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據說這鏗鏘有力的話語出自法蘭西思想之父伏爾泰之口。如此震撼人心的語句，自然喚起了我對伏爾泰的故鄉法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無比向往之情。我天真地以為伏爾泰一人之語乃是西方社會全體公民真心信仰與努力實踐的集體共識。于是，少不更事的我毅然辭去奮斗多年得之不易的工作，在親朋好友的一片羨慕與祝福聲中義無反顧地投奔西方自由世界而去。我因此而有幸領略了被某些人們所大肆宣揚的理想的西方與現實中真實的西方之間的巨大反差。

　　西方國家經常恬不知恥地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評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不同社會制度、政治理念與文化傳統的國家。嚴重缺乏自省能力的西方人不懂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反而一百步笑五十步。事實上西方國家自身非但沒有最基本的言論自由，而且其言論自由度要遠遠低于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縱觀古今中外上下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當今西方社會對言論自由的控制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遺憾的是，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國人對西方言論自由的認識至今還停留在想說什么就可以說什么這樣一種幼稚無知的階段。我也是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之后才漸漸悟出個中蹊蹺。其實，西方對言論自由的定義要比中國人的理解狹隘得多，其所謂言論自由僅僅局限于一個十分狹小的范圍。以美國為例，言論自由的主要法律依據是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即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僅此而已。在慣于玩弄法律條文的西方社會，這條法律在實踐中所起到的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實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國會以外的任何機構與個人都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合法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不少中國人還誤以為在西方可以隨意批評甚至謾罵政府、政黨及國家領導。

　　在中國人看來，連國家領導都可以罵，還有何人不可以罵呢？其實，這是中國人對西方所謂言論自由的又一嚴重誤解。如果說以前的西方在公共領域還確實存在一些范圍極為有限的言論自由的話，近年來這種自由已經受到越來越嚴重的侵蝕。維基解密網站創始人阿桑奇曾抨擊奧巴馬扼殺言論自由的力度遠勝過美國歷屆總統。盡管在理論上公民可以批評政府或國家領導，實際上在今日西方社會因言獲罪早已成了家常便飯，不管這些言論是多么地輕微與無害。

　　2014年11月28日，美國共和黨眾議員芬奇的公關主任勞坦在臉書上發帖稱奧巴馬的女兒在感恩節火雞特赦大會上穿著不得體，“你們是第一家庭的一分子，應該穿得有點格調”，“你們不是上酒吧”。勞坦言論自由的結果就是公開道歉與被迫辭職。曾在關塔納摩工作的美國空軍退役上校Morris Davis由于在《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批評奧巴馬當局，結果也慘遭被新雇主解雇的命運。他驚嘆“我非常驚訝地發現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局限”，“我一直以為我們的權利如花崗巖一般堅固，事實上卻象沙土一樣松軟”。當然，按照西方人的邏輯，這兩個人的言論自由并非由國會立法剝奪，因此就是完全合法的。又因為他們也沒有因此而被關進大牢或拉出去槍斃，美國仍不愧為言論自由的國度。基于這種強詞奪理的詭辯，也就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

　　近年來西方各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大有越演越烈之勢，人們所能享受的言論自由度也越來越少。當權者以種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壓制一切不同的聲音，力圖實現對信息的壟斷與封鎖。任何對西方社會有所了解的人都會輕易發現，其實西方言論自由的本質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符合他們心意的言論，盡可以自由發表，即便是污蔑陷害也可以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他們毫不留情地將一切骯臟的不實之詞盡情傾倒到不合他們心思意念者的頭上。對那些客觀反映現實世界、揭露西方滔天謊言的真實言論，則不惜一切代價予以殘酷打擊。由資產階級操控的西方媒體也是按照這樣的規則運行著。近年來，中國逐漸取代蘇聯成為西方惡意攻擊與中傷的主要目標之一。相對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崛起，愈益衰落的西方則日現大廈將傾之勢。面對此情此景，西方人非但不圖反思與進取，反而變得更加狹隘與偏執。在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的陰暗心理驅動下，西方各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反華、辱華運動。于是，通過封殺不同聲音與制造虛假新聞等卑鄙手段，妖魔化中國的歪曲報道不斷見諸于西方媒體。在一片棒殺聲中，那些客觀報道中國發展、進步與成就的記者與編輯就成了西方主流社會中某些人的眼中釘肉中刺。

　　2008年德國之聲電臺記者張丹紅因“沒有維護德國之聲所一貫堅持的維護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被免職，只因張丹紅在接受采訪時為中國說了幾句公道話。她說中國政府“為保護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中國政府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成功地“使四億人脫貧”，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要大”。事發后，盡管德國一批知名專家與學者紛紛發表公開信力挺張丹紅，認為她的觀點是“基于事實得出的結論”，德國《焦點》雜志仍罔顧事實，謊稱張丹紅“向中國共產黨獻媚”，并將其描述為“中國政府操縱德國之聲”過程中的執行者。2008年11月5日，德國議會文化與媒體委員會專門就此舉行了聽證會。期間，官方把德國之聲上萬份中文報道譯成德文審查，結果并沒有發現所謂“紅色滲透”的內容。

　　盡管如此，不僅張丹紅沒有逃脫被免職的命運，王鳳波、朱虹、李琦和王雪丁四名資深華人編輯隨后亦被德國之聲停職。四人事后公開揭露德國之聲暗箱操作，踐踏新聞自由的丑惡嘴臉。此前，德國體育信息通訊社記者迪特黑希尼亦因客觀報道中國的發展與進步而被公司解雇。老板克萊默稱他的報道“與通訊社的宗旨無法協調”，《法蘭西匯報》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他錯就錯在“太早承認中國所取得的發展和進步”。作為一個良知尚存的新聞工作者，黑希尼客觀地報道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真實的中國，而不是昧著良心用謊言去編織一個德國大眾所熱切期待的只存在于他們想象中的專制獨裁的中國。

　　西方不僅極力打壓在國際問題上持不同觀點的人，對那些在國內事務中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以各種借口進行肆無忌憚的迫害，以至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近年來以保護人權為幌子，婦女、種族、宗教、同性戀等都成為不可逾越的雷區。在這幾個話題上，只要一言不慎，反對者就可能被扣上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性取向歧視和欺壓弱者等大帽子，讓你吃不了兜著走。于是乎，當言論自由遇到政治正確，就如秀才遇見兵般退避三舍。一位英國婦女由于舉著一個寫有反對同性戀的牌子而被罰款，加拿大法院則終身禁止一個發表反同言論的神職人員布道。在西方如果你說這汽車是小日本造的，那肯定會大禍臨頭。有的大學甚至明確規定，不允許問亞裔或拉丁裔學生“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因為這暗示說他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構成了種族歧視。這樣的荒唐鬧劇卻在西方各國一再重演，嚇得人們在任何場合都不得不三緘其口。當荒誕假借高尚之名在西方大行其道，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的噤若寒蟬。

　　西方一方面極力丑化中國、俄羅斯、伊朗、古巴、朝鮮、委內瑞拉等不贊同西方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國家，另一方面又以種種齷齪手段大力壓制本國公民批判、揭露西方社會黑暗面的合法權利。為此，他們極盡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為馬之能事，不允許任何人發出任何不同的聲音，對一切不符合統治階級標準的言論一律無情打壓以達到使異見者在高壓下自動禁聲的政治目的。侮辱、謾罵、人身攻擊等下三爛手段紛紛亮相登場。

　　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非營利機構舉辦的題為“從絕望到希望”的移民問題講座。在自由發言階段我痛斥加拿大政府不合理的移民政策給千百萬各國移民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沒想到，我只講了兩三分鐘就被主持人多次無理打斷，最后干脆氣急敗壞地直接命令我住口。當我批評加拿大的言論自由被剝奪后，一位對加拿大大唱贊歌的發言人卻得以長篇大論地行使她的言論自由長達十多分鐘之久。如此厚此薄彼到也罷了，他們還以其對待批評者的慣用伎倆當場對我進行人身攻擊，侮辱我是個高分低能、沒有工作與生活技能的失敗者，以證明我在加拿大的悲慘遭遇純屬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加拿大能收留我這么一個愚蠢的可憐蟲是多么仁慈的善舉。若不是有幸來到加拿大，我早就在貧窮落后的中國失業餓死了。而我這個卑鄙小人非但不知感恩戴德，反而以怨報德。

　　但是，無論他們如何巧舌如簧，也都無法讓在場的新移民們相信我這個名牌大學畢業的博士無能至此，畢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有著與我類似的經歷，并且很多人比我更慘。一些中國移民實在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要求允許我繼續發言，有的人甚至主動將他們的發言時間讓給了我。會后一個來自歐洲的移民稱贊我的觀點切中時弊，那些支持我的中國移民更是私下表示此事使他們看穿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真實面目。正是這樣一些匪夷所思的不愉快經歷才使為數眾多的移民們在加拿大這個西方人眼中“全世界最好的國家”里感到痛徹心扉的絕望。而主流社會之所以不惜余力地壓制不同意見和聲音，就是為了阻止人們對不公平社會現狀的否定與批判，將人們的思想與言論限定在既得利益集團所能允許的范圍內。

　　為了達到扼殺言論自由的罪惡目的，西方當局不惜動用一切手段、采取一切借口，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打擊恐怖主義竟也成了壓制言論自由的絕妙幫兇。9·11事件后西方錯誤地總結經驗教訓，他們非但不停止對別國事務的插手與干涉以從根本上杜絕恐怖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地迫害一切與西方背道而馳者。于是，西方的高調反恐造成了恐怖分子的氣焰日盛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人的恐懼感日增。在這種可怕的惡性循環中，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成了西方社會維穩的的既定方針。為了將恐怖分子扼殺在搖籃里，稍有風吹草動人們便大動干戈。在談恐色變的風氣下，更有一些別有用心者趁機興風作浪，借此冤枉好人、打擊異己。他們將人們情緒激動時的口不擇言視作呈堂罪證，將個人之間正常的矛盾沖突無限上綱上線。言行稍有過失便被扣上恐怖分子的標簽，民事糾紛瞬間變成刑事大案、守法公民轉瞬便成國家要犯。

　　中國留學生翟田田的所謂“恐怖威脅”案就是發生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的一出冤案。年少氣盛、不諳世事的翟田田，在與教授發生言語沖突時沖口而出的一句氣話“大不了就拼了”竟然成為莫大的罪狀。就因為這樣一句無害的沖動之語，翟田田不僅身陷監牢達數月之久，而且最終在手銬腳鐐加身的情況下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他的律師海明坦言“這個案子的出現，跟他說話不謹慎有關。” 更有甚者，在號稱言論自由的西方，一句戲言也可導致牢獄之災。2013年，年僅18歲的美國青年Justin Carter 在網上與人發生爭執，沖動之下他在臉書上寫道“我要去幼兒園開槍射擊”。隨后盡管他一再表示這只是一個玩笑，卻仍被投入監牢，就連他的律師都對官方如此無事生非之舉感到不可思議。可見，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為了不惹禍上身，人們說話得多么地小心謹慎。如此高壓政策在普通百姓中所造成的恐懼感比恐怖分子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方打擊異見的另外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護民眾的精神健康。在此旗幟下，西方人不斷通過法律與行政手段來保護自己不受不喜歡言論的“騷擾” 、“折磨”與“虐待”，已經達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今年6月，美國加州大學九個院系舉辦了新學年教師領導培訓班，以教這些老師如何避免冒犯學生和同事。該課程建議教師不要使用一些可能構成“微冒犯”(microagression)的話語。而所謂“微冒犯”并沒有很明顯的攻擊意味，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習慣用語或行為，很可能有時我們并沒有意識到我們的言語和行為對別人造成了負面的影響。我以前工作的單位也有類似的培訓，建議員工不要使用一些詞匯與用語。“但是”一詞竟不幸入選，例如，不能說“你是個好人，但是”，因為“但是”否定了前半句的“你是個好人”。又如，當有同事要你幫忙時你絕對不能說“我現在沒有時間”，因為這種說法會讓對方感到他對你來講不重要從而感到很受傷害，等等等等。如果僅僅是普通民眾如此無聊到也罷了，美國名牌大學的精英分子竟也不能免俗。

　　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生給教授寫信要求不要講強奸法、不能用violate一詞，例如that violates the law。他們說這個詞可能導致學生精神緊張，因為它還有性侵的意思。很多海外華人都曾因為不了解西方這種變態文化而吃過大虧。我認識的一位中國教練因為要求運動員少吃垃圾食品而被投訴，罪名是人格侮辱，搞得這個教練一時摸不著頭腦。他左思右想實在想不通自己究竟罪在何處，于是暗自得出了這個隊員系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他進行種族歧視的武斷結論。直到親眼目睹該隊員聲淚俱下幾至崩潰，才算明白自己闖下了何等大禍。老板更是對他嚴厲批評，要求他從速提高語言交流技巧。他從最初的大惑不解：他的工作職責究竟是幫隊員爭金牌奪冠軍，還是與隊員進行語言交流?發展到最后的大徹大悟：原來這個國家的人民竟然敏感脆弱到如此病態的程度。他從此變得謹言慎行，生怕得罪了哪方神圣。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做夢也想不到，自恃甚高的西方人竟然不知聞過則喜為何物。他們將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詞看成贊美鼓勵，將善意的批評甚至好心的提醒視作侮辱貶低。心直口快、快言快語反倒成了粗魯無禮。只要你有一張刀子嘴，便無人在意你的豆腐心。在西方實事求是絕對沒有任何市場，由于害怕禍從口出，無人膽敢發出逆耳忠言，不但老師要對考試不及格的學生贊美有加以免傷其自尊，就連親人之間都無法對彼此的缺點直言相告，于是人人都帶著面具生活在一個又一個有意無意編織的謊言里。

　　謊言充斥著西方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而使西方人徹底喪失了對自我、他人與客觀世界的真實認識。更可怕的是，在保護精神健康的荒唐邏輯指導下，情緒與感覺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個人感受，而是成了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如山鐵證。一句“你的話讓我感覺不舒服”或“你的話讓我感到受傷害” 已經足以證明說話者的罪不可赦，必須對其繩之以法。結果，由于病態之人臆想之中的傷害，卻給無辜百姓造成許多無謂的實質上的傷害。一些西方的有識之士不無擔憂地指出，如果個人情緒可以成為控告的有力證據，將會無可避免地導致數不清的矛盾紛爭，對人際關系與職業發展都將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它還會使人徹底喪失辯證思維及與異議交鋒的能力，因此這種做法所要保護的不是精神健康而是病態思維，從長期看，對精神健康反而是有害的。今年《大西洋月刊》發表《被驕縱的美國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文就美國社會與大學校園中此類訴訟案的頻發憂心忡忡，“大學所要學習的批判思考、溝通協商的能力，絕不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粗略二分。今天的校園生活是否教導學生辯證思維，或是誤導學生扭曲思維?”

　　另外，在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西方，國家的實際權力中心不是政府及其領導人，而是通過控制經濟活動而背后進行政治運作的大企業與大財團。資本家們不僅從宏觀上掌控著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命脈，更是從微觀上直接監管企業的日常運行，并因此而掌握著每一個平頭百姓的生計與命運。所以，西方普通老百姓最想批評與咒罵的既不是遙不可及的政府也不是素昧平生的國家領導，而是朝夕相處的老板與經理。可是，西方人偏偏就沒有批評老板與經理的自由。西方國家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只是立法機構對公民言論自由的干涉，而不是作為私人的資本家對言論自由的侵犯。一篇題為《資本比自由硬，默克多勝利了》的評論說就連美國的新聞人都“不得不面對一個悲涼的現實：他們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資本。” 我曾就此請教過很多西方人，他們說我們必須尊重老板和經理。對此我卻無論如何也不敢茍同：既然西方人認為對于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國家領導都可以大不敬，為什么對這些不經任何民主程序上臺的資本家們就得畢恭畢敬呢？為什么西方國家不許批評經理是民主，東方國家不讓反對政府就是專制呢？普通百姓與國家領導從未謀面，且由于文化水平、知識水平和認識水平所限，對政治決策知之甚少甚至興味索然，給予他們對國家大事評頭論足的自由又意義何在呢？相反，工人們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人與事，卻往往有著難能可貴的真知灼見。允許工人積極參與企業民主管理與民主評議，給予他們批評監督經理與老板的權利，豈不是一種更有實際意義的民主與自由嗎？但是，這合情又合理的邏輯在資本主義社會卻絕對行不通，因為它從根本上動搖了資本主義制度所賴以生存的根基——生產資料私有制。

　　由于資本家通過占有生產資料的方式實現對整個社會與全體人民的剝削與壓迫，西方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主要是由資本家及其所操縱的工作單位以剝奪工人工作權的方式來實現的，資本利益借此巧妙地凌駕于自由與公正之上。西方的法律給予資本家各種各樣的自由包括在各種場合批評政府與他人的言論自由，但是對于普通工人來說，這種自由卻是完全不存在的。Bruce Barry在《啞口無言：美國工作單位對言論自由的侵犯》(Speechless: The Erosion of Free Expression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一書中說“雇主有極大的權利控制雇員的言論自由”，他們能夠以任何理由甚至無緣無故地解雇任何一個雇員。在資本家所開設的一言堂里，工人不僅不能批評經理和老板，也不能發表不同的政治觀點。剝奪持不同政見的雇員的工作權，已成西方社會的常態。2015年4月俄羅斯各大媒體分別報道了針對出生在烏克蘭的俄羅斯族鋼琴家Valentina Lisitsa 的一起駭人聽聞的文字獄。Lisitsa因為在下班時間在自己的私人推特上發表親俄言論而被加拿大多倫多交響樂團解雇。她的罪名是“發表挑釁性言論”，“在推特上引發仇恨”。實際上她不過是曝光了發生在烏克蘭東南部的針對俄羅斯族少數民族的屠殺。多倫多交響樂團CEO Jeff Melanson 就此事發表談話指出“作為加拿大最重要的文化機構之一，我們的首要任務仍然是世界偉大音樂作品的舞臺，而不是發表讓有些人感覺受到冒犯的意見。”但是，Lisitsa 在“發表讓有些人感覺受到冒犯的意見”時并沒有占用工作時間，她所用的也不是多倫多交響樂團這一“世界偉大音樂作品的舞臺”，而是她的私人推特。一個優秀的音樂家竟因在下班時間發表與工作完全無關的言論而被單位解雇。西方人絕對不會透露的Lisitsa被解職的真實原因是，當俄羅斯人民不再相信西方的騙人伎倆，并在普京總統的領導下最終走上與西方對抗的道路后，西方就絕對不會允許任何人發表任何有利于俄羅斯的言論，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把俄羅斯丑化成一個由“大獨裁者”普京統治的“邪惡帝國”。

　　西方人對不同觀點的容忍度之低是非西方人所難以想象的。我以前有一個印度同事，曾在印度最大的集團公司塔塔集團做分公司經理，據他自己說公司專門雇傭了六個人負責照顧他的飲食起居。因相貌英俊且有經濟學碩士學位，他還曾在一家地方電視臺擔任新聞播音員。但是，和絕大多數曾經有著輝煌經歷的移民一樣，他來到加拿大后卻一直求職不順，且屢遭解雇。職場的失意非但沒有換來情場的得意，反而使他的擇偶之路變得更加艱難。這種意想不到的雙重失意最終導致他對加拿大的不滿日增、思鄉之情日盛。不久就變得神經兮兮，與人聊天時他言必稱印度，“印度糧食百分之百自己自足，不需要進口一粒糧食”、“印度自行研制的汽車打進了歐洲市場” 、“你知道嗎，印度可以發射火箭和衛星”。同事們對他的反應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有些加拿大人更是背后對他表示強烈不滿“說這些話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對加拿大不滿嗎?印度那么好，干脆滾回印度去，沒有人留他。”熟料這非但沒有能夠阻止他繼續談論印度，反而真的將這個話題深入到文化比較的層面：“我在印度的同學、同事和朋友都比我混得好” 、 “印度越來越富，加拿大越來越窮”、“印度有很多有錢人，但我在加拿大就沒有見過一個有錢人，一個也沒有”、“這種荒謬的事情絕對不會在印度發生”、“我并不是說印度有多好。其實，印度非常非常不好。但就是這么不好，也比加拿大好很多”。至此，加拿大人對其言論自由的忍耐力已經達到極限。于是，公開投訴者有之、背后放暗箭者有之，印度人終于招架不住，黯然離去。幾個月前，聽說他又因同樣的原因被另一家公司掃地出門。對于動搖了西方至上與白人至上信念的有色人種，出于維護其畸形自尊的心理需要，西方人是絕對不會心慈手軟、善罷甘休的。西方人以其實際行動使我真正明白了“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因為經歷與觀點與這位印度人有著驚人的類似，我也經常言必稱中國，嚇得我愛人天天提醒我“你怎么還不明白呀，加拿大人首先就聽不得批評，更聽不得你這個他們眼中的‘低等種族’的‘蠢貨’的批評。為了糊口，你就少說幾句吧。”我以前的一個經理來自某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也曾善意地提醒我“為了保住飯碗，你以后要盡量少發表意見，更不要發表與加拿大人相左的意見。如果他們非讓你表態，你就說我完全同意你們的觀點，或者將他們的觀點復述一遍。” 另有朋友出謀劃策“如果你非要比較中國和加拿大，就說加拿大比中國好。加拿大民主，中國獨裁，你能來加拿大真是三生有幸啊”。但是，這樣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假話我實在說不出口。就這樣，在“言論自由”的西方生活十多年之后，我發現自己的性情大變：原本性格豪爽的我變得沉默寡言，以前快言快語的我經常閉口不言，本性心直口快的我也不得不學習與人虛與委蛇。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西方人的口蜜腹劍正是在這種日復一日的話語壓迫與話語專制的高壓環境下所自然形成的民族特性。在西方我的言論自由就這樣被殘酷地剝奪了，更沒有人象伏爾泰所說的那樣挺身誓死捍衛我的言論自由。鑒于我天性喜歡實話實說，不說出來心里憋得難受。怕我憋出病來，我愛人只好大力支持我利用業余時間在中國的網站上暢所欲言。于是，我在“民主”的西方被剝奪的言論自由，借助于高科技的網絡功能在“獨裁”的中國得以實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十多年的生活經歷使我深切體會到如果不能將作為勞動者的人從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奴役與剝削下解放出來，如果作為個體的人不能從謀生的焦慮與恐懼中解脫出來，如果不能從根本上鏟除資本主義存在的根基——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就是說，如果不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真正的言論自由根本無從談起。

　　2015年1月，以伏爾泰的祖國法國為首的西方爆發大規模游行示威，抗議恐怖分子針對《查理周刊》的暴力襲擊。西方人紛紛舉起“我是查理”的標語以示誓死捍衛西方肆意侮辱伊斯蘭教言論自由的神圣權利。就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法國著名喜劇演員迪約多內卻因行使言論自由權而被法國政府逮捕，罪名是美化恐怖襲擊，實際上他只不過是在臉書上寫道“我是庫利巴利(恐怖襲擊的兇手之一)”。此外，另有53人亦因同樣罪名被捕，其中一人竟因在網上取笑一名遇難警察而被判刑一年。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西方國家卻經常美化發生在中國的恐怖襲擊，并且將那些給中國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威脅的恐怖分子稱作反抗專制統治的英雄。西方只允許發表符合西方意愿與標準的言論，而不允許發表任何不同意見的司馬昭之心至此已路人皆知。所以，關于西方言論自由的神話，按伏爾泰的話說就是“親愛的讀者，請您相信我這句話吧：萬萬不可以輕易相信”。其實，終其一生伏爾泰一直與壓制言論自由的西方惡勢力進行著最頑強的斗爭。文章開頭那句據說是出自伏爾泰之口的名言，與其說是對西方社會歷史與現狀的真實描述，不如說是伏爾泰個人以及極少數西方有識之士的美好愿望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孔子的崇拜者，伏爾泰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與宗教、文化深惡痛絕，卻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贊不絕口，稱其為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體制。(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現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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