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緣何自陷“無知無恥”泥坑？　　

北大大名鼎鼎的張維迎先生，剛剛在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1)頒獎典禮上，發表一通邏輯混亂的“獲獎演講”，致使自己掉進了自己設置的“無知無恥”邏輯陷阱。　　

張維迎開門見山提出這樣一個命題：人類為什么會犯錯誤？他認為第一個原因是由于無知，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無恥。而且人類歷史上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導致的災難是非常多的。　　

為了論證這個命題，張維迎先以大量“史實”鋪墊，繼而將精心包裝的自由資本主義貨色推出，用以證明他既不是多數人，也不是少數人，最終還是將自己推上了既無知又無恥的窘境，反被網友恥笑為“老年癡呆癥”。　　

他引用的無知無恥的“史實”包括：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壞心干壞事，因而無恥；義和團運動是全民無知；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的運動加強她自己的統治，既包含著無知的一面，也更包含著無恥的一面；大躍進的發起是無知，大躍進當中，那么多的浮夸、虛報，畝產一萬斤、十萬斤，那不僅是無知，而是無恥的。　　

在這些“史料”的鋪墊下，“醉翁”直達核心之意，他說：　　

人類歷史上由于無知導致最大的災難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的國家、世界人口比重高的國家所實行的制度，這種制度我們叫它計劃經濟。”　　

“我們現在很難想象，為什么當時那么多聰明的學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夠相信中央集權集中的計劃機關能夠告訴全社會應該生產什么，應該怎么樣生產，應該為誰生產，應該定多少價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由此導致我們這些災難。”　　

“特別想提醒一點，當時的計劃經濟，理論依據不僅僅是來自政治家，更多來自于經濟學家。”“我們仔細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計劃機關要收集好多的信息，我想問一下，iPad沒生產出來的，怎么統計它的需求呢？”　　

他說他1983年下半年在開始準備碩士論文，研究價格改革的時候，“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的政府官員都認為正確的價格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政府也深信這一點，買了大型計算機，在1981年成立的國務院價格中心，找了50多位研究人員，全部的投入產出數據統計出來，算出投入產出表。確實有一點不可思議。因此，他當時就有結論：只要政府制定的價格不可能是價格。“我當時用了一個比喻，政府定的價格，類似于溫度計，即使定的時候溫度是合適的，今天室外零下八度，定完之后外邊的溫度怎么樣變化，溫度計本身是不變化的，已經沒有意義了。”　　

他說，今天也是這樣的問題。根據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好多人”（這個好多人當然主要指現行的政策制定者）認為我們對貨幣、就業、通貨膨脹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知道什么時候應該降低利率，什么時候提高利率。是那樣嗎？過去幾年的歷史，不僅是中國，全世界對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很無知。　　

只有誰才對全世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有知呢？“我花大量的時間思考這個問題。究竟一個正確的價格怎么樣形成？要真正解決中國價格問題，無論大調和小調都不能解決問題的，我當時提出一個思路，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怎么放價格呢？通過雙軌制的方式。”這個“知恥之人”說，“雙軌制”的思路其實很簡單，放，但是不可能一下子都放。將計劃指標固定下來，不再擴大，按照官價交易，計劃外全部放開，這就是雙軌。接下來的工作用各種各樣的措施，怎么樣使得計劃內的逐步消失，那是技術性的問題。“搞完這個以后，我自己還是比較興奮的，這篇文章應該在1984年4月21日寫的，84年6月發表在國務院經濟技術中心能源組的專家建議內部刊物上，大概在莫干山會議之前的4個多月。在莫干山會議之前，我有了第二稿，第二稿發表在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開的刊物。”　　

我們不去深究“雙軌制”對中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造成的“災難”，是張維迎出于無知還是無恥，只是說說雙軌制本身是否屬于他在演講中吹捧的老子“無為”思想。　　

他說，無知的情況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變應萬變，不要那么瞎折騰，一會兒看著經濟有問題了，大量放水，一會兒看著通貨膨脹來了，猛抽，這些都帶來巨大的代價。那么，他的“雙軌制”屬于“大量放水”還是“猛抽”呢？“地球人都知道”，雙軌制實質上是“猛抽”人民群眾的血汗，為中國第一批巨貪“放水”。時至今日，這股濁水仍然在沖擊著共和國的堤壩。　　

為了說明他的“老子”思想，他甚至以十九世紀科學家砍樹滅蚊蠅為例，認為“科學的進步同時有時候也會增加我們的無知”。再“看一下我們，這個問題更為嚴重。那么多的工程，這個工程那個工程，如創新工程一類的軟科學、硬科學。我們以為科學的創造，自主知識產權的開發，可以通過像工程師那么設計出來，本身就是一個無知的表現。”　　

他甚至說，所有的管理和制度都不應該被“設計”，解決體制問題的辦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們以為我們自己知道得很多，以為我們非常的聰明，我們實際上在花大量的時間，浪費在那些面對的問題沒有答案的方面。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究竟未來什么是核心的主導的產業。“回到老子的話，我們有病。”　　

怎樣治“病”？其實很簡單，只有市場經濟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人類的災難。“如果市場經濟可能有大躍進嗎？可能死那么多人？”市場經濟有貧富差距，但是在市場經濟情況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死人。這里問一下張先生：市場經濟真的沒有“大躍進”？無序的市場經濟制造的毒害食品、制造的下崗職工、制造的車禍、制造的“道德”、制造的假藥、制造的環境污染，奪走了多少生命？還有因貧富差距“被”跳樓、“被”自焚、“被”縫肛門、“被”剖腹自醫、“被”賣淫、“被”神經病、“被”服毒自殺的有多少人？　　

“市場經濟其實也減少好多的無知。在市場當中，知識、對未來判斷準確就決定輸贏。”那么，有些浙商“被”高利貸，他們跳樓是“輸贏”問題，而與死人無關？　　

他斷定市場經濟好就好在市場行為“不傷害別人”。“你在市場當中，謀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給別人創造價值，給消費者創造價值，要給客戶創造價值。”張維迎的哪一家市場是“首先要給別人創造價值”？美國的還是中國的？　　

既然一切“有為”的管理過程都屬于無知無恥，他用什么保證他自己的“有為”不屬于“無知無恥”呢？他說：“我怎么保證我說的不是由于自己的無知才這么講的呢？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不是自己說自己正確，需要競爭，需要思想的自由。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是哲學的還是宗教的，無論創始人多么偉大，無論在創造時多么正確，一旦變成壟斷的思想，就會助長無知和無恥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在政府對經濟調控特別是對房價調控初見成效時，在中央強調正確的指導思想時，他“及時”地站出來對政府調控行為大加指責，極力推崇無政府主義，反對科學思想一旦變成壟斷思想，這本身是不是“回到老子的話，我們有病”？　　

張維迎先生在演講中引進了他并不熟悉的哲學、邏輯學，本想說明“一切”的社會管理，特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管理過程都是無知無恥。而在論證中洋洋得意于自己的“雙軌制”發明，念念不忘對無政府主義的“有為”，所演繹的結果恰恰證明了老子的話：“我們有病”。這個病，就是張維迎首先挖的那個“無知無恥”的陷阱，第一個掉進陷阱的人偏偏是張維迎自己。因為他不僅是無知，更是那些“少數人”，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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