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后新自由主義”政府拯救國家職能 使社會政策優(yōu)先

　　——訪巴西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埃米爾·薩德爾

　　恩里克·洛皮斯 魏 文編譯

　　從表面看新自由主義將賭注壓在市場、私人部門和在所有領域解除調控，這樣簡單地看國家就成為供求自由流動的一種障礙。但是，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政府加緊利用國家機器實施反對改革的措施?？墒窃诶∶乐捱M步的政府或“后新自由主義的”的政府賦予國家另外的作用，據(jù)巴西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埃米爾·薩德爾說，面對與美國的自由貿易條約，放在優(yōu)先地位的是社會政策，而不是財政調整或地區(qū)一體化和南—南交流占優(yōu)勢。埃鈥爾·薩德爾阿萊格里港世界社會論壇的創(chuàng)始人—推動者之一，此外他還是圣保羅大學和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的退休教授。2006年至2012年曾是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理事會(CLACSO)的執(zhí)行秘書。他的主要著作有《盧拉和迪爾瑪，巴西后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十年》、《新的笨人：拉丁美洲左派的道路》、《阿蔞格里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歷史的復仇》等。他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現(xiàn)代百科全書》的協(xié)調員。

　　洛皮斯：因私有化和解除調控的政策、屈從于國際傾向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在拉丁美洲開啟了一個被稱為“后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的時代。新自由主義是在什么環(huán)境中發(fā)展的?“后新自由主義的”回答是如何策劃的?

　　薩德爾：資本主義走向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是世界范圍內一些因素變化的結果。首先是社會主義在“冷戰(zhàn)”中失敗，一個“兩極的”的世界走向另一個在美國帝國霸權之下的“單極”世界。此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資本主義擴張的長周期(延長達70年)結束，這意味著從一種凱恩斯主義的調控模式走向一種市場自由的模式。這些因素代表著一種力量對比的變化非常有利于由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在這個框架內出現(xiàn)了新自由主義。想法是資本主義已經(jīng)不再增長，進入了一個衰退的長周期，因為據(jù)說是存在數(shù)量過多的調控。解除調控后，資本主義將再次起作用，所有人都贏。但是由于“自由化”實際上發(fā)生的事情是資金從生產部門大量向投機部門轉移，此外還有投機部門在在世界范圍內的霸權。于是發(fā)生的情況是民眾的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處在防御的地位。拉丁美洲是一個特別的受害者，因為從70年代到80年代它遭受了債務危機，在政治上很重要的國家如巴西、烏拉圭、阿根廷或智利的軍事獨裁，世界上大量的新自由主義的政府處于一種非常“激進的”模式。反應產生在選舉政府的方式上，表現(xiàn)為拒絕新自由主義和它的管理失敗。

　　洛皮斯：“后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在哪些國家得到行政權力?它們的特點是什么和實施什么政策?

　　薩德爾：不論是因為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1998—1999年的巴西危機或2001—2001年的阿根廷危機，還是因為它們沒有履行自己的承諾(甚至通貨膨脹也沒有控制)，特別是因為不平等和社會排斥的加劇，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確實失敗了。由查韋斯(1999年)開始到拉法埃爾·科雷亞(2007年)的政府的浪潮從根本上提出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模式。一些人(在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或玻利維亞)提出將超越資本主義作為戰(zhàn)略目標，但是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是克服新自由主義和用另一種模式取代它的思想，對后者還沒找到一個更好的詞匯來確定它，我把這些政府稱為“后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它們的基本特點是面對與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條約，將社會政策放在優(yōu)先的地位，而不是將財政調整、地區(qū)一體化的優(yōu)勢、南—南交流放在優(yōu)先地位。最后，是這些政府推動“拯救”國家。反對市場中心論，國家在政治、經(jīng)濟發(fā)揮積極的作用，以便保障社會的權利。

　　洛皮斯：2013年你協(xié)調一本關于巴西工黨政府的十年的書。主要的成績和缺點是什么?盧拉和迪爾瑪?shù)恼畬崿F(xiàn)打破新自由主義了嗎?

　　薩德爾：工黨的政府結束了費爾南多·科洛爾·德梅羅和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后新自由主義的”的政府的周期。結束私有化進程，恢復社會政策的優(yōu)先地位，將“后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的其他事項放在優(yōu)先地位。但是由于它們接受的負面的遺產，沒有在國家進行結構性的變革。比如，金融資本的霸權繼續(xù)有效，這對保持高增長的水平是一個障礙。在農村農業(yè)交易的分量對糧食自給和土地改革的政策的進展是另一個障礙。第三，媒體由私人壟斷是加強政治上的反對派的一個因素。最后的因素是選舉運動中私人提供資金造成公司壓力的團體在國會中處于壟斷地位。在上面提到的某些情況下，政府開始提出變革，但是在另外的情況下沒有找到這樣做的方式。這使得進展有限。

　　洛皮斯：2014年巴西無地勞動者運動(MST)滿30周年，它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運動之一，150萬人參加。它和工黨政府的關系如何，特別是在農業(yè)產品加工業(yè)的問題上?

　　薩德爾：巴西無地勞動者運動是一個很特別的運動。它為土地改革而斗爭，但是也有對事情也有一個政治的視角。如果巴西無地勞動者運動的方針只是為了政府的農村政策，它就應當有更強硬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它持人這一立場。但是它還作為一個社會和政治的運動，知道國家的兩極分化(不僅在巴西)，選擇在右翼。甚至當某些階層離開政府或從政府離職時，如馬麗娜·席爾瓦，加入了右派。因此巴西無地勞動者運動是采取反對右派和政變的前景的斗爭行動，這使它在應當做的事情上更接近政府，如果只是考慮土地問題，進展是很小的。

　　洛皮斯：新自由主義也是(或特別是)一種價值的刻度，一種世界觀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拉丁美洲左派的政府在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中打開了某種裂縫了嗎?

　　薩德爾：這是在所有的國家出現(xiàn)的一件事情，因為新自由主義不僅改造經(jīng)濟和社會的結構，而且也改變價值。強加一種精英的集中于消費者的文化上，而不是集中在人的權利上，到最后它對美國代表著一個力量的因素。這被稱作“美國的生活方式”，在購物中心(和表面上顯示的廣告機器)有它生活方式的模范格式。甚至在取得重大的社會經(jīng)濟進步的國家(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巴西、阿根廷或烏拉圭)仍然沒有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有選擇的意識形態(tài)。關于這個問題，英國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做了非常嚴肅的思考：當左派最后掌握政府時，因自由主義的政府已經(jīng)耗盡，失去了思想的戰(zhàn)斗。這就是左派遇到更多的困難去抵消新自由主義的浪潮的事情。

　　洛皮斯：“后新自由主義的”政府賦予國家什么職能?

　　薩德爾：國家在減少它的職能和將公共部門手中的財產私有化的時候，它也是新自由主義的犧牲品。拉丁美洲進步的政府恢復了國家的作用。但是的揮作用的模式來說這是一個不適用于與民眾運動不同的關系的國家。它一般沒有這方面的機制。在巴西通過對6000萬人實施的“家庭錢袋”計劃做到這一點是一個“奇跡”。我知道這是如何實現(xiàn)的，但是它與國家深深的沒有生所和官僚主義的性質是不共存的。那些重建國家職能的國家對此有很好的正解，特別是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更不用說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國家繼續(xù)面對不同方面的很嚴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重建職能開始時是做得不好的，最好的時候以后在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并沒有同樣清楚的前景。我認為我們所有的國家必須重建國家，因為這是一種為了隨性和現(xiàn)存在統(tǒng)治關系的再生產而建立的國家。不是一個為了履行社會的國家。是一種極為軟弱的因素。因此，進行一次選舉的改革或是對正常提供資金的改革是不夠的。

　　洛皮斯：你對拉丁美洲以“自主”的方式開展的關于國家和政黨斗爭有什么看法?

　　薩德爾：我認為在建設一種有選擇的霸權的時候已經(jīng)失敗了。世界社會論壇被非政府組織占主導地位的存在而掏空了，這些非政府組織持有一種反國家、反政黨和反政治的立場。在抵抗新自由主義時一個共同陣線是可能的，但是最后到了尋求選擇的時候。“特殊任務小隊”運動的口號如“讓氖人滾蛋!”—那是自殺。薩帕塔分子也將為了選擇的一種爭奪排除在外。好像沒有一場全國政治的爭奪，從“下層”進行改造是可能的，這已經(jīng)不是墨西哥的現(xiàn)實，而是也不是恰帕斯的現(xiàn)實。我認為他們推動了歷史的火車。類似的運動在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建設了政黨，為了盟主權而，走向領導社會。此外，沒有國家，世界社會論壇的基本主題不可能付諸實踐。調控資本的自由流動，肯定社會的權利，……誰去做呢?總之，這是閹割性的因素，將世界社會論壇降低到不重要的地位。

　　洛皮斯：關于“后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的政治對手，說的是傳統(tǒng)的右派或是說想變成更拿得出手的一堆垃圾廢物?

　　薩德爾：拉丁美洲右派的政黨或是社會民主黨的右派“恢復原狀的黨”成了它們的模式的俘虜。在最后的情況下，他們在巴西、烏拉圭、委內瑞拉或阿根廷的候選人保衛(wèi)自由市場的政策。在口頭上他們確實同意將保持社會政策，但是當談到他們的經(jīng)濟建議的時候，說的是使任何社會政策都不可行的模式。在巴西“精神宗師”馬麗娜·席爾瓦的判斷是國家的問題是工資過高。盡管他們說因為對選舉合適，他們將保持這一政策，公共銀行將一個不留?，F(xiàn)在右派有傳統(tǒng)的政黨的渠道已經(jīng)行不通，因為他們繼承了已經(jīng)失敗的政府的形象。在智利誰勝利了?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前總統(tǒng))，他獲勝靠成功的企業(yè)家的威望。路易斯·拉卡列在烏拉圭，卡普旦萊斯在委內瑞拉，毛里希奧·羅達斯在厄瓜多爾，塞爾西奧·馬薩在阿根廷……都企圖尋找來自傳統(tǒng)的政黨制度“之外”的人。比如在巴西媒體企圖用馬麗娜·席爾瓦做文章，其想法是超越左派--右派的分化，用“新的政策”和類似的學說的語言表達。它們不得不尋找具有這些特征超越右派的過去的人物(不僅是最久遠的獨裁和鎮(zhèn)壓有過去，而且是新自由主義的過去)。但是當這些候選人確定他們的模式時，結果落入新自由主義的原則。曲高和寡用新的面孔。這是他們最脆弱的因素。

　　洛皮斯：在拉丁美洲私人媒體被認為是“右派的黨”這成為一個共同點。“后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在將媒體國有化或推動調控的立法方面有進展嗎?

　　薩德爾：媒體是右派的力量的一個因素。甚至是在進步的政府將有化，從上面取締反對派的媒體的時候，推動公共的媒體但沒有私人電視臺有吸引力的所有因素(體育、演出節(jié)目、美國系列劇等)。我們確實不是生活在一個深刻的社會政治化的時代，以便讓一個公共新聞頻道24小時都有很高的收視率。盡管進行了國有化，有許多更好的新聞頻道(如南方電視臺)，與私營媒體的競爭繼續(xù)是很不對等的。在2010年巴西的總統(tǒng)選舉中，全國新聞協(xié)會的主席和《圣保羅之頁報》社長斷言，面對政黨的軟弱媒體是反對派真正的政黨。這是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事情，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不說出這一點。這些媒體在全國范圍內從來沒有實現(xiàn)它們的候選人的當選，但是在削弱進步的執(zhí)政的政府的能力方面它們有重大的勢力。

　　洛皮斯：為什么在屈從于重大的財政調整和緊縮政策的歐洲特別是在外圍國家沒有采用類似的進步的選擇呢?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何時時“扭轉”它的道路?

　　薩德爾：一個有重要意義的時刻是密特朗第一屆政府過后的幾年。當時發(fā)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后來，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模式，這意味著社會民主黨一種嚴重的“恢復原狀”。現(xiàn)在這些困難因策劃了歐洲統(tǒng)一和采用歐元的方式而擴大了。這是一個給有可選擇的政策的歐盟裝上鐵甲的“陷阱”。盡管進步的政黨贏得了選舉，它們被拴在模式之上。在拉丁美洲那時一切都在準備讓美洲自由貿易區(qū)將巴西和美國聯(lián)系在一起，但是巴西否決了那種選擇并使其無效。于是美國轉向達成雙邊協(xié)議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從那里起打開了地區(qū)一體化的道路，這在歐洲沒有發(fā)生。

　　洛皮斯：在“多極的”世界中，如何界定這些在美國的霸權中撕開裂縫的進步政權?它們得到金磚國家集團具體地說得到中國和俄羅斯這些國家的什么支持?

　　薩德爾：除了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政治制度的看法之外，客觀地說它們在為了一個打破美國霸權的“多極”世界的斗爭中發(fā)揮著一種重要的作用。2013年8月美國想具備了轟炸敘利亞的一切條件，這將是打擊伊朗的先兆。隊了對奧巴馬的措施不予支持，俄羅斯建議與敘利亞談判，這就阻止了轟炸的前景，為與伊朗的談打開了空間。今天存在著美國(世界上唯一對所有的地方都有興趣的大國)“單極”能力軟弱的因素。另一方面，金磚國家集團與南方共同市場、南美洲國家聯(lián)盟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的國家簽署了許多雙邊協(xié)議，這改變了拉丁美洲與世界的關系。存在著矛盾的因素，但是在原則上是一種有活力的關系。

　　洛皮斯：西方的媒體在它們的網(wǎng)頁上批評在某些金磚集團成員國對反對派、言論自由和腐敗的打擊。關于經(jīng)濟的前景比如在拉丁美洲有“衰退”和“制約”的說法，在這焦點的背后存在深刻的利益嗎?

　　薩德爾：十年多以前，人們說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減速。但是，如果中國今天增長7.5%，這比十年前增長10%更多，因為現(xiàn)在一部分增長是更高得多。此外，今天有哪個國家有7.5%的經(jīng)濟增長率?但是在媒體上說有一個“減速的趨勢”。還說拉美國家的增長率下降了。當然，但這不是一種“衰退”，在歐盟則發(fā)生了衰退。另一個問題是巴西右派對巴西國家石油傾情的運動，這在媒體上有反響。巴西石油公司是國家主要的企業(yè)，是一個很大的成果，這是國家的，不是私營的。這使右派很不舒適，因此找出側面的事情企圖使它失去信譽。這樣就制造了一種輿論的環(huán)境，似乎迪爾瑪·羅塞夫把巴西石油公司的指揮權交給一個私人的執(zhí)政者，目的是為了拯救公司。如果這樣做。那是一種自殺。但是每天在媒體上都出現(xiàn)特定的“人物”稱任命是緊迫的。但是，迪爾瑪·羅塞夫任命了一家國有企業(yè)(巴西銀行)的前總裁阿爾德米爾·本迪內去挽救巴西石油公司的形象。她在演說中再次肯定巴西所有原則都保持有效。這就是私人壟斷媒體的嚴重后果。

　　洛皮斯：是什么原因使像(西班牙)《國家報》這樣的報紙將哥倫比亞或墨西哥作為經(jīng)濟“搞得好”的參考，還將太平洋聯(lián)盟(由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和秘魯組成)作為同樣的參考，與此同時卻憤怒地猛攻美洲玻利瓦爾聯(lián)盟或南方共同市場的國家?

　　薩德爾：這已經(jīng)不是從政治立場非常負面的說法，而是(西班牙)《國家報》和它的記者們實踐的新聞學的說法。存在一個由《國家報》、(英國)《經(jīng)濟學家》、(美國)《華爾街日報》或《金融時報》組成的國際院外集團，它的專門職能就是反對巴西。盧拉(巴西前總統(tǒng))作反饑餓斗爭世界上重要的領導人讓它們不舒適。同樣巴西讓它們不舒適，這是一個位置不在新自由主義座標中的國家。重要的是巴西社會狀況的變革。因此做好新聞工作要去看在這個國家發(fā)生了什么，解釋為什么，盡管有媒體的“包圍”，工黨第四次選舉了共和國的總統(tǒng)。最近這些媒體甚至說墨西哥的形勢比巴西的形勢更好?，F(xiàn)在它們已經(jīng)不能這樣做了。秘魯有一個絕對沒有威信的政府。巴切萊特使智利接近南方共同市場，降低了這個國家在太平洋聯(lián)盟中的側影。哥倫比亞還在軸心內部，但是它與巴西和其他國家保持大量的貿易交往。這不是烏里維(前總統(tǒng))的哥倫比亞。發(fā)生的事情是《國家報》不僅代表著一種政治立場，而且代表著西班牙大壟斷企業(yè)在拉丁美洲的利益，這種利益受到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或阿根廷政府的影響。這家報紙訪問的地方都是被銀行、雷普索爾公司和西班牙私人公司的利益變壞了的地方。

　　洛皮斯：最后，你寫了一本題為《歷史的復仇》的書。用這種表達你想說什么呢?

　　薩德爾：提出了歷史的終結。正在贏得比賽的人想在這個時候結束比賽，但是歷史并不適應這種提法。存在著社會主義陣營結束并沒有解決的客觀矛盾。相反，在世界上美國能夠將“美式和平”(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強加于人，但是沖突的多了。此外，許多沖突沒有得到控制。美國甚至不能夠同時解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沖突。因此，對抗的空間成倍增加，因為西方在經(jīng)濟上的勝利沒有代表進步，而是新自由主義、危機和金融投機。存在著一種歷史的力量，它不能靠意愿或通過法令阻止。在90年代，我們覺得拉丁美洲不會打破已經(jīng)建立的框架(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左派的失敗和士氣低落、鎮(zhèn)壓、一部美國生活方式的殘暴的機器……)，但是與美國能夠期待的事情相反，它在本地區(qū)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孤立。歷史表明矛盾繼續(xù)有生命力。在深度上社會主義最好的宣傳者是資本主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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