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當前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

　　——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影響和后果之解析

　　傅秀玲 楊思基

　　(蘇州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江蘇 蘇州 215123)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取得舉世矚目發展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社會問題和矛盾。正確認識這些問題和矛盾是正確解決矛盾的關鍵。本文認為這些問題和矛盾并非是我們國家在社會發展前進中的“社會轉型”所必然產生的，而是在于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嚴重干擾誤導了我們的改革開放實踐。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80年代傳入我國，適應一些人的需要而逐漸成為“思想主流”，誘導誤導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實踐掉進了私有化、市場化、一切生產要素資本化、全球市場經濟一體化和絕對自由化的陷阱，實際出現了走資本主義歪路、邪路的誤區和偏差，于是才出現了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條件存在的那些問題和矛盾。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搞好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社會公平公正環境，對于我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問題和矛盾

　　作者簡介：傅秀玲，蘇州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楊思基，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中國式發展或“中國模式”，就是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上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性生成的進步過程、積累的成果以及呈現出的樣態，從根本上說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運動過程的歷史展開形式或樣態，它具有自身特殊性和鮮明的中國特色。唯物史觀視野中的社會發展，“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動結果”，“是人類在創造、實現自身價值的實踐中所引起的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進步過程。”[1]245社會發展作為一個總體性范疇，廣義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協調發展，并最終體現為人的發展，其各個方面在內涵上既互有區別、又緊密相連，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必須兼顧的綜合社會發展。根據唯物史觀和我們的改革初衷，我國的改革和社會發展應該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改革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和管理體制，完善發展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解放發展生產力，使生產關系和管理體制適應生產力發展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需要實現不斷的合理化變革，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有機體各個層面的相互協調，使經濟社會發展協調進步。我們所說的改革發展與“社會轉型”當然也只能是上述這樣一種條件下的改革發展和“社會轉型”，而不應是產生類似于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條件產生的“兩極分化”、社會分裂分化和對立等問題和矛盾。然而，從我們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我們在市場經濟改革中所實現的發展或經濟增長模式，卻既使我們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就，也使我們國家產生了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條件存在與發展的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這些問題和矛盾究竟根源于什么?本文認為，盡管其根源或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但其根本原因決非是一些人所講——是由于我們“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全面轉軌轉型”必然要經歷一個所謂的“矛盾凸顯期”，而我們為實現國家社會現代化也必然要制造或產生這些問題和矛盾，并要為此而付出相應的代價，而是由于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實際上受新自由主義嚴重干擾誤導，從而使改革開放在實踐中出現了嚴重的路線方向性偏差，照抄照搬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產生發展過程曾經長期堅持的一些思想和做法，于是才造成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諸如“兩極分化”、社會分裂分化、生產和消費嚴重脫節、經濟結構及利益關系結構失衡等問題和矛盾。改革開放后，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極力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大力兜售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理論和經濟政策，我國的改革也逐漸走向以市場經濟模式為目標、為基礎和核心的漸進式改革，并且伴隨著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大量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便乘虛而入，自上世紀80年代后在我國得到迅速傳播且很快成為一種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主流思想”，一大批新自由主義信奉者在我國迅速崛起，為市場化改革出謀劃策，指手畫腳，儼然成為在理論和實踐上主導中國改革開放的主流思想精英，嚴重干擾誤導了中國改革開放實踐。于是全盤西化生搬硬套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便日益成為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主流。而伴隨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的引進和片面復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經濟社會問題和矛盾也因此而應運而生，并導致矛盾不斷發展激化。因此，澄明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及其在我國的影響，對于客觀如實地正確認識當今我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和矛盾至關重要，是我們認識破解現實社會問題與矛盾并找到其正確解決辦法的關鍵，這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前進都有著重大意義。

　　一、我國當前發展中所呈現的主要問題和矛盾

　　中國目前已成為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同時積累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也日漸凸顯，這是必須看到的事實。人類歷史發展至今，從廣義層面的社會發展及矛盾的普遍性來看，任何一個時代都必然存在著社會矛盾和問題。當然，因所處人類歷史時期、發展階段和社會條件不同，人們所面臨的具體矛盾和問題也會呈現出鮮明時代特征與民族地域的特征。隨著中國進入“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①]社會問題和矛盾在我國呈現出風險加重及高發增長態勢，已使我國改革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嚴峻挑戰。那么，中國現階段凸顯出的社會問題和矛盾有哪些呢?透過變幻復雜的社會現象層面，我們發現中國當今社會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為：

　　其一是貪污腐敗、官僚特權問題引發的官民矛盾突出。以傳統的官僚特權和市場的資本特權為基礎的官商相互勾結造成了嚴重的貪污腐敗問題，而官商勾結及貪污腐敗問題無疑加劇了官民之間的社會矛盾，當前以群體性事件為主的社會問題主要來源于官民矛盾并時有矛盾激化事件的發生。

　　二是社會收入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巨大，使不同社會階層在資源占有、權利享有和個人收入分配上存在與個人勞動貢獻嚴重不相匹配的巨大差距，由此導致人們利益關系失衡、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矛盾重重。社會不公明顯且最突出地表現在貧富差距懸殊方面。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是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然而現實情況是，優質資源及財富高度集中于少數人，資源和社會財富的支配權為極少數人所壟斷，相當數量的民眾基礎資源匱乏、生活貧困、基本權利得不到切實保障，甚至掙扎在難以容忍的生存底線以下。而由社會不公、社會不滿情緒引發的突發社會事件已經暴露出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極容易誘發普通勞動民眾的“仇官”“仇富”情緒，而且會隨著社會階層貧富分化乃至固化，必然要產生和激化代表少數人的社會資本權貴階層與廣大普通社會勞動者階層之間的社會矛盾。

　　三是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強弱對比懸殊，利益分配完全掌握在資本家之手，勞動者的合法勞動權益與勞動者社會福利保障往往受到不法侵害，這必然會產生和加劇勞資矛盾(這實際是新生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為積累資本殘酷競爭，企業主為提高利潤率增加資本積累，往往普遍地無視社會責任和勞動者安全健康，使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生活環境和勞動者工作生活條件嚴重惡化，人類生產生活資源被掠奪式利用;而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增長政績，也往往注重為投資者提供各種政策優惠，卻忽視勞動者的合法勞動權益保護和環境保護，政府官員支持資本家重資輕勞甚至在勞資沖突中為資本家站臺的現象普遍存在。近年來受雇者與雇主或勞方與資方之間的沖突、勞動關系矛盾案件不斷增多，地方政府在促進經濟轉型、招商引資、土地征用、農村城市化城鎮化和發展地方經濟的過程也往往忽視普通民眾利益的保護，甚至經常損害群眾利益，導致官民對立、勞資對立的矛盾及惡性突發事件層出不窮，已成為制約構建和諧社會的許多不利因素。

　　四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雇傭勞動生產關系與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發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以及各社會階層、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還有自主發展經濟與利用外資的矛盾，外資和內資、跨國公司國際壟斷資本操控主要產業部門和市場剝削壓榨中國勞動人民與維護勞動者勞動權益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和嚴重社會問題的存在說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方針帶來了經濟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巨大積累，但在其具體執行過程已經出現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為發展經濟不惜一切——造成了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相對滯后、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極不協調的片面性弊端，嚴重威脅危害到整個社會經濟社會健康協調發展及整體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實現和提高。另外，由于我國的經濟發展總體上仍然沒有擺脫粗放式發展的發展方式[②]，而這種資源能源高耗費、高投資、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活環境遭到嚴重污染和破壞、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利益關系失衡、資源遭到掠奪式利用的粗放式發展，極易誘發經濟社會矛盾急劇發展集中與爆發，這就是我們今天在經濟發展中不得不面對的嚴重發展局勢和態勢。事實已經證明，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顯然我們已很難保持經濟的健康持續高速度地發展態勢，而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發展方式的轉變，則勢必要使我們過去片面追求高速發展而致關系失衡的經濟盡快轉變為關系協調均衡健康適度發展的經濟，而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社會健康協調發展的“新常態”。就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雖然我國GDP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科學技術薄弱也是不爭的事實。目前，我們在世界上仍處在以科技水平為標志的較低生產力狀態，我國企業多集中在產業鏈的低端并相對產能過剩，而高精尖端、高科技產業的創新力量卻相對不足。中國制造業要提高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能僅靠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所具有的成本優勢，因為這不僅不符合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與經濟發展目標，而且對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掠奪式利用顯然不利于勞動者和我們子孫后代的未來發展，而要提高我國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并使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們就必須將基點建立在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技術不斷進步以減少勞動耗費、資源耗費的低成本高產出基礎之上，必須大力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的新技術產品開發制造，改造提升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方式，以創新、低耗、質優、高端高品位取勝，那才是發展經濟的長久之計。

　　五是民族國家發展與世界全球化進程之間的矛盾。全球化是當今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尤其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既帶來社會生產、生活的深刻變革，也引發了一系列具有全球性質的社會問題和矛盾。自1980年代以來，世界各民族國家或主動參與或被動卷入到全球化進程的滾滾洪流，中國自改革開放后自然也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謀求生存發展。然而，資本主義強勢國家主導著全球游戲規則，甚至有時以“武力禁止其他國家的獨立發展”，[2]21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所謂全球自由競爭的發展模式中往往處于邊緣和劣勢，民族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難免受到威脅。全球化不僅引發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和利益矛盾，同時還帶來諸如全球氣候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兩極分化和全球經濟政治不穩定等問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能通過向發展中落后國家輸出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暫時地緩解和轉移他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矛盾，但由此絕挽救不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可能真正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矛盾。伴隨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必然是資本主義各種矛盾在接受資本輸出的發展中落后國家匯聚和聚集，并在這里進一步發展與激化，使這些矛盾真正具有了全球范圍的性質而在全球范圍積累和加劇，這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在整個世界遭到越來越覺醒并在全世界范圍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持續反抗，導致資本主義在整個世界失去存在的歷史必然性而為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埋葬。此外，除了以上所列舉社會矛盾和問題，在改革發展過程中，我們還面臨著其他一些重要而緊迫的問題：如現代社會風險、“三農”問題、城市化城鎮化過程的農民失業問題、房地產市場扭曲、食品與藥品安全危害、教育缺陷與就業不足、生態環境社會生活環境遭到嚴重污染和破壞、資源遭到掠奪式利用已現枯竭征兆等問題，而且還存在互聯網安全隱患、道德與誠信危機、人才和財富外流、疾病及毒品、社會保障和婚姻家庭等問題。這些既嚴重危害廣大勞動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對今后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健康運行非常不利。

　　當前，我國改革發展中所面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已呈現出規模性、多樣復雜性、相互交織關聯性、危害嚴重緊迫性等特征，而且有些問題和矛盾已明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具有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問題與矛盾特征。一般情況下出現社會矛盾是正常的，然而當社會矛盾和問題大量積聚凸顯并且呈現出空前嚴重的多發態勢，這就不正常并且要特別重視了?？偟膩砜?，現階段社會矛盾和問題錯綜復雜地相互關聯抑或交織滲透在一起，而當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具有一定規模和關聯效應時，這些矛盾和問題就可能會加速發展與激化，而且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與矛盾，如導致社會規則體系失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秩序混亂等問題。社會矛盾和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則有可能會導致大面積的社會不滿情緒急劇發酵以及社會突發性事件連續爆發，由此帶來嚴重的社會風險危機甚至社會動蕩。從當前實際情況看，這首先需要我們認識破解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產生的深刻根源，因為這是問題和矛盾得以根本解決的前提。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唯物史觀是關于社會歷史及其發展規律的學說，是揭露社會矛盾并尋求矛盾解決辦法的學說，同時也是“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3] 247這兩種表述其實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及其規律離不開人的活動及人的發展歷史，或者說根植于“現實的人”之實際活動的歷史以及人自身發展的歷史，其中充滿了矛盾以及矛盾的不斷產生和解決，是社會基本矛盾與其他各種矛盾作為歷史發展動力推動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現實的人”之生產生活及其生存發展，就是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在時間與空間維度的歷史性生成與創造性建構的過程及其樣態結果。“人是自然存在物、社會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的統一。”[1]260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正是在實踐活動中呈現出人與自然、[③]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或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進一步說，這還涉及到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一致性問題，現階段主要表現為人的現代化程度與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同步性問題)。“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4]134實踐不僅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且是人類社會通過改變現存世界來獲得發展的現實途徑。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史本質上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展開過程及其呈現出的樣態結果，是不斷解決矛盾而又不斷產生新的矛盾的歷史過程。上世紀8、90年代產生于西方的“社會轉型理論”，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者為掩蓋其造成的社會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動蕩、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尤其是為掩蓋他們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而造成的拉美危機而開脫和辯護的思想理論，是無力解釋“市場經濟轉型國家”所發生的那些矛盾和危機的。而我們要想正視和深入探究中國當今社會矛盾和問題產生的深刻根源，那就不得不揭開新自由主義對改革開放實踐進行誤導的神秘面紗。

　　二、我國當前發展中問題和矛盾的根源探析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高速經濟增長，同時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并凸顯出大量社會問題和矛盾。經過具體剖析我們發現，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主要是源于改革開放以來具體工作實踐中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而造成的失誤。那么，改革和發展何以會產生這些問題和矛盾呢?這我們就不得不從新自由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影響說起。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開放誤導性的影響，正是我們探究中國改革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不應該、也不能夠繞過去的一個重要視角。[④]從中國的現實狀況出發，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思想理論來評析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來審視新自由主義是如何誤導了改革開放并由此造成了大量社會問題和矛盾，這是我們真正找到問題和矛盾產生根源以采取切實有效措施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根本出路。

　　1.何為新自由主義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由于權力過分集中和官僚主義問題的泛濫紛紛遇到各種挫折，各社會主義國家為解決發展動力問題紛紛采取以市場為導向的放開搞活經濟改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戰后的經濟恢復和生產關系調整，紛紛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在吸收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驗，加強國家干預，增加稅收，充分發揮政府和金融機構在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分配中的宏觀調節作用，不斷改善勞資關系，同時利用貨幣增發與金融杠桿的刺激與撬動作用，并在科技革命的強力推動下，利用他們在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技術領先地位和金融壟斷地位，通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一體化、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分工體系，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升級、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出現了資本主義有史以來罕見的長達20多年的經濟穩定增長，至上世紀70年代以后，才開始出現經濟滯脹、經濟泡沫開始破裂的跡象。而為了解除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威脅，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再次出現巨大社會動蕩，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在醞釀滋生的矛盾成功地轉移到落后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緩解西方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打擊和沖擊，英美資產階級開始推崇新自由主義導向的美國“芝加哥學派”(亦被稱為貨幣學派或供給學派)，使其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推出了以私有化、市場化、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開放市場、充分競爭、自由貿易、放松利率、匯率管制、實行市場自由定價、以價格引導市場、以市場引導企業等為實質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并以所謂“華盛頓共識”[⑤]的形式向發展中國家和進行市場經濟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廣。與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早期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僅僅把自由視為個人意志自由、自我意識自由、思想言論自由及自由選擇和認識的天賦自然權力不同，現當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更多地是把自由與財產私有制關系聯系起來，用以來論證個人自由作為“天賦人權”有著私有制這一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與合理性，他們認為正是私有制財產關系使個人對其財產擁有絕對支配權，才使人類社會在經濟社會制度上保障了人的自由。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思想就是在這一認識基礎上為解決和轉嫁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危機向全世界推行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而形成發展起來的一種思潮。但它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并不是一直占主流地位的一種思想，而是與主張國家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作為不同的經濟調控手段或經濟政策根據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的需要被交替使用，是直到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面臨資本主義經濟滯漲束手無策開始失靈后才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上升到西方國家主流思想地位的。

　　伴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在世界推廣，新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終成功實現技術升級、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作出巨大貢獻，成功推動上個世紀9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生產自動化，促進了資本主義一般制造業的產業轉移及資本主義諸多矛盾與危機的輸出和轉移，同時也給實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國家造成了諸多現實問題和矛盾，使這些國家發生利益分化、兩極分化、經濟社會矛盾發展激化、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在思想價值觀上物欲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迅速發展蔓延，并且使這些國家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活環境遭到嚴重污染和破壞，資源遭到掠奪式的利用面臨枯竭。新自由主義在我國一度甚至成為意識形態主流嚴重誤導了中國的改革。我國改革中發生的一系列錯誤如私有化、片面市場化和一切資源與生產要素資本化改革方案，其實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理論資源和輿論支撐的。

　　我國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摸著石頭過河”探索過程中，無疑需要引進和批判性地借鑒吸收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成果和有益經驗，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新自由主義逐步傳入中國。此外，我國是擁有近14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自然也成為新自由主義推行的主要對象(張五常就是西方國家派出的以傳播西方經濟學為名實則來中國傳播布道新自由主義的傳教士，曾經所謂的“張五常熱”，不過是其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流派即新制度經濟學在我國濫觴的典型代表)。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學術界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定義主要有：其一，“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5]4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其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2]3它強調以市場為導向，是一個包含一系列有關全球經濟秩序和主張貿易經濟自由化、價格市場化、一切財富和生產要素私有化觀點的思想理論體系，該理論體系的完成形態就是所謂“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梢?，新自由主義是一個極為龐雜的思想理論體系，其勃興適應了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壟斷階段轉變過渡和當代國際壟斷資本發展的需要，新自由主義是當今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和主流意識形態。“華盛頓共識”的出籠則標志著新自由主義開始由學術理論層面轉向國家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并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推行全球經濟一體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意識形態多元化的重要理論體系。由此，西方強國在全世界范圍極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實踐，目的也在于通過新自由主義來顛覆和改變其他國家的國家社會制度及思想意識形態。這里需要澄清的是，作為學術理論層面的新自由主義與作為國際壟斷資本思想理論體系的新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不能完全等同。前者作為經濟學理論有科學成分可供借鑒，如關于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機制、提高政府效率、加強法制以及尊重人權等主張。但是，對于后者即作為國際壟斷資本思想理論體系的新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我們必須加以批判性地剖析鑒別甚至堅決抵制。本文關于當今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分析，主要是針對后者。我們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初，因為我們對新自由主義還沒能夠進行深入研究而未做出恰當的批判地借鑒和抵制，致使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擁有大量追隨者并逐漸成為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主流，由此才使我們的改革開放實踐在其誤導下逐漸偏離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正確路線和方向。

　　2.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前提誘導——自私的理性經濟人假設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是在繼承斯密自私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理性預期學派代表人物羅伯特•盧卡斯正是根據斯密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了名噪一時的“理性預期假說”。該學派認為在經濟活動中，人是理性的，他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6]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就在于認為人的本質或人性是自私的，由此個人利己主義也就被新自由主義披上了合理化、合法化的外衣。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每個人最為看重和追求的事情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這樣一種人性模型的前提假設是有其自身缺陷并且是不能成立的。馬克思明確指出，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現實中的個人，“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的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4]152顯然，新自由主義是從其理論前提即自私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來推論私有制經濟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來論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與發展動力，實質是為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剝削制度和資本價值的增值服務，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特定社會歷史階段特定社會形態社會存在的反映和意識。而如果脫離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新自由主義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和條件，是不可隨意移植到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條件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指導思想的。不僅如此，如果人們都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達到極端，勢必帶來私人、私人利益與他人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并引發大量社會矛盾，從而引發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反觀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人們恰恰是受新自由主義的上述思想誘惑而在經濟活動中普遍地走向了極端個人主義的利己主義，致使個人利己主義與自由主義盛行乃至泛濫，從普通大眾到政府官員，大都最看重自己的個人私利，而且不少人為了這個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擇手段，造成了貪污腐敗嚴重、市場經濟社會秩序混亂和社會矛盾叢生等尖銳的沖突和矛盾，使改革和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

　　3.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的干擾和誤導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方式深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如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實際上是任由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來操控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雖然這種發展方式在我國經濟十分落后和人民普遍貧窮的情況下，能夠從特定的層面在一定時期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尤其是能最充分地調動資本家為追逐利潤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推動經濟在一定時期實現較高速度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模式終究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使用且已成為難以為繼的發展模式。它在一定階段上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經濟結構與利益關系的失衡、生產和消費的嚴重脫節、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被嚴重污染和破壞以及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資源枯竭等諸多社會問題和矛盾，使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協同發展受到嚴重破壞，使發展呈現為一種畸形病態的不可持續的發展狀態，并且不可避免地導致周期性地發生經濟社會危機，這充分表明跟隨西方國家照搬他們搞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持續下去了。我們現在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伴隨“作為國際壟斷資本思想理論體系的新自由主義”、特別是“作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推行，新自由主義已從學術理論層面轉向國家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意識形態。而當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發展模式在全球化進程中加速蔓延，其暴露的問題日益凸顯，尤其是導致了1980年代后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7年爆發于美國而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并導致資本主義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嚴重激化時，我國的改革開放已受其影響深陷其中。這時，新自由主義思想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思想已深深影響了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術理論研究(尤其在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文學等領域)，并作為潛移默化的深層次思想嚴重影響到國家層面的國家意識形態，成為極為頑固屢反屢發、不斷孳生蔓延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對我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干擾誤導和破壞作用，而且已經造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時即便要想清除和糾正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及其惡劣影響也已經是阻力重重，頗為困難了。而自私自利自由化的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思想一旦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思想，并且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許多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和信仰，整個國家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奉行的自私自利、資本逐利、弱肉強食叢林法則市場規則和秩序來運轉，這本身就意味著黨和國家的性質已經發生嚴重蛻變，其對國家和人民的危害也就十分巨大了。

　　新自由主義作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理論體系，就其本質而言，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私有制，反對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發展道路。新自由主義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之影響誤導，從其本質內容上看主要體現在：私有化、市場化、資本化、全球化和自由化，其極端表現形式就是全面私有化、徹底市場化、一切生產要素商品化和資本化、全球經濟一體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意識形態多元化和絕對自由化。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制是自由的經濟基礎和所有制基礎，人性自私又是私有制的人性基礎。因此，他們以“自私的理性經濟人”為假設理論前提，竭力主張全面私有化、徹底市場化，并認為所有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都私有化為可自由交換的商品或資本商品進入市場通過自由的市場交換和流通來進入生產和消費領域，才能使這些要素和資本發揮其最大經濟效益和效率，即以最小的勞動投入獲取最大的利益收獲。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主要是指個人在人格自由平等、市場經濟身份平等基礎上所實現的金融自由化(資本自由流動)、貿易自由化(商品和服務等自由貿易)、投資自由化、經濟政治交往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等等。“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范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買賣。”[4]416這實際上是在弱化弱勢國家和人民的經濟政治主權，使市場經濟的運行只有金錢資本和權貴權力的主體，沒有勞動者和人民的主體，只有私有者根據資本財富占有的多寡來占有和壟斷市場并根據其市場影響控制力來自由地競爭，根據資本利潤率的高低來進行資本和資源的配置與競爭，實質是按照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來競爭，來自由交易，而沒有真正科學有效的社會監管、政府監管，不可能不造成嚴重的公平正義問題和經濟安全問題。所以，新自由主義實質就是資本強勢利益集團及強勢國家為適應其全球化掠奪所制定的所謂“自由競爭游戲規則”。新自由主義打著金融和商品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人際交往自由化、思想自由化、政治與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幌子對發展中國家和勞動人民進行瘋狂的掠奪，其“政策主張的一個突出惡果就是社會的兩極分化。”[5]40然而，全面私有化不符合人之生存方式及當前社會化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人們在生產實踐活動中結成的社會關系是他們在生產過程相互合作的結果，一定的生產方式就是他們共同活動的方式，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4]160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在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剩余勞動成果的公有制基礎上重建人人平等的勞動者個人所有制”。[7]同時，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提供更多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合作活動和公共物品。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市場化抑或徹底市場化的實質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全面市場化和反對政府干預，[⑥]并且它反對的往往是有利于工人階級的國家干預。實踐證明，市場不會自然地實現各種關系的均衡，市場也會失靈而爆發經濟危機，并且滋生資本特權、市場壟斷和非公平競爭等社會問題。“市場幾乎永遠不會具有競爭性，因為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的往往是那些具有龐大規模的經濟集團，它們能夠牢牢地控制住自己在市場中所占有的份額”。[2]序言6-7我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對市場進行良序引導或宏觀調控，離不開勞動人民的集體當家作主和社會監督。全球化抑或全球經濟一體化，是國際壟斷資本統一全球的經濟政治制度安排，當今經濟全球化即是資本的國際化。全球化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由市場經濟向全球擴張。新自由主義并不滿足于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和推行以資本主義超級強國為主導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一體化，多元化和自由化，即實質是全球資本主義化。這實際上就是顛覆否定與資本主義列強所奉行的制度有所不同的國家社會制度，顛覆別人的政權和國家意識形態。正是由于我們現在處于一個這樣的全球化時代，所以我們才要高度警惕全盤西化，避免落入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的陷阱。

　　所有制關系是決定不同社會形態不同歷史階段性質的基礎關系。西方推行新自由主義來影響誤導我們的改革開放，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顛覆否定我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制度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經濟政治制度，將我們國家納入由他們主導的世界一體化的資本主義體系。而他們的這一企圖之所以能夠奏效并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得逞，原因就在于他們的這些主張正適合了社會主義國家那些在引進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的“改革開放”過程新產生的權貴資產階級、新生資產階級的需要。主張新自由主義的人們幾乎一致認為，“當集體化的范圍擴大了之后，‘經濟’變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產率’。”[8]50新自由主義者一貫堅持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反對集體主義等觀點，并借此為中國打造了國企全面私有化的方案，以此來沖擊和削弱公有制企業在我國的主體地位和中堅作用，由此才導致國企改革一度誤入化公為私、一賣了之的歧途。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無疑就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釜底抽薪。

　　從私有制或所有制的起源看，它產生于原始社會晚期。原始社會共同勞動共同占有消費勞動成果經濟關系的解體正是在當時生產力有了發展、出現了個體勞動以及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分工(包括家庭和家庭的分工)——并且在出現了剩余勞動產品之后才出現的。這時原來共同勞動共同占有勞動成果的分配便為以個體勞動和個體勞動分工為基礎的勞動直接占有分配方式所取代，這樣便先是出現了產品的私有，后是伴隨產品的財產關系私有包括動產不動產在內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得以產生和發展，而且由于財產支配關系的不同，勞動及其產品的數量或質量上的不平等分配也隨之形成發展起來，并最終導致所有者憑借對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壟斷而支配無產者勞動力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成為其最為發達和典型的所有制形式。馬克思說，“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4]163馬克思明確指出，我們要廢除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制、而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但資產階級私有制就是最為典型、最為發達的最后一種私有制，所以“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制。”[4]414這樣把資本變為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集體財產，因為“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9]84

　　羅伯特•W•邁克杰斯尼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的導言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范式——它指的是這樣一些政策與過程：相當一批私有業者能夠得以控制盡可能廣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取更大的個人利益。”這些政策的實施所導致的經濟后果在每個地方都是一樣的事實：“導致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世界上最貧困國家和人民被掠奪得愈加嚴重，全球環境災難化，全球經濟不穩定，以及富人財富獲得前所未有的暴漲。”[⑦]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催生的跨國集團控制著全球秩序和經濟命脈，從而也影響控制著國際政治和文化輿論及話語權。如今，新自由主義及其發展模式的推行已經導致了東南亞、東歐以及拉美部分國家大規模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思潮和政策主張在我國經濟學界乃至思想理論界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嚴重誤導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嚴峻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如果不從新自由主義的根源去認識，是無法對其作出客觀如實的科學解釋的。我們對此如果沒有清醒的認識，“如果失去警惕，聽任新自由主義泛濫下去，誤導我國的改革開放，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蛻變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10]318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資產階級創造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文明成果，資本主義及其私有制在其生命力還未達到完全衰竭前是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的，新自由主義隨著國際資本壟斷擴張而在全球蔓延并獲得極端地發展，那也是歷史的必然。盡管伴隨新自由主義的全世界推行致使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矛盾和危機在全世界不斷發生和發展，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危害，但要徹底肅清和鏟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和危害，顯然也需要我們進行長期而艱苦的斗爭。

　　三、擺脫當前困境的應對出路

　　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困難、挑戰或稱中國問題，是指“困擾當今中國人生活和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難題”，[11]它不僅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更是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有效解決。通常并不是矛盾本身，而是對社會矛盾及問題適時地合理性解決才能成功地推動社會發展。值得欣慰的是，黨和政府對我國在改革和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予以高度重視，并且開啟了認識與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歷史征程。通過以上對我國當前社會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根源的分析，我們可得出以下重要啟示：

　　第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相結合是我們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在改革開放整個過程，我們必須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結合起來，這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內在要求。新中國建國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最大限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解放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使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具有強大吸引力和無比優越性，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原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堅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根據本國國情和實際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和發展模式，不能放棄我們共產黨人的原則立場和底線，在這個基礎上通過改革開放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改革不合理體制，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的健康協調高速穩定發展。鄧小平1979年提出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對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經驗的準確概括，也是我們在思想理論和政治上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的立黨之基，是新中國國家的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內在統一的，它指明了前進的道路方向、人民主體地位、黨的領導核心以及思想理論指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黨肩負著帶領人民共同治理國家和改革發展的歷史使命，只有抓好黨的自身建設才能根治貪污腐敗，改善黨群、官民關系，從而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也只有抓好黨的建設才能保證改革開放的最終成功!抓好黨的建設離不開黨的思想建設，而黨的最為根本的思想建設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馬克思主義來武裝全黨，使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認識改造世界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抵制和反對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對黨的思想侵蝕，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加強社會主義中國意識形態的科學構建和理論創新。新自由主義思想是與馬克思主義和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根本對立背道而馳的，因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改革開放相結合，便是我們應對和戰勝新自由主義這一當今壟斷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法寶。

　　第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社會建設是應對矛盾的關鍵。中國現階段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錯綜復雜，需要有效推進民主法治社會建設來解決社會良序運行的規則體系缺失，需要積極促進公平公正社會建設來切實改善民生。市場經濟、政府有效治理和整個社會正常運行都離不開良好的民主法治環境，市場、政府和社會都需要在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民主法治社會條件下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監督、輿論監督、法律和制度的監督與約束，這樣才能保證社會良性有序運行。同時，對金融和商品市場進行強有力的規范監督以及嚴懲經濟犯罪、金融犯罪及各種形式的以權謀私、貪污腐敗，顯然也需要健全與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使我們靠人民民主、靠制度、靠法律和健全的社會規則來約束管理人，約束管理社會，以堵塞規則、政策與制度方面的漏洞，這都需要我們努力去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健全與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使我們在民主法治的社會環境條件下來進行上述諸方面的建設。因此，健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與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嚴格依法辦事，依憲法和黨章來執政，依法行政，是協調利益主體關系、合理調節利益分配、正確化解社會矛盾的必然途徑。此外，社會主義社會是要實現共同富裕，與自由主義只注重“交換公正”而不關注分配公正或社會公正所不同，社會主義的社會公正不僅是過程形式上的程序平等，也應該體現在結果內容上的實質平等。“結果平等應是一個自由公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2]25當前我國的社會基礎建設層面還相對薄弱，而社會基礎建設、公共事業建設又是涉及老百姓衣食住行和社保醫療等民生問題的頭等大事，因此需要我們不斷增加基礎性社會建設投入并適當調動非政府社會組織的力量來協助改善民生，從而有效防止社會不公造成的矛盾激化。

　　第三，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社會公平公正環境是改革開放謀發展的長期發展戰略。處理好民族國家發展的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并營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構造公平公正人人平等的社會關系環境，這對于改革開放謀發展來說顯然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國家發展戰略，需要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各個方面的關系，需要我們堅定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而且對此要有足夠的定力和信心。“全球化概念所傳達的最深刻的意義就在于世界事務的不確定、難駕馭和自發推進性”，這亟待全球規模上的秩序構建。全球化既聯合又分化，并且以“流動的自由”或資本的自由流動為中心而呈現出兩極分化，其新一輪的資本流動和資本主義剝削正在從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階級剝削關系演變發展為對落后國家和人民的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現代國家的民法和行政主權勢必棲立于軍事、政治和文化主權這‘三足鼎’上。換言之，棲立于國家對資源的支配上。”[12]59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如今正面臨極其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緊張局勢，我們不能由著西方強勢發達國家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需求來構造中國在全球化發展時代的未來。首先，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發展就必須立足自己歷史的現實國情，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構建科學的適合自己的思想教育體系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具有中國歷史文化底蘊和現代化特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通過改革來不斷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這樣才能使我們面對國內外社會主義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干擾與和平演變而巋然不動，勝利應對。“政府是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礎之上，這一原則‘存在于最專制和最軍事化的國家，同時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國家。’”[2]28當然，國家民族的優秀思想文化繁榮及歷史傳承離不開政府給予充分開明的學術思想自由空間和社會相對寬松的言論表達環境，離不開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批判性反思與總結，中華民族的優秀思想文化也只有經過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全面改造和批判性更新、創新它才能夠得以傳承而源遠流長，并在此基礎上使我們創新出優秀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作為中國人精神或心靈信仰的依托，以構造我們中華民族共同的優秀思想文化根基。其次，確保黨的利益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永遠保持一致，國內發展不能以犧牲群眾的利益為代價，世界發展不能以犧牲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利益為代價。我國人均資源的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只能走保護生存環境、節約能源資源與合理控制人口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新自由主義作為當今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其推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帶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分裂對立等諸多尖銳的社會問題和矛盾。資本依賴全球金融、全球貿易和國際互聯網信息產業市場而謀取不受政治束縛的經濟活動自由、無限制資本流動、追逐資本的利潤最大化，事實上這種“自由市場理論的制定和采用”只是為了實現資本主宰世界的最大權力，獲得它的最大利潤。不僅如此，“大型機構運用戰略聯盟的形式與自己的競爭對手聯系在一起，在自己的王國內部專橫獨斷，破壞民主決策，確保自己不受市場規律的約束。只有窮國和被迫開放國門的國家才被教導要求遵循這些嚴格的規則。”[2]24對此，如果我們不加防范，陷入新自由主義為我們設計的陷阱，那就很容易使我們陷入“拉美陷阱”，很容易誘發與導致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社會矛盾與經濟社會危機在我們國家匯聚和集中，從而使我們犯顛覆性的錯誤，自覺不自覺地走上資本主義的歪路和邪路。當前，為有效解決當前社會矛盾和問題，我們必須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建國后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尤其是改革開放后近40年來的經驗教訓，對新自由主義長期泛濫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和其思想實質進行全面地反省和清算，這是保證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取得成功的關鍵?？偠灾?，當今我國的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錯綜復雜，改革道路也是充滿風險，需要我們在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和認真學習借鑒的基礎上堅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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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M].徐海銘、季海宏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6]何秉孟.新自由主義的源流與本質[N].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5月25日;

　　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zx/bwyc/201505/t20150525_2007555.shtml

　　[7]楊思基.勞動所有權、個人所有權與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J].山東社會科學，2014(11);人大報刊復印資料《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2015(1).

　　[8][美]詹姆斯•布坎南.財產與自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劉易風.略論新自由主義及其影響[C].載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1]馮平.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J].中國社會科學，2006(6).

　　[12][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M]. 郭國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①]參見《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頁。

　　[②]傳統的粗放發展方式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擴張的經濟增長方式。這種粗放發展不僅導致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需求膨脹和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也造成了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尖銳矛盾。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

　　[③]在實踐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所進行的物質變換形成了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永恒基礎。關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馬克思認為，“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然而，人類的現實情況是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在不斷惡化。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④]新自由主義引入我國并嚴重誤導了經濟改革，造成了嚴重后果，導致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乃至基本經濟制度發生了向著資本主義調整的重大演變，造成了近十多年來我國基尼系數均超過0.4國際警戒線的貧富差距，成為中國一切問題和矛盾的總根源。參見戚桂鋒：《中國經濟：三種主義、兩種前景與正確選擇》。

　　[⑤]按維基百科解釋，“華盛頓共識”(英語：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和東歐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不少評論指此共識是美國作為支配歐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的手段。1989年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旨在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曾任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威廉姆森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已與上述各機構達成共識的十條政策措施，而由于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一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在威廉姆森看來，由于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所以后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具體說，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華盛頓共識”，其十條政策是：在財政政策方面，加強財政紀律;把政府支出重點轉向經濟回報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基本醫療保健、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改革稅收，降低邊際稅和拓寬稅基。在貨幣政策方面，推動浮動利率，采用具有競爭性的匯率制度。在貿易和資金政策方面，推動貿易自由化;外資進入自由化。在宏觀產業政策方面，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場準入和退出的障礙，保護產權。在美國次貸危機、全球信貸危機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稱“舊有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G20 Will Pump Trillion Dollars Into World Economy. Sky News. 2 April 2009.)。

　　[⑥]事實上政府干預是一個世界通行的慣例，并且在許多產品的研發和技術革新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世界上幾乎所有跨國公司等最重要公司的經營策略及其競爭地位，都受到政府決策和貿易保護政策的支持。

　　[⑦]全球化伴隨著經濟掠奪和不平等，例如美等發達國家的人們享受著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廉價商品、低息貸款，同時也享受著發達國家的高勞工標準和社會福利。我國部分外貿企業充當發達國家的低端加工廠，這不僅帶來我們本土生存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還產生一種怪現象即國內商品與國外同等(Made in China.)商品的價格相比竟然高出很多或幾倍。這些都是極不正常和不公正的，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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