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人民的經濟福祉和食租食利者之間的沖突由來已久

　　今天的全球危機正在重演古典時代西方騰飛的斗爭。對于自由世界/北約聯盟，沒有相對應的古代“神圣王權”與之抗衡，也沒有古羅馬和斯巴達國王那樣的權力制約——國王的職責在于防止出現食租/食利寡頭利用金融和榨取租金的權力來改造經濟，從而實現私利。在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世界里，那些金融化程度最高的寡頭國家及其代理人的宗主國才是最為強勢的專制政府。金融財團、美國投資者和軍政獨裁者已經成為西方的新統治者。他們剝奪了大多數公民選舉出符合他們政治訴求的政府的權利，導致名義上的政治民主幾乎沒有什么真正的意義。

　　這個問題自古以來就普遍存在。在整個羅馬共和國時期(公元前509 至 27年)，按財富分級投票的制度將選舉權賦予了羅馬 1% 的人口。這種投票制度是羅馬的寡頭在推翻了國王并壓制了民眾對取消債務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呼聲后強行推行的。由此產生的專制制度與之前羅馬國王頒布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據說，以前羅馬向人們提供滿足基本需求的服務，國王頒布這些政策是為了吸引移民以推動城邦發展，這些政策確實推動了早期羅馬的發展。

　　千百年間，中東的“神圣王權”頒布債務減免政策以保護小農。統治者之所以可以通過債務大赦來恢復經濟秩序，是因為他們足夠強大，可以遏制寡頭出現并侵吞負債者賴以自給自足的土地。今天，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承諾提供類似的保障。然而，美國外交官卻將所有尋求經濟彈性的國家都定性為“專制”國家。

　　監管和限制食租/食利階級權力，被認為與美式民主背道而馳。美國的“自由市場”理念在實踐中并沒有推廣“普世價值”，只是意味著華爾街的金融高管作為政治捐贈階級想要篡奪政治權力，從而實行中央計劃。問題的關鍵在于，誰將享受經濟和生產力增長帶案的好處。在金融資本主義的奧威爾式的詞匯中，“自由市場”意味著富裕的食租/食利階級利用占有的土地、創造金融信貸和壟新權隨心所欲地收取費用。當今金融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理想典范是20世紀70年代的智利，當時"芝加哥男孩”在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下，依靠槍桿子強行實施了“自由市場”措施；以及 20 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在葉利欽總統的統治下美國新自由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實踐了他們的理念。

新自由主義食租食利意識形態的軍事化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西方精英社會及其大眾媒體中呈現出福音布道的面貌。就像宗教經常通過暴力和戰爭解決紛爭一樣，今天的美國企圖也已走向軍事化，迫使其他國家放棄在金融和商業方面謀求自力更生的想法。甚至連社會民主，只要是不在美國金融投資者和規劃者的自由市場恩庇之下，也得放棄。

　　蘇聯在 1990-1991 年醉心于新自由主義神話，因為戈爾巴喬夫總統等領導人急于見到冷戰結束的前景。他們的夢想是在世界上高度軍事化的國家之間創造一個國際和平時代。普京在2021年10月瓦爾代俱樂部的演講中解釋了這個幻想是如何破滅的:

　　大約 30年前，人類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當時的環境為結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抗創造了主要條件……我們一直在尋求西方支持。但必須說，我們沒有找到，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人道主義的基礎是什么？似乎什么都沒有，只是空談……我們看到，冷戰結束后，在西方統治下創造一個有利于我們的環境的努力失敗了。當前國際局勢的現狀正是這一失敗的產物我們必須從中汲取教訓。

　　自20世紀 80年代以來，西方領導人一直堅持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市場”主張，聲稱新自由主義經濟可以自動地自我調節，比起由政府監管和擁有基礎設施的混合經濟更有生產力。哈耶克宣稱，政府“干預”是通往奴役之路。正是這種奧威爾式修辭，讓撒切爾夫人、美國自由派這類“自由市場”鼓吹者和主張放松管制的人如此著迷，這也是“新冷戰”的許多夸張論調的基礎。他們指控“干預市場”侵犯了經濟“自由”--所謂經濟“自由”，指的是富人可以剝奪債務人、客戶和消費者的經濟及人身的自由。自古羅馬以來 2000多年的歷史經驗表明，富人的這種“自由”或“自由市場”會導致寡頭政治，而寡頭政治才是名副其實的通往奴役的道路。

今天的文明處于岔路口

　　從本質上講，社會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有公共制衡的混合經濟，另一種是將國家解體并進行私有化的寡頭政治。寡頭們接管了國家的貨幣和信貸系統、土地和基礎設施，以扼殺經濟為代價發橫財，而不是謀求促進經濟發展。歷史的教訓是，私有化的寡頭政治會使經濟兩極分化，使國家走向衰敗。如果政府足夠強大，就能保護社會和人民免受食租/食利階級的掠奪性剝削。這種混合經濟具有韌性，能夠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有混合經濟中，政府的目標是將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只有遏制最富裕的家族控制公權力的企圖，混合經濟才能生存下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國已經認識到放任寡頭經濟所帶來的危險，他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為了避免這種命運，中國“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大力發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要強調先富帶后富、幫后富”。

　　新自由主義的冷戰斗士認為，中國是威脅他們生存的敵人，正因為中國政府采取了上述立場。他們反對的是中國有能力阻止以美國為中心的食租/食利利益集團以犧牲國家為代價攫取巨額財富。而且中國的成功證明了存在一條可以替代新自由主義下的金融資本主義的道路，有可能引導各國擺脫美國的軌道。

　　食租/食利階級的利益對社會構成的威脅，是當今每個國家面臨的巨大挑戰:政府應該如何限制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防止寡頭主宰國家，通過對勞工和制造業實施財政緊縮政策謀求私利。到目前為止西方還沒有聯合起來迎接這一挑戰。金融化和尋租仍然是當今西方經濟的主要特征。它們建立了政治民主的波將金村，充當食租/食利寡頭的裝潢門面。

　　圖表1經濟金融化使得富人可以通過多樣的金融工具更快地攫取更多的財富

　　這就是普京和其他俄羅斯人所拒絕的那個西方。可以說，西歐在彼得大帝時代以及 19 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議會改革的進步時代，摒棄了使它成為“西方”的東西，即加強社會民主政府對從封建主義繼承下來的食租/食利階級的權力的控制。

　　由此可見，今天的“新冷戰”是不同經濟制度之間的沖突，世界面臨著非此即彼的對立:要么縱容食租/食利財富和特權復辟，要么使政府有能力抵抗這場反進步的革命。羅莎·盧森堡在一個世紀前將此描述為野蠻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抉擇。今天世界面臨的抉擇是，要么實行財政緊縮政策，放任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壓榨性手段獲取財富，要么恢復社會的活力，使全體人民共享繁榮和經濟增長。

　　金融化、私有化和債務通縮正在拖垮西方金融資本主義。但西方的衰落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在歷史的進程中無可避免的。這不過是它選擇了由食租/食利利益集團制定政策的結果。一旦國家容許食租/食利寡頭占據上風，并按照錯誤的邏輯廢除政府的監管和稅收權力，就會淪為失敗的國家。這套錯誤的邏輯認為，食租/食利者占有的租金是生產性的勞動所得，他們的食租/食利財富促進了社會的繁榮。如果整個西方都擁護這種錯誤的邏輯，必然走向經濟緊縮和兩極分化。

　　也許中國在政府支持下的成功發展，可能會激勵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恢復它們昔日的工業動力。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了價值、價格和租金的概念，區分了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進步時代對榨取經濟租的替代方案是，把貨幣創造作為一項公共事業交由政府運營，把衛生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作為一項人權提供給民眾。這些是歐洲和北美長期以來的社會民主理想，19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似平也朝著社會主義演變。

　　但這種努力在西方失敗了。到20世紀初，地主、壟斷者和銀行家通過推廣后古典經濟學進行了反擊，將古典經濟學中“經濟租是不勞而獲的免費午餐”的概念掃地出門。其結果是，以民主革命為起點的經濟改革運動在西方以失敗告終。今天的經濟意識形態基本上是1%的人的經濟學。食租/食利階級掠奪的財富被納入 GDP增長，而不是其他經濟部門的轉移支付。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頭政治。

　　現在的問題是，西方是通過民主改革重回之前的進步道路，還是說最終的改革必須經過一場革命?但革命看起來不會發生，那么西方經濟將何去何從呢?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能遏止當前的食租/食利集團，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只能在債務纏身的情況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稅收和私有化的管理費都會支付給政治上根深蒂固的上層食利者。這樣的話，等待西方的將是在漫長的茍延殘喘中的崩潰。

　　美國對其國內工業和經濟實力下降的應對方案是，通過軍事力量和政治制裁加強對歐洲和其他附屬國的控制。它已經落下了一道新的鐵幕阻止這些盟國在崛起的歐亞大陸，擴大與俄羅斯和中國的貿易和投資，脅迫各國選擇跟從哪個地緣政治集團。美國此舉正以驚人的速度使許多國家被迫退出美元化的貿易和投資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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