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語境”到“中國語境”的研究范式轉型

來源: 《吉首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摘要：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僅僅理解為關于世界觀的解釋原則的革命，從而推論出歷史唯物主義之歷史是一種“解釋原則”。正是歷史唯物主義之為一種方法或解釋原則，才使歷史之唯物主義地作為研究對象得以可能?，F在需要對此種論斷加以發問與反思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單純地為了克服歷史唯心主義或者舊哲學，而在于戰勝以資本為基本建制的資本主義，思維原則的變遷僅僅是一個“手段”，不能認為是一種“目的”。這樣一來，顯而易見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是“關于世界觀的解釋原則的革命”的說法是有限度的，需要進一步豐富哲學變革的內涵。這就需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從哲學之內的討論轉型到“社會實踐”的討論，實現當下的研究范式轉型。

　　馬克思哲學的詮釋者一般認為，馬克思是真正的思想開啟者，雖然“在馬克思的學說中幾乎所有的觀點都可以追溯到以前的某個思想家，”但是“提供思想的來源者并不是先驅者”。[1](p116)這種后繼者的研究路徑的顯白教誨是，對于馬克思思想本身只能如此這般地“塑型”而不能在“解讀者”那里被“矮化”。可惜作為隱性教誨的是，能夠成為比附馬克思的那個思想“他者”是否本身的理論限度我們已經足夠清晰。說白了，就是說，在目前的馬克思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思維范式轉型的過程中，將馬克思確立為一個與現代西方哲學思維范式的“同道者”形象的時候，我們應該首先勘察后者的思想“缺憾”。沒有這種自覺的學術研究意識的歷史已經向我們表明，結果除了僭越就是理論的“虛會”。正是基于這樣一個考慮，我們才能夠去理解目前馬克思哲學界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是一種“思維方式”還是“研究領域”的論爭。一直以來，我以為，所有的真誠的學術論爭都是有意義的，但都極有可能滑向理論的特定框架從而使得話語被“固化”。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上述論爭，如何才能夠逃脫這種固化的“命運”？他們之間爭論的觀點明示的是馬克思自身理論的邏輯延展抑或一種強行的“他者”比附？再進一步追問如果是一種比附式的闡釋路徑，那么后者的限度問題我們如何對待？這樣追問的結果必然能夠意識到“哲學內部”闡揚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本身是存在問題的，從而，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范式轉型才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

　　一、歷史唯物主義之“歷史”作為“解釋原則”：一種存在論的勘察

　　毫無疑問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或者“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具質性的理論硬核。但是，除了我們所熟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之外，并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個清晰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正是基于這樣的狀況，日本學者廣松涉的看法倒是中肯的，“為了描繪唯物史觀的輪廓，一定限度的解釋的再構成無論如何是必要的?！?[2](p47)注意，這里廣松認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主體性闡釋的“再構成”必定是“一定限度的解釋”。那么，是否意味著歷史唯物主義的任何解讀其實不過都是“相對合理”的產物呢？我以為，廣松的說法只講對了一半，而另一半則需要補充為，任何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都不能僅僅限于思想史的框架中去解讀。否則，這種“相對合理”的結果就是“無所謂對錯”，導致了一種相對主義的研究導向，將歷史唯物主義虛無化。那么，除了思想史這個學者“上手”的理論地平之外，還能放進哪里去解讀作為“思想”的歷史唯物主義呢？這得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對當前馬克思哲學界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命意的哲學論爭，雖然各自理論的高度“自洽”，但是，是否錯過了些什么？否則為什么我們可以將這些問題討論下去，更進一步往前提上推的話，這種討論本身有什么意義？否則為什么要去討論？二，歷史唯物主義是否是一種“純粹哲學”，如果不是，它的質性是什么？我們能否將討論的框架移植到歷史唯物主義質性的框架中來講，否則，在馬克思1845年之后對哲學的告白——“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3](p57)——則成為了無效的“獨白”。

　　現在，我們來跟隨目前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者所為的“重新理解”一道進入討論的語境中。無疑，“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了這一語境中的主流話語。即，正如廣松涉的說法，“唯物史觀并不是狹義的所謂“歷史”觀，也不盡“同時也是社會觀”，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本身”。[2](p43)這就是說，歷史唯物主義不再被認為是以“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觀”，而是以“歷史”作為解釋原則構成的“世界觀”，即“歷史唯物主義”。[4]但是，顯然這一說法自身還無法說明，歷史如果僅僅是一種“解釋原則”，那么，沒有“歷史”本身的存在能否還會有“解釋原則”的歷史？如果要能夠將這個問題再繼續追問的話，則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來，“正是歷史唯物主義之為一種方法或解釋原則，才使歷史之唯物主義地作為研究對象得以可能。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之理論對象的社會存在，并不是直觀地擺放在那里的，而是只有在這一理論方法的視野中才呈現出來的。換言之，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建構起了其對象，而這也就表明了歷史唯物主義之歷史雙重意義的內在統一性”。[5]我們現在可以如此提煉上述學者為“歷史”作為解釋原則“補正”的學理邏輯，即作為歷史的社會存在必須依賴能夠人們的思維才能建構起來。好了，這樣的邏輯，讓我們看一個命題，則就可以完全明白而不用浪費紙張了。那就是，“存在就是被思維”。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那里更有意思的是認為，“馬克思明確宣稱不論述與人無關的自然界”，文本根據則是，“現實的感性的自然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6](p48)

　　但是，以上的“重新理解”在文本上依然是存在矛盾的。諸如當上述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從根本上說是關于世界觀的解釋原則的革命。” [4]實質上，馬克思已經自我申辯地指認，“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7](p3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才使得“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后避難所即歷史觀中驅逐出去”。[8](p739)

　　歷史唯物主義以“歷史”作為研究對象與以“歷史”作為解釋原則之間是存在高度相關性的。如果只是以后者來說明前者，則“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建構起了其對象”無疑是存在問題的。當然，這種理解本身確實是對以往“直觀”的舊唯物主義式理解馬克思的糾偏。但是，又有可能陷入到另一個危險境地，“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3](p55)因為，它并不能說明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或者解釋原則是從何而來的。目前在“重新理解馬克思”的趨向中，為了能夠將“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方式人為的扔進歷史的垃圾堆，認定舊有的理解是一種直觀的、物性的、客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探求出來的馬克思是與之相反的一種從主體出發，諸如上述將歷史唯物主義何以可能的保證推向了以歷史作為解釋原則的主體思維的變革為保證。這一點和海德格爾說法具有一致性，“歷史性這個規定發生在人們稱為歷史（世界歷史的演歷）的那個東西之前?！?[9](p23)但是，海德格爾的構架原則是“只要存在進入此在的理解，追問存在的意義就是追問存在本身。” [9](p178)

　　將對存在意義的追問當成存在本身的理解，顯然是一種精英化的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對于以資本邏輯為基本建制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追問，如果只是限于“無產階級”的“意義拯救”，那么，馬克思所面對的敵人資本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的。因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而資產階級卻把消滅這種關系說成是消滅個性和自由！說對了。的確，正是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 [3](p287)如果僅僅將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作為一種解釋原則來理解馬克思哲學革命，那么，它將回答不了，為什么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創立之后，戰勝了“歷史唯心主義”，還會繼續從事資本論的研究？就是說，目前對于哲學革命的理解如果還一如既往的限定在哲學內部的討論來說明馬克思的話，那么，極有可能誤識馬克思。因為，哲學在馬克思那里一直是“手段”，而不是馬克思一生的目的指向。對資本這一真正敵人的消除才是馬克思以及當下的我們要真正面對的。否則，海德格爾那句，“胡塞爾沒有，據我看來薩特也沒有在存在中認識到歷史事物的本質性”，[10](p383)將無法真正獲得認知。

　　二、 從“哲學的自我封閉”中闡揚到深入“現實歷史”中塑型：何以可能的確證

　　克服哲學這一單向度地對待歷史唯物主義在哲學中游蕩的窘境，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那里顯然已經作出了與傳統哲學的“斷裂”?！鞍盐谊P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8](p314-315)雖然我們目前的作為解釋原則的“歷史”討論本意是將歷史唯物主義理解從原先刻板教條中走出來。事與愿違的是，從整個討論來看，依然是一種純粹哲學討論的方法，這種與馬克思是存有距離的。換句話說，在馬克思那里哲學作為了一種思想的前提，它已經是包含現實的內容，并克服了原先哲學成為異化的遮羞布的樣態。

　　這樣一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如其所示，不能僅僅應該將走出目前完全依附于現代西方哲學汲取的“哲學養料”，而且更加應該進入到推進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第二個階段，即學會像馬克思那樣對待哲學與思考現實。

　　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的如下說法足夠引起我們的重視。他說，“這種新的歷史觀，對于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證明了：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數人總是注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而很少能得到享受。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一切階段上，生產還很不發達，以致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立形式中進行，歷史的進步整個說來只是極少數特權者的事，廣大群眾則注定要終生從事勞動，為自己生產微薄的必要生活資料，同時還要為特權者生產日益豐富的資料?！?[8](p336)就是說，如果理解歷史唯物主義除了在哲學上論證其質性以外，至少在這里，很顯然的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致性。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看來，無非是戰勝資本這一敵人的武器，如果單純地如目前關于歷史唯物主義討論的那樣至多可以將其磨礪為鋒芒畢露的利劍，但命運只是“裝飾品”。

　　首先，社會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內在關系是推進目前歷史唯物主義論爭的一個關鍵路徑。目前的論爭應該是“哲學、太哲學了”，它應該深入到歷史中去。在空想社會主義之中，“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缺點，消除這些缺點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于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并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范把它從外部強加于社會?！?[11](p210)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于獲得了承認。” [8](p335-336)這里可以知道，這種殘酷的社會現實是并不需要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建構起了其對象”。每一個飽受苦難的無產階級自身的生活足可以直覺的就是這樣的狀況，而無需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這一點顯示了上述歷史唯物主義論爭的限度或者說是受到了現代西方哲學精英化的自我玄想的結果。以為，照這樣的作為“歷史”解釋原則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實現一種思維革命從而便能夠更好地對完善的社會制度提出新的見解。但是，歷史唯物主義只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斗爭的自在的經濟歷史，并從中尋求解決的手段?！耙酝纳鐣髁x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作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但是，問題在于：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這已經由于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8](p379)

　　其次，歷史唯物主義的確立奠基在對以“思維內部”解決“思存統一性”的顛破。如果將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本身看作是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構造，其實就是用歷史的思維原則去解決歷史思維與歷史存在之間的對立。而在馬克思這里是人們通過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活動，消解思維與存在對立并在實踐中通達的。當我們說思維來自于存在，存在本身又要靠思維來確證，這是一個認識的循環，如果任意截取出其中的存在靠思維確證來說明歷史唯物主義顯然是真正的認識論上的“形而上學”。顯而易見，歷史在馬克思看來是是人的對象化活動的基本前提、歷史思維萌生的基本來源?！罢菤v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建構起了其對象”的說法只是黑格爾在概念中傳達一種思維與存在和解的思辨邏輯的表達。但是，“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3](p75)馬克思從思辨的觀念主體走向社會歷史領域，“概念自我生成的創造性和推動原則變成了實踐地改變現實的革命訴求，以應對國民經濟學作為現代使命社會之科學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在這一思想轉移中，歷史被理解為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實踐過程?！?[12]故而，以“資本”建制的社會形態中人受資本控制和奴役的異化生存境遇是馬克思直接面對的那個“歷史”。也只有從這個“歷史”存在本身才能夠合理地引出“歷史”解釋原則。如果單純地以哲學思辨，在解釋原則的思辨邏輯中實現革命，都是“形而上學改了裝的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13](p117)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目的不再僅僅作為一種解釋原則去對“世界”的“解釋”，而是更在于如何能夠清除階級社會條件下人的異化，最終獲得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的問題。

　　三、作為“面向中國問題本身”的辯證智慧：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范式轉型

　　任何一種對于馬克思的理解都是處于一定歷史語境中的，其詮釋的有效性一定是“歷史的”。當目前的哲學界努力將傳統教科書批判作為重新理解馬克思的“起點”的同時，是否可以說它既推動了哲學的理解，也必須分擔傳統教科書的歷史局限。一旦有了這種自覺的研究意識之后，至少明確地認識到沒有時間的思想觀念創新必定將理解結果視為絕對真理。這樣一來，作為“流動實踐”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被“石化”，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聯也有可能在理論自我喧囂中慢慢淡出實踐本身。的確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鴻溝”，理論如何真正代言異質性的社會事實早已成為了“頑固”的“哲學事件”，它已經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哲學恥辱”。[14]理論作為一種對社會現實的“抽象”必然會喪失掉社會事實本身的“豐富內涵”，用這種丟失掉諸多社會事實內涵的“理論”再去指導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現實必然出現“實踐的錯位”。歷史唯物主義如何能夠洗清這一“哲學恥辱”將是其顯示歷史高度的重要使命。而這就更加決定了歷史唯物主義應該從“哲學語境”中的討論，轉型到更加有效地推進如何能夠真正代言社會現實這一基本的理論地基上。

　　首先，在苦于“資本之發展”與“資本之不發展”的二難困境中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定位中國前景。座架在全球化與現代性之中的中國，由于自身的歷史處境已經毫無選擇的踏上了資本發展之路。但是，中國的發展依然處在較為低的層次，因而，如何探求資本的發展成為了首要的方法論原則。同時，由于資本的引入，必然會切實地進入資本邏輯時空中。一方面資本有著“偉大的文明作用”，“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15](p925-926)正是資本不斷“增值”的邏輯實現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钡牵Y本邏輯具有自身的“自悖性”，即“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6](p47)同時，資本邏輯導致的社會價值的扭曲、環境問題、社會問題等。就是說，在發展社會主義資本的時候，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姿態面對資本，至少中國現實的兩極分化，社會對于公平、公正以及對于改革成果的共同享有問題日趨關注，這些要求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對待資本。特別是在社會面對的現實問題時，展現出歷史唯物主義應有的高度。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就是要摒棄將資本在當今中國存在的合理性推及至中國人永遠受資本支配的恒定性，甚至推及至整個人類永遠受資本支配的恒定性，而應該清晰地認識到“資本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

　　其次，當代中國現實政治問題亟需歷史唯物主義作出理論回應。在當代政治哲學的歷史譜系中，“自由主義的消極政治、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政治以及后現代主義的多元激進政治”是主要的三種政治哲學路向。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現代自由主義政治，不可能實現真正自由，而是帶來了新統治，對自然的統治和對人的統治。而后馬克思主義在面對“革命”之后的社會現實，將社會主義看作與自由主義是一致性的，現代政治哲學不應該是對根基的尋求，民主政體也不需要提供任何形而上學根基，多元民主概念力圖在規范性政治和話語政治的范圍之內，在民主政治框架中重繪左翼路線圖。歷史唯物主義在政治哲學層面的獨特質性在于它是一種面向現實，不斷依靠歷史主體推進的建構性的政治哲學，其理論的真正高度在于，現代國家本身建立在現代市民社會的基礎上，現代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同時就是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完成，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超越關系上可以得到。如果不能改變現代市民社會的基礎，政治國家也就不可能解決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問題，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公正等，就始終是抽象的、形式的。在這一邏輯指引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范式轉型一要在理論上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進行理論批判，塑立起“話語權”，又要在中國社會政治現實上對當代現實政治問題諸如關于正義、民主、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等作出馬克思主義應有的“回應”。

　　最后，中國社會建設的實踐必須能夠在歷史的語境中，即“古今”與“中西”的框架之中，走出一條依靠歷史唯物主義積極建構的中國發展道路。在這一道路上，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高度在于即不能在現實的資本懷抱中忘記了理想，也不能按照理想徹底地否定當下的社會現實之路。兩者其實不過都是一種思維邏輯，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可塑性與時間性特質給遺忘了。那么，對于目前的后發達國家只能以暫時對于“理想”的退卻去實現民族復興的使命。但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告誡是，任何的退卻都是基于對現代性發展現狀的徹底審查，它的真正意義不在于實現現代性，而在于人的真正解放。所以，目前現代性背景的學術話語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討論平臺的時候，實質上，按照馬克思的視界來對這一話語洞察的話，顯然是目光短淺的。依照此種見解，中國的民族復興莫非是實現了在世界的霸權地位而已，這是無論如何都是矮于馬克思的思考方式的。歷史唯物主義既不是將歷史看作是一個自在的生成過程，也不是一個毫無規定性的人的自主性生成，而是兩者的“主客體的辯證法”，這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中國的社會實踐只能在這樣一個“主客體”的矛盾中尋求一種“建構”未來的可能性契機，這就需要在理論上探索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現實之間的互動關聯，由此真正成為“時代精神上的精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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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孫亮：《原創法度：“面向事實”抑或“面向文本”》，《理論探討》，2009年第3期。

　　[1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孫亮，安徽明光人，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哲學博士。獨立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人文雜志》《學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其中《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哲學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政治學》等全文轉載10余篇。執行主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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