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6日的《光明日報》，文化周末的文薈欄目刊登了一篇署名寧新路寫的一篇題為《一位財政部長的兩份遺囑》，雖然全文占了整個版面，相當長，它題目很平易，沒有什么噱頭，但還是吸引我從頭到底認真讀完了，而且反復讀了幾遍。文章的主人公便是過世已十年的前財政部長吳波，他享年九十九歲。財政部長干什么的?是管錢袋子的，為國家、為共和國管錢袋子的。每年國家的收支是財政部安排的，他一輩子為國家過手的錢物，那真是一個天文數字了。他離開這個世界時，并沒有留下大額存款，因為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來幫助別人了，留給后人的僅有三萬元積蓄，這筆錢除了付喪葬費和兒子搬出公房等費用外，幾乎沒有什么剩余，那真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他一輩子過手那么多屬于國家的財富，卻沒有為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個人的財富，他立志讓自己子女們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文末標注作者為散文家，是《財政文學》的主編。寧新路之寧，與“認”字讀音相近，我想那么這路是正路，是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應該走的堂堂正正的大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欲橫流的今天，吳波能保持一輩子做一個革命的無產者之本色，更顯得難能可貴了。在我們黨那么多領導者中間，有幾個人能如他那樣始終保持革命的無產者本色啊!他不是靠嘴上說，而是一輩子身體力行。記得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曾經號召共產黨人，“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就是今天白求恩精神在共產黨人身上的真正體現。

　　吳波是年輕時投奔延安參加革命隊伍的，從那時起他便立志做一個革命的無產者。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進北京后擔任財政部副部長，是新中國第五任財政部長。他一生追求的便是做一個普通人，做一個無產者。作者在文中告訴我們，“他在晉察冀邊區當官時便不吃小灶，與大家排隊同吃一鍋飯，并把分配給他的坐騎馬匹送給傷員和最需要的人。到財政部當領導時，他仍然不吃小灶，與大家排隊同吃一鍋飯，并在高溫季節一再拒絕為辦公室配備電風扇等特殊待遇，和大家同熬酷暑。因他沒有官架子，大家很少叫他部長，而稱他吳老。他喜歡別人稱他吳老。”這是一種什么精神，這是共產黨人打破資產階級法權下等級制度的一種無產階級革命者見之于身體力行的徹底平等的精神。稱“吳老”，是對老人的尊敬，這里沒有等級關系。現在對領導的稱呼，皆為某書記，某部長，呼某同志已很少了，后來發展為稱老板，這本來是對資本家的稱呼，甚至大學生、研究生對自己指導老師背地里也以老板相稱呼，從流行稱呼的變化，也可以看到一個時代思想面貌的變化。看起來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在稱呼的背后隱藏著人與人相互關系的某種變化。

　　《毛澤東年譜》在1974年10月20日，記載毛主席在長沙對丹麥首相和鄧小平說：“中國現在還不行，不夠好。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以前(注：指舊社會)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的)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跟你們不同。”毛主席這段話的思想，無非是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所有制變更了，但是還存在貨幣和商品交換，商品交換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等價交換的經濟基礎上，八級工資是按勞分配的一種工資制度，這是按等量勞動分配等量產品，然而事實上各個人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有強弱的差別，有結婚的，有沒有結婚的，那么按等量勞動來分配，實際上是不平等的，還存在貧富之間的差別，他們之間在實際權利上仍然是不平等的。談到資產階級法權的概念，便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事實上不平等，它不僅表現在商品交換上，而且表現在社會生活包括政治層面的方方面面。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知道，資產階級所謂的普世價值，在本質上是非常虛偽和用來騙人的東西。故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規范下的等級制度，這是與舊社會、與資本主義制度差不多的東西。毛澤東講這番話的目的，是提醒人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要注意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要不斷地破除資產階級的等級觀念，作為共產黨人在思想觀念上要打破這種等級制度對自己的束縛，要平等待人，在人與人之間要打破一切高低貴賤之別，這樣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真正與工農大眾，與無產者站在一起。北宋初年，四川的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軍，曾提出過“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其實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提出的原始的軍事共產主義思想。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在根據地實施的“供給制”也是這種觀念的表現。然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我們不愿陷入空想主義，我們仍只能實現屬于資產階級法權范疇的等級工資制度，但必須在思想觀念上有清醒的認識。這可是毛主席先后給鄧小平、周恩來親口講的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最后的叮囑，這是在思想戰線上保持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的思想保障。吳波的思想觀念，及其處理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所堅持的正是這樣一種觀念，并且能身體力行，這是他最難能可貴的地方。這個觀念不僅表現在他處理與同事之間的相互關系上，還表現在家庭中處理與兒女的關系上。作者在文中告訴我們：

　　“他鼓勵4個兒子不在優越的京城工作生活而到艱苦地方安家落戶，3個兒子都安家落戶在了外地，且不準他兒孫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謀好處，也不準兒孫利用他的朋友、熟人關系為自己辦事情。”(朱按：要做到這一點真不容易，他那個財政部長的地位，有多少人想巴結他的兒孫以謀求自己的利益，本人便自嘆不如。他工作的性質決定他那個口子一開，后果便很難設想，問題不是出在他朋友和熟人身上，而是出在多少商人以及謀求升遷官職者身上。對他兒女如此關照，則是為了防止他們被拖下水的可能。)吳老的老戰友要把他在條件艱苦的甘肅甘南工作的大兒子吳本寧調到蘭州市，被吳老知道后攔住了，他說絕不能用自己的影響為兒子謀好處。曾在北大荒開拖拉機，后自己考上教師的兒子吳本立，被領導關照去香港進修，吳老聽到后給北大荒領導打電話取消了他的進修資格，進修名額給了其他教師。因為吳老了解到這是有領導對他兒子給了‘特殊關照’。清華大學畢業的三子吳威立，靠自己本事就業并成為干部，在單位變革尋找新去處時，財政部成立國資局，有好心人想把他調進來，也給吳老攔住了。不但把兒子攔住了，還交待所有兒孫，在他在職、退休和去世后，不準到財政部辦私事。他的兒孫從他當部長到退休、去世至今，沒有人進過財政部的門，更沒有找財政部的人辦過任何事情。吳老當財政部長一場，他的兒孫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農民，沒有一個在求職、上學、升職等事沾上他這個‘大官’的‘光’。”

　　要做到這些真不容易啊!需要他自己堅守，而且是一輩子堅守，還要他兒孫輩的理解和尊重他的意愿，他四個子女中，沒有一個經商下海的，他自己堅持無產者一輩子，也讓兒孫們守住無產者的地位，這才是真正共產黨人立身行事的準則，這才是真正共產黨人的靈魂。堅決與工農大眾生活在一起，這才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和傳統。這當然不是說干部的子女便不能做領導工作，而是應如工農子弟一樣經過歷練，根據個人的才德和國家工作崗位的需要，而不是單憑父蔭去走上領導崗位。下面我們再看他的行事，作者告訴我們：

　　“他的部長用車，從不讓妻子和兒孫使用，即使老伴生病上醫院或落戶西北甘南與北大荒的兒子遠道來北京看他，即使小車司機如何求情也不讓車接送，由他們自己來回打車。他當財政部長期間，多次坐車路過老家安徽也從不停留，他生怕親情、友情與他財政部長職務沾上關系。安排他去黃山療養，安徽省政府的小車接送他，他讓秘書從他工資中支付了全程汽油費。下基層調研，不要多余的陪同，也不坐專車，與大家坐大巴去，拒絕超標準接待，吃飯付餐費。有的地方接待執意上了鮑魚海參等高檔菜，他就按時價付錢，在北京時也同樣。他的工資讓秘書管著，付餐費等開支，隨離隨付，從不耽誤。付餐費，是他當財政部長時的習慣，哪次也沒馬虎過。吳老帶財政部司長和秘書去上海等地出差，他嫌套間太貴，退了套間和秘書住單間，其他人也是兩人住一間。出差不住套房住標準間，從他當部長直到離休沒變過。哪怕是帶老伴到闊別幾十年的延安，也退了套間住標間。即使帶著老伴回老家，他也不因此破例。那年已是七十多歲的吳老，唯一一次帶年邁的老伴回安徽宣城老家探親，他不要專車，不打擾地方同志，自己買車票坐長途客車回家，回到老家自己掏錢住旅館。”

　　“他不愿享受特殊補助，他把‘文革’后給他的平反補助費和后來部長正常待遇的保姆補助費，全部交了黨費，且常年拿出自己工資接濟有困難的人，每月一半工資幫助了有困難的人。”

　　“他不收禮品，也定下家規要求家人不得在任何情況下收受任何禮品，他和家人對送上門的禮品一概拒收并客氣地退還，退不了的食品就按價折合退錢，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禮這一習慣，吳老堅守了一生。”

　　從上述這些記載，吳老一生無論在持家還是在行事上，都能光明磊落，公私分明，在位處理政務時，他能堅持原則，在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1980年，趙紫陽接任總理時，吳波是唯一對趙紫陽主張分灶吃飯、分級包干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他當時說財政分灶吃飯，我舉雙手贊成，毛主席在的時候，就提出過要學美國的做法，不要什么事情都由中央包下來，要讓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權。但分級包干我認為有問題，這實際上等于取消了中央預算，能包下來固然可以，如果地方包不下來，還得中央來管，中央的負擔太重了。(按：吳波的意見是對的，如養老金的問題，要地方包干，現在有的地方如黑龍江就有缺口了，有的地方有積余，如上海、廣州等。如果有余缺調劑，那就觸及地方利益的相互關系。)當時趙紫陽爭論不過他，吳波會后寫了一份辭呈，但考慮他的影響，還是一步步退下來。丁寧寧同志是秘書，當時要給秘書長送文件，所以知道這件事，故丁寧寧覺得應為這樣的好人立此存照。在這個問題上，吳波的意見是正確的，既然領導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他還是堅持原則，寧可不做官，要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他退職離休回家時仍如此堅持黨性原則，這堅守一時還容易，一輩子堅守那就很不容易了。不僅在大處堅守黨紀國法，而且在生活細節上也循規蹈矩，一絲一毫也不懈怠自己。不僅在工作上是如此，在個人生活上也如此，而且在常人看來，有一點近乎苛刻了。因為他的職務要求他必須如此，才能守住共和國的錢袋子，稍一松懈，子孫受益亦有限，受損的是共和國的財政上出現漏洞，那個損失可就難以計量了。作為對比，最近一年多來在反腐斗爭中，許多領導干部的缺口，往往是從持家不嚴上打開的。《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11日，第七版有一篇綜合報道，題目便是“那些貪腐父子兵”，文中講到：“據媒體此前統計，在近年的腐敗案中，至少有28起家族腐敗，而父子聯手貪腐更是其中最為常見的情況，占六成以上。它的表現便是‘當權者父親利用手中職權為兒子安排工作，通過兒子收受第三方的賄賂，通過兒子與商人勾結形成利益集團。”有父子同朝為官者，如2012年8月，安徽宣城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宿州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張治淮死緩，其子是其屬下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的局長，被判無期。這是父子聯手的貪腐集團。另一種情況是父與子一官一商，或者父親通過兒子收受賄賂。如湖南省農業廳原廳長程海波受賄案，程海波一審被判死緩，而其子程高因受賄罪被判有期徒刑九年。當然家族腐敗也有兩種情況，有的本人不知情，是其配偶與子女背著他接受賄賂的，也有因自己出面不方便而故意讓子女出面的，這種情況的腐敗更加嚴重。上面所舉兩個案子，還是在安徽和湖南的地方行政干部，在中央部管的干部情況就不一樣了，最典型的案例是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與其子劉德成父子倆的貪腐案，劉鐵男在國家發改委系統工作近三十年，2013年落馬前的職務是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他手上這枝筆可以批多大的項目啊!能源項目的規模有多大啊!所以他自然成為商人們追逐的對象，從哪兒下手?自然就從其配偶和兒子下手，只要劉鐵男對商人說一聲帶一帶他兒子劉德成，商人們便求之不得。劉鐵男的兒子劉德成十八歲離開父親，前往加拿大求學，在此期間，無論轉學還是生活上的事，總有商人為其提供各種方便，中金公司的董事長孫永根便是劉鐵男在2005年上半年托他“好好帶帶他”的人，這個他便是指其兒子劉德成。劉德成與其母親郭靜華在加拿大，還是由商人收購的加拿大綠色資源公司的董事，這個商人是套取銀行資金收購加拿大公司的，通過劉德成與劉鐵男發生關系的有四家公司，由兒子成立公司來收受賄賂，法院最終認定劉鐵男受賄金額達3558萬余元，發改委系統在全國范圍成為腐敗貪污的高發區，為什么?因為是財權高度集中的場所。故在國家重要崗位上，手握重大財權的官員貪腐造成的社會影響非常嚴重。把吳波與劉鐵男相比，同在國家如此重要的崗位上，那就是天壤之別了。吳波是真正的無產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劉鐵男便是官僚資產階級分子。這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且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的根本問題，在劉鐵男身上還不是階級斗爭活生生的反映嘛!依法治國，這個法就是國家權力的體現，它有鮮明的階級性。對于這類大事，我們不能就事論事，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個本質就是一場生動的階級斗爭。中國一句老話，知子莫若父，反之，在兒孫身上也可以看到他父祖輩如何為人的影子，自己身正，影子怎么會斜呢?兒孫的問題，父祖輩也有責任，為父祖者怎么沒有約束好自己的子孫呢?《三字經》中就說到“養不教，父之過”，回首看看吳波是怎么約束自己兒孫的，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終不能魂不守舍吧。再從為子之道講，也應該為老一輩人著想一下，《論語·學而》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觀其行，指觀其行事之方寸無改于父之道。總不能把父親在位時的地位、榮譽和各種社會聯系作為自己謀利的社會資本吧，這樣的社會資本，在性質上便轉化為官僚資本了。說得通俗一點，便是拿著父祖輩的牌位到處去招搖撞騙，這是傷害國家的榮譽來謀取個人一時的私利，這不僅坑害了父祖輩的名聲，也坑害了自己，最終葬送的是自己一輩子的前途。財政部長吳波能守住做一輩子革命的無產者的宗旨，也得有他兒孫們守得住老人的家規家法，清清白白地做人。為父祖保持他們的節操，為兒孫者也應該有如此的責任，這也是為人不可或缺的宗旨，總不能一頭往錢眼中鉆吧。吳波與劉鐵男，二人都是部級干部，他們二人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便有天壤之別。

　　有的報刊統計，中央紀委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干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有68人，其中已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30人，這兩年查處的大案要案，特別是如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蘇榮、令計劃等案件，令人足夠觸目驚心，如果分析一下他們犯案的狀況，，幾乎都與其配偶和子女有密切關系。薄熙來案與其配偶行事有關，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的案發，幾乎都與其兒女有關。當年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何嘗不是與放縱葉群與林立果陰謀活動有密切關系呢。對于黨的高層領導干部而言，如何管束好自己的親屬和子女，也是必須跨過的一個坎，過不了這個坎，說不定還有身敗名裂的危險。《中國經濟周刊》的一篇反腐報道中，就講到高官落馬，地產商陪綁的事。截止去年10月28日，共有53名各省部級以上高官被查處，其中便有30名與開發商有牽連，占比60%。比如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楊剛，在擔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期間，曾有多家地產商對其進行商業賄賂，2013年楊剛被調查前后，已有10名地產商相繼被調查。原南京市委書記季建業與楊衛澤先后落馬，還不都與地產商相關，這幾乎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十五萬億土地出讓金的審計，或許還有更多的問題被暴露。隨著反腐倡廉的深入，那么多反面的案例，正反襯了財政部長吳波嚴于治家、治身，一輩子潔身自好的珍貴了。《禮記·大學》講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故為人要從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做起，修身齊家是關鍵，過了這個關，才能談得上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這里的平天下是指個人明白如何使自己的德行成為天下之表率，共產黨人就是要真正以自己的德行作為天下之表率。吳波作為國家的財政部長，立志終生做一個革命的無產者，便是從自己正心誠意也就是立志做起，然后是修身，擺正自己的位置，堅持黨性原則，決不妥協，在公私關系上做到公私分明。再是齊家，便是約束好自己的子孫。唯其如此，才能管好國家的錢袋子，也就是踐行治國的使命，從而為天下之表率。如果連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功夫都做不好，那么即使在國家領導人的崗位上，治國平天下的使命對他而言，也只是一句空話罷了。做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下，一定要“魂兮歸來”，千萬不能被金錢的大潮沖得失魂落魄。魂是一個人得陽剛之氣，如若游魂離去人身，那人就變成鬼了，這就是落魄的結局。讀一下落馬高官們的悔過書，便可以知道什么是落魄的結局，到那時悔之晚矣。

　　《一位財政部長的兩份遺囑》這篇還文章告訴我們：

　　“吳老年輕時代追求真理執著而不舍，在舊軍閥部隊里，幾次寧可丟掉飯碗，也不以邪惡為友，不以人民為敵;主持湖南賑災，在隨時會喪命的危險里，與貪官污吏智斗，使賑災糧款免遭貪污，拯救了數萬災民;端著國民黨政府陜西公路局長的飯碗，卻為延安和共產黨做事，營救了大批紅軍西路軍。后來，他干脆放棄官祿，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隊伍。”

　　他這樣的出身，在歷次運動中自然會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審查，他幾次被錯誤關押、審查和批斗，蒙受巨大的委屈，卻不怨恨組織和他人，恢復財政部長職務后，從沒報復曾陷害他、打擊過他的人。他曾經被樹立為新中國“模范部長”，雖有升遷機會，但他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輕化時，把財政部長職位主動讓給年輕有為的副部長王炳乾，為老干部主動讓賢立了標桿。領導職務只是為人民服務的需要，它不是個人謀取名利和仕途的踏腳石啊!“仕途”可是封建時代的一個舊名詞，這個名詞的背后，實際上是升官發財那個舊觀念，它與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風馬牛不相及。

　　吳波離休以后，做的兩件最妙又最絕的事，便是他立了二份遺囑。吳老在他85歲病重住院時，便考慮如何立遺囑的事了。出院后的一天，吳波讓自己的三子吳威立和秘書王沈京等人一起張羅立遺囑的事，他開了一個家庭會議，請幾個秘書一起商量做立遺囑的見證人。吳老提出他去世以后，房子交回財政部，家庭成員一致同意。于是由他口述，讓兒子吳威立記錄，留下了這份遺囑，并把遺囑送交財政部。今錄其文于下：

　　遺囑

　　我參加革命成為一個無產者，從沒有想過購置私產留給后代。因此，我決定不購買財政部分配給我的萬壽路西街甲11號院4號樓1101、1103兩單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過世后，這兩單元住房立即歸還財政部。我的子女他們均已由自己所屬的工作單位購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繼續占用或承租這兩單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義向財政部謀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從簡，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火化后骨灰就地處理不予保留。

　　立遺囑人：吳 波

　　見證人：王沈京、梁志義

　　家屬：吳本寧、裘企陽、吳威立、吳本立

　　2000年10月9日

　　吳波立了這份遺囑以后，過了二年，他仍不放心，他還給當時的財政部長項懷誠寫了一封信，這便是他的第二份遺囑，是寫給組織上的。今錄其文于下：

　　懷誠同志：

　　我的后事請按我的遺囑辦理，一切從簡。

　　我在遺囑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財政部伸手，也請部里不要因為我再給他們任何照顧。在我老伴邸力過世后，我的住房必須立即交還財政部。財政部也不要另外給他們安排、借用或租賃財政部的其他房屋。他們有什么困難，由他們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單位解決。

　　我指定我的三子吳威立做我的遺囑執行人，由他負責和財政部聯系。

　　順致問候

　　吳 波

　　2003年1月26日

　　2005年2月20日，吳老平靜地走完了99年的人生，2月25日上午，家人在八寶山送走了吳老，就在那個時候，他的家人召集了家庭會議，形成一份《家庭會議紀要》，將老人遺囑逐條逐人落實下去，由吳威立寫了一份《交房申請》，由吳老的秘書送達財政部，表示父親交房是個人的意愿，不是國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不要宣揚。我們兄弟都已買下了本單位分配的住房，代父親上交這兩套房，是出于子女們對父親的尊重，完成他的遺愿。

　　這兩套房子，如果出售的話，至少能賣近千萬，當然這不是提倡大家都這樣做。吳老這樣做，體現了作為真正革命的無產者光輝的榜樣。說實在話，房產是現在老人留給后代最大的一筆遺產了，現在多少家庭在老人過世前后都眼巴巴地盯著老人的房產，兄弟和親友之間，為了爭奪老人留下的房產，為了遺產繼承鬧得兄弟和親友反目，甚至鬧到法院打官司，把親情和友情都拋棄了。

　　比照吳老的一身行事，我自嘆不如，相差距離甚遠，也不是要求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如此，然而吳波仍然是我們景仰和學習的榜樣。在反腐倡廉不斷深入的今天，有這么一份難得的正面教材，值得人們，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們作為學習和對照自己言行的一面鏡子，在思想境界上找差距，如何幫助自己放下包袱，輕裝前進。要懂得權勢和財富都不是永恒的，為人的精神卻刻在你每一步行走的足跡上。所以作為共產黨人，還是應該“魂兮歸來”，這是司馬遷所言屈原寫的《招魂》中的一句話，全文太長，這里只引其中幾句，其中有言：“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譯成語體文，大意謂：“魂啊，你回家吧!西方可不是極樂世界，那兒飛沙走石一千里會傷害你的。……回來吧，回家吧!何必在那兒受人威脅遭賊陷害呢!”這個西方的賊害放到今天應該是指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精神，不是具體指稱哪個地區哪個人。我們共產黨人還是應該努力爭取如吳波那樣一輩子為人行事，才是改革開放這個新時代條件下共產黨人之魂，中華民族之魂!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都可能有不足之處，無論你過去曾經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在今后要做什么樣的人，要走什么樣的道路，個人都有重新選擇的自由，在選擇的時候，也應該認真思考一下，這個選擇對你今天和以后的處境究竟會意味著什么，不管過去曾經做過什么，至少在為人的方向上，你應該要有“而今邁步從頭越”那種緊迫的信心和決心，有了這一點，并且作了努力，那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當一個人去世以后，在與他告別的儀式上，人們送他花圈或挽聯時，往往少不了“永垂不朽”這幾個字，如果仔細想一下，當一個人的肉體因解體而離開這個世界時，能留下來為人懷念的究竟是什么?是他曾經擁有的億萬財富和金銀財寶嗎?是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嗎?也許這些東西都會與他遺體在火化爐的大煙囪頂端噴出的煙霧一般，最終灰飛煙滅。真正能永垂不朽的是他在世時為人的高尚精神，如吳波那樣，雖然他已離開我們十年了，還有人會懷念他崇高的無產者之革命精神，而不是報端有時還能見到的那種對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那些文人雅士之間家長里短的瑣細之事吧。當然青菜蘿卜各有所好，也不必強求一致，這也能顯示各種人不同的思想境界，這個世界的生活畢竟是各色人等多元而又多樣化的，但終還有貴賤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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