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從破產得到的權力（1968—1970年）

“考慮到當前的歐洲國家現狀，法國和西班牙是礦產資源的所有者。其他國家似乎處于必須創造另一種貨幣的狀態。然而，為什么這還沒有發生，其唯一原因是貨幣的本質還沒有被正確的理解。”

——約翰·勞，《論貨幣和貿易——兼論一國貨幣供給的建議》（愛丁堡：1705年），第77頁。

1968年黃金總匯崩潰，擺在美國政府面前，有三條路可以選擇：其一，立刻從東南亞戰爭中擺脫出來，削減海外和國內的軍費支出，使得美元可以在世界市場上再次堅挺；其二，繼續進行戰爭，用更多的黃金消耗來彌補對外貿易的支出；其三，促使歐洲和其他收支盈余地區繼續積聚美元和美元等價物，這些美元等價物僅與其他美元等價物進行交換，而不是直接兌換成黃金。

第一種選擇可能意味著世界超級大國接受被少數只有半自動武裝的農夫打敗的事實，從此美國神話般的世界軍事霸權將被無情地毀滅。1968年是一個選舉年，民主黨聲稱不會將選舉同軍事戰敗聯系起來，并將這一點作為其政策的出發點。因而，這種政治恐懼將第一種選擇排除在外。

第二種選擇對于1968年的政府來說是非常有限的。因為，當約翰遜政府實行“大炮加黃油”的經濟政策，迅速擴大國家貨幣供給時，黃金儲備就已經大量縮減了。1968年底，美國的黃金儲備已經降至100億美元，也就是說，自1960年以來減少69億美元，自1965年以來減少29億美元。其間，1968年11月狹義貨幣供給已經升至1950億美元，大約是黃金儲備的18倍。與此對比，1965年的狹義貨幣供給是1667億美元，是當年黃金儲備的12倍。第二種狹義貨幣供給，即銀行外的流通貨幣加上活期存款，在三年中的增長已經超過280億美元。與此同時，廣義貨幣供給（等于銀行外流通貨幣+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從1965年到1968年增長了863億美元。

在這三年中，聯邦政府的債務已經增加了313億美元，達到3444億美元。償清公共債務變得日益困難，因為一年的應付款總量已經從1965年的880億美元增至1968年的1060億美元。顯然，第二個選擇，繼續消耗黃金來供應戰爭支出，只能暫時維持。

這樣留給美國政府的，就只有一個比較實際的選擇：不管他們對美元的穩定有多么擔心，都要促使外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制止將更多的美元兌換成黃金的行為，而不斷積聚美元資產。從本質上說，這個選擇并不能由美國完全自主地做出決定。分析到最后，這一決定必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十國集團以及歐洲和亞洲的收支盈余國家共同做出。該決定必須通過至少是象征性的黃金回流美國來加以保證，例如：停止黃金輸出，至少是暫時停止。

正是為了達成上述目標，在黃金總匯解散后，美國貨幣官員就立刻為國際金融改革制定計劃。黃金總匯的目標是獲取其他國家的黃金儲備來支撐美國的收支平衡。現在，美國政府希望完全擺脫黃金，以一種基于美國收支赤字的新貨幣工具代替它。如果可能，美國應該自動地得到歐洲、日本和其他收支盈余國家的信貸。這個想法擴展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計劃，特別提款權后來被廣泛地稱為“紙黃金”。

按照這些路線改變中央銀行的部署，首先就必須終止歐洲向美國財政部購買黃金。黃金總匯解散的最終結果是，除了法國之外，主要工業國家均同意不把她們從美國財政部獲得的黃金持有物兌換成黃金。因為堅持積聚黃金，而成為這個體系的危險點的法國，由于學生騷亂以及隨之而來的黃金外逃，在1968年5月被剔除出局。黃金外逃持續地耗盡法國的貨幣儲備，直到1971年初才有所好轉。

美國財政部官員制定了各種各樣的計劃，確保外國將把她們的美元儲備再借給美國財政部。這樣不但不會耗盡美國的剩余黃金儲備，而且還有助于為美聯邦債務融資。這些債務自1968年以來就已經對紐約資本市場施加了巨大壓力。此外，外國的私人黃金儲藏者發現，要想通過他們國家的中央銀行來獲得美國的黃金是越來越難了。美國根據上述路線施加的政治壓力推動了美國黃金儲備的增加，1969年達到9670億美元。

一個正在積聚盈余美元的國家是加拿大，部分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后期，其大城市和公司在美國市場平均每年借款10億美元。利息平衡稅已經封鎖這個市場，致使加拿大財政困難。美國財政部同意，可以對加拿大借款者減免這項稅收，條件是加拿大財政部采取措施，彌補這些借款給美國收支平衡帶來的不利影響。自1963年7月21日以來，加拿大一直增加外匯儲備，使之超過正常的工作水平，她主要投資于美國特別國債，而沒有把它們從美國兌換成黃金，也沒有將之轉化為可協商的或市場化的美國債權。1968年12月16日，加拿大財政部長班森致信美國財政部長亨利·福勒稱，“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已經設法阻止加拿大成為美國資金流失的通道。我們同樣建立了多種支持美國收支地位的適當方法。因而，加拿大政府將其美元儲備（超過經營平衡的部分）投資于美國財政部的非銷售項目。我們還投資于不斷擴大的歐洲資本市場，尋求資金恢復加拿大的外匯儲備。在這一年中，由于加拿大政府以及美國之外的其他加拿大人的借款，巨額資金加入我們的儲備，這筆資金的投資已經為美國收支地位提供了支持。……根據所有這些考慮事項，我所能向你重申的是，我們并不想通過向美國不必要地借款，獲得我們外匯儲備的永久增長，這并不是加拿大政策的目標。”

美國與加拿大的協議是后來一系列協議的典范，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1945年，英國要求美國將其海外投資收益再投資，以幫助穩定美元赤字國家的經濟。現在，與英國一樣，美國要求歐洲、日本和加拿大將她們的中央銀行美元儲備再投資于美國經濟，尤其是投資于美國國庫券，以便美國因赤字而流失的資金可以回流。從而，美國加入了全世界的美元赤字經濟體的行列。

在這方面，歐洲和日本別無選擇。歐洲的官方美元結余已經被有效地凍結，因為英鎊結余已經在1945年被凍結。這些結余并不能兌現成美國黃金，因為它們非常龐大，1968年底達到125億美元，這一數額超過了美國全部的黃金儲備。因此，這些美元大部分被投資于非流動的美國國庫券。一個由凍結的美元儲蓄提供融資的美元集團就此誕生。

有些主要大國確實希望增加黃金儲備，她們的中央銀行只能通過其它渠道，而不能通過美國財政部這樣做。例如，日本1966年的黃金儲備是3.66億美元，1971年僅升至7.37億美元，如此小幅的增長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現的。大多數國家最終留下的是因美國以收支赤字拋出的美元，然后將這些美元重新投入美國。因此，美國的赤字持續時間越長，美國政府欠下的政府間債務額就越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府間債權人，這一地位已經發生逆轉。現在，美國是單一的最大的政府間債務人。

該事實意味著，金匯兌本位內含的強制已失效。這使得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能夠以紙幣而不是黃金，結算其收支赤字，從而輸出她的通貨膨脹。雖然美國的黃金庫存明顯有限，但她印發紙幣或創造新信貸的能力是不存在限制的。

可以確定的是，由于外國的中央銀行接受美國紙幣，而不是黃金，它們也就接受紙幣仍然是世界的儲備貨幣。因此，美國每次將新的紙幣注入外國的貨幣儲備，都會放大她們的貨幣基礎。無論事實如何，對于全世界的中央銀行來說，美元仍然是，至少在法律層面上是一種黃金的等價物。因而，美國的收支赤字引發了其他國家貨幣的膨脹，成為20世紀60年代后期全球通貨膨脹的發動機。

結果，不斷上升的世界價格水平事實上成為美國貨幣政策的派生產物。美國注意到，此后，她在對抗世界時，將沒有任何經濟約束，而世界將不得不自我調整，以適應上述事實。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貨幣官員提議創建特別提款權，特別提款權是由1964年提出討論、但沒有創建的共同儲備單位（CRUs）演變而來的。對它們的構想可以追溯到凱恩斯最初提議的紙黃金。在布雷頓森林，他提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創建一種國際記帳單位，把它們分配給赤字國家，以清算她們在戰后時期同美國和其他收支盈余國家的收支赤字。他建議稱，美國和其他收支盈余國家都應該接受這種紙幣信貸，將之作為黃金的等價物。在戰后重建結束時，根據凱恩斯的計劃，美國應該留有由紙幣信貸和黃金組成的國際儲備。對于歐洲和亞洲，她們的凈儲備將不會有任何損失，但取而代之的將是大量積累的實際資本。這種策略使歐洲能夠保留其仍然擁有的少量黃金儲備。歐洲大陸可以從美國進口資本品，為其重建融資，其到期清償手段是未來生產的實際凈收益，而不是黃金，因為需要黃金支持信貸增長，而信貸增長將又推動新的必要的直接投資。

美國派往布雷頓森林的代表否決了這個提案。原因之一是，如果這種紙幣信貸被計算在美國國際儲備之內，就等同于黃金本身的大量涌入，從而有可能促成通貨膨脹。美國最終將從歐洲輸入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把這種紙黃金算作實際的貨幣儲備意味著，美國將不得不把其輸出作為完全的禮物。美國的外交官沒有預見到，有一天美國可能會求助于這種信貸。因此，他們要求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成一個由黃金和外匯組成的無彈性的基金。他們的想法最終成為基金組織的協議條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將貸給赤字國家，幫助她們克服暫時的國際收支赤字，但是，這樣既不能創造國際信貸，也不能為收支赤字融資。

到了1968年，上述一切發生了變化。美國和英國采取一致行動，敦促收支盈余國家接受一種新的債務工具，根據收支赤字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占的配額免費向她們發放這種債務工具。收支盈余國家將不積聚更多的黃金、美元和英鎊，它們代表著對美國和英國的黃金儲備的潛在債權，而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她們提供特別提款權。最終，赤字國家將清償這些信貸，但是，他們被允許自動地利用收支盈余國家的資源，而不用耗盡其現有的國際儲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根據各成員國的黃金份額，創建和分配這些特別提款權，也就是說，根據她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初認購份額，而后者也決定了各成員國在基金組織內部的投票權。這意味著美國將獲得1/5強的特別提款權，據提議，從1970年開始，在5年內創設5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英國和美國將得到一種無痛的手段，由此，她們既能維持更多的赤字，又能避免調整過程以及否則將遭致的黃金損失。

創設特別提款權，從根本上背離了基金組織的債權國導向的哲學。使用特別提款權來維持長期的國際收支失衡，就有必要中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憲章第1條第6款。該款規定基金組織的宗旨是：“縮短會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時間，并減輕其程度。”特別提款權的構想實際上是允許美國、英國和其他收支赤字國家能夠維持程度更高、時間更長的收支失衡，而不用遵從傳統的金融調整過程。

特別提款權議案同樣違背了第13條的規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貸不得用于“補償成員國大量或長期的資本輸出”。歐洲人迅速指出，美國在歐洲加速資本投入，是美國收支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特別提款權將加快這種資本輸出。

特別提款權議案還與歐洲的堅決主張相抵觸，歐洲認為，沒有必要補充現有的外匯儲備資產，當前最需要的是采取一些措施，限制美國和英國的收支赤字和通貨膨脹政策。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強力支持這種主張，但是她們僅僅控制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7％的投票權，離否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議案所需的票數還差3個百分點。美國具有22％的投票權，可以單方面否決任何她認為與其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的議案。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異議，美國談判代表反駁說，共同體國家可以通過提高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黃金認繳份額，來增加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相應的投票權，也就是將黃金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將進一步增加基金組織的可貸資源，加劇共同體國家中央銀行所反對的流動性過剩。

最終，共同市場贏得了讓步，雖然20％的投票可以讓確定特別提款權的投票通過，但是15％的投票仍然可以阻礙特別提款權的實施。這意味著共同市場國家可以使用她們17％的投票，推遲特別提款權的實施，直到她們認為這么做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仍然存在的問題是，特別提款權何時必須清償，甚至是否必須清償。美國代表被迫放棄他們以前的立場：不以外匯或黃金清償特別提款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在某個時候進行清算就可以了，就如同凱恩斯所希望做的。他曾在其194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草案中提到“班柯”信貸。清償期限被確定為五年，因此，特別提款權信貸將表示中期融資，而非短期或長期融資。

但是，并沒有指出，如果在五年結束時不清償特別提款權，將發生什么。提案中有條款詳細規定，“一個成員國在一個基本期內平均使用的特別提款權不得超過其平均分配額的70％。……然而，補充條款不阻止一個國家在其遇到短期的國際收支困難時，使用其全部的特別提款權。”374簽署特別提款權計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被迫接受兩倍于其原始分配額數量的特別提款權，這還不包括其原始分配額。

盡管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聲稱“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新工具代表了基金組織現有活動邏輯上的擴大”，其經濟學家還是繼續論證認為，實際上，特別提款權是如何顛覆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哲學。“首先，特別提款權將比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其總信貸規模提供的信貸更容易得到。”那時，一國“只有在同意設法糾正其國際收支平衡之后”，才能提取超過其黃金認購份額的信貸份額。但是，對于一國自發地使用特別提款權信貸沒有任何限制。這正是該信貸得到自發提取的本質所在。紐約聯儲銀行繼續說，“這種權利的落實，將既不用經過協商和遭受以前的挑戰，又不用采納旨在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指定政策”“第二，特別提款權旨在長期地補充國際儲備，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有的大多數業務只是帶來暫時的儲備增長。第三，特別提款權將按照各參與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配額進行分配。換句話說，由基金組織信貸活動帶來的儲備增加，通常首先是提高了借入國的總儲備，而對其他國家的儲備只有間接的影響。最后，雖然必須在大量和長期的使用之后部分地恢復特別提款權的平衡，但是，對特別提款權的使用，并不需要根據固定時間表來清償，而使用基金組織的普通資源是需要定期結算的。”

因而，自動的紙信貸在沒有著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制約下，將代替黃金和硬通貨，成為世界流動性的新基礎。如果美國將其黃金出售給其他國家，那么任一國都不能使用這些黃金作為自主經濟權力的基礎。美國將利用其他國家的資金來繼續為其收支赤字融資，這不僅使美國的收支赤字制度化，而且使失衡的美國政府支出政策制度化，特別是在軍事部門的支出，它正是造成美國收支赤字的最主要原因。

早在1682年，英國一位姓氏不明的紙幣倡導者就已經預見到美國特別提款權議案的精神，他認識到，“不論信貸的數量得到怎樣的提高，它們作為商品，都會得到充分的使用，這就如同有足夠多的硬通貨加入一國的現有儲備……對于一國來說，更為審慎和有利的是，能在其權力范圍內決定其貿易的共同標準或手段，其發展來自于本國生產，而不是等待外國王子根據他的喜怒施舍給該國黃金和白銀。……信貸既不會貯藏起來，又不會因輸出輸入不利于該國；其結果是使我們不必為制定法律阻止金銀或硬幣出口而費心，因而我們總是能夠支配自己的信貸，……讓它們得到我們所需的最充分的運用。”375

在現代世界形勢下，所提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改革，就類同于由美國從收支盈余國家征稅支付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而其赤字來源于她背離傳統經濟的推動而走向的傳統軍事帝國主義。它是一種征稅，因為它代表了商品和資源從收支盈余國家的民營和政府部門轉移到收支赤字國家，而這種轉移沒有為那些已經杜絕濫用戰爭的國家帶來任何有形的補償。

1969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投票激活1970年1月1日生效的8.25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并決定在隨后的三年，每三個月創設8.25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只有七個成員國選擇了不簽署特別提款權議案：阿拉伯產油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亞以及黎巴嫩、埃塞阿比亞、新加坡和葡萄牙。因此，這些國家除了黃金、美元和其它有形資產之外，不需要接受特別提款權。

這種新的安排使美國仍然能夠進一步擴大其收支赤字。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1970年第一季度，其國際收支赤字增加31億美元，第二季度增加20億美元，第三季度又增加20億美元，最后一個季度提高至35億美元。這推動歐洲人公開表示，他們對首先發行特別提款權感到遺憾。根據《商業周刊》的報道，歐洲人建議取消當前的一些做法，并提出1972年后創設特別提款權的規則，它們規定，特別提款權的創設必須與一些指標掛鉤，“這些指標將顯示世界儲備通過其他渠道的增加情況，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南非的美元流出和黃金購買情況。”376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建議，“雖然它沒有正式聲明，但是它如果知道美國將繼續擴大其國際收支赤字，那么就不會激活新的特別提款權。美元的繼續涌出，加上1月1日34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使世界流動性大幅增加，接近于基金組織早期所評估的兩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特別提款權分配議案允許美元官方儲備在隨后的3至5年大體上增加0.5億美元到10億美元’，基金組織聲明，‘它認為，需要將糾正美國的收支地位作為國際收支領域有待解決的最迫切任務。’”

基金組織執行總裁皮埃爾－保羅·施韋澤（Pierre-Paul Schweitzer）已走得很遠，他建議，外國中央銀行將所有新積累的美元兌換成美國黃金，以便開始向美國政府發號施令。他表示，“除非美國收支地位恢復平衡，重要的是，美國的赤字應該由美國使用其儲備資產來融資，融資程度需要達到避免其他國家美元官方儲備的過度擴充。如果控制特別提款權的發行也就是提供調節世界儲備總量的手段，那么此類政策確實是必要的。”377

該聲明證偽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做出的在美國得到普遍接受的如下論斷：在歐洲共同市場中，法國對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立場是獨特的。巴雷特和格林寫到，“正如經濟和財政部長米歇爾·德布雷(Michel Debre )所說，法國政府的立場是：除非那些貨幣被指定為‘儲備貨幣’的國家消除影響其的國際收支赤字，該機制才能發揮作用。這是一種沒有被其他國家采納的極端看法。”378這不僅不是一種極端的看法，也絕不僅僅是法國的看法，它已經成為不包括美國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層的主要看法。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世界銀行聯合召開的年度會議上發表的年度報告，就已經提前兩個星期預見到施韋澤先生1970年9月21日的聲明。《紐約時報》總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立場稱，“如果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經過官方結算，繼續存在，那么最好是通過降低美國的貨幣儲備來為其‘可觀的赤字’融資，從而避免‘其他國家官方美元儲備和國際儲備總量的過度擴張。’”379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率先采取了措施，它將約4000萬以美元標價的美國國庫券兌換成美國黃金，并提取在世界流動性中重復計算的部分存款，使它們分別屬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基金組織及其成員國還將特別提款權移交給美國政府。因此，結果是美國接受了紙黃金，盡管大部分紙黃金來自于不發達國家，不可能兌換為黃金。外國的中央銀行正持有被中止的黃金購買權，面臨保護主義的米爾斯關稅議案懸而未決的結果，以及如何從政治上評估其政府在經濟和政治上做出怎樣的最佳回應。

美國貨幣官員和經濟學家展開一場推動美國收支赤字合理化的活動，希望以此阻止歐洲將美國政府逼上絕路，并說服外國的中央銀行默許美國通過持續的赤字進一步擴大世界流動性。在爭論中，提出了兩種主要理論：一是結構主義理論，它尋求證明美國的赤字是正當的，因為內在的世界力量不可能受到操縱以恢復美國的收支平衡；一是被稱為國際金融中介假設的理論，它尋求闡述美國的赤字只是一種異常的統計現象。

結構主義理論認為，美國在世界經濟領域占據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因為，正如羅伯特·羅莎所說，美國“承擔了外部的軍事和經濟義務。”考慮到美國對其冷戰領導國地位的維護，以及由此而來的對軍事支出和相關政府活動的資本輸出需求，“如何能夠期望這樣一個國家的收支平衡同那些受傳統標準約束的國家一樣，遵守相同的標準以及訴諸同樣的手段，來糾正其非常規狀態？”380換言之，國內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不會影響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而美國赤字的根源正是來自于其對外政策。為了交換美國的保護傘，非共產主義國家必須付出的代價是吸收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

羅莎先生繼續說，美國的外交計劃“由于其性質及對其他基本目標的至關重要性……不可能純粹地根據主要國家的貿易賬戶平衡情況而變化。”進言之，不能期望和要求美國政府和軍事機構僅僅根據美國私營部門在對外貿易中獲得的收益，進行財政預算。人們必須接受美國政府的赤字屬于無可質疑的支出范疇，其數量無須為國際收支平衡的考慮所限制。外國必須要么通過在其外匯儲備中持有美國國庫券或持有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發放的“羅莎債券”，直接為美國財政部供給必要的資金，要么通過擴大從美國的進口并限制自己的出口，允許美國的私營部門維持平衡政府支出所需要的大量盈余。在這兩種情形中，傳統的調整過程都不會適合美國。現取決于外國調整其經濟，來滿足美國的收支需求。羅莎先生推測，“也許，根據普通標準，美國將不得不成為一個習慣性的賴賬者，由于其經常項目盈余有限，由于其作為資本大規模流進和流出的貿易中心角色，還由于用來在全世界交易的短期美元債務或多或少地正常增長，美國幾乎不可能保持其貿易項目平衡……”

結構主義理論更進了一步，認識到私營公司的盈余不可能彌補政府賬戶的資金流出，與之相反，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這被認為是可能的。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亨德里克•霍撒克（Hendrik Houthakker）和史蒂芬·梅吉共同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進口增長比出口增長更快，因此持續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貿易平衡的日益勢弱。1953年－1966年的數據“顯示，只要收入增加，當前形態下的美國經濟將繼續需要更高比例的進口增長——決定從海外進口商品的相關彈性因素是美國的收入變化，即便能夠實現相對的價格穩定，進口也會以大致相同的速度繼續增長。”霍撒克-梅吉的研究得出結論：對于美國來說，似乎無力做什么，來改變這些既有的結構性關系。實際上，“與日本和加拿大的情況相比，所預期的美國貿易平衡惡化可能顯得更外突出，除非這些國家保持比美國高得多的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381

這項研究可能部分地促使美國對日本采取強硬立場，考慮到日本對美國日益擴大的貿易盈余。羅莎先生從這項研究中推斷：無論如何，“對美國而言，由于沒有任何經濟政策可以預期未來的靜態收入，重新恢復足以支撐美國在海外資本和政府賬戶支出的貿易盈余的機會，開始看來實際上是遙不可及的。這種選擇將意味著美國經濟的停止增長。

另一方面，國內收入的增長，特別是來自于通貨膨脹壓力的增長，將可能增加美國的資本賬戶收支盈余。雖然通貨膨脹可能微弱地破壞美國的貿易平衡，但是它有可能外溢進入美國的股票市場，抬高股票的價格，吸引國外投機資金，同時，它對提高利率的影響也將吸引外國資金。畢竟，這正是1928年至1929年所發生的。最終的資本流入那時可能并不合乎需求，但現在是合乎需求的。

與上述結構主義觀點相一致的論斷是，如果美國確實開始打掃自己的房子，歐洲將會同對待美國赤字一樣地激烈抵制。羅莎先生說，“我們的赤字一直受到批評，我們糾正赤字的努力，特別是應用傳統的通貨緊縮模式時，也遭致十分不滿的抱怨。”這意味著，美國的赤字是美國保持作為富有活力的外國輸出市場的產物，因此，它對于世界經濟和信貸體系的持續平穩運行是必需的。這種赤字似乎實際上是造福所有國家。不論世界通貨膨脹有多糟糕，它總比世界通貨緊縮更合乎需求。

上述推理導致了國際金融中介假設理論的產生，該理論稱，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只是一種統計幻覺。382它認為，美國經濟就如同一個儲蓄銀行或者一個儲蓄和貸款協會那樣地運行，這些機構被稱為金融中介，因為它們借入短期存款，再將之投資于長期資產，主要是按揭貸款。就如同一家儲蓄銀行，美國從外國的美元持有者借入短期存款，再將這些資金重新投資于長期項目，例如用于收購歐洲的公司。外國的投資者選擇將他們的美元借給美國銀行的外國分行，而不是將其兌換成本國貨幣，部分是為了尋求抵御外國貨幣貶值的安全性，部分是因為歐洲的信貸市場不如美國的那樣成熟，歐洲的股票市場也不如美國的開放和活躍。同樣，外國中央銀行選擇將其美元盈余投資于帶息的美國國庫券，而不是黃金，因為后者沒有利息。美國的跨國銀行轉而將其歐洲美元借給美國的跨國公司，希望為它們的對外投資活動，包括收購外國公司融資。美國財政部使用從外國流入的資金，為美國政府的對外活動融資。每件事都是選擇的結果，這就是經濟學家傾向的對各項交易的界定。這意味著，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外國的流動資金持有者，恰好同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美國長期投資者和消費者具有嚴格匹配的投資偏好互惠性。

在這種情形下，人們不能簡單地通過流動性赤字，也就是根據出售給外國的黃金加上美國從外國人借入的短期凈貸款的界定，衡量美國的國際收支失衡。正如一家儲蓄銀行將其存款投資于長期按揭貸款后，不能認為其真正地陷入赤字一樣，美國經濟借入短期存款，放出長期貸款，并不是已陷入赤字。美國的短期債務只是表明，“外國人對于流動的美元資產具有積極的需求。”383該理論表示，根據定義，“資產和負債必須均為自愿持有。經濟理論關于其它領域的均衡定義就是，買賣現有的流動商品和服務，以現有價格持有現有的資產證券，它也應該同樣適用于解釋國際收支平衡。在作為世界貨幣的黃金儲備缺乏增長的情況下，外國目前對流動的美元資產和黃金出現積極的凈需求，這意味著根據流動性的界定，美國的赤字不僅與外匯市場的均衡相一致，而且是外匯市場均衡的必要條件……”

這被用來解釋當美國收支赤字日益擴大時，美元在外匯市場上仍保持強勢的原因。在這樣的情形中，該理論稱，美元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動，外國對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沒有任何不滿，美國的赤字沒有派生出任何貨幣失衡，僅僅是外國的居民和中央銀行偏好于以短期美元資產的形式持有其國際收支盈余。這種偏好與美國的相應但又相反的偏好互補，美國的偏好是制造更高的回報，這是通過如下三種方式實現的。一是收購外國經濟的制高點，二是尋求美國軍事在冷戰中的絕對優勢，三是加大債務維持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遠遠超過更為謹慎、更不喜歡債務的外國消費者的生活水平。

該理論得到美國半官方的經濟研究機構如薩蘭特先生的布魯金斯學會等宣傳，布魯金斯學會主辦了一次大學會議，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共同討論這種新理論。但是，該理論闡述的因果關系邏輯完全是虛構的。整個60年代，一直是美國的私人和政府機構，開始大量積累國際流動資產，也就是后來大眾媒體所稱的熱錢。美國政府將資金投往國外，為軍事及相關活動融資，而美國公司收購外國公司。這些活動使美元流入外國人手中，并使流入量超過外國人對美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量。那時，才取決于外國人做出怎樣的反應，其中最主要的是積累大量盈余美元的外國中央銀行。就此而言，美國人所提出的一系列經濟選擇，已經成為政治和外交高壓的產物之一。

外國的美元持有者可以選擇將其美元交給本國中央銀行，兌換成本國貨幣，也可以選擇儲蓄形式，或者經由歐洲美元市場直接借給其他美國客戶。只要美國的利率比外國的高（部分是美國通貨膨脹的結果），或者只要美聯儲Q條例阻止美國的銀行通過定期存款向美國居民借款，這些銀行就會發現，如下行為符合其利益：通過向外國的美元持有者，包括美國公司駐外分公司提供誘人的利率，借回因美國收支赤字而涌出的美元。這種循環可以毫無中斷地繼續。然而，隨著美國的利率開始下降，隨著1970年5月佩恩中心破產后Q條例的逐步撤銷，美國商業銀行停止從海外借款，并將其注意力轉向吸引低成本的美國居民存款。1970年7月至1971年7月，外國存于美國銀行的歐洲美元存款主要為外國私營部門的居民持有，下降了100多億美元。這些美元，也就是美國在60年代末幾年累積的國際收支赤字及其利息，都沉淀于外國的中央銀行。這些中央銀行沒有選擇的余地，只有繼續持有。由于無法尋求兌換美國的黃金，它們不得不被迫持有美國財政部的期票。

這當然不是賠償性的貸款，事實上。這與金融中介理論的邏輯正好相反。一個儲蓄機構首先從存款人收到資金，然后將這些錢以房地產按揭的形式進行長期放貸。如果開始就是通過印刷自己的銀行票據為按揭貸款融資，然后迫使那些接受這筆按揭貸款的人或者這筆資金的債權人回過頭來，將這些私人儲蓄銀行的票據再存入發行該票據的同一機構，事情將截然不同，

對于將美國在60年代的行為類比于儲蓄銀行的運作，特里芬教授是持批評立場的主要經濟學家，其理由是“主動權顯然更多地屬于美國的投資者，而不是屬于我們的三位作者所認為的自主地希望從美國籌集長期資金的歐洲人”384。薩蘭特先生回應道，“不論是買者，還是賣者誰采取主動，這與分析的有效性毫無關系。”385但是，它確實有關系。海外持有美元的私人以及被收購的外國公司，確實希望通過將其美元移交給本國中央銀行，而擺脫這些資金，其中央銀行也希望獲得比美國財政部的期票更好的東西，這一切正好解釋了他們為什么抱怨美國的金融政策，并盡其所能地希望將其盈余的美元兌換成美國黃金！但華盛頓的經濟學家就是假裝不理解這些。

在某種意義上，國際金融中介假設就是將薩伊市場定律延伸應用于國際金融資本領域。美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和軍事支出提供了全部的盈余資金，它們制造了對自身的需求，其表現形式就是外國不斷增加對美國國庫券的持有。然而，這是一種被迫的需求，而根本不是自愿的。僅僅根據歐洲事實上持有美國國庫券，就斷言歐洲“想要”或者“選擇”持有美國短期債權，這是文不對題。一種更現實的解釋是，歐洲和日本之所以不情愿地接受這種選擇，部分地在于對美國的明確戰爭目標的支持，部分地在于避免世界政治攤牌和貨幣崩潰。要害是，外國的中央銀行持有美國財政部的流動性債權，不是因為這是它們的第一選擇，而僅僅因為它們害怕不這樣做會發生的后果，因為它們害怕這會導致國際金融和貿易的崩潰。

正如亞瑟·拉弗對此議題所概述的：“在他們新就的經典文章中，戴普萊、金德爾博格和薩蘭特提出一種全新的框架來分析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如果他們的分析是正確的，那么它指出了三點，一是在一定范圍內，美國的赤字并不代表著一種不均衡狀態，事實上，它是健康的世界經濟所需要的；二是缺乏對美元的信心，源于不能理解美元的角色；三是除非存在無數的調控工具，否則，平常的宏觀經濟工具很可能導致赤字的失控。”386拉弗引證三位作者的觀點稱，“與商人不同，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放棄流動性，就得到回報。美國放出長期貸款而借入短期存款，這并不是陷入赤字，就如同一家銀行，它在帳冊上載入其提供的貸款和吸收的存款，也不是陷入赤字一樣。”387因而，拉弗總結稱，“美國的獨一無二角色是，擔當世界其它國家流動性的主要供給者。”388轉化為政治語言，就是說：一、越南戰爭及其相關的收支赤字對于提供外匯儲備以確保健康的世界經濟是必需的；（2）對于這點不理解的人，不會理解戰爭的不可言喻的好處和金融機構的運作；三、不轉變美國和國外的政治社會性質，對美國的赤字是無能為力的，而這恰恰是美國的戰略意欲所為的。

從邏輯上說，國際金融中介假設僅應用于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收支活動。它提出的是一種虛構，即政府的金融資本在世界經濟中不起作用，外國的美元持有者總是具有一定的投資選擇。然而，因為在實際生活中國際交易參數被政治方針而非自由市場力量所操控，所以任何總體均衡理論都不適用于現代國際收支平衡的分析。從而，進行經濟行為分析，必須考慮進政府外交，而不是以大多數私人交易都有自愿性這一假設為立論。

如果沒有官方貿易赤字，也就是說，美國官方沒有向外國政府積累債務，且只有不同期限的私人債務的補償性兌換，國際金融中介假設將是有價值的。例如，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釋50年代美國資本賬戶收支盈余，與歐洲的貨幣相比，當時的美元比之后的美元更加安全。但是，這種研究方法不適用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國際金融事務，因為政府交易和外交手腕已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關鍵的相互關系假設已變得不切實際。在最后的分析中，美國政府之所以保持流動性，僅僅是因為它實際上實施了禁止黃金銷售，并于1971年8月實施徹底的禁售。美國還沒有提出解決其貨幣困境的方案，就拒絕了外國希望以她們的盈余美元兌換美國黃金的要求。

國際金融中介假設最嚴重的缺陷在于，它試圖轉移注意力，使人們不再分析世界通貨膨脹實際上是如何傳播的，以及通脹起源于何處。它解釋稱，美國的收支赤字是一種根據長期和短期投資的流動性偏好做出的利率應對性行為。而美國的赤字是政治行為推動的，源于美國政府旨在護持美國霸權的行動和交易。它沒有質問，誰制造了構成全世界中央銀行儲備資產的資金。

幾乎不可避免的是，薩蘭特先生及其同事為美國收支赤字辯解的努力，將激勵自私的美國官方統計部門力圖最大程度地減少美國的赤字。60年代，國際收支赤字被重新定義，從衡量美國對外交易的凈經濟結余調整為更模糊的標準，美國商務部稱之為“美國貨幣資產的交易。”其效果之一是應對外國，主要是英國，它們根據美國互換協定的提現被視為增加美國的儲備資產，而不是赤字。英國借入美元，而還給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相應數量的英鎊。這種互換的綜合處理就在統計上減少了那些年10億美元的赤字。389同樣，創設的特別提款權也記錄“在案”，可以抵消黃金銷售和美國官方的海外債務（法國等盈余國家對特別提款權的分配有著不同的理解，這已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三工作小組的各種會議上得到討論。）。

根據美聯儲羅伯特·所羅門的觀點，如何對待特別提款權支出的選擇“在于政府及其貨幣主管機構的行為。一些政府以提高儲備水平為明確的目標，傾向于在其儲備大量減少時，采取防御行動。這些防御行動的形式可以包括限制貿易、旅游和資本流動，以及比國內因素所需的更具限制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除非既有國際體系具有滿足這些目標的機會，否則國家將會采取行動——如限制其貿易與收支，高度緊縮——這既傷害她們自身，又傷害其貿易伙伴。因此，不斷增加的世界儲備總量不失是一種調和相互沖突的各國國際收支平衡目標的方法，它是通過促進經濟福利來實現的。390所羅門先生所稱的促進經濟福利，是指，實施擴張性的收入和貨幣政策，可能不利于貨幣穩定。如果他們阻礙收支平衡盈余，將特別提款權記錄進入儲備增長——似乎特別提款權就是來自于國際收支盈余——將吸引相關國家避免實施貨幣通貨緊縮政策，這往往會削減她們從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進口。

據美國官方的提議，國際收支平衡中的經濟均衡概念應該從衡量實際的貿易供給和需求狀況轉向衡量赤字隨著時間的推移是否會繼續，而完全不考慮其非自愿的程度。因為特別提款權將繼續更多地分配給美國，所以，美國稱，特別提款權應該被視為新的世界貨幣均衡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赤字的組成部分！

要害在于：在美國國內，經濟力量并不必然自主地采取行動，使美國經濟擺脫所假定的與世界其它地區的“不均衡”；然而，正如前述，這些力量的運行正是“不均衡”定義的構成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官方的儲備交易赤字象征著美國的政治赤字，因為外國政府并不樂于通過其中央銀行積累結余的美元；“政治”赤字很難被美國官員所忽視。然而，這種不均衡的最合適評估者，是在做出類似規范性評價方面受過培訓的政治家，而不是經濟學家或統計學家。391

換句話說，無論美國的收支平衡狀況如何，不論它是盈余還是赤字，不論它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都應該被定義為事實上的均衡。對于理性的人而言，經濟學本身正在變得不可理解，并缺乏科學的分析過程。

可以肯定的是，所提出的統計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對稱的。外國的中央銀行嚴格地將本國持有的結余美元增量計算為本國盈余（其他資產也同樣嚴格計入），而根據所提議的統計方法，美國將不認為這些增量是赤字。這種不對稱似乎是合適的，因為它與真實世界的不對稱相一致。當前官方公布的統計方法的缺陷是，它們沒有考慮上述不對稱性。

此后，美國獨一無二的債務國地位得到承認和制度化，而不是受到限制和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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