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火入魔的云南高院田成有,為何能帶著“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套套強奸97.61的民意?
刀鋒
云南高院副院長田成有對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殺19歲少女后又將3歲男孩活摔死一案的判決評論,如同激起千層浪,他的說法是:不能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人,殺人償命的陳舊觀點也要改改了。
此后,一份來自知名媒體的網絡民意調查顯示:97.61%的網民要求判處李昌奎死刑,1.39%的網民支持云南省高院判處死緩,1%的網友認為不好說。
2011年6月30日,田成有在面對媒體采訪時曾坦言“人們往往從結果上去主觀判斷是否‘公平’,……我們要通過修改樹立多元化的、正確的訴訟目的觀,摒除過去那種單純懲罰犯罪的觀念,樹立保障人權的觀念,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的共同發展。”(采訪田成有:注重刑訴法修改的程序正義與人權保障http://www.dffy.com/faxuejieti/ss/201106/23892_2.html)
一位正在深刻學習西方“注重程序是否正義輕視結果是否公正”理論和“保障違法者尤其是死刑犯人權保障”理論的地方高法副院長,將學習成果應用在實際中,倒也說得過去。但是西方就真的奉行“只要程序正義,即使結果絕對不公正也要機械的執行”的司法理念嗎?我倒認為,西方未必是機械的執行“程序正義”學說,而是我們國家司法體系某些起草者和執行者,是在借著取自西方的“程序正義”這本經書,肆意剝離“結果公正”的這個終極目標。
即使是在西方,任何一位執法者如果敢違背97.61的民意,或者對97.61的公眾對立,早就被趕下臺了,只有現在的中國會出現這樣的怪現象——一群貌似激進的已經走火入魔的司法改革者,冒著97.61的民眾的反對,肆意踐踏公眾的認知和感受,以“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為大旗,對殺害兩條人命者給予極大的法外施恩。
田成有身為地方高法的副院長,信奉“程序正義”的邪教也好,念叨著“保障人權”的歪論也罷,都是田某自己的事情,但是這個觀念不能帶到司法體系這個涉及所有公眾的政治環境中來,畢竟公共場合連大小便都是要禁止的,何況你田某要在公共的司法場合信邪教念歪論!
你田某倒是應該好好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你如此高調的善待一個極端惡劣的違法者,你有如何對待千千萬萬那的守法者?譬如你田某的父母?除非你田某的父母也全是違法者,所以才會讓一位地方高院副院長如此喪心病狂的維護犯罪分子利益。
附文:
是民眾不明真相還是法律不給民眾以真相——從云南與河北兩地法院判決死緩案例說開去
刀鋒
我們先看兩則案例描述:
1、1994年,王強父親王樹文因賭博被抓,為逃脫被警察槍擊誤傷致使截癱。法院認為,該警察當時違反槍支管理規定,案后積極參與營救,并同意支付17萬賠償款,與王家達成調解協議,判處其免予刑事處罰。王強覺得不公于2010年7月2日,再次為父親申請國家賠償,未被秦皇島中院受理,他連捅4名法官,致使兩人重傷,兩人輕傷,后扔下刀,被人押走。2011年6月27日,滄州中院一審判決:王強犯故意殺人罪,被判死緩。
2、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將曾經的女友王家飛掐暈后強奸并殺害,王家飛3歲的弟弟王家紅亦隨后被李昌奎倒提摔死在王家門前。李昌奎隨即逃離現場,并于潛逃數月后因走投無路在四川公安機關投案自首。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強奸罪判處李昌奎死刑。但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此案后,于2011年中發布終審判決,改判李昌奎死緩。
民眾通常有一個常規性認定,即國家的法律尤其是刑法應當完整并且統一,尤其是在死刑的認定和死緩的認定中,應當在中國國家領土、領海、領空范圍內執行同一判決標準。
但是,當我們在分析以上兩則同樣來源于司法系統的消息,不同的案由(金錢偏執與感情偏執)、不同的案情(現場被抓與潛逃數月后被迫投案)、不同的受害者(四名法官與兩名農民),不同的結果(四傷與兩死),卻得到一個相同的判決——死緩。
于此,民眾的感覺突然迷茫了,對法律的理解突然變得不明真相了。民眾對與“殺人償命”這個古語的理解是根深蒂固的,因為這四個字代表著中國文化自古所追求的“公正”理念,放到今天的司法語境下可以描述為:給予受害人完全相等價值的賠償。
但是在上述第一個案例中,犯罪分子傷害了4位法官,被判決為死緩,公眾所關注的是“死”而非“緩”,這個事實以及公眾關注點當然會強迫民眾認為傷害法官是“不殺人也要償命”(即使是“緩”的)的觀點;而在第二個案例中,犯罪分子殺害了兩位農民,由一審判決的死刑,改判為二審的死緩,公眾關注的是“緩”而非“死”,因為歷史證明這一“緩”就代表著永遠也不會執行死刑,這一事實又強迫民眾產生了“別說殺人,就是殺倆人都不用償命”的觀點。
可是,這兩個觀點是明顯對立的,完全不同的兩個案例結果(四傷與兩死),為何會形成兩個完全相同的判決,真相到底是什么?這一次,是民眾不明真相還是司法系統不給公眾以真相?抑或是云南與河北兩個法院中的某個法院故意混亂真相,趁便于中牟利?法院的判決核定標準為什么偏差如此之大,是法律的問題?是法院的問題?還是法官的問題?民眾太不明真相了,但民眾急于明白真相,誰又能將真相“歸還”于民眾?
有很多國家的政府認為:中國的群眾是世界上最善良最通情達理最易于管理的,因為中國人民信仰并最注重的只有兩個字——公正。其實這“公正”的訴求,是一個人類社會最低級的最起碼的基準,失去了公正的環境,人類社會就不能再稱為人類社會,因為這與動物世界的弱肉強食毫無差別,尖牙利爪是道理又何需公正?法官可以不明白這個道理、法院也可以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法律的起草者制定者應該明白這個道理,法律應該維護這個道理。企業家可以不明白這個道理,資本家可以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哲學家應該明白這個道理,政治家更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家,應當對中國人民之于“公正”的絕對訴求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對于中國人而言,公正中的“公”和“正”,就正是水分子中的兩個氫原子,而生命則是另外的那個氧原子,正是它們構成了人民之“水”。
中國人生命存在的意義就在于既公且正。這是人民告訴給法律的真相,法律又拿什么來告訴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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