社會總產品的再生產及其在三個階級之間的分配和流通。魁奈的《經濟表》于1758年在凡爾賽以小冊子的形式首次發表后，當時基本上“無人能夠理解”，甚至連他的弟子經濟學家米拉波也“始終沒有理解《經濟表》的真諦”，[16]在馬克思看來，魁奈的《經濟表》的嘗試是在18 世紀30至60年代政治經濟學幼年時期做出的，這是一個極有天才的思想，毫無疑問是政治經濟學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天才的思想。那么，為什么馬克思作出如此之高的評價？因為《經濟表》中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總產品的再生產) 與階級結構(三大階級) 分析結合起來，而這一點與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后的理論思維一拍即合。恩格斯在《反杜林倫》指認：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17]　　

階級的規定性，或者說是歷史唯物主義之中的基本原則，就在于生產方式分析與階級分析結合。正如　廣松涉　先生所言，“階級之所以規定為階級，簡要地說，歸根到底趨向于社會分工的協動態基礎生產關系中的各個成員的地位，階級關系的實體基礎，立足于這一視域，可將之把捉為生產關系。”[18]　　

除此，古典經濟學階級理論的基本框架是由亞當·斯密奠定的，他在魁奈的社會“純產品”在幾個階級之間分配的理論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分配進行了深入分析。在亞當·斯密看來，一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或年產物的全部價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而這三部分構成了“地租為生的地主、以工資為生的工人和以利潤為生的資本家”這樣三個階級的收入，于此對應的是三大階級:地主階級、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此時，李嘉圖的剩余價值分配的視角對馬克思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認的,李嘉圖揭示并說明了階級之間的經濟對立--正如內在聯系所表明的那樣，--這樣一來，在政治經濟學中，歷史斗爭和歷史發展過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來了。　　

于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范式”正是立足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所揭示的收入方式決定階級結構這樣一種分析社會的方法論下進行的。正如有學者所說，“在這一理論模型中，工人、資本家、地主之間的斗爭可以歸結為整個社會的總收入通過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方式進行分配的斗爭，這樣，通過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就可以揭示歷史發展進程中神秘的政治斗爭背后的根本原因。以往的歷史觀中，所有的歷史事件似乎都是由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所決定，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則認為是經濟結構(階級結構) 是基礎，即整個社會制度的基礎是財產所有制，由這種所有制決定了社會的階級分工，資本家擁有資本、地主擁有土地、工人擁有勞動力，他們之間的交換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內容(經濟基礎)，而法律、文化、政治制度等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19]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也認為，階級的沖突以及它所指向的經濟基礎中的變革推動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而言，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20]　　

按照布羅代爾的說法，“資產存在條件恰恰在于，它必須參加、促成、至少使人們反復更新的勞動。參加新的勞動使資產得以重建和新生，從而產生收益和增值。生產不斷在吸收并再造資本”。[21]故而，在馬克思看來，階級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只有在出現剩余產品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條件下才會產生。這就是說，階級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產物。正是如此，現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是一種“資產”界定的結果。當然，并不是我們認為的是生活資料部分的消費資料，而是一種生產資料。恩格斯指出：“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22]同時，馬克思還以所有制來界劃社會形態。即奴隸主擁有產權的時代是奴隸社會，封建主擁有產權的時代是封建社會，資本家擁有產權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的社會則是以消滅私人擁有產權，代之以一個人類共同體來擁有產權的社會。這種社會形態是一種經濟社會形態的表述方式，即指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由生產力決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講，則是一個消滅私有產權、以“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的產權形式的社會形態。　　

三、面向“事實本身”的“階級”概念的政治意蘊

追問“什么是政治？”，往往被認為是想追問“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道德？”之類的問題一樣，不會得出什么確定的答案來。[23]如此之難以認識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哲學家們看來，也往往只能在這樣三種路徑下研究。“日常語言的途徑”，即直接面對日常生活世界的經驗，仔細搜集并分析人們使用“政治”一詞，所意指的對象或內涵是什么；“思想史的途徑”，即從人類歷史中去考察政治問題如何被界定、政治主張如何被提出。這一種路徑可以被表述為我們似曾相識的哲學言說，“政治”就“政治思想史”；“概念史的途徑”，即我們扣緊“政治”或“政治的”（politics or the political）這個詞，針對那些真正使用過這個概念，并且對整個概念的內涵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人物，分析他們對整個概念的界定與闡述，從而了解“政治”一詞在概念史上的重要形態。[24]顯然，這都是對于“政治”把握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案。但是，同樣也具有著顯著的缺憾，那就是，政治史上的“他者”言說，本身已經是一種反映社會存在的“理論”，如果，我們再用這樣一種理論去推演理論的話，顯然會丟失掉異質性社會存在的豐富的內涵。就是說，理論反映社會現實總是單向度的，而社會本身是異質性的，這種不對等的關系，諸如，“極端相反的性質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結合，其最后原因乃是：個別事物是多方面的。它和不同的事物發生不同的關系，同一個別事物是不同關系里的不同關系者。不同關系者不但有不同的性質，而且還可有極端相反的性質。因此極端相反的性質在同一個別事物里相互結合。譬如人—— 即以“少年蘇格拉底”所舉的為例—— 就他和他的身體部分的關系，他是一切部分的總和，于是他是多；就他和其他的人的關系，他是一個單位，于是他是一。這樣，一和多兩個極端相反的性質在他里面結合。個別事物是多方面的，是由多而成的一；極端相反的性質在它里面相互結合乃是必然的”。[25]　　

那么，對于馬克思來講，化解這種對政治追問的困境就在于，他直接將理論的視野扎根在社會事實本身上，這就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式獲得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本質認知。就是說，在馬克思這里，就是如何思考哲學走入歷史，走入“階級分析”，才能夠真正地使得哲學“現實化”，我個人認為，馬克思明確了“哲學之理在哲學之外”的總的思考框架。這一點，只要看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乃至晚期所謂的“人類學”筆記就可以知道“純粹哲學”的界定是多么的“牽強”。而馬克思已經指明了，“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6]但是，哲學成為真正的“精神武器”就取決于哲學是如何深入“市民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對于這種警示，學術界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者更明了點地講，凡是在哲學上影響深遠的人，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家”，而更多是其哲學融進了“社會科學”，才成就了其“哲學”影響的。遺憾的是，這種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走進當今的“社會科學”卻成為了一種“工程”性的理想，很難成為馬克思哲學學者的“天命”。　　

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是堅持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與特殊性，從而否認其存在的永恒性與普遍性。而揭示這種資本主義的特殊運動法則，即“為何如此”、“如何改變”與“走向何處”的規律，正在于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分析”，而這又具體體現為如何分析社會的階級矛盾（政治是一種經濟矛盾的集中體現），如何克服這種矛盾（政治性階級斗爭），階級消滅（走向一種后政治的社會）。　　

首先，階級分析作為“狹義的市民社會批判理論”深化了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架構。我們知道，“人體解剖是猿體解剖的一把鑰匙”是馬克思經典的“從后思索法”，當然，我們這里我們無意于討論施密特對馬克思這一指認的責難，[27]而是想要說明的是，這一方法論體現在他對于市民社會本身理解的深化上。“‘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 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系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28]這就是說，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一切人類社會形態的普遍的、一般的規律的揭示建立在現代的“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這是一種高級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一般意義上的市民社會相比，我們稱此為狹義的市民社會理論。　　

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國家與市民社會作為個人之間形成的私人領域發生了分離，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黑格爾認為，國家作為普遍意志的代表顯然要高于特殊性為主要原則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作為國家與家庭之間的中介，必然要求把自己特殊性提升到普遍性的形式，并在這種形式中尋找到自己的生存。[29]馬克思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他們是國家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條件]。但是在黑格爾那里條件變成了被制約的東西，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被規定的東西，產生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產品的產品”，“現實的理念之所以下降為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有限的領域”，只是為了在揚棄它們的同時享有自己的無限性并重新產生這種無限性。”[30]按照常見的看法，這便是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的核心要點，這里強調了市民社會對于國家來說的核心基礎地位。如果是這樣的話，政治國家把市民社會作為了一種自明性的理論前提。那么，如何理解市民社會本身的問題呢？從將市民社會當作“無需論證的前提”到對市民社會本身的理解，則需要理解的進一步推進，這就是階級分析理論。　　

那么，該從什么角度理解市民社會本身呢？按照詞源學上的說法，“市民社會”就是“階級社會”，這個問題也就可以置換為該從什么角度理解階級社會呢？馬克思的回答顯然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理解的。　　

首先，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甚或提到的“中產階級”，其總數是與“產”相結合的，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巴里巴爾所嘲諷的“如今是一個想象馬克思的時代”，有人竟然將這里的“產”想象成是口袋里的“貨幣”。其實，在馬克思這里不過是指向“生產”中對于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而言的，資產階級占有一切的生產資料，而無產階級則是沒有生產資料的純粹的生產者。作為非生產者因為占有生產資料而將生產者的最終勞動產品據為己有，現在，可以明確地說，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占有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而生產力“好像具有一種物的形式，并且對個人本身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產力只有在個人是私有者的情況下才是個人的力量。”[31]因而，“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常趨勢和發展規律，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集中成群，因此，勞動轉化為雇傭勞動，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32]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明白，無產者的生活境遇，“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變成資本主義剝削。”如此一來，馬克思發現，資本的力量在于不斷擴大積累勞動對工人未來勞動的統治，同時它還明白，“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33]就是說，要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34]　　

其次，當我們用一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切入社會現實的時候，可以得出的政治困境的最終方案，就只能是深入到生產領域中的徹底更正。在私有制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顯然就是一種階級關系。按照馬克思的想法，無產階級是與私有制形成一種天敵的關系，因為，在這種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之中，“工人生產的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鈍，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35]當然，不僅是工人受到這種異化，資產階級同樣也遭受到這種命運，不同的是，對于資產階級來講，他們是這種生產關系的既得利益者，所以，私有制對他們來講是作為一種肯定的力量而存在的，對于無產階級來講，則是作為一種否定性的力量而存在的，就是說，對于無產階級，私有制越有力量，其遭受的命運越悲慘。這樣一來，資產階級鍛造自我毀滅的對手，即無產者。當然，無產者與資產者的對立，并不能理解為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應該理解為對階級本身的徹底毀滅。那么，是不是說，既然明確了是私有制造成了社會的現狀，同時又催生了工人，就可以立即解決這一問題了呢？在恩格斯看來，“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并不是由于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于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36]同時，社會革命的可能性，或者說是消解這種“惡”的政治的可能性，同時還應該注意無產階級的成熟，因為，無產者只有真正地明白他要顛覆的不是資產者，而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社會全面物化現象的整體性顛覆，才能夠真正地解決身處的那個“壞世界”。所以，階級理論就不是一種無產階級自己的理論，而是整個人類社會的解放理論。　　

同樣，我們還可以從階級分析中“階級人”的設定，來看整個政治本質透視的變革。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所暗示的是，理解社會的物化現象、人面對的非正義、剝削等政治狀況，應該將根由置放在其身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即私有制上面尋求，否則將不得要領。這種“經濟”與“政治”的關聯，我們可以看作是馬克思分析政治問題的根本方法，或者就叫做政治問題的階級分析方法。但是，這一方法必須引起足夠的注意。按照吉登斯的觀察，“不論是在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那里，許多作者都把‘經濟’與‘政治’的制度性分離看作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37]應該說，這是一種事實。但是，當面對這樣一個結論的時候，人們不禁又會想起那個再熟悉不過的另一個唯物主義的結論，“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顯然，“經濟-政治”分離的資本主義特征與“經濟-政治”應當關聯地被理解之間真實關系到底如何，則成為了解開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本質的結扣。而階級分析作為一種連接“經濟-政治”的中介則清晰地顯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本質。　　

對于“經濟-政治”之間的關系，早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時候，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已經認識到兩者的關聯，在他對政治進行分析的時候，特別注重闡釋了財產，“財產既然是家庭的一個部分，獲得財產也應該是家務的一部分，人如果不具備必需的條件，他簡直沒法生活，更說不上優良的生活。……‘財產’（所用物=所有物）就可說是所有這些工具的總和，而每一筆財產（所有物）就都是謀生‘所用的一件工具’；……”。[38]其實，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對古希臘城邦政體的理解必須植根于奴隸社會的財產關系上。這種思路得到了延續，并為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資源提供了養料，按照西方學者奇爾科特的看法，“政治經濟學起源于18世紀末重要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不但包括馬克思，而且包括大衛·李嘉圖和亞當·斯密。”[39]隨著資產階級社會中私有制的確立，市場自由與國家干預之間分離，即在自由主義看來，市場是一種看不見的手，它能夠以市場的方式對社會的運行起到合理的調節，避免或者拒絕國家干預。[40]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促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政治”的分離趨勢，最終爆破了兩者的關聯。我們同意華勒斯坦的看法，“由于19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自由經濟理論，因此到了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終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學’一詞。”[41]這一理論上的分離，則是一種社會存在的辯護，所以，建立在這種理論之上的學者更多是將資產階級社會的私有制作為永恒的存在，而將視域轉向如何探討個人自由、社會民主與正義的問題從私有制關系中抽拔出來，以政治論政治則成為了一種學術的基本路向，從19世紀30年代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百余年間，自由主義政治占據了整個時代的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竭力擯棄“研究政治-經濟關系的經濟學研究取向在西方經濟學領域長期占據了統治地位。”[42]而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對于那種以自由放任為原則的西方經濟學無疑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同時出現了“經濟-政治”合流的研究導向。這也從側面證實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力量，今天，當人們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再次重新關照《資本論》也是出于同樣的邏輯思路。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力量有著顯著的政治意味，應該說，馬克思對于生產關系的研究變革了政治哲學的本質理解，改變了以往傳統政治哲學以政治為單一分析維度的狀況。以階級觀點與階級斗爭的眼光，分析階級社會中的經濟現象的政治維度則是為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奠定了基石。階級社會中的政治的考察，必須建立在對階級關系的“物質承擔體”，也就是“階級人”的考察之上。正是如此，才使得階級分析成為政治本質透視的獨特路徑。當然，這種對政治問題的經濟視域的強調，絕不等于政治問題被經濟問題給消解與掩蓋掉了，而是說經濟對于政治是一種基礎的地位。否則，一旦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本質的理解就是經濟決定論，那么政治也就被排斥掉了，這與自由主義片面地強調經濟對于政治的掩蓋是同一邏輯。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經濟的基礎作用，并沒有降低政治本身的作用。問題是這種政治不能被單純地理解為政治本體論中的多元民主、或者是一種協商的民主政治之類自足的領域。將政治問題與社會存在的生產關系割裂，不僅不能抬高政治，反而毀滅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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