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償命，天經地義。藥家鑫案已經蓋棺定論。但是，藥家鑫殺人動機卻沒有定論。精英們所說的激情殺人，彈鋼琴式殺人，因其荒謬而被公眾嗤之以鼻。而藥家鑫殺人動機究竟何在？我們實有探討的必要。

　　首先，我認為可以排除預謀殺人的動機。藥家鑫和張妙素不相識，往日無冤，近日無仇，藥家鑫開車撞上張妙不是預先策劃好的。而是因偶然的車禍引發的殺人案。有人提出，深夜里藥家鑫車上為什么有現成的管制刀具？這個問題我認為和預謀殺人是沒有關系的。質疑管制刀具的人可能并不了解經常上夜班者的生活狀態，對社會現實未能深入調查研究。據我所知，很多長期在深夜里上班或下班的人，手邊都帶有某些“家伙”。我看過某報紙夜班編輯在當地“百姓話題”欄目里寫的《手上多了一把刀子》，其中說道，因上下夜班時要步行通過一段較為偏僻的路，而且在這路上曾經遇上雜痞滋事，從此就隨身帶了一把刀子。至于是什么刀，水果刀還是管制刀具，文章中沒有說。反正是從此他給自己多了一個防身的手段。我認識的熟人中，上下夜班時不帶刀，因為帶刀容易被警方懷疑，他們帶別的東西。有人帶一根尺多長的鋼管，遇歹徒挑釁時足可抵擋一陣了。鋼管外用報紙纏裹，拿在手上也不會招來別人異樣的眼光。還有人隨身帶一把扳手，12吋的扳手，不大不小，冬秋季節揣進褲子口袋里不會被別人發現，如果與歹徒搏斗，其重量足可將其“鈍器擊打”致傷甚至致死。帶扳手有個好處，不會受到警方的干涉，這種常用工具在家里或單位上都可能用到，隨便找個理由就搪塞過去了。即使是女士，往往也要帶瓶可以“噴霧”的防身用品。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治安逼出來的，不必多說，人人都懂。藥家鑫隨車帶管制刀具這肯定不對，但是，夜間上下班的人隨身帶防身器物，這卻要讓警方來回答才對。讓我們的社會來回答才對。

　　然后我們來說車禍發生以后的事情。每當發生車禍，司機往往有兩種選擇，一是停車看看，適當采取措施。二是逃逸。藥家鑫撞上張妙發生在夜里11點多，如果藥家鑫選擇逃逸，以后的事就都不會發生了。從這一點上看，藥的品行還不算最壞。當藥下車發現張妙還活著，他又有兩種選擇，一是立即施救（打120急救電話，或者自己開車送張妙到就近醫院搶救），二是逃逸。但藥沒有立即施救。以常理推之，應該是醫療產業化阻擋了他施救的步伐。是利益與自私的齷齪考慮，阻擋了他立即施救的步伐。如果施救，且不說因交通肇事要承擔的刑事責任，光是巨大的醫療費，就可能讓藥家從小康變為窮光蛋，價值14萬元的車是保不住了，音樂學院還能不能繼續讀下去，都難說得很。而且，從此藥家甚至還要背上巨額債務。這種后果，即使沒有上過大學，凡是生活在當今的中國人都能夠預料得到，而且幾乎在一瞬間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弊得失。所以藥家鑫沒有選擇立即施救。但也失去了逃逸的機會，因為他發現身受重傷的張妙在努力記車號，在這一瞬間，殺人念頭就占了上風。殺機因此而起。

　　有人說，藥家鑫道德低下，品質惡劣。這話也不算錯。但道德的力量太脆弱了。以藥家鑫的道德水平，最多可以讓他在公交車上給老弱病殘讓個座，或者撿到100元錢交還失主。但是，在無數高官紛紛因腐敗落馬的今天，在社會道德大面積滑坡的今天，在普遍的禮崩樂壞的今天，讓一個在讀大學生在全家人成為窮光蛋甚至還要背負巨額債務，與僥幸逃脫不承擔任何責任的兩種選擇中，能夠主動選擇犧牲自己的前程還有家人的前程以完成道德的升華，那幾乎是不可能的。藥家鑫在一瞬間決定殺人滅口，既有個人的原因，更有時代的原因。我們可能都聽說過車禍中“壓傷不如壓死”的說法。這是醫療產業化投給時代的陰影。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是教育產業化殺死了張妙，是教育產業化殺死了藥家鑫”。現在我要說，也是醫療產業化殺死了張妙和藥家鑫。

　　按照犯罪學的理論，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人是很復雜的集合體，有些罪大惡極的人，也可能在一瞬間流露出不忍之心。有些平時一慣以品質高尚為人稱道的人，也會有邪惡的念頭發生。恩格斯說過：“人類來自動物這一點決定了人類難以擺脫獸性，只是在于擺脫得多些和少些的區別罷了。”關鍵在于人類社會的制度和體制。在好的制度之下，壞人想做壞事不容易。在不好的制度下，即使是好人也可能做壞事。本文不來爭論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也不來爭論藥家鑫算是壞人犯罪還是好人犯罪。這些都沒有實際意義。至于目前受到關注的藥家鑫的父親藥慶衛訴張顯名譽侵權案，我覺得更沒有意義了。本文要說的是，任何時期的犯罪現象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犯罪現象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因此，本文仍以昨天一篇文章的結尾為結尾：

　　借魯迅的話說：我們將上下以求索，用世界上最黑最黑的語言詛咒發明了“教育產業化”、“住房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的那些敗類。他們的后代將操最賤的生業，將會在最深最暗的坑道里匍匐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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