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陸，古巴國際主義50年
譯者： 閻紀宇
 
　　Havana Nocturne:

　　How the Mob Owned Cuba and Then Lost It to the Revolution

　　作者：TJ English

　　2008

　　譯者：閻紀宇

　　2009 4 27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跋：

　　反攻大陸，古巴國際主義50年

　　一九九一年圣誕節，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辭職，蘇聯解體。古巴進入特殊時期，一年之內，進口量與出口量急遽下降八成，蘇聯的年石油供應從1400萬驟減至400萬桶。短短兩年，古巴人體重平均減少將近十公斤。1996年，美國通過新法，升高對峙氣氛，加緊封鎖古巴，狀似要在棺材上，鉆緊最后一根釘子。

　　美國沒有成功，又是十多年過去了，古巴還是好端端、屹立不搖，應驗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所說，古巴的存在“讓人迷惘”。甲之毒，乙之肉。美國主流意識與價值的不知所措，正是另類理念的堅定向前。如同去（2008）年十二月，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的創始人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觀察，古巴已經否極泰來，正在“重返舞臺”。

　　華勒斯坦說，這是“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我們可以說，這個事件其來有自，這是古巴心口如一，奉行國際主義五十年，日積月累所得到的部分成績。《紙醉金迷哈瓦那》既已鋪陳五十年前，古巴革命的事出有因。這篇跋文就勾勒其后五十年來，新古巴的國際主義理念與實踐。

　　古巴國際主義的根源：美國的意識形態

　　早在1954年，危地馬拉總統阿本治（Jacobo Arbenz）得到共產黨在內的支持，發動土地改革。雖然阿本治的改革溫和，卻已損及美商青果公司的利益，于是瓜國軍官在山姆大叔操盤下政變，土改功敗垂成。當時，切·格瓦拉（Che Guvera）剛好在危地馬拉九個月，整個事件的始末，他都親眼目睹。

　　1959年元旦，古巴起義軍占領東部三省。五日，革命臨時政府在圣地亞哥成立，卡斯特羅于八日率兵進入哈瓦那，腐化的總統巴提士塔（Fulgencio Batista）逃離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七日，彼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已經向卡斯特羅示好。他撤換殷富，并且與巴氏親善的大使史密斯（Earl Smith）。繼任的人是職業外交官邦薩（Philip Bonsal），他與中間偏左的政府，歷來親善。

　　卡斯特羅上臺之初，美國表現“正常”。畢竟，1902年古巴形式上獨立以來，主政者究竟是經由民選，或是在政變后取得大位、是改革派或保守派，只要不憾動其利益，美國都會接納。換個方式說，五十七年來，無論是幕后操作，或是在前臺公然頤指氣使，古巴與美國雙方的執政者，眉來眼去，一個老大自居、一個自甘作小，歧見不多。

　　一九五九年的武裝革命，開始有了差異。剛開始的時候，卡斯特羅是資產階級的左傾領袖，還不是共產黨人，對于馬列論述與思想，他也沒有太多接觸。不過，新政府的另兩位重要人物，有些不同。卡斯特羅的胞弟勞爾（Raul Castro）是古共黨員，格瓦拉還沒有入黨，但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現實政治方面，卡斯特羅對蘇聯所知有限，北極熊對卡斯特羅也無所了解，雙方要在古巴革命一年多以后，遲至1960年5月8日方告建交。在此，我們看到斯大林路線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確實為其繼任者奉行不渝，冷戰對峙出于地盤瓜分，非關理念的伸張。另一方面，美國依據慣例，總是敘舊為先，古巴同樣也因歷史使然，無法斷然與美國切割。當然，卡斯特羅們也不可能容忍美國繼續掌握古巴七成的可耕地，兩國交惡，只是早晚遲速的問題。果然，到了1959年5月，卡斯特羅啟動土地改革，損及美國富商利益，古巴與美國的關系急轉直下。1960年10月24日，政府將古巴所有美國企業國有化，預告了1961年1月3日兩國斷交，但一直要到4月17日，美國以1400名傭兵入侵豬灣（Bay of Pigs）后，卡斯特羅才首度宣告，這次古巴的政權變革，非比以往，古巴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在豬灣事件之后，古巴人的危機意識不可能不升高。這個時候，古巴應該已經掌握清楚，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古巴自身的存在對于美國來說，就是“罪惡”，因此，要維持自主與尊嚴，有賴于更多國家的向左轉。畢竟，對于外國，而特別是對于拉美近鄰國家的易幟，美國經常通過其代理人，撲滅違反其意識的政權。美國內部的文件說，“卡斯特羅政權的存在，就對拉美的左翼運動起了作用...”。古巴與美國無法和平共存，但不是古巴不讓美國生存，是美國容不得后院出現社會主義政權。

　　如此一來，古巴對外結盟乃至于主動攻擊（援助各國的左翼力量），也就等于是不得不然的防衛措施，進攻成為最好的防衛手段。假使有更多的近鄰轉向，古巴的自主路線與活動空間，才能更有把握。不過，古巴在對拉美大陸輸出革命經驗時，仍得謹慎而盡量減少美國干涉的口實。根據美國的估計，1961至64年間，在古巴受游擊戰或政治作戰訓練的拉丁美洲人，有1500至2000位。親身前往大陸的古巴人則不多，畢竟，“古巴的革命熱情仍有節制，因為不愿讓美國找到介入古巴的借口”。1961年8月美國允諾對拉美供應200億美元財政援助，這正是1959年卡斯特羅提出，但美國當時不接受的拉美馬歇爾計劃。顯然，這是一個安撫懷柔的方案，旨在減少古巴革命輸出的能量與效果。

　　到了1964年，拉美革命火花連番遭到撲滅，委內瑞拉、秘魯、阿根廷、尼加拉瓜...的游擊戰相繼被擊潰。早先在1961、62年間，蘇聯對于古巴的拉美革命輸出，原本就態度曖昧，到了這個時候則是公然表態，不予支持，反映在蘇聯運送至古巴的工業產品質量不佳，蘇聯技術與文官人員也很傲慢。對于莫斯科冷淡對待拉美的武裝斗爭，古巴愈來愈不滿。蘇聯對于古巴同樣失望，因為卡斯特羅的游擊戰路線，危及蘇聯與美國的關系。對于古巴的扇風點火，大多數向莫斯科輸誠的拉美共黨人也很不滿。1964年11、12月間，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召開拉美共黨秘密妥協會議后，古巴被隔離于拉美的解放斗爭之外，沒有任何一國的共黨支持在本國展開武裝斗爭，卡斯特羅于是“接著...將注意和努力...轉向非洲”。

　　回顧半世紀前的這段過程，我們至少可以后見之明地說，新古巴在建國前兩年的摸索，行動于特定結構中，又盡量維持作為改良或革命的進步份子應有的理想色彩與成績。相對之下，革命已經四十年的蘇聯在1950年代末已經老化，如果青春期仍不乏理念，此時則已世故，顯露為觀望古巴的情勢多于主動持援，若對比稍后立刻要提及的古巴外交政策，蘇聯的龍鐘老態，更見明顯。

　　古巴走向非洲

　　1959年6月格瓦拉訪問埃及之前，古巴高層從來沒有到過非洲。次年7月，勞爾（Raul Castro）再次走訪埃及，9月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在聯合國講演，鏗鏘有力，論及非洲問題。再過一年，卡斯特羅于1961年在南斯拉夫與不結盟運動的亞非領導人接觸；當年10月，甫于年初加入古巴情報單位的阿根廷青年記者馬色提（J.R. Masetti）銜命來到突尼斯，帶來卡斯特羅的協助意愿。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從1954年起，就對法國展開獨立游擊戰。1961年12月，古巴送來1500支來復槍、300挺機關槍（回程帶回76位傷員及兒童），但沒有志愿軍。

　　古巴最初在北非的這些活動，“與東西沖突毫無關系”。早在1959年以前，為了追求各自的獨立與社會改造，古巴與阿爾及利亞的兩支游擊隊，已經而發展出“自發的認同...與兄弟之情...”。1962年7月3日阿爾及利亞獨立，三個多月后，其總統貝拉（Ahmed Ben Bella）走訪美國，參加阿國加入聯合國的慶典儀式。肯尼迪總統殷殷勤勤地接待了他。當時，美蘇未曾事先照會哈瓦那，正在暗地協商，密謀解決古巴飛彈危機的條件。在這個節骨眼，美國完全沒有料到，貝拉在拜會甘乃迪之后，次日旋即飛往古巴。見此，美國人自是大為光火，有位助理回憶起肯尼迪，說他“對于這起似乎無知到了荒唐，又像是精心算計的公然侮辱，感到相當困惑”。雖然與其平素言論不符，當時美國的《基督教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倒是指出，貝拉前往哈瓦那，有其值得尊崇的理由：“感謝古巴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時，給予的道德支持，也為了古巴對阿國孤兒的照料。”

　　1963年春夏，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等等鄰國，因領土糾紛而產生沖突。事端起因于摩洛哥的年輕國王哈桑二世（Hassan II），他既醉心于權力，又以民族主義作為招搖的工具，意圖建構大摩洛哥。哈山背后有美國武器的支持，夾此優勢，哈山進逼阿爾及利亞，貝拉于是求助古巴。卡斯特羅毅然出兵，這不是容易之舉。一來，這個決定得冒些風險，可能得罪法國；其次，古巴剛剛才與摩洛哥簽訂契約，取得大筆蔗糖買賣的生意。卡斯特羅必須在伸張義理的堅持，以及出兵可能危及商機的忌諱之間，自做斟酌與決斷。古巴選擇前者，最終促使阿、摩兩國在10月簽訂熄火協定。11月8日，貝拉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訪問，他表示“如果有必要，我愿意為古巴而犧牲。如果古巴革命遭致摧毀或窒息，我將沮喪失望至極，因為這將等于舉世已無正義，寰宇不復存在尊嚴。”其后，蘇聯武器雖然大量抵達，直到1964年，蘇聯也一直強化阿爾及利亞的軍力，但情況是古巴人在前奔波，呼吁蘇聯又有更多的投入，而不是蘇聯驅使古巴作為其馬前卒。

　　美國約翰．霍普金思（Johns Hopkins）大學教授葛雷杰西（Piero Gleijeses）窮六年之力，閱讀及交叉比對美國、歐洲與古巴官方的公開檔案，參酌當時的傳媒報導，著有專書《互有沖突的使命：哈瓦那、華盛頓與非洲》（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在這本獲得美國外交史學會年度最佳著作的書籍，葛氏提出的結論如后，允稱“一垂定音”：

　　“古巴與阿爾及利亞的故事，今日幾乎無人復記；惟這是古巴與非洲的第一度主要接觸，不但如此，它也是古巴非洲政策的前序曲、預演……日后復制而擴大，相繼對葡萄牙多個非洲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亦伸以援手...始于1963年10月的阿爾及利亞經驗，其后推演到了其他政府，首蒙其利的是1965年的剛果。古巴的市民國際主義的英雄史詩，就從阿爾及利亞開啟。”

　　古巴在安哥拉

　　確實，這是英雄的行為。10多年后，古巴快速且有效馳援安哥拉黑人政府，世人大為震驚，也是出于相類的過程。1961至1974年間，古巴派至非洲的軍人不到2千。1974年春，葡萄牙政變，其殖民地安哥拉次年春隨即爆發內戰，三個追求獨立的組織安解、安盟與安陣， 分別得到蘇聯、美國與南非等同路人馬的不等程度之支持。1975年10月23日，南非在美國默許下，出兵協助南非與美國所支持的安盟。臺灣的研究者林永樂說，當時的南非政府“過分樂觀……政治上產生相當負面作用……（造成）非洲國家轉向（古巴與蘇聯支持的）安解...”。

　　當時，蘇聯給予安解的資助，以及美國、南非等國對安盟與安陣的支持，二者大約相當。不過，重要的在于，南非增兵后兩個多月之間，蘇聯居然未曾積極聞問，遑論出兵非洲。事實上，這次又是古巴自主決策，快速地回擊南非兵丁。美國總是認為，威脅其非洲利益的國家，最多就是蘇聯與中國，古巴全然未曾浮現在山姆大叔的腦海中。是以，1975年11月古巴部隊突然現身戰場時，美國根本難以置信，怎么可能：小小的佳勒比海島國，居然膽敢妄自發動，派遣部隊到了數千里之遙的安哥拉。會是這樣嗎？已經這樣了。美國寧愿相信，卡斯特羅只不過是蘇聯代理人，是承命令于蘇聯總書記布利茲聶夫（Leonid Brezhnev），圖像如果真是這樣，顯然更為符合美國及世人所認定的想當然爾，并且，美國政府也會覺得好受一些。特別是，古巴竟在這個時間出兵，太過奇怪、太過難解。因為，這是1975年，美國正打算局部恢復與古巴的正常關系，“何以卡斯特羅對這個史無前例的機會，嗤之以鼻？”。再者，中南美洲國家并無對外出兵的歷史與經驗。先前，只有巴西將領尾隨美國，在1965年派小批部隊進入多米尼加；1980至81年間，是有阿根廷出兵至尼加拉瓜，幫襯蘇幕沙（Somoza）這個腐化的家族政權。但自主揮師、濟弱扶傾而跨洋越海，三者合一，只有古巴。

　　再回到安哥拉。古巴出兵一個多月后，也就是1976年1月9日起，蘇聯才派飛機從哈瓦那運輸軍火與部隊，16日才與古巴簽軍事協同，表明將在該月底運送武器至安哥拉，直接供應古巴2500萬美元軍火，這是蘇聯運送給古巴的第一批軍事物資。但是，在最艱難的11、12兩個月，蘇聯雖然也增加對安解的軍事資助，但卻未協助古巴運送人員與武器。“在安哥拉，蘇聯并非熱衷的參與者”，原因終究難以透明。可能是1970年代的中后期，美蘇冷戰已經進入低蕩，誰也不想開罪對方；也許是蘇聯不滿古巴未經咨商，自行決定出兵；又或許是蘇聯心存懷疑，認為古巴根本沒有能力阻止南非入侵；還有，也有可能是蘇聯對于安解，還有一些保留。不論是以上哪一種情況，至少都能肯定一件事情：外界直觀的、脊椎反射式的想法，認定古巴聽命于蘇聯；但是，這不是事實，這是不公允的評價。何況，1977年5月27日安解面臨一場政變，主其事者與蘇聯的關系緊密。該政變即便沒有取得蘇聯的積極支持，至少獲有蘇聯大使的同情。此時，古巴再次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挫敗子政變。面對蘇聯，古巴采取雙軌路徑。一方面強調莫斯科的至高無上、是社會主義陣營大老。另一方面，古巴力挺與護衛安解，使其能夠努力維護自己所選擇的方向。

　　未事先征詢蘇聯的意見，卡斯特羅徑自揮師安哥拉，為什么？可能是時間緊迫，南非已逼近安哥拉首都。可能是卡斯特羅心意已決，擔心征詢被否決或淡然漠視，又將如何？畢竟前一（1974）年8月，古巴表示要出兵安哥拉，布利茲聶夫卻悍然對卡斯特羅說不。最后，卡斯特羅也有可能盤算，先斬后奏，說不定可以讓蘇聯不得不背書。當然，以后見之明來看，古巴這些行動其實是有跡可尋。美國自己在1968年就有情報顯示，卡斯特羅長期拒絕蘇聯的顧問，他也公開批評蘇聯，指其既教條又投機。是以，1960年代的古巴外交政策，比較接近戴高樂時期的法國對美國的態度。古巴對蘇聯的外交關系，還不如羅馬之以美國馬首是瞻，也沒有英德那么買美國的帳。葛雷杰西說，古巴對外伸出援手，“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理想主義，放在大國或小國的外交事務當中，這都不是尋常可見。”除了西非，在1970年代中后期之后，古巴也響應語言、歷史與血緣淵源較遠的伊索匹亞等東非國家的解放運動，這個部分的決定，也許存在較多的冒進成分，其成績也相對弱些。對古巴抱有同理心與肯定的人，對其評價于是多了一點負面的成分，如兩度成書，分析查韋斯（Hugo Chavez）路線對于委內瑞拉及拉丁美洲之前景的高特（Richard Gott），在《古巴：一部新史》這本書，就紀錄卡斯特羅在這個階段的冒進風格，卡斯特羅說，“部落主義可以快速到達社會主義”。不過，無論是理想或是冒進，確實都不合乎外交的斤斤計較。

　　古巴積極涉入非洲的解放志業，對于非洲人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被殖民者也能擊垮殖民者，黑人可以、并且已經戰勝白人。雖然1976年之后，安哥拉內戰持續直至2002年8月，三派才組成聯合政府，但先前仍有一段插曲，值得記錄。1987年11月，美國與南非再次支持安盟，它控制了安哥拉最大的產油地。兩國暗助安盟，使其對安解政府軍發動攻勢，迫使政府軍撤退至Cuito Cuanavale。這個時候，距離該地最近的古巴軍隊，距離只有200多公里。來不及照會蘇聯的安解政府，只能立即商請古巴協助。如同1975年的情況，經過四個月戰斗后，1988年3月，南非撤退，古巴再次成功維護了安哥拉政權，間接迫使南非白人政府與種族隔離政策，先做重大改變而后瓦解。1991年7月曼德拉（Nelsen Mandela）風塵仆仆，拜訪哈瓦那，當面向卡斯特羅表達謝忱。曼德拉誠摯表示，古巴那些時刻的義舉所催生的后續效應，堪稱非洲史的轉折點。

　　古巴在1987年底第二度持援安哥拉，主客觀條件與1975年，已有很大差異。正因為情境迥然有別，而古巴風格不變如昔，似乎更能凸顯其國際主義的理念與實踐的深刻與持久，遠遠超過世俗常情的認定。1980年代末的古巴，不再是當年國內經濟承平而國際經貿暢順于蘇聯與東歐集團。古巴的經濟從1985年以降已經困頓，戈爾巴喬夫在該年就任蘇聯總書記后，調整其內外政策，在此格局底下的古巴只能日漸被迫成為“中流砥柱”，不得不進入真正自力更生的年代。1988年12月22日，涉及安哥拉局勢的各方代表簽署和平協議，古巴同意從1989元月起27個月內，分批將部隊撤離安哥拉。從1975年11月11日至1991年5月，人口一千萬的古巴計有37.5萬人次支援安哥拉。參與其間的將領強調，“這是政治連結與團結的一種行動示意”，參與其間的古巴戰士，必然是“真正地志愿...若非志愿，何以甘愿冒犯生命的危險，就只為正義？”

　　投入前線的古巴戰士是否具備這個胸襟，是很重要。人溺己溺而馳奔他國流血流汗，是人因理念的貫穿而有的升華行動，極其珍貴。但是，小國寡民卻能濟弱扶傾、對抗強權二十多年，如何取信于人？無論是依照第三者的旁觀，或是以其敵手，也就是指南非或美國的眼光看待，古巴人焉能如此？他們總是覺得，果真古巴戰士長年心存這個理念，必定是古巴領導層的意識形態教化，相當成功。究竟是哪一種情況多一些，只有當事人知道，但至少有項重要的事實，可以就此澄清：古巴援助非洲國家，并非如同流行意識所說，以為是蘇聯授意或指揮。 誠如葛雷杰西教授考察與比對史實后，指出古巴在非洲的行動，出于“自衛與理念兼而有之的”動機，混合著“有些遲疑的、有自利成份的，也有理想成份的步伐”之展現。

　　古巴對外的醫療援助

　　新古巴成立后一年之間，流失許多高等教育人力。其中，六千位醫生走了一半。即便如此，早在1962年10月，古巴就曾派遣醫療團隊與護士前往非洲。“阿國大多數醫生是法國人，許多已經離開”，卡斯特羅解釋著，“阿爾及利亞人口比古巴多四百萬，但他們的醫生，僅有我們的三分之一，或還要少些... 他們身陷的局面，實在悲涼。”響應號召的女青年醫生培瑞羅（Sara Perello）新婚未久，她回想當時的情景，“卡斯特羅一說，我們無不感動。”1963年5月，她隨古巴醫療團隊，出發前往阿爾及利亞。這是古巴技術海外支持團的開始。古巴公衛部長說，“這很像是乞丐助人，但我們知道，阿爾及利亞人比我們還更加需要，他們也應該得到這樣的協助。”

　　到了21世紀，古巴對外的醫療資源分配，似乎分作兩部份。一部份如同商品，用以診治前來哈瓦那問病的人（俗稱“醫療觀光”，應該是以西方人士為主），以此賺取外匯。第二部份則大抵延續了古巴立國以來的國際主義襟懷與實踐，又可分作兩種。一是為比較貧窮的國家，培訓醫生，規模頗大。《經濟學人》（Economist）周刊說，這就是古巴在1998年創設的“拉美醫學院”，在2007年初之時，它有一萬名醫科學生（六年制），規模是美國最大醫科養成機構的十倍。這所醫學院只招收外國學生，大多數來自拉丁美洲，但也有91位中低階層的美國人，所有學生就學期間的食宿與學費全免。其中，物產相對豐饒的國家如委內瑞拉，也會以低于國際市場的價格，供應古巴石油等產品。再來就是古巴醫生來到保健相對落后的地區，為其住民提供醫療服務（比如，至南非協助艾滋病患）。這項服務也有平時與非常時期兩種。前者如古巴在委內瑞拉派有1.5萬位醫生與牙醫，后者如2005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發生大地震，古巴有2500位醫療人員持援，他們與災區的人生活在相同條件，比如，住在帳棚，不是住在飯店；古巴人持援的所得也很微薄，甚至還比巴國人少些。

　　由于古巴每萬人平均醫生人數是美國的2.5倍，因此禁得起長年有三分之一醫生在在海外工作或援助。贊賞的人每每稱呼這是讓人難以置信的利他行為。批評的人如賀栩斐（Hirschfeld, Katherine）博士，她采取歷史與微觀的檢視，認為古巴的健保成就被美化。另有些人則難以想象，竟有這么多古巴人的對外援助，出于自由意志。他們很難想象社會平等的關懷，對于古巴的重要性還是這么高，更不肯相信短缺外匯的古巴政府，還在通過這個方式表達團結的情誼。

　　實況究竟是何等面貌，誠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比如，公醫系統引進商業措施，服務海外人士之后，對于古巴國內的醫療提供，會有多少不良的影響，為了賺取外匯而產生的排擠作用，是否尚在合理范圍？古巴人難免為此產生怨懟，惟不滿之情是否還算平和？反過來說，假使古巴國內的醫療健保維持合理的水平，則古巴醫護人員的海外動能，理當不致衰退，如同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或許這樣的推論仍在情理之中？這里有兩份材料可以做為左證，說明古巴人民得到的醫療照料水平，即便在經濟困難的年代，應該還是相對的秀異。其一，2006年，德州大學“經濟不平等研究學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equality）發表詳細的調查報告與分析。作者群搜集并解釋許多數據，指出全世界在1990年代迄今，不平等的幅度持續擴大，古巴雖然未能身免，但幅度小了許多，“相當值得一書”，其中的重要因素包括許多公共服務未被放棄，醫療保健的預算甚至從1990年占政府總支出的4.93%，增加至2004年的11.00%，學生免費教育（至大學）的預算更從8.52%倍增至18.96%。另一個也不妨參考的資料是民意調查。2006年9月，美國蓋勒普（Gallup）在古巴進行的研究，顯示96%的人認為他們的醫療保健任何人均可使用，不分經濟所得；74%的人對于醫療服務表示滿意；98%的人認為他們的教育任何人均可使用，不分經濟所得；76%的人對于本小區的教育表示滿意。

　　古巴理念反攻大陸

　　古巴的物產與消費物資并不豐裕，卻有傲人的全民健保，美國的山川富饒、消耗世界兩成多資源，仍有五千多萬人尚未得到醫療服務，兩國之對比莫此為甚。美國的新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矢志改革，是否成功，還在未定之天。美國號稱國內奉行多方協商的自由主義，對外卻是單邊霸道掛帥，不惜公然違逆聯合國大多數國家表達的意見，特別是美國對古巴長達半世紀的經濟封鎖。

　　在古巴因經濟情勢丕變，進入特殊時期的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起，聯合國每年十月大會就有一項議案，就美國是否應該解除禁運，進行意見發表與票決。第一年有59個國家“敦請”美國松手，履行她在世界各地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往后，作此要求的國家。數目逐年增加，1994年破百，至2004年是179，2006年是183，到了去（2008）年，192個聯合國會員國已經有185國表態批評美利堅。2006年入夏，美國宣布，除援例編列預算補助古巴“民主”基金之外，她將另外在次年度提供一億五千萬美元，“扶植”有心人及其社團，襄助他們公然顛覆古巴。彷佛是響應美國的挑釁，小布什宣布前述新預算后，不到兩個月，擁有118個會員國、15個觀察員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國際組織，再次以實際行動聲援古巴，它選擇在2006年9月于哈瓦那舉辦第十四次大會。

　　各國的義憤很有道理。根據古巴提交聯合國的報告，至2005年為止，古巴因禁運而蒙受的損失，累計達810億美元，如果加上美國的破壞與顛覆等等活動，古巴的經濟與社會建設之失，還要多出540億美元。這些數字早就超過前蘇聯從1970年代中期以后提供的軍經援助總額。根據巴哈（Quintin V.S Bach）在《蘇聯經援不發達國家：統計分析》所進行的獨立核算，不含軍事，1970-1983年間，蘇聯給予古巴的補助是258.981億美元。但禁運不是冰冷的統計數字，它是活生生的不可思議，讓人乍舌于山姆大叔的無孔不入，雖然或許還帶有發噱的味道：從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會員法索羅（Tom Fawthrop）的遭遇，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法索羅經常從哈瓦那撰稿。2006年11月他發出一篇有關古巴醫生的報導，澳洲的報紙刊登后，從澳洲電匯稿費至他在英國的賬戶，銀行卻拒絕給付。原來，負責執行封鎖古巴的“美國海外資產管控署”（U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通過它的復雜軟件，攔截了這筆經由美國花旗銀行而進行的電子轉賬，并由花旗銀行紐約分行向當事人發出電子通知，指“因美國官署要求澄清，閣下的交易無法完成。請說明古巴醫生這筆金錢轉移的細節及交易目的...”。法索羅是英國人、不是古巴人、銀行轉賬沒有經過古巴，卻仍然納入美國政府的鷹眼監控。

　　美國的路線還能走下去嗎？外交跋扈，色厲內荏。內政不修，貧富擴大。1980年里根上臺時，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美國人擁有全國財富8%，2001年已經快要到達17%，至2006年，超過20%。經貿方面，1980年以前出超，其后年年入超，近幾年數額直逼六、七千億美元一年，是臺灣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的十倍！這些超額的消費長年依賴海外挹注，2008年仲夏起，卷起核爆，禍延世人伊于胡底，尚不可知。美國最為顧盼自雄的傳媒，除好萊塢之外，也得應對日漸增多的挑戰。1977年，《傳媒是美利堅的天下》，2008年同一作者再出新書，換成《傳媒曾經是美利堅的天下：美國傳媒式微錄》。CNN獨霸國際電視新聞不到十年，就有英國BBC在1991年基于經濟利益考慮，進場與CNN角逐。其后，愈來愈多國家切入，如南韓（1996）觀光部與KBS等電視機構連手、中國央視（2000）、卡達（Qatar）政府羽翼的私人半島電視臺（2006.11）、法國（2006.12）、南非（2007.7），及日本（2009.2），紛紛打出旗幟，投入大小不一的資源，推出英語的新聞頻道。各國以母語推出的國際頻道，數量更多，包括六個拉美國家聯合出資成立的公有“南方電視網”（Telesur），已經在2005年7月下旬開始制播，西班牙語為主，但也有葡萄牙語。

　　美國的力量相對走下坡，古巴的盟友日漸增多，特別是近鄰拉美國家在委內瑞拉示范下，正以不等的幅度與強度，遠離美國，靠攏古巴的理念。

　　1998年，查韋斯首次贏得總統大選，次年“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登場。2002年4月，委國的傳統菁英及其美國盟友發動政變，劫持查韋斯。一時之間，智利民選的左翼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的命運，似乎就要歷史重演。1973年，在美國中情局支持的軍事政變中，阿葉德殉道；所幸，三十年后的委國人民迅速包圍總統府，浩大聲勢，終于使政變不到兩日，就劇性性地瓦解。其后，兩種路線之爭在委內瑞拉更是赤裸進行，至今未歇。 2002年底，巴西勞工黨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當選總統，雖然激進立場有所調整，仍有可觀的進步政策，也有不俗的政績，將執政至2011年。 接下來，出身工人家庭的醫學教授巴斯克斯（Tabare Vazquez）在2004年10月獲取烏拉圭的大位，歷史上，先前烏拉圭從來沒有左翼政黨掌權。2005年12月，心向窮人的莫拉萊斯（Evo Morales）在高達八成五投票率的選戰中，同樣以過半選票勝出，在他之前，沒有任何原住民擔任總統。一個多月之后，即2006年1月，前所未有，智利選出女總統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億萬富翁落敗，拉丁美洲至此有了六個國家，由左翼執政。半年后，雖然左翼的前墨西哥市長以不到1%的差距，輸了大選，但很快地，曾在1980年代執政的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在野多年后，再度于2006年11月勝選，重新入主尼加拉瓜。到了2007年1月，又有左翼的政治經濟學家德爾加多（Rafael Vicente Correa Delgado）當選厄瓜多爾的總統；10月，阿根廷選出主張擴大南美共同市場的的女總統斐楠德姿（Fernández , Cristina）。2008年4月再有巴拉圭的盧戈（Fernando Lugo）破天荒，首次出現左翼政權，創下新的紀錄。由于自覺無力幫助貧民，曾在貧困地區擔任天主教會主教的魯戈在2005年卸下神職 ，一年后投身政治而兩年有成。2008年8月，玻利維亞的莫瑞雷斯在公民投票中，獲得更高的支持率，67%選民支持新憲法，莫瑞雷斯即將啟動土地改革..等等方案。查韋斯則在2009年2月，以55％贊成、45%反對的優勢，翻轉2007年12月未獲支持的新憲法（當時只有49%支持），其后，總統在內的政治職位，如果能夠在選舉中得勝，可以沒有任期限制，如同內閣制國家。2009年3月15日，薩爾瓦多選民終結了二十余年的親美政權；雖然執政黨投入的電視廣告經費，是左翼聯盟的四倍，盡管傳媒一邊倒地支持執政黨。左翼政黨聯盟富內斯（Mauricio Funes）初試啼聲，當選總統。外界認為富內斯是穩健的改革派，但也懷疑真正的操盤手不無可能是其激進的副手史冉（Sanchez Ceren）。18日，與古巴斷交48年的哥斯達黎加宣布將與古巴復交。

　　過去十多年來，拉丁美洲的社會與政局既然有了這些進展，那么，去年（2008）12月17日，拉丁美洲南方市場（Mercosur）會議，以及南美大陸和加勒比海23個國家組成的里約集團（Group Rio）高峰會在巴西召開會議時，古巴進，美國出，應該就是水到渠成。這是主客易位、歷史即將展開新頁的號角。1962年以來，古巴一直被拉美集體組織排斥在外，今日班師回朝，與此同時，過去經常與會的美國，首次坐上冷板凳，未獲邀請。華勒斯坦說，“古巴重返舞臺”是“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原因在此。臺灣的中央社今年2月19日跟進特稿，精彩描述“古巴情勢看好”，一年內八位拉美總統，加上兩位中蘇首腦絡繹于途，走訪哈瓦那的熱鬧盛況。

　　1962年10月，在沒有知會當事國古巴的情況下，美國與蘇聯私相授受，達成協議，是為所謂古巴危機的解除。當時，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世界人民動員起來，支持古巴人民，粉碎美國戰爭挑釁》。如今，近半世紀的歲月流轉，蘇聯不再存在、美國雖有歐巴馬卻欲振乏力、中國經貿力量龐大而人文價值乏善可陳。大國黯淡，適足以映襯小小古巴，實有可觀。五十年來，而特別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古巴在困頓中有所為有所不為，有變有不變，外界固然不宜奢望古巴“光被八表”，惟即便不語，其存在的自身就是示范，提供拉美人民及世人一個參照，不完美的古巴模式之明滅，折射了人類命運的光影。

　　馮建三

　　2009年3月21日政治大學走樟山寺·樟湖步道

　　委內瑞拉與查韋斯

　　1958至1998年，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國委內瑞拉雖有選舉，卻是“民主已經約定，別無分號”（pacted democracy）。兩大政黨談好條件，輪流作莊，就地瓜分石油富源。這個“民主約定”的代價是選舉有名無實，以及中產階級滑落，貧窮日增，1998年12月查韋斯以56％勝選，背景在此。1999年2月查韋斯就任，推出新憲法，12月二度經公民投票復決，總統任期由5年延長至6年，可連任一次，并新設罷免機制。2000年7月依據新憲，查韋斯參與大選，獲59.8％支持。舊有的石油權貴及其附庸強烈反擊，五大電視網及主流報紙無日不批評，先是2001年底，組織石油罷工，再來，2002年4月干脆政變（，美國首肯。臺灣公視曾放映其紀錄片《驚爆四十八小時》）。半年后，他們再次鼓動，石油工會卷土重來，大罷工兩個月，還是沒有成功。再來是2004年8月的罷免投票，仍然失敗。查韋斯不能沒有戒心，2006年12月再次當選后，他開始推動新的修憲案，幅度很大，共有69項，包括總統任期次數不受限、工時由8減至6小時、投票年齡由18降至16歲、取消中央銀行的自主性…等等。2009年，前番失利的查韋斯再接再厲，但修憲幅度降低，以取消正副總統、州市長及各級議會議員連任次數為主，終于達陣。一件事情至少總有兩種看法，究竟委內瑞拉的政局怎么一回事？反對陣營淡化的是，醫療健保教育與其他社會文化乃至于小區電臺的改革與興辦，成效良好；他們用力的是，暴露近年來升高的犯罪率與通貨膨脹。舊有勢力與一些海外評論，不談主流傳媒至今依舊掌握在昔日權貴之手，不因查韋斯掌權十年而有本質的變異；他們更想要指控查韋斯是所謂的獨裁，他們忘了說，查韋斯的無任期制，其實內在于自由主義體制的矛盾，只要多數決，甚至無須過半，就能號令天下（英國是個中最好的例子，執政黨選票常在40％左右或更低）。他們沒有將心比心，畢竟內閣制國家的領導人也無任期限制，德國柯爾（Helmut Kohl）從1982至1998掌權17載，若無社民黨勝出，還要繼續當家；1979年執掌國政的英國保守黨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假使不是因1992年黨內斗爭，很可能在1997才會因工黨勝選而下臺。究竟，未來的委內瑞拉會是如何？國際石油價格會是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相關變量是，委國的傳統仕紳階級與海外（特別是美國）相類隊伍的合縱連橫是成是敗。葛蘭丁（Greg Grandin）出版于2006年的《帝國工坊：拉丁美洲、美國與新帝國主義的崛起》，讀之讓人難以置信。撒切爾夫人及前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都很推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 Hayek）與傅立曼（M.Fiedman）在談及皮納契（A.Pinochet）將軍時，竟能語帶贊揚。在他們看來，皮納契血腥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鎮壓異端肅殺數千人是可以容忍的，甚至彷佛說是通向自由所不能不有的手段。海耶克說，“我個人寧取自由主義的獨裁，而不是民主政府卻無自由主義色彩…軍事政變后，在皮納契年代的個人自由，遠比前朝大得多了，我還真無法在智利找到任何一個人會不同意這個說法。”話都講得這么白了，那么，作為挑戰資本體制的最近、最為強勁的拉美動能查韋斯及其階級，能夠因為歐巴馬主政而降低遭致反撲的可能嗎？
 
來源：時報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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