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拉丁美洲/貧富分化/社會沖突
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處于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標志之一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這個階段也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及時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強調發展過程中要突出統籌兼顧的思想，實現五個方面的統籌發展。本文擬通過對拉丁美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初步研究，考察這些國家在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方面所提供的某些經驗教訓。
拉丁美洲有30多個國家，其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歷長短不一。其中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烏拉圭等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于1870年前后初步啟動，迄今已130多年。部分拉美國家實現人均GDP1000美元大體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到2000年，整個拉丁美洲人均GDP 已超過3800美元（按1995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當然，國家之間差別很大，例如，阿根廷為7300美元，海地只有356美元（注：CEPAL ，Anuario estadisticode America Latinayel Caribe ，2001.pp.200～201.）。但是，拉美國家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的貧富分化還在擴大，并引起嚴重的社會沖突。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對這個問題很難簡單地做出回答。下面，我們著重考察一下拉美國家最近50多年的發展過程。
一、1950～1980年的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
1950～1980年的30年是拉美國家工業化的高潮期，也是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在此期間，拉美地區經濟保持5.3％的平均增長率，地區GDP 在1950年的基礎上增加了3倍。盡管同期拉美人口增長也處于歷史高峰期，但地區人均GDP 仍增長了1倍多。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社會問題卻日益尖銳，集中表現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國家收入分配不公具有久遠的歷史，不過，一方面沒有更早的、具有可比性的統計資料；另一方面，拉美地區在60、70年代因社會分化引起的社會沖突，在規模和激烈程度上都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
表1中的10國不僅涵蓋了拉美地區經濟總量和人口的90％左右，而且包含了地區內大、中、小三類經濟規模和上、中、下三個發展層次的國家，是具有代表性的。拉美經濟委員會也指出：“經濟活動的短期波動和經濟政策方向的改變通常會對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產生影響。嚴重的衰退以及因此而采取的某些特定政策，可以在10％的高收入家庭與金字塔的其余部分之間帶來高于總收入30％的收入轉移。不過，獲取上述表格中的基本數據的年份是相關國家相對景氣的年份，因此可以認為，表中所做的估計基本反映了70年代初期正常的分配結構。”（注：CEAP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 ňos 80，pp.73～74.Santiagode Chile，1979.）
資料來源：拉美經濟委員會和世界銀行關于拉美收入分配的衡量與分析課題組。轉引自拉美經濟委員會：《跨入80年代的拉丁美洲》，西文版第72頁。
說明：人均GDP 按197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
從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高低來看，這10個國家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巴西和洪都拉斯。盡管這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在同一個檔次，但收入分配集中的程度是近似的。巴西10％最高收入家庭獲得總收入的近59％，而40％的低收入家庭只獲得5.6％，前者的平均收入是后者平均收入的43倍。洪都拉斯可以看作是拉美低收入國家的代表，10％最高收入家庭占有總收入的52％，40％低收入家庭只占有6.6％，前者的平均收入為后者的32倍。第二類是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和巴拿馬。這4國的基尼系數在0.57～0.61之間，其實，這些國家收入分配集中的程度與洪都拉斯相比差別不大，例如，以10％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與40％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秘魯為32倍，哥倫比亞為31倍，和洪都拉斯在同一水平上。第三類是阿根廷、哥斯達黎加、智利和委內瑞拉，其基尼系數在0.44～0.50之間；10％最高收入家庭與40％低收入家庭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分別為13～15倍。盡管這4國中有3國屬于當時拉美人均GDP 最高的國家，但其中哥斯達黎加人均GDP 只有684美元，比第二類中的墨西哥、巴拿馬都低。這說明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高低并不取決于人均GDP 水平的高低。
表2的數據所說明的主要問題是，當時拉美國家不是因為經濟沒有增長，而是增長的部分分配得不合理。在20世紀60年代初，上述5國中60％低收入階層所占國民收入份額最高的為25％（巴西），最低的為18％（秘魯），即40％高收入階層所占份額都在75％以上。在表2所考察的10年中，哥倫比亞和哥斯達黎加60％低收入階層從國民收入增長中得到的份額并不很高（分別為24％和34％），但其收入增長率高于全國平均增長率；巴西、墨西哥和秘魯60％低收入階層從國民收入增長中僅得到16％～18％，其收入增長率低于或等于全國平均增長率。這個統計資料說明：第一，60％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的快慢取決于國家所實行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哥倫比亞和哥斯達黎加的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就比較快。第二，即便收入分配政策有利于低收入階層，短期內也改變不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格局。如果收入分配政策于低收入階層不利，收入分配不公就會越來越嚴重。因此，在上述10年終結時，5國中60％低收入階層所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比10年前變化不大，或者比10年前更低。
資料來源：Montek S.Ahluwalia ，Nicholas G Cartery Hollis B.Chenery，Growth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1979年9月，表4，第322頁。
在20世紀50～70年代期間，拉美各國政府深受當時流行的發展理論的影響，片面強調經濟增長，嚴重忽視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在60年代期間，許多人認為，經濟增長是一個國家發展進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并進而認為，經濟增長既是必需的，也足以解決包括就業與貧困等社會問題在內的其他問題。……到70年代末期人們才發現，高增長率可以與就業形勢惡化及貧困并存。”（注：Louis Emmerij ，Fl desarrollo económicoy social en los umbrales del siglo XXI，p.5.BID Washington，D.C，1998.）上述思想在拉美的影響突出表現為普遍存在的“重增長，輕分配”或“先增長，后分配”的觀念。具體地說，當時有4種觀點在拉美是比較流行的：①“滴漏機制”（Trickle-down Mechanism）和“溢出”（Spilover）理論，認為收入不平等對于通過儲蓄促進投資和增長是必要的。富人會把收入中的較高比例用于儲蓄和投資，窮人會將收入主要用于消費支出。一個國家收入分配越是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儲蓄率就越高，經濟增長就越快，收入就越會通過市場機制“滴漏”在低收入階層身上。②增長與公平的“不相容性”。這種觀點認為，增長與公平在一定時期內具有不相容性，必須首先實現經濟增長，社會不公正會在強大的發展動力中逐步消除。意思是說，強勁的經濟增長就意味著發展，而實現發展并不要求進行社會變革。③“蛋糕”論。以巴西經濟學家德爾芬·內托為代表的一批人強調，首先必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去考慮如何分配。④“積累優先”論。這種觀點以另一位巴西經濟學家S.西蒙森為代表，認為要想把經濟增長放在優先地位，就得接受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現實；如果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為基本目標，就會影響積累和增長潛力。
根據拉美經濟委員會提供的資料，在20世紀50～70年代期間，拉美國家公共與私營企業的收入分配原則是，在企業年度“經營總剩余”（super ávit bruto de explotación ，即不含勞動報酬的要素成本增加值）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和企業積累兩項通常占40％左右，投入分配部分占60％左右，有些國家投入分配的部分不到50％。但是，拉美國家的投資率卻并不高，普遍比亞洲國家要低得多。問題就在于，高收入階層并不熱心于擴大生產投資，而是熱衷于高消費，或稱“模仿性”消費（模仿發達國家消費），因而出現社會上層的高消費與社會下層消費不足并存的局面。于是，社會就出現所謂“期望的革命”（revolución delas aspiraciones）與“失望的革命”（revolución de las frustraciones）相對立，即高收入階層并不滿足于現狀，還期望獲得更多；低收入階層更對現狀不滿，對發展的結局感到失望（注：CEPA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 ňos 80，p.91，1979.）。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各國政府依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加快經濟增長方面，如實行地區經濟一體化，以求克服進口替代工業化所受到的國內市場制約；實施進口替代與促進出口相結合的方針，以擴大制成品出口，等等。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后，拉美國家實際上已面臨結構性危機，但各國政府依然沒有下決心進行經濟調整，而是不約而同地走上“負債增長”的道路，結果釀成了后來的危機。可見，拉美國家當時是竭盡全力保持經濟增長，這也是拉美經濟能夠保持30年的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但與此同時，當20世紀60、70年代巴西、墨西哥等國出現“經濟奇跡”的時候，國內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銳與激烈程度。
二、1981～2000年的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
1981年以來的20多年間，拉美地區的經濟形勢發生大逆轉，80年代持續衰退，90年代繼續低迷。1980～1990年，拉美地區（根據23國的統計）GDP 年均增長率僅為1.2％，其中阿根廷、薩爾瓦多、海地、尼加拉瓜、秘魯、圭亞那、特立尼達和多巴哥7國是負增長；地區人均GDP 年均增長率為－0.9％，其中只有智利、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巴巴多斯和牙買加5個中、小國家是正增長（注：CEPAL ，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 érica Latina y elCaribe，1995，pp.71～72.）。1991～2000年，拉美地區（根據31國的統計）GDP 年均增長率為3.3％，其中海地是負增長；地區人均GDP 年均增長率為1.5％，其中厄瓜多爾、海地、巴拉圭、委內瑞拉和牙買加5國為負增長（注：CEPAL ，Balance preliminary de laseconomias de Am 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0.pp.85～86.）。毫無疑問，拉美國家這20年的經歷給人們提供了另一種深刻教訓。如果說，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間，拉美國家存在著片面強調經濟增長的偏差，那么，最近20年來連經濟增長這個前提條件也幾乎不存在，更何談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問題只能進一步惡化。
我們從上面的表3中至少能得到兩個信息。第一，在20世紀80～90年代期間，這些國家收入分配的總體格局沒有太大的變化，特別是其中的中、低收入階層。第二，除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只有單一年份的數據而無法作前后比較外，在其余15國中，最明顯的是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收入比重的變化。其中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烏拉圭7國，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其中多數國家降幅極小，只有烏拉圭和哥倫比亞的下降幅度分別達到5.4和1.8個百分點。在其余8國中，與80年代初相比，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都是上升的，其中6國的增幅都相當大，按增加百分點的多少依次為：委內瑞拉11.0，墨西哥9.0，巴拿馬8.2，巴西5.2，阿根廷4.9，哥斯達黎加3.6.
最新版（2002～2003）的《拉丁美洲社會狀況》所做的描述也與上述統計相吻合。“在1990～1997年期間，收入集中指數呈現出一種巨大的凝固性，其中某些國家還出現了明顯的惡化趨勢，只有烏拉圭和洪都拉斯是收入分配有明顯好轉的國家，基尼系數降低了0.05點。1997～2002年的情況也大體相同，在進行過數據分析的14國中，有9國的基尼系數保持原狀或進一步惡化，其中基尼系數上升幅度最大的有阿根廷（11.3％）、厄瓜多爾（9.4％）和哥斯達黎加（8.4％），而墨西哥和巴拿馬的基尼系數則分別下降了4.6％和6.7％。因此，新的數據再次說明，拉美國家的收入集中程度具有居高不下的巨大剛性。”（注：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 érica Latina ，2002～2003，P12.）
拉美國家80年代深受債務危機的困擾。在國際債權人俱樂部的壓力下，拉美債務國盡全力擴大出口，壓縮進口，通過犧牲經濟增長、爭取外貿盈余的辦法償還債務，即所謂“衰退性調整”。在廣大中下社會階層深受緊縮政策、經濟衰退和高通貨膨脹之苦的同時，私人企業欠下的債務通過“債務國家化”機制變成了國家債務。90年代，拉美國家普遍進入結構改革階段，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主流政策。其突出特點之一是強調市場化改革，認為市場化改革自然會帶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則自然會帶來社會狀況的改善。正如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所說：“就連私人市場的擁護者們也不相信，這些政策會在某個時候解決所有的問題，因為這些政策首先就沒能保障一種公平的收入分配。華盛頓共識的各項政策的根本問題之一，就在于觀察事物的視野狹窄；他們集中于關注經濟效率，指望其他社會問題在某個另外的時刻去解決。他們在追求其狹隘的經濟目標方面失敗了。不僅如此，他們在其有限的使命上失敗的同時，還加劇了其他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注：Joseph E.Stiglitz，El rumbo de las reformas.Hacia una nueva agenda para America Latina，Revista de la CEPAL ，No 80，p.25.）
三、社會貧困狀況的演變
社會貧富分化是拉美國家的一種長期歷史現象，但這一現象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才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關于拉美國家社會貧困狀況比較完整的統計資料出現于70年代初。當時，阿根廷等10國的貧困線和赤貧線標準以委內瑞拉為最高，洪都拉斯為最低，其余國家均在這二者之間。按1970年進口平均匯率計算，委內瑞拉的貧困線（即年人均預算）為252美元，赤貧線為130美元；洪都拉斯分別為142和77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委內瑞拉分別為287和147美元；洪都拉斯分別為162和87美元。
資料來源：Oscar Altimir ，La dimension de la pobreza en América Latina ，p.63CEPAL ，1979.
這個統計資料涵蓋了拉美地區全部7個大、中型國家，以及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烏拉圭3個小國。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全部包括在內，而發展水平處于地區內最低層次的國家只選取了洪都拉斯。因此，從反映整個地區的社會貧困狀況來說，這個統計資料是具有代表性的。從時間背景來看，1970年前后是拉美國家現代化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資料顯示：①拉美地區貧困率相當高，處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占家庭總數的40％，其中又有將近一半（19％）處于赤貧狀態。②農村貧困狀況比城市嚴重，62％的農村家庭處在貧困線以下。③就貧困程度而言，上述10國可以分為4個層次。巴西、哥倫比亞和洪都拉斯3國城市貧困家庭比例都超過1/3；墨西哥、秘魯和委內瑞拉3國這一比例在20％～28％之間；哥斯達黎加、智利和烏拉圭則在10％～15％之間；阿根廷只占5％。顯然，如果就農村及全國范圍貧困家庭所占比例來衡量，秘魯也應列入貧困程度最高的拉美國家之列。
下面，我們根據現有資料來跟蹤一下拉美國家社會貧困狀況的演變。1998年，拉美、加勒比經濟與社會規劃研究所公布了兩個關于拉美地區社會貧困狀況的統計資料。盡管這兩份資料在統計范圍和方式上有所變化，但其數據同樣來自于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家庭調查，因此是具有可比性的。
表5的統計范圍擴大到19國，但沒有提供各國的數據，而只有地區的數據。從這個統計資料中可以得出3點看法：①70年代拉美地區的社會貧困現象有所減少。1980年和1970年前后相比，在全國范圍內貧困家庭占家庭總數比例由40％降為35％，城市由26％降為25％，農村由62％降為54％。赤貧家庭比例的下降幅度也大體相近。總體上看，農村貧困現象的減少幅度要大于城市。②80年代拉美地區社會貧困現象大幅反彈，各項相關數據基本上都退回到1970年前后的水平，這是80年代拉美經濟持續衰退的直接結果。特別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拉美城市貧困家庭占家庭總數的比例高達36％，比1980年增加11個百分點，反映出城市社會貧困現象大幅度增加。③90年代頭幾年，拉美社會貧困現象再次出現小幅度減少，這與同期拉美經濟轉入恢復性增長分不開。
資料來源：拉美經濟委員會根據家庭調查制表。引自拉美、加勒比經濟與社會規劃研究所：《關于發展與國家職責的思考》，西文版，第50頁，1998年。
說明：貧困家庭中包括赤貧家庭。
表6提供的是拉美地區貧困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化趨勢。從中可以看出：①1980年以來，拉美地區貧困人口數量一直呈上升趨勢，包括在90年代頭幾年貧困家庭比例略有下降的情況下，貧困人口的絕對數也是繼續上升的。②1980年時，拉美農村貧困人口（7300萬）比城市多1000萬左右，到1990年，城市貧困人口達到1.208億，而農村貧困人口為7640萬，只相當于城市的63％。或者說，在1980～1990年期間，城市貧困人口增加5790萬，而農村只增加340萬。這進一步說明，拉美的社會貧困現象由以往集中在農村轉向主要集中在城市。對于拉美各國政府來說，這種變化意味著社會問題的敏感程度更高，保持社會穩定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壓力都空前加大。
2003年，拉美經濟委員會又公布了1990～2003年拉美地區貧困人口的變動數據。盡管其中1990年的貧困人口數據與表6的數據不完全吻合，但差距不大，并不妨礙我們用來觀察20世紀90年代以來拉美社會貧困問題的演變趨勢。
這個統計資料側重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貧困人口的變化。1997年以后的連續6年中，貧困人口數量僅在2000年一度有所減少。貧困人口的上升與同期經濟的衰退幾乎完全同步。到2003年，拉美貧困人口總數達到2.266億，占總人口的44.4％，形勢是相當嚴峻的。在這個階段，社會貧困狀況空前惡化的國家是阿根廷。阿根廷經濟自1998年起持續衰退，2001年更是爆發嚴重危機。1999～2002年，阿根廷大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的貧困率（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翻了一番，由19.7％上升到41.5％，赤貧人口比例更增加3倍，由占總人口4.8％上升至18.6％。
綜上所述，自1970年以來的30多年間，不論是在整個拉美地區還是在各個國家，社會貧困現象盡管在不同時候可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緩解，但總的趨勢是逐漸加劇的。毫無疑問，80年代的持續經濟衰退和90年代的非正常增長，是促使拉美地區社會貧困加劇的重要原因。但是，從拉美社會貧困現象的歷史演變過程來看，即便經濟恢復正常增長，也只能對貧困現象起到緩解作用。沒有國家自覺的社會政策的調節，單靠經濟增長這一個途徑，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趨勢的。社會的貧富鴻溝越深，解決的難度就越大。
四、社會沖突
研究拉美政治史的學者都注意到，拉丁美洲在最近50年間經歷了前、后兩個政治周期。前一個周期是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拉丁美洲經歷了一次代議制民主與軍事獨裁的交替過程。具體情況是：50年代后半期，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古巴、多米尼加等國的獨裁政權先后被推翻，出現一股民主化浪潮。但這股浪潮為時短暫，60年代初就被一股軍事政變、軍人干政的浪潮所取代。
國外學術界對60～70年代拉美軍人普遍干政所做的解釋歷來存在某種偏頗，即認為是由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危機引起的。例如，有學者提出：“民眾主義階段的結束，是與簡易進口替代階段的危機，以及需要為跨國公司提供政治與社會穩定條件這兩者聯系在一起的。跨國公司是唯一擁有緩解這場危機所要求的資本與技術的經濟角色。這場危機是以工業化進程的深化來克服的，從而為所謂的官僚—威權主義政權開辟了道路。這類政權是以外國壟斷資本及其在本國的同盟者與軍、文人技術官僚的聯盟為基礎的。這些政權對原來由民眾主義動員起來的民眾階層實行排斥和鎮壓。”（注：Felipe Burbano de lara，Carlos de la Torre，El Populismo en el Ecuador，p.15ILDIS ，Quito ，1985.）這里雖然提到了軍政權對民眾的“排斥和鎮壓”，但顯然只是把這種“排斥和鎮壓”看作是對前一階段民眾主義政策的否定，而回避了“排斥和鎮壓”的真實原因與歷史背景。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謂“簡易進口替代階段的危機”僅僅是指進口替代工業化啟動最早的一部分拉美國家，并不具有普遍性。至于拉美國家工業化對跨國公司資金和技術的依賴更不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的。真實的歷史背景是，由于社會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從50年代后期起，拉美國家下層民眾對工業化、現代化的前景產生失望情緒，社會沖突進入一個空前激化的階段。毫無疑問，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對業已遍及拉美地區的這種社會沖突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這種社會沖突不是指日常的勞資矛盾，而是出現在眾多的領域，并采取空前激烈的對抗形式。例如，在政治領域，左翼政黨積極展開斗爭，甚至提出奪取政權的口號；資產階級改良派紛紛在大選中贏得勝利，如巴西的古拉特政府、智利的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等，特別是阿連德領導的智利社會黨在1970年大選中獲勝，流亡海外18年的庇隆于1973年回國當政。在學術領域，激進的依附理論于60年代在拉美形成。在社會斗爭領域，基層民眾的罷工、抗議浪潮此起彼伏，出現了像阿根廷“科爾多瓦風暴”那樣震撼全國的大規模罷工運動。更加引起世界關注的是拉美地區的游擊戰，60～70年代期間，數十支不同政治色彩的游擊隊在大部分拉美國家掀起的城市與鄉村游擊戰，對各國社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當時，西方輿論幾乎眾口一詞地把拉美社會的劇烈動蕩歸咎于國際共產主義、特別是古巴的煽動，并借此掀起國際性的反共宣傳浪潮。
其實，不論是美國政府還是拉美國家的統治階級內心都明白問題出在哪里。美國拋出的“爭取進步聯盟”計劃就是最好的佐證。1961年8月在烏拉圭埃斯特角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會議上，由美國肯尼迪政府提出的“爭取進步聯盟”計劃正式出臺。這個計劃的目標是，美國和拉美國家“更緊密地進行合作，以加速拉丁美洲成員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使它們能在適合它們自身需要和愿望的民主社會里，取得最大限度的福利水平，使所有的人都有均等的機會”（注：肖夏娜·B.坦塞：《拉丁美洲的經濟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1980，中文版第156頁。）。美國政府不僅承諾為實現計劃目標提供資金支持，而且要求拉美國家進行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社會變革。盡管美國表面上強調要實現民主，但實際上是積極支持軍事政變的。
20世紀60～70年代，拉美的所謂“軍事威權主義”政府與歷史上的軍事考迪羅政府有明顯的不同。第一，基本上放棄了由考迪羅（首領）個人獨裁的形式，由陸、海、空三軍（有的還加上警察部隊）首腦組成的執政委員會行使權力。第二，起用文人技術官僚擔任政府部門職務，因此，有學者將這類政府稱為“官僚—威權主義政府”。第三，這些軍人政權都致力于發展經濟，其中巴西、秘魯、智利等國的軍政府還被稱為“發展型”的強政府。第四，這些軍政府無一例外地對國內左翼或激進政治勢力進行殘酷鎮壓，使大批進步人士遭到監禁、殺害，或失蹤、流亡，各類城鄉游擊隊更被無情彈壓，以至在80年代這些軍政府已經交出權力之后，社會各界調查軍人統治期間的失蹤者、聲討軍政府侵犯人權的運動還久久不能平息；阿根廷“5月廣場的母親”為尋求失蹤兒女而發出的血淚控訴，更使世人為之動容。60～70年代拉美軍人政權的上述特點表明，軍人們看到，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場空前激烈的社會沖突，是一場社會危機、發展危機。他們只能通過加快經濟發展來緩解這場危機，而要加快發展首先必須穩定國內局勢。軍政府恰恰可以發揮文人政府所不具備的優勢，實行軍事獨裁，取消憲法保障，解散議會，停止政黨活動并取締某些政黨，對反對派和游擊隊進行武力鎮壓；與此同時，啟用大批文人技術官僚來管理經濟和其他專業性較強的部門。
第二個政治周期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即1978年左右出現的以軍人政權“還政于民”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到90年代初，拉美各國都形成了由民選的文人政府當政的局面，民主化進程由此進入“鞏固階段”。在這個新的政治周期中，拉丁美洲沒有重復民主與獨裁交替的歷史，但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廣大民眾由對民主政治的熱切期待走向了對政治民主的巨大失望。
盡管20世紀80年代是拉美國家現代化歷史上經濟發展最糟糕的10年，但是，當時廣大民眾還沉醉于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化的歡樂氣氛之中，市場化改革也還處于早期階段，其負面效果尚未充分表現出來。進入90年代以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可以說，拉美國家又進入了新一輪的社會沖突激化期。90年代以來的10多年間，拉美國家先后有5位民選總統被中途廢黜或被迫交權，實際上，無一例外都是被群眾抗議運動趕下臺的（注：這5位總統分別是：厄瓜多爾總統布卡拉姆（1997）、厄瓜多爾總統馬瓦德（2000）、阿根廷總統德拉魯阿（2001）、玻利維亞總統桑切斯·德洛薩達（2003）、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2004）。）。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2004年初在反政府武裝兵臨城下時交權出走。從1980年至2003年長達24年中，海地人均GDP 累積為負增長，民眾不造反才是怪事。阿根廷在上世紀初是世界10大富國之一，到2002年，大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超過40％。阿根廷2001年危機所引發的政治動蕩尤其具有戲劇性，在短短十多天內更換了5位臨時總統，充分顯示了“鍋碗瓢盆的力量”（指民眾敲著鍋碗瓢盆上街抗議）。許多長期活躍在拉美國家政治舞臺上的政黨政治威望明顯下降。以拉美左翼政黨為中心的“圣保羅論壇”和以非政府組織為核心的“世界社會論壇”（設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舉起了反對全球化，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旗幟，影響力不斷擴大。國際輿論認為，“世界社會論壇”已成為與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分庭抗禮的國際舞臺。種種跡象表明，拉美國家的社會動蕩呈現加劇之勢，例如，哥倫比亞反政府武裝的活動已經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迄今還沒有找到恢復國內和平的有效途徑；墨西哥1994年爆發的恰帕斯農民反抗運動還在繼續；拉美國家兇殺案的發案率達到每10萬人25.1起，為世界之最；拉美的在押犯人超出監獄容納能力的38.2％，如此等等。因此，盡管拉美國家經過70年代末期以來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之后，拉美的民主國家從來沒有這么多，拉丁美洲的民主也從來沒有延續過這么長的時間，但是，當前民眾對民主的失望也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聯合國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根據對18個拉美國家的調查，有56.3％的被調查者認為：經濟發展比民主更重要；有54.7％的被調查者認為：如果一個專制政府能解決經濟問題，他們將支持專制政府（注：參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思想與貢獻：拉丁美洲的民主》，2004.）。
五、幾點深層原因
從總體上說，拉美國家屬于資源豐富，人口密度小，教育普及程度較高，工業化與現代化也起步較早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這些國家社會貧富分化的現象長期以來不見緩解呢？從我們對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初步考察來看，似乎除了上文分析過的一些政策層面的原因外，還存在某些值得關注的深層原因。
1、社會財富的占有過于集中
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參與收入分配的權力大小是與其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直接相關的。拉美國家生產資料被少數人壟斷性地占有出現于殖民地時期，是在歐洲殖民者肆意掠奪印第安人財富和殖民地奴隸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18世紀末至19世紀頭25年間拉丁美洲所經歷的獨立革命并不是一次社會革命。這場革命雖然使一大批拉美國家贏得政治獨立，但沒有改變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殖民地時期以大地產制為代表的財產占有制度被新獨立國家的統治階級（土生白人地主、天主教會和軍事首領們）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
從獨立以來，特別是從1870年前后現代化進程初步啟動以來，這種社會財富占有高度集中的狀況為什么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呢？
原因之一，上層統治階級對土地、自然資源等主要社會財富的進一步兼并。從獨立到19世紀末期，上層統治階級以土地兼并為中心的財富擴張主要是以兩種方式進行的。其一，在19世紀中期以前，許多拉美國家的統治階級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對殖民地時期處于“邊遠”地區的印第安人進行征服，“收回”大片土地加以瓜分，如阿根廷對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南的廣大地區的征服，智利對南方地區阿勞烏干人的征服，等等。又如，19世紀初葡萄牙王室逃亡到巴西后，王公貴族們就掀起了土地兼并的大浪潮。其二，19世紀中期以后的半個世紀內，拉美國家普遍進行了自由改革。這場改革的宗旨之一是建立“自由的”土地與勞動力市場。一方面，大量剝奪天主教會的地產，以削弱教會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廣泛剝奪小農、特別是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迫使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通過上述途徑獲得的大量土地主要被權勢階層廉價收購或無償占有，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大地產制度，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
原因之二，在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拒絕進行必要的社會變革。1910年墨西哥大規模農民運動的爆發，第一次把拉美國家的農民土地問題提上了政治議事日程。遺憾的是，1910～1917年的墨西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被某些政治勢力引上了改良主義道路。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從那時起斷斷續續地進行了100多年，始終未能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在其他拉美國家，如玻利維亞、危地馬拉、秘魯、智利、尼加拉瓜等國，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起也先后發生了規模不同的革命或改革運動，但或因其取得的成果本來就有限，或因其取得的成果被新上臺的右翼政府一筆勾銷，都未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目標。對更多的拉美國家而言，即便在古巴革命的強烈沖擊之下，統治階級也沒有在社會變革領域邁出任何實質性的步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美國家的上層統治階級奉行的是所謂“現代傳統主義”。根據學術界的解釋，現代傳統主義“是一種精英意識形態。其宗旨是既要推動經濟增長與現代化，又要避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和權力分配等方面發生變革，或至少要將這類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注：CEPAL，Desarrolloy cambio social en Am érica Latina ，p.7，1979.）。
原因之三，在現代化過程中忽視了中小私營企業的發展。拉美國家在早期工業化階段（1870～1930）就采取大量引進外資的方針。國內原有的手工業階層基本上被外來商品的競爭所淘汰。本國私人工商企業主主要來自于少數大地產主和較有實力的外國移民，并始終處于一種弱勢地位。隨著20世紀30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的出現，國家資本迅速崛起，在拉美國家中由國家資本、跨國資本和本國私人資本構成的“三角架”結構中，本國私人資本始終是一條“軟腿”。本國私人資本中并不乏實力雄厚的大企業，但中小企業呈現先天不足狀態。一方面，長期囿于國內市場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客觀上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國家的政策支持過分偏重于本國私人大企業，對中小私人資本創業規定的“門檻”過高，政策支持力度不夠。80年代以來急劇的對外開放過程使大批中小企業在激烈的外來競爭中破產倒閉。因此，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就伴隨著一個社會財富集中化的過程。此外，拉美國家的農業現代化走的是在大地產制基礎上的機械化、技術化道路。這種模式可能對加快農業產業化有利，但嚴重限制了中、小農業企業的發展。
2、對現代化進程中城市創造就業的潛力缺乏科學的預計
就業是民生之本。拉美國家從早期工業化階段起就一直采取鼓勵國內移民的政策，導致近100年來持續的農村向城市移民浪潮和城市化的失控。實行這一政策的初衷是想緩解農村因土地問題引發的社會沖突，因而鼓勵向城市移民被認為是一道“排氣閥門”。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人們對于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城市創造就業的潛力缺乏科學預計。直到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城市就業問題凸顯，非正規就業大量涌現，城市社會沖突激化，人們才開始對城市化的速率問題、城市創造就業的實際能力問題等有所反思。拉美國家的歷史教訓之一可能是沒有充分發揮農村與農業的就業潛力。面對80年代嚴重的經濟衰退，盡管拉美各國都采取降低報酬、維持就業的政策，但城市公開失業率還是大幅上升。進入90年代后，不僅市場化改革和經濟低迷對就業造成負面影響，而且國際競爭加劇和產業結構調整使就業彈性普遍下降。可以說，拉美國家的就業問題是歷史遺留的問題與新形勢下出現的問題疊加在一起，解決的難度更大。
3、國家未能有效地發揮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職能
在拉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家在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例如，普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和社會開支，頒布改善勞工待遇的勞動立法，等等。但與此同時，許多相關制度和政策又很不完善，例如，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人們享受養老、醫療等的待遇往往因其所在部門、行業與政府討價還價能力的大小而出現重大差別，大多數拉美國家都沒有建立諸如工傷保險、家庭救助等主要面向體力勞動者和貧困家庭的保障機制；在教育領域，公共教育開支過分地向高等教育傾斜，因而主要是高收入階層從中受益；經常性的高通貨膨脹嚴重損害了工薪階層的實際收入；國家的稅收政策、信貸政策等則長期有利于高收入階層，等等。如果說，80年代拉美各國政府社會開支的普遍縮減主要是由于經濟形勢所迫，那么，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展開，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就成為一種有意識的改革目標，導致像阿根廷這樣過去有“福利國家”之稱的地方社會問題也空前惡化。正如阿根廷一位社會學家所說：“在現代社會，沒有社會凝聚力也就沒有國家（Nación ）。社會凝聚力是需要經濟成本的，這個成本不能由最弱勢的群體來支付。即便為達到最起碼的凝聚力水平，國家（Estado）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注：Susana Torrado，Ajuste y cohesionsocial Argentina：el modelo para no seguir，en Tareas ，Revista del Centro de a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de Panamá，p.23.mayo-agost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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