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黑幫”是指印度尼西亞這樣一批新自由主義學者：他們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訓，后來回國并在1965年軍事政變后長期執掌印度尼西亞經濟大權并推行新自由主義，給印尼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

　　伯克利黑幫效忠蘇哈托獨裁政府，其成員占據了政府經濟部門要職，同時還充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財政部向政府施壓的渠道。他們所推行的，也是上述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財政部所喜歡的一套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些政策看上去似乎既公平又中立，但在這些教科書式的、簡單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后，是霸權者的經濟和政策利益。伯克利黑幫以新自由主義為武器，積極推行私有化，造成權貴集團對國有資產海盜般的搶劫，為西方發達國家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購買發展中國家寶貴的自然資源和國有企業提供了機會。而伯克利黑幫本身則通過政府支持，相互任命為官僚壟斷企業董事會成員以及印度尼西亞銀行、財政部和國家發展計劃署等部門交叉任職而變得非常富有。

　　伯克利黑幫推行的私有化改革，耗盡了國家資源，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盡，石油資源儲備也被開發得所剩無幾，國家欠有大量債務，貧困問題仍然困擾著印度尼西亞，甚至無法滿足成成千上萬人印尼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伯克利黑幫的所作所為禍國殃民，給印尼人民造成沉重苦難，可是當面對別人的指責時，他們總是說，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當政的蘇哈托總統沒有經常地聽他們的意見，也沒有完全按他們的所說去做，否則所有事情都會變得很好!(這與某國某些人的言論“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何其相似)確實，蘇哈托政府是一個腐敗和殘酷的下政府，而且在他的領導下裙帶風和瀆職行為發展到印尼歷史上從未有過和程度。但事實是，“伯克利黑幫”制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戰略和政策并且帶頭實施之，上述大量的失敗都是由其一手造成的。他們在為其主人服務的32年中享受了各種權力和特權。

　　伯克利黑幫推行的戰略和政策總是把印度尼西亞的利益置于美國霸權之下，把全球資本主義利益置于國家民族利益之上(與“救美國就是救×國、救歐洲就是救×國有異曲同工之妙”)，使印度尼西亞在制定法律戰略和經濟政策時處于依附性地位。伯克利黑幫從來沒有開明白“華盛頓共識”并不是被設計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振興經濟，相反是用來為華盛頓政策制定者背后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服務的。

　　“伯克利黑幫”自認為是這個國家的知識精英，他們控制了國家學術研究機構，占據各部門要職，獨享學術界各種好處，而那些有智慧并能獨立分析問題的學者則被排斥在外。伯克利黑幫控制的研究機構經常能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國際發展署以及其他國際捐助機構的經費支持，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些機構的研究結果總是支持“華盛頓共識”和國際代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路線了。通過這種機制，那些華盛頓機構的建議被作為國家政策介紹到印度尼西亞的政治經濟建設的討論中，連大眾甚至那些政治精英都被欺騙了，以為這些機構撰寫的經濟研究報告都是獨立的和客觀的。

　　為保證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印度尼西亞的推行，伯克利黑幫費盡心機，不遺余力，利用強大的國際背景，迫使政治家聽從他們的政策建議，推行他們的制定的經濟改革方案，然而由于伯克利黑幫本身的腐朽性，必然導致失敗和破產，因為他們只代表國內強勢的特殊集團和支持他們的美國霸權者的利益，而給印尼廣大人民帶來的只有災難。

　　上面大量引述關于印度尼西亞“伯克利黑幫”的介紹，旨在揭露“伯克利黑幫”作為維護印尼官僚壟斷集團和美國霸權利益的工具，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行私有化改革，剝奪國家和人民巨量財富的反動本質。“伯克利黑幫”與赫赫有名的智利“芝加哥男孩”一樣，都是美國為維護其世界霸權，掠奪世界人民財富的工具。美國霸權主義者與發展中國家壟斷利益集團內外勾結，通過其代理人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搞私有化，將發展中國家牢牢拴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戰車上，并永遠置于依附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控制世界的一個重大戰略圖謀，雖在各國的表現各異，但基本手段和方法卻如出一轍，筆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美國霸權主義者與發展中國家內部壟斷利益集團相互勾結，誘使其投降依附以為美國為首的資本霸權，為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開方便之門;其二，以拉出去打進來的方式，對發展中國家資產階級知識精英分子洗腦，灌輸美國倡導的價值觀;其三，扶持這些經過洗腦的實際代表美國霸權利益的知識精英分子占據發展中國家要害部門，主導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制定;其三，通過這些信奉美國觀念的知識精英，推行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為美國源源不斷輸送利益;其四，利用發展中國家執政者的貪婪，成功綁架政府的施政政策，使發展中國家內部官僚壟斷集團與美國霸權深度捆綁，結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體，共同剝削壓迫發展中國家廣大人民;其五，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本身的反動性和不可持續，必然導致失敗和破產，發展中國家必然陷入經濟發展停滯倒退，社會矛盾突發，國家動蕩不安，其中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個典型特征;其六，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不會自然地退出政治舞臺，他們必然會死不悔改地把新自由主義政策一推到底，直到人民起來把他們推翻的那一天。

　　“伯克利黑”幫也好，“芝加哥男孩”也好，還有前蘇聯信奉休克療法俄羅斯精英無一不是美國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一枚棋子，是美國推行世界霸權，控制世界的重要戰略手段，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謀求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竭力與西方接軌的中國，能夠避免新自由主義的侵襲嗎?對比以上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棋子們，不是分明能看到中國到處充斥著“伯克利黑幫”和“芝加哥男孩”的影子嗎?而且，鑒于中國的特殊地位，不是早就不避免地淪為新自由泛濫的重災區了嗎?不說別的，就說那些言必稱美國的鸚鵡們，中國凡幾?關鍵是這些鸚鵡們僅僅饒饒舌還罷了，而它們卻正在壟斷中國的話語權和操縱學術界，是一個個別人惹不起也不敢惹的“學術權威”，更為可悲的是，當今的中國基本上政由其出，改革的主導權盡入其囊，至今絲毫未見松動的跡象。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私有化改革在中國大地上正如火如荼。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式的“伯克利黑幫”必須警惕，必須打倒!

　　(注：本文引用資料全部來自清華大學朱安東副教授《伯克利黑幫與印尼40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透析》一文)

　　201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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