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第一部分，《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　2001年6月）

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均影響深遠。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是官方媒體的宣傳，還是到處流傳的回憶和分析，絕大部分的討論不是集中在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的思想運動，就是聚焦于上層政治的決策過程。即使有關所謂公民社會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四通公司等經濟集團或北京知識界的“圈子”在運動過程中的作用。然而，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是一場廣泛的社會動員，它的自發性和廣泛性表明這個運動有著較之直接的組織力量強大得多的社會動因。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啟蒙思潮在瓦解舊的意識形態、提供反叛性的思想資源方面的確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既沒有能力提供切實可行的社會目標，也沒有理解這場動員的真正深度。這部分地是因為：作為一個針對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批判思潮，一九八O年代的社會思想沒有能力察覺和理解新的社會矛盾的特點，無法暸解源自基層的社會動員所具有的社會主義傾向，無法超越冷戰的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在這里，有必要區分兩種社會主義概念：一種是作為舊的國家意識形態和以國家壟斷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會主義”，而另一種則是在國家壟斷和市場擴張中發展起來的社會保護運動，它以反對壟斷和要求社會民主為特征。在冷戰結束的國際環境和反思“社會主義”實踐的氛圍中，這一深藏在社會矛盾內部的、以反對壟斷、特權和爭取民主為取向的社會保護運動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我對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理解是從這樣幾個問題出發的：

第一，一九八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曾經發生過多次學生運動（包括一九八六年年底導致胡耀邦下臺的學生運動），但規模不大，也沒有引起廣泛的社會動員；那么，為什么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去世而觸發的學生運動卻在全國范圍內、社會的各階層引起了如此廣泛的動員和參與？為什么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初開始，國家的新聞機構如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等開始對運動進行大規模報導，以致出現中國現代史上罕見的在國家宣傳機器中的“新聞自由時期”，從而為全國和全社會的動員提供了動力和條件？

第二，學生運動的訴求與其它各社會階層的訴求的關系是什么？提出這一問題的原因是：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而且也是一場范圍廣泛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包括工人、個體工商業者、國家干部、教師和其它社會群體，甚至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機構（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喉舌”）均有官員參與。我們大致可以說，除了農民階級沒有直接參與這場運動之外，其它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大中城市居民——均卷入了這場運動。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其它社會階層參與這場運動不難理解，但為什么同時也出現了國家反對國家的情況，或者更準確地說，國家行為的內在矛盾（即由于權力關系、利益沖突和價值取向的差異而發生的國家機器整體與局部的矛盾，國家機器局部與局部的矛盾）？

第三，為什么在社會各階層普遍支持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對改革過程本身的批判？運動的批判對象是誰或怎樣的社會條件？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

要清楚地回答上述問題，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進程。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社會改革可以區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即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的農村改革階段和一九八四至今的城市改革階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或一九八五年的改革成就集中在農村問題上，它的核心在于局部地改變城鎮居民的社會地位普遍高于農村居民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體制。這一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解散人民公社，國家在農村重新均分土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二，通過國家的政策調整，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鼓勵農民多種經營，發展鄉鎮企業，緩解毛澤東時代為了城市工業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鄉差別。因此，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城鄉收入的差距逐漸縮小。上述兩項改革的成就伴隨著逐漸放松的小市場關系，但從基本的方面看，它是建立在傳統中國分配土地的經驗和平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可以把它概括為以“小農社會主義”的形式對以公社制為內涵的國家壟斷的否定。農民積極性的提高主要來自生產的靈活性和城鄉差別的縮小，而不是單純地由于開放了市場。國家通過農產品價格調整為社區性的農貿小市場（即布羅代爾所討論的區別于市場經濟的透明的市場）提供了保護，緩解不平等的城鄉二元關系。由于城市市場改革尚未開始，農村小市場暫時沒有被組織到以城市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關系之中。在生產力低下、剩余產品有限和城市商品經濟尚不發達的環境中，農村改革過程中程度較低的貧富分化建立在城鄉社會關系趨于平等的前提之上，并沒有導致農村破產或急劇的社會動蕩。市場僅僅是一九八O年代農村改革的一個要素，當時有一位經濟學家用“發展農業主要靠政策”來概括農業改革的狀況，是大致符合情況的。

農村改革的上述過程為我們理解一九八四年激活的城市改革階段提供了一個基本背景，也構成了城市經濟發展和困境的歷史條件。城市改革包羅萬象，人們通常將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為引入市場機制，但從實際的社會內容來看則是“放權讓利”，即在國家主導下，通過分散和轉移原先由國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會資源，重組社會的利益關系。據研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平均為34.2％（其中一九七八年為37.2％），從一九七九年起逐年下降，到一九八八年僅占19.3％。在中央財政縮減的情況下，預算外資金大幅度擴張，地方政府獲得了更為獨立的利益和支配權。偷稅漏稅、攤派成風、地方政府控制銀行貸款，以至大規模走私的發展，是上述過程的副產品。城市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即從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即國家將一部分權利下放給企業）到對有些企業進行關、停、并、轉，最終從改變經營權轉向改變產權關系。在失業和下崗壓力之下，國家不得不在一段時期里采取多并、轉，少關、停的策略，但基本的方向并沒有改變。城市改革顯然比農村改革復雜，這是因為：第一，與農村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估算相比，工業資產的估算要困難得多。重新分配工業資產涉及極為復雜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也涉及行業、分工、地區的種種差異（以及由這些差異而發生的不平等）；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土地再分配以家庭臨為承包責任制為前提，至少在名義上，國家仍然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而工業資產的再分配過程則是一個真正的私有化進程。因此，第二，農村改革和城市工業改革的所有制前提完全不同。在原有的工業體制內，國家根據計劃分配資源，但資源的占有與經濟效益及集體和個人的實際收益完全脫節（如大型國營工廠在資源占有上具有壟斷性的優勢，但其員工的實際收益與其它集體小廠的員工收益差別不大），但是，當國家開始放棄在工業和商業領域的絕對支配權力，從計劃制定者和執行者向調節者的角色轉化時，原有資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就立刻轉化為收益上的不平等。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工業改革涉及的不僅是企業的所有制問題，而且是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問題。在如此復雜的條件下，如果沒有相應的民主監督過程和復雜的技術配合、沒有培育出相應的經濟體制，那么，重新分配資源和資產的過程勢必引起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上述多重因素解釋了為什么城市改革沒有如同初期農村改革那樣落實平等的原則。在這一過程中，工人群體、甚至國家公務員階層的地位和利益發生了多重的危機，按照社會學家們的研究，這主要表現在經濟地位下降、內部層次分化、雇工利益的被動狀態和老、弱、病、殘、孕等職工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等各個方面。

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國經濟學界一直在進行所謂改革（較為激進的產權改革）與調整（在國家干預之下調整經濟結構）的爭論，也一直在進行中國改革究竟是以價格改革為先導（即改革原先的計劃價格體制以營造市場關系）還是以企業所有制改革為先導（即將國有企業大規模地私有化）的爭論。這場爭論的原因之一是，從一九八五年開始，中國經濟不斷出現通貨膨脹和經濟混亂，如果沒有適當的價格調節、培育相應的市場條件，那么，所有權改革勢必引發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爭論的結果是通過價格改革營造市場環境、同時推進企業改革（主要是承包制）的意見占據了上風。這一改革路線大體上獲得了成功，這是因為價格調整的作用抑制了傳統體制的壟斷性，激活了市場機制，限制了所謂“自發私有化”進程。如果與俄羅斯的“私有化”方案作對比，這一成功的意義應該得到充分的估計。

但這一過程同時潛伏著內在的危機，并隨即引發了持續的社會問題。從市場環境方面看，這一改革以形成價格“雙軌制”（即國家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并存狀態，前者主要集中在生產資料——其中也包括完成計劃生產指針后剩余的生產資料——的價格，后者主要集中在消費品的價格）作為過渡條件，而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兩種體系的同時運作恰好為腐敗和官倒（即官員或官方機構利用價格體制進行的投機倒把活動）提供了契機；從企業改革方面看，這一改革以實行承包制與政企分離為導向，但后一方面在政治體制未動之前很難真正實施。實際的情況是：在政企分離的口號下，分離的不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而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在這一含混的權力過渡中，大量國家資產“合法地”和非法地轉化為少數人的經濟利益。許多經濟學家將一九八八年稱之為“承包年”，因為承包制從企業承包擴展到外貿承包。部門承包、財政承包等等，企業、地方和部門憑借它們在原有體制中的位置獲得了更為獨立的利益。這一過程激化了由價格“雙軌制”發生的矛盾：地方和利益群體通過權力的運作和各種其它途徑將計劃內的產品推向計劃外（即市場），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社會分配方面的嚴重不均衡。在承包過程中，常見的腐敗形式是偷稅漏稅、收受回扣、濫用公款、以權換錢（如利用發包權收取賄賂）等。改革以來，集團購買力持續上升，獎金的增長數額不斷擴大，造成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而中央政府缺乏足夠的用以調控的財政資源。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間，政府大張旗鼓地宣布要價格關關，即逐漸取消計劃價格，轉向市場價格，但隨即引起搶購風潮和社會不穩定。在隨后的一段時期里，政府不得不轉向此前已經開始的加強國家調控的政策，從而反過來引起了國家與它自己的創造物——地方和部門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

這一階段的改革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的同時，發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它們從不同方面反映了新的不平等的社會條件。這些因素是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得以實現的基本動因：第一，“雙軌制”和權力的市場化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謀取雙重差價而暴富的“尋租”行為，即通過權錢交易將國民所有的資產轉入“尋租者”的腰包。僅一九八八年一年，這種雙重體制下的雙重價格差額（即“租金”）就高達3569億元，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這是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的形成的制度基礎，也是一九九O年代制度性的腐敗的主要根源。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尖銳化了。第二，城市各階層的收入開始嚴重分化，尤其工人階級收入下降，下崗和失業的危機已經漸露端倪，有關“鐵飯碗”的討論時時見諸報端。第三，由于調整稅收結構和權力市場化等因素的出現，經商階層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原有的城市個體工商業者（所謂“個體戶”）的利益有所縮減：這是1989年這一階層支持學生運動的社會基礎。第四，住房。醫療、工資和其它社會福利改革沒有大幅度推進，通貨膨脹危及社會安全感，這些因素不僅造成了工薪階層的不滿，而且也對許多國家公務員（官員）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影響（尤其是普通國家公務員與其它階層的收入差距、介入市場活動的國家公務員與其它國家公務員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基本上是一個以城市為基地的社會運動，它與一九八四年開始的被稱之為“城市改革”階段的市場擴張的歷史有著內在的聯系。但我們不應遺忘這一運動的另一背景條件：城市改革的推進與農村改革的裹足不前（集中表現在價格體制、戶口體制、勞保體制、生態問題，以及基層社會組織問題等方面）導致了城鄉差別的再度擴大。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間，農民階層收入已經開始下降，但農村社會尚未如九十年代那樣卷入市場過程及其危機，城市社會中的流動人口也沒有達到今天的規模。這一階層沒有直接卷入當時的社會運動。

一九八O年代的政治穩定建立在國家對于社會的強大的控制能力之上，但這種控制能力不能簡化為單純由國家實施的強力控制。在這個時期，國家推動經濟改革、知識分子階層直接參與改革并提供改革的意識形態、社會基層（尤其是農民階層）直接感受到了改革的好處，這三個方面的互動為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但是，一九八九年前后出現了新情況：首先，國家內部出現了利益對抗，如不同部門、不同階層、不同權力中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矛盾：其次，國家的內部分化引發了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化：一方面，直接參與改革政策制定過程和意識形態宣傳的知識分子事實上一直是內在于國家體制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國家內部的分化有著高度的敏感，另一方面，國家內部的分化包含著國家職能的轉變和社會分工體系的改變，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的就業取向和社會態度發生了重要改變；第三，城市社會階層直接感受到了他們在改革過程中可能失去的利益，從而不再簡單相信改革的神話（雖然對于改革仍持基本肯定的態度）；第四，由于城市改革的展開和城鄉關系的再度改變，農村社會正在開始出現新的危機。上述這些方面構成了一種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不僅是保留著計劃經濟的若干因素的國家的合法性危機，而且是正在向市場社會過渡的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人們在這里質疑的與其說是計劃經濟及其后果，不如說是在改革的名義下進行的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國家代表誰的利益進行再分配？）和分配過程的程序合法性（根據什么，以何種程序實施行政管理和監督，是否合法），等等。

上述情況是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和社會動員的基本社會條件。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的基本訴求是落實政治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社自由和實行法制（相對于所謂“人治”）等憲法權利，以及要求國家承認運動的合法性（作為愛國學生運動）；而社會各階層支持這些訴求，但賦予這些訴求以更為具體的社會內涵，即反對腐敗、反對官倒。反對太子黨（特權階級）、穩定物價、還我徉浦（海南島）、要求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即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對社會利益重組過程實行監督并保障改革過程的公正性。需要正視的問題是：一九八九年的社會動員批判了傳統體制，但它面對的已經不是過去的國家，而是推動改革的國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場社會轉變中的國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這里作出這一區分（即過去的國家和推動改革的國家）并不是否定推動改革的國家與過去的國家之間的連續性，而是指出國家職能及其社會條件的轉變。實際的情況是：推動市場改革和社會轉變的國家依賴著過去的政治遺產和意識形態的統治方式，而這兩個方面的不相適應從不同的方向上造成了國家的合法性危機，即人們一方面可以用國家主導經濟政策指責國家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可利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質疑國家經濟政策的合法性。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和收益分配方面重視平等，但它以強制的和計劃的方式保護了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同經濟體制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制度性的不平等，在改革條件下，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轉化為階級、階層和區域的收入差別，從而促成了社會的急劇分化。因此，兩個國家的實質性區分并不能掩蓋它們之間的內在的歷史聯系。

作為一種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一九八九社會運動包含了對于不平等的市場擴張的自發的反抗，而作為一種社會抗議運動，它又承續了一九八O年代社會思潮對于全能主義國家及其統治模式的批判。正如上述關于國家的區分并不意味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國家一樣，社會抗議運動是一個包含著復雜成份的社會運動。在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復雜情況是：參與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階層也包括了一些利益群體，它們在一九八O年代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改革過程中獲得了廣泛的好處，出于對正在到來的調整政策的不滿，這些利益群體試圖通過將自己的訴求注入社會運動，推動國家進行更為激進的私有化改革。這一群體不僅是改革時代的產物，而且也是改革時代權力與市場的交換關系的直接表達，從而它們的訴求是在上層國家與社會運動之間展開的：它們利用注入資金、游說上層、在國家與運動之間遞送消息，從而達到利用社會運動迫使國家內部的權力架構按照有利于自身階層或自身集團利益的方向轉變（我們不妨考慮康華公司、四通公司和其它一些集團在運動中的作用）。這一現象同樣發生在與國家權力存在密切關系的某些知識分子方面，他們試圖利用社會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來影響國家內部的權力關系。一九八九年國家的內部分化與國家本身的利益集團化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中國的語境中，今天被稱之產‘’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開始萌發，它的核心內容是將放權讓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進化，在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進自發私有化進程，并通過立法程序將這一人為制造的階級和利益分化過程合法化。因此，“新自由主義”（亦即“新保守主義”）體現的主要是在國家的利益集團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集團的利益關系，它的若干原則已經經由行政權力的和經濟權力的網絡內化為國家的改革政策。這一市場激進主義在國家合法性出現危機的時刻表現為“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即利用國家權威和精英推動激進的市場擴張），在市場的跨國運動中又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出現。這里的確存在著某種轉變或者說權力或權威的轉移：在全球化浪潮中，由于意識到了國家在全球化浪潮和國內市場擴張中扮演的某種保護、遏制和調節的角色，某些利益集團不再單純地將市場擴張的動力寄托在國家身上，轉而認為可以利用跨國資本和國內資本的力量重構中國的社會和市場。這就是“新權威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互糾纏的歷史秘密。在這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與國家的某些矛盾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前期的自由主義與國家的關系，它是新的利益關系的產物。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其它部門利益集團之間在有關改革道路問題上和利益關系上時有沖突（它也反映在有關改革與調整的從未停止的政策性辯論之中），加之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地方、利益集團與跨國資本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新自由主義”得以經常假借“民間”、“社會”和“市場”的名義，一方面能夠影響國家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卻又在海外媒體（尤其是港臺和美國媒體）中扮演反對“計劃經濟”、“共產主義”或“專制主義”國家的角色。“新自由主義”的中國版本與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矛盾至多反映了國家實踐的內在矛盾，它在各種場合把自己塑造成為“對抗者”的形象，但這并不證明這一市場意識形態與國家實踐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關系，恰恰相反，它們之間存在箸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統治意識形態在中國語境中的曖昧性和雙重性。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新自由主義”假借的名目的否定不應被理解對于“民間”、“社會”和“市場”的否定，恰恰相反，毋寧是對反市場、反社會和反民間的壟斷關系的否定。反思新自由主義的目的是在理論上提供有關市場的民主制度、社會的自我管理和民間力量的培育的可能性和現實基礎。在上述意義上，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危機正在轉化為新的壟斷性的市場關系的危機。一九八九年的社會矛盾不應被歸結為國家推動改革而社會各階層反對改革的情形，洽恰相反，在舊體制衰落的條件下，人們要求的是深化改革。問題的癥結在于要什么樣的改革。無論是學生、知識分子還是其它參與社會運動的各階層均支持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和民主的訴求，但他們對于改革的期待和理解、他們在改革過程中的利益關系千差萬別。從一個更為廣泛的或綜合的視野來觀察，廣大民眾所期待的改革、所理想的民主和法制是通過重構政治和法律構架保障社會公正和經濟生活的民主化，而不是用一套程序性的政治構架和法律條文對現實的瓜分進程進行合法化論證。這一訴求與正在形成和擴大之中的利益集團的激進私有化改革訴求存在著根本性的沖突（雖然這一沖突在當時并沒有充分地被理解），后者立刻將社會平等訴求斥責為絕對平等或道德理想主義，從而在否定“文革”和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取消社會抗議的合理性。上述復雜的條件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改革過程中的有些受益階層也參與了社會運動，為什么甚至連許多國家機構和國家官員也走上了長安街，參與了社會各階層的示威和抗議。在這個意義上，用改革與反改革是難以說明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特點的。

從上述分析，我們大致可以說，形成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因素包括了民主和自由的價值，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平等觀念，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一特定時刻轉化為一種批判性的動員力量。就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參與而言，后一方面構成了一個極易于忘卻又極為重要的方面，它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我看來，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意義是多重的，它是對舊時代的告別，也是對新時代的內在的社會矛盾的抗議；它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對民主與自由的呼吁，也是（工人和其它市民階層）對社會平等和公正的一種訴求。這一多重的姿態為運動的民主訴求作出了意義廣泛的詮釋。然而，由于冷戰的意識形態，由于國家暴力及其引發的合法性危機，由于學生和知識分子運動對于上述歷史過程缺乏深刻的理解，由于這一運動的最為保守的方面（即在私有化過程中憑借權力轉移而發生的利益群體）與“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之間的共謀關系，在世界范圍內，對于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作出的解釋，恰恰朝著有利于那些主張激進私有化的利益群體的方向發展，這個群體以真正的“激進改革者”的身份掩蓋了它與國家權力和某些利益集團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掩蓋了在這一過程中的真實的利益關系，在全世界面前將自己展現為通向世界市場和民主的進步力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了震動世界的天安門事件，并隨之引發了東歐和蘇聯的瓦解。冷戰結束，“歷史終結”。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動蕩暴露了社會解體的征兆，而國家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將穩定作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為國家暴力機器被理解為維持穩定的唯一力量，最終掩蓋了改革以來逐漸形成的國家的合法性危機。這里的基本歷史事實或惇論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導致了社會動蕩，而動蕩之后的穩定又成為國家權力向社會擴張的合法性依據。因此，新自由主義的“自我調節論”（及其對國家干預的排斥）最終變成了對于控制和干預的需求。在一九八九年的暴力之后，人們對社會運動的關注集中在“六·四”事件、蘇東解體、冷戰結束之上，這一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歷史條件和基本訴求反而被放到了一邊，從而這一運動內含的歷史可能性也隨著運動的失敗而消失了。如前所述，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起源于社會各階層對于放權讓利的不平等過程的抗議，起源于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對于中央政府的調整政策的不滿，起源于國家內部的分化，還起源于社會各階層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互動關系。以一九八九年的媒體為例，我們不妨追問：為什么各階層的社會動員和民主訴求能夠滲入國家控制的媒體？我認為下述三個條件構成了關鍵性的因素：首先，政治集團之間的權力沖突、國家經濟政策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內在矛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分化，使得媒體無法以單一的取向報導運動過程；其次，在媒體廣泛報導之后，社會動員的廣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從而反過來使得國家無法以傳統方式對新聞進行控制；第三，運動的民主和平等訴求與國家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重疊關系（否則我們很難解釋學生運動竟然以要求國家承認其為“愛國運動”為條件），從而具有某種合法性。上述三個方面在社會運動與國家之間形成了某種不穩定的互動關系。換言之，一九八九年五月間出現的短暫的新聞自由和公開討論是以國家、利益群體和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互動為基本條件的，它的瓦解也以上述社會力量的平衡的瓦解為前提。運動失敗的直接原因發生于國家對于運動的暴力鎮壓，而間接的原因則在于社會運動本身沒有能力建立民主的政治訴求與社會動員的平等訴求之間的橋梁，無法形成穩定的社會力量，并促成上述脆弱的互動關系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

如果把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置于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擴張的條件下進行觀察，這一運動的許多訴求與一九九九年十一～十二月間在西雅圖、二OOO年四～五月間在華盛頓發生的對于WTO和IMF的抗議和二OO一年夏天在意大利日那亞發生的針對八國高峰會議的抗議具有內在的聯系，因為它們針對的都是一整套關于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安排（盡管以自由市場為名）。這類抗議運動的內容是紛雜的，包含各不相同的取向（其中也包括一些右翼保守的因素），但如果僅僅根據其中的個別因素而把這樣的抗議視為對于改革或自由交往的否定就錯了，因為它們的保護要求中內含著對于平等的、民主的改革和自由交往的渴望，內含著一種對于另類的全球化過程的追求。這些運動是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與社會保護運動密切聯系起來的歷史例證，它們清楚地揭示了在“全球化”宣稱與實際的壟斷和限制之間的內在矛盾。沒有這種社會壓力就不存在重建社會保障制度的動力，也就不存在創造有關市場的民主制度（或社會市場）的構想。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盛行一時的“歷史終結論”為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最為明確的解釋，即西方社會體制的最終勝利，中國僅僅是一個尚未終結的歷史的孤零零的例證。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雙重意義被作了單向的理解，而在我看來，一旦這一單向的理解成為世界范圍內流傳的故事，一旦這一單向的理解變成了對于現成制度的優越性的確證，一旦抗議變成了頌歌，它的真正意義、它的批判潛力、它的歷史意味也就隨之消失了。有人說這是過渡時代的必然，但這一必然性解釋不但沒有觸及深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而且也賦予了一個悲劇性的進程以道德的合理性。伴隨著六月的槍聲，社會抗議和社會運動轉向了新的方向，人們也更愿意按照這一新的事態觀察和理解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從無數的媒體有關運動的解釋到這一運動在海外的新的發展方式，都表達了這一強大的趨向：它們把一九八九年在中國發生的社會沓動理解為“歷史的終結”過程中的一個例外，而從未意識到一九八九年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巨大轉變同時意味箸對于新的歷史關系、新的壟斷和強制的批判和抗議。

對于那些“新自由主義”的反歷史詮釋，我在這里不能不提及幾個嚴酷的、有時也是頗有諷刺意味的事實：

第一，現代市場社會的形成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而是國家干預和暴力的結果。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國家繼續進行經濟調整和改革，由于暴力的威脅，社會對于上述危機的不滿被壓縮在極小的范圍內，一九八八年下半年被迫中止的價格改革恰恰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即“六·四”過后的三個月開始全面實施，當時的調整主要集中于價格、匯率和利率。我們可以將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的三年治理整頓時期，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經濟變化，概括為如下一些方面：貨幣政策成為主要的調控手段；大幅度調整外匯牌價，促進匯率的統一，擴張出口，對外貿易形成了競爭和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雙軌制”的差價縮小；上海浦東地區全面開放，各地開發區紛紛上馬，等等。市場價格體系的形成和市場制度的相對完善化是此前實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成果，但我們還是應該追問：為什么一九八O年代后期兩次闖關不成的價格改革恰恰在后一九八九的情境中得以完成？這是因為一九八九年的暴力遏止了這一過程引起的社會動蕩，新的價格體制最終形成。換言之，新的市場制度及其關鍵性的價格機制是政治干預或政治安排的結果，從而政治權力與市場的互換關系不能不轉化到新的經濟體制內部。例如，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各階層、群體和區域的收入差距全面擴大，新的貧困人口迅速增加。這一歷史轉變使得國家的舊有意識形態（以平等為取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它的實踐處于極端自相矛盾的境地，從而無法行使其意識形態的職能。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失敗同時伴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的失敗，國家此后實行的所謂“兩手硬”政策實際上變成了專政手段（相對于以前的意識形態手段）與經濟改革的結合，它標志著舊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基本效能已經喪失。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才能取而代之成為一種新的統治意識形態，并為國家政策、國際關系和媒體的價值取向提供基本的方向和合理性，為某些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國內和國外媒體中扮演雙重角色（即國家政策的鼓吹者和所謂“民間知識分子”）提供了制度的和意識形態的前提。

第二，作為一套政治安排，市場社會的形成不但沒有消解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所針對的那些歷史條件，反而將這些條件深化和合法化了。由于一九八九年之后知識界對于這場運動的反思已經匯入了上述“歷史終結論”的大潮（當然不幸的是“歷史”在大陸尚未終結），從而很少有人仔細地分析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和基本訴求。當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并重新推進市場改革的時候，得到地方利益群體、知識分子和海外輿論的普遍歡迎。在三年的經濟疲軟和政治壓抑之后，這一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構成一九八九年社會動員的那些基本因素沒有得到任何真正的解決。因此，一九九O年代發生的主要社會危機是與一九八九年以前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的，我們只要觀察一下腐敗、走私、分配不公、利益集團在公共決策中的影響、過度開發（如上海、海南等地的房地產）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社會福利體制的困境和環境危機等等，立刻可以看到這之間的內在聯系，只不過規模更大、又由于“全球化”的影響而波及更為廣闊的范圍。如制度性腐敗與“雙軌制”沒有徹底消除密切相關，逃匯、集團性走私與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外貿系統的承包制有關，金融系統危機與房地產市場的投機及其它過度開發有關，國有企業狀況的惡化與上述各種市場環境的惡化（而不是完善化）有關。新一輪的金融改革和其它配套措施所引發的問題，也和當年“雙軌制”的問題極產相近，當然具體的內容和涉及的范圍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了。有關失業、貧困、社會不公、通貨緊縮、下崗、農民工和農村資源等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作了探討，我沒有能力一一覆述。我在這里提及這些問題，是為了說明一九九O年代中國大陸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與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政策的歷史聯系，也是為了說明不平等的市場擴張如何促成了社會的分化、破壞了社會穩定的基礎，從而為政治控制和經濟壟斷提供了理由和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一私有化過程與國家的某些矛盾從未掩蓋它與極權政治的共謀關系，也從未掩蓋它與民主化的深刻矛盾。

第三，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是一個城市社會運動，它暴露了城市經濟改革的內在的矛盾和城市市場擴張過程造成的新的社會矛盾。人們通常將農村改革與城市改革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改革階段加以探討，卻很少關注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沒有考慮過占據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處境問題。但是，無論在一九八九年，還是在今天，這都是理解當代中國不平等的市場擴張的先決條件。城市改革于一九八四年激活，而城鄉差別則從一九八五年起開始擴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農民收入基本停滯，城鄉收入差距恢復到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情況。一九八O年代后期，農村人口外流的速度和規模大幅度上升。中國人口與土地的嚴重矛盾是一個長期的社會矛盾，但為什么農民大規模遷徙恰恰發生在一九九O年代？我在此簡要地說明構成這一現象的幾個制度。性原因：第一，城市改革的發展促進了基礎建設規模的擴大，開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這兩個方面發生了對于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其次，在城市改革的過程中，鄉村改革并未隨之深化，相反，城鄉兩種體制的基本結構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擴大，從而加快了將農業人口拋入遷徙過程的速度和規模；第三，開放政策和特區政策集中于沿海區域，沿海與內地的差距再度擴張：由于放權讓利政策和稅收結構的調整，原先由中央政府負責調節區域經濟關系的機制大規模地改變了。第四，戶口制度的放松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但并沒有在變動的歷史條件下形成新的制度和相應的勞動保護措施，因此，在通貨緊縮、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城市地區的地方政府大規模限制外來人口，再次形成身份性的歧視政策。農村動力的這種自由／不自由的曖昧狀況保障了勞動力的供應，同時又限制了人口遷徙對城市社會的壓力，這是當代中國“不平等的發展”的基本前提。下面這個例子典型地說明了塑造城鄉關系的制度性條件：一九九三年，由于國家再度提高糧價，以及鄉鎮企業和外出務工人口增長等因素，農業收入有所增長，但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間（尤其是金融風暴之后），鄉鎮企業效益遞減，城市勞動力出現了大量剩余，外出務工人口和一些鄉鎮企業的工人出現回流現象。在許多地區，由于遷徙和過度開發，農村的原有結構已經難以恢復。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悖論和困境：一方面，在耕地面積縮減的情境中，農業人口較之一九七八年反而高出了七千八百余萬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勞動保護及戶口制度的限制，農民工不得不隨城市經濟的起落而制度性地來回遷徙。中國大陸目前有十分之一的龐大人口處于跨省流動之中，如果加上省內流動人口，這個數字還要更大。城市改革與農村改革的不同取向集中表現在平等問題上，用農村問題專家的話說，今日中國農村危機的主要癥結就在“城鄉分治，一國兩策”。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市場擴張和經濟發展的前提，它對城鄉社會結構的改變已經發生了并且還將繼續發生極為重要的、難以預計的影響。

農村問題并不是一九八九年社會危機的直接動因”。但是，當代農村危機是在“后一九八九”的條件下——即城市市場擴張的條件下——深化的：不平等的市場擴張通過將農民和土地轉化為半自由的商品，從而瓦解了鄉村社會的社會組織和自我修復能力。阿瑪蒂亞?森曾經在“作為自由的發展”的理論框架中指出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即一方面要將勞動從各種形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其進入開放的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這一過程并不排斥對社會支持、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預政策的利用。在生產和消費跨國化的時代，這一表述需要擴展、發揮并加以反思：首先，農村勞動力及其保障機制是理解市場制度與勞動契約自由之間關系的一個關鍵問題；勞動契約自由問題（我們可以移民自由為例）是衡量當代世界的市場安排是否是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安排的主要標準之一；因此，勞動契約自由不僅需要在民族國家內部實現，而且需要在全球經濟關系中實施。其次，資本主義市場擴張的關鍵動力之一是勞動力的自由與不自由的并存，從而需要研究的是這一自由／不自由的狀況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種廣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須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結構（而不單是戶口制度）為前提。再次，市場制度的擴張意味著交易活動及其價值滲入一切生活領域，它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如社區及其價值），將其它社群（如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貶低為低級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僅僅在勞動契約自由的意義上談論發展而不是考慮發展與各社會條件的關系，就有可能導致社會解體。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預涉及了市場制度的必要條件，而如何限制這一制度擴展所導致的對于自然、傳統、風俗、禮儀和其它生活方式和價值的破壞，則是今天研究發展問題的重大課題，也是將“自由”的價值從種種強制的關系中、尤其是從單一的經濟關系中解放出來并置于更為廣泛的視野內的必要步驟。因此，必須在捍衛勞動契約自由與制度性的社會平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發展問題之間建立牢固的聯系。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首先必須關注的就是農村興城市的關系問題。從更為激進的視野來看，勞動契約自由（即以私人勞動合同形式出現的交換關系）以榨取私人創造的有效剩余價值來替代政治性依附或強制性的身份制度，這一歷史進步本身并不能取代對于市場契約關系的再思考（試想在中國沿海出現的以契約形式出現的奴隸勞工的狀況）。

第四，中國當代改革呼應了國際社會的歷史形勢的變遷，更是國家積極調整對外政策的結果。改革與開放是一個銅幣的兩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開放概念可能導致一個重要誤解，以為此前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完全閉關自守的社會。在這里，有必要對冷戰的格局與中國的對外政策的關系作出扼要敘述。首先，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關系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形成的冷戰局面和熱戰局面為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提供了特別重要的背景：一九五O年代發生的朝鮮戰爭、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一九六O年代美國支持的印尼軍事政變及隨后出現的排華浪潮、越南和印度支那戰爭，等等——所有這一切將亞洲地區分割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和地緣政治的考慮，中國轉向了蘇聯、東歐和其它亞洲國家尋求盟友。其次，直至一九五O年代末期中蘇關系出現危機，中國與蘇聯、東歐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同盟關系；在中蘇分裂之后，中國繼續奉行它在萬隆會議之后形成的對外政策，著力發展它與第三世界國家及不結盟運動的廣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在一九七二年，中國大陸政府代表中國重返聯合國，這一結果是在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小國的推動下完成的，從而表明萬隆會議以后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在國際上獲得了重大的成功，也在國內贏得了民忍的廣泛的歡迎。開放政策開始于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陸與絕大多數國家建交也是在這一時期。面向西方的開放政策的主要動力是調整中國在東西方關系中的戰路地位，以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侵略威脅。

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國政府逐步放棄了聯合第三世界和不結盟運動的外交路線，把外交的重心放在對美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上。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有了長足的發展，尤其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日益深入的、相互依賴的貿易關系。但是，這一關系的形成不是沒有條件的。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間發生了進攻越南的對外戰爭。這是一場與一九四九年以來發生的所有戰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戰爭及中蘇戰爭——截然不同的戰爭。戰爭的直接動因較為復雜，如越南在一九七五年統一后軍事力量大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越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訂、蘇聯與越南從南北兩面對中國形成了戰略威脅、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軍發動“閃電戰”侵占柬埔寨，等等。但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更為關鍵性的因素，這就是以此為契機，中美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兩國在對抗蘇聯及其盟友方面的同盟性質開始出現。在中國政府宣布對越戰爭的前夕，中美兩國公布了建交公報。戰爭本身成為中國融入以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的真正開端，它從另外一個方面揭示了市場化與暴力之間、開放與全球權力結構之間的歷史聯系。從這一時刻開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奉行的國際路線逐漸地淡出歷史舞臺，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從一種單向的開放轉向了另一種單向的開放，即朝向西方（也包括日本和其它發達地區）的開放。沒有什么比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約（美國）飛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后的國際反應更能說明問題的了：在聯合國討論轟炸問題的緊急會議中，不僅西方聯盟站在一邊，而且第三世界和中國的傳統盟友也不愿意作出基本的聲援。

一九八O年代的開放政策具有從過去的束縛和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癥中擺脫出來的解放作用，因而得到了全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廣泛歡迎。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持有積極的評價和歡迎態度。任何對于當代中國問題的批判視野都不應該遮蓋中國改革進程取得的驚人成就。但是，作為一種歷史分析，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一過程留下的極為深刻和復雜的歷史印記和后果，因為它暴露了國家意識形態創造的世界圖景的片面性。對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成長的一代人，主導的知識就是關于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知識（而且正如過去一樣，是另一種片面的知識）。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南歐，這些曾經為我們所熟知的社會及其文化現在幾乎完全在流行知識的視野之外。在一九八O年代有關越南戰爭的思想反思和文學創作中，占據絕對支配地位的不是對于戰爭和新的國際關系的思考，而是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致譴責“文革”成為這一反思的道德合理性的全部支柱。這是以否定“文革”為由捍衛支配性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的一個明顯例證，這一方式從此盛行不衰：一切針對當代的批評均可視為對“文革”的回歸，因此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從一九八O年代至一九九O年代的前期，盡管已經經歷了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空間仍然束縛在民族國家現代化的框架之中，缺乏起碼的國際性視野，從而民族主義、民族問題、全球化等問題均無法置于民主問題的范疇中進行思考。這一思想狀況清楚地說明了為什么一九八九年運動失敗后人們找不到任何批判性的資源來思考這一運動的動力和失敗，為什么人們只是從美國、西歐、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即發達資本主義地區）的歷史經驗出發來理解全球化和市場經驗，而從未觸及這一經驗的另一面——印度、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的困境，為什么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在為戈爾巴喬夫新思維、菲律賓的民主運動和韓國的學生運動而歡呼的時候卻沒有能力理解這些運動發生的各自不同的社會條件和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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